序

这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从2011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有关全球史、区域史和国别史问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原本，三次会议中，一共发表了四十五篇论文，但在编选论文集的时候，经与日文版编选者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英文版编选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商量，大家一致同意，论文集为了凸显明确主题，有必要进行遴选，因此，收录在本书里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各五篇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按照学者国别来编排，而是按照内容来分类，因此，在“全球史/世界史”这个大主题下，勉强给这十五篇论文分了五个彼此相关的专题，一是“总论：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之关系”（葛兆光、艾尔曼、羽田正三篇），二是“作为区域：何为东亚与中国”（董少新、王振忠两篇），三是“在全球史与区域史视野中：观念、哲学与文学”（Federico Marcon、中岛隆博、大木康三篇），四是“交错与关联：东亚诸国的历史研究”（马场纪寿、Tineke D'Haeseleer、王鑫磊、古柏［Paize Keulemans］、Sheldon Garon五篇），五是“全球史研究与大学国际化：现状与思考”（顾云深、佐藤仁两篇）。我们希望这个论文集，能够多少呈现三校学者对于全球史/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的一些思考，也能够呈现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对于全球史/世界史这门学问，虽然有不同视角但还抱共同愿望的现状。

尽管我们三个研究院系的研究领域，基本上都包括历史特别是亚洲史，但是，由于合作的三个大学，分属于三个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参加的学者专业兴趣和研究领域也不尽相同，因此，如何找到一个彼此都感兴趣的共同话题，让讨论既有聚焦点，又有讨论的空间，就成了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还好，当时的策划者之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羽田正教授正在研究“新的世界史”，另外一位策划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艾尔曼教授，又很赞成全球史的研究，他本人也参加过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这部在美国很受欢迎的全球史教材的撰写，我本人则对这种席卷世界的全球史研究和撰写，始终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都很高兴地选择了“全球史/世界史”的话题，作为我们连续三年合作会议的主题。

关于“全球史/世界史”的意义，有一种说法非常有力量，这就是：在全球化越来越不可阻挡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应当作好成为“世界公民”的准备，要当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就应当对全球的历史，特别是全球彼此联系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这就好像在中国曾经流行的一个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当然这里要把关于未来的“梦想”，改成关于过去的“历史”。羽田正教授的著作《新しいの世界史へ》（东京：岩波书店，2011年），副标题就是“为了地球市民（与世界公民一个意思）的构想”，他在《本书的主张》一节中说，每个人都有很多认同，比如，他（她）是某个家族成员，是某个县市、某个公司或某个学校的成员，是某个国家的国民，但是，如今他（她）一定要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地球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为了提高地球市民的归属意识，关于地球社会的历史就是非常必要的”（第201页）。而艾尔曼教授参加编著的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08）第二版的Preface里面也说：世界史应当是全球史（world history is glob-al history），应当涉及各个伟大文明而不只是一个文明，全球史教材就应当让学生对这一点加以关注，并且建立自觉的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的意识（第31页）。为什么？因为要让现在的大学生们在历史学习中，逐渐跨越宗教、政治、文化的边界，让世界成为一个世界。

这种理由，恐怕没有谁会反对。我自己虽然强调在全球史/世界史的潮流中，由于当下国家政治的强大制约和始终存在，“国别史”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赞成“全球史/世界史”的研究和撰写。很多人都说，理想的全球史/世界史，应当既像“满天星斗”，又像“撞击台球”，既涵盖各个角落，又呈现彼此相关。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写出一部这样的全球史？它不只是“满天星斗”，把各国国别史简单相加，而且还是“撞击台球”，通过迁徙、贸易、战争、传播，把知识、信仰、生活、政治等等串联起来，使得这个历史像一个画面宏大的电影，而不是单张呈现的照片。被誉为开创性的全球史著作，即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其实，也只能选取几个明显流动的“点”，来串联那个蔓延的“面”。因此，在第一次东京大学召开的讨论会上，我就说，我赞成全球史/世界史的写作，担心的只是处理全球史的时候，会面临三个困难：一是全球史是否有很好的章节编排和贯穿脉络，使它可以真正有效地“涵盖”足够重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二是全球史真的能够做到“全知全能”和“不偏不倚”吗？以什么价值标准来选择应当书写的事件、人物和现象？三是全球史需要区域史和国别史的支持吗？他如何与区域史、国别史相联系与相区别？

这些困难是绕不过去的。其中特别是，“全球史”涉及的人物、事件、现象过于复杂，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全面把握。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即兼顾各种复杂历史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眼光”，即站在什么立场观看历史变化的问题。美国近代世界史家L. S. Stavrianos曾经提出，世界史要以历史事件的“世界性”为取舍标准，即有全球影响的（movements of world wide in-fluence），才可以写入历史。这当然很理想，可是，每个历史撰写者对同一个世界的历史现象，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尺度，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世界性的事件”呢？2010年，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评论那本《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时说，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那么，“郑和下西洋”可能会取代达伽马和哥伦布，在有关世界的历史著作中占据重要篇章，可是，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历史学家，对这种历史论述能够接受吗？

当然，这绝不是取消“全球史/世界史”的理由，相反，问题和困难恰恰提供了三个学校的学者彼此讨论的起点和基础。因此，从第一届在东京大学召开的“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到第二届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到第三届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复数的世界：从中国、日本和美国不同角度看全球史”。在这些步步递进的标题上，各位读者也许能够看到，我们正在努力思索区域史、国别史以及世界史/全球史之间复杂的关系，既承认各个国家历史学家观察世界的差异，又努力寻找彼此相容的共识，而且还希望从理论、方法到形式上，探索一个可能的理想型全球史/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