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78—2016）

学生是近代中国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不断裂变中的举足轻重的因子。学生因新知而启蒙，在重大历史关头，无论是辛亥、五四还是大革命等，国家的变革总是闪烁着学生的身影，他们的静默课堂、走上街头的形象，总是一页页地与历史转动的痕迹相联系，其对历史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力贯穿了近代中国全程。对于学生史研究的关注，也随着学界对近代社会、学生地位与作用等不同的认知而发生着变化。总体来说，1978—2016年学界对于学生史的研究，可以用“转承璧合”来概括。“转承”是指这近四十年的学生史研究，是延续了前辈治学的经验；“璧合”则指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来，学生史研究越来越注重跨学科、多视野的研究方法，注重西方史学、社会学等给予的启迪并进行适度的创新。

从学生群体的出现到1949年，谈论学生问题的期刊著作很多，专门研究学生史的学术论述很少。1949年后，对学生史的关注主要是受革命史观的影响，对学生的研究常置于单一的爱国情绪。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学生史的研究还属于比较冷僻的话题，学生史作为革命史的附庸，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作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学生史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关注，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从宏大历史叙事向中观和微观历史叙事转变的一个明证。从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学术界对学生界的关注一直不断，这个二十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9年，主要是在摆脱革命史的窠臼，从学生群体自身研究出发，关注学生主体本身，关注留学生等特殊群体，以桑兵、王奇生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6年，最近的十多年是以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为牵引，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具体而全面的立体历史之中。

（一）1978—1999：学生史研究摆脱革命史窠臼，注重研究对象本体

1978年至1999年的二十年，是学生史研究开始发力的二十年，在这个二十年里，桑兵和王奇生的研究，较好地表现了对学生本体的研究。而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史研究，则表明研究还是局限于学生群体中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研究，在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以历史学特别是考据学的方法，以具体的史料来反映问题本身。

这个阶段学生史研究的特点主要是隐身在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之中，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在教育史、学校史研究中时有体现。论文方面程斯辉《对“五四”时期教育的反思》〔《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易慧清《“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东北师大学报》, 1989年第3期）、黄新宪《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4期〕等都是该类模式的体现。著作方面《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9年）, 《上海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1995年）、施惠群《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还是将学生史的研究作为革命史的一种范式，这期间的刘定一《一二·九—七·七在北京》（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1945—1949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尚不能脱离革命史范式的窠臼。（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秩序与意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美）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些海外学者以及一些新生代的学者如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等人著作，在思想和体例上有很大的创新，对于之前的研究来说，往往能够散发出一些反思的新意。

在这二十年的学生史研究中，留学生群体成为学生史研究最受关注的热点，这与留学生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有关，也与史学研究的精英史观有关。论文方面如王奇生《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何扬鸣《论浙江留日学生》（《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张至皋《四川青年学生与留法勤工俭学》（《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潘君祥《从爱国主义到探索马克思主义——我国近代留学生爱国思想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冯玉荣《留日学生运动与辛亥革命》（《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徐行《中共第一代留欧生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不同时期、国别留学生的思想、行为及其生活状态。著作方面，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留学生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近二十年以来常为学界提及和引用。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王奇生另一部著作《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也对留学生的贡献与作用展开论述。

从阶层角度对学生史的探索。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从社团的联系与活动开展角度，论述了新知识界的成长。《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则从文化分层与西学引进着手，详述学生参与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程。在这些著作中，桑兵的史料考据功力立显，学生的各个层面的内容分布全书。桑兵著作的特色，多是从细碎的史料着手，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处透露出学生的状态。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对于知识分子的解读，都是该时期研究中具有较高启发性的作品，与学生史研究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二）2000—2016：学生史研究被置于立体历史之中

从2000年至2016年的十多年，进入了多种学科参与学生史研究的新阶段。教育学、社会学以及西方新史学的传播，都大大触及了该时期学生史的研究。如果说前二十年还常常是学者单打独斗状态的话，后十年的研究则体现了学院派和学术门阀的特点。以丁钢、周洪宇等人为中心的学院派，他们所带的一批硕士、博士学术论文均以某一类型的教育史（学生史）为中心，进行团队研究。如丁钢的教育叙事研究、周洪宇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都有效地丰富和推动了学生史研究。学生史的研究从以往的革命史、思想史为代表的考据史学，逐步转向为关注普通学生、以生活为导向的呈现史学。

丁钢主编的《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五卷本，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是我国第一套以教育叙事研究中国教育与社会历史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方法论方面，丁钢教授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以教育叙事的方式，为学生史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支撑。该书通过对西方叙事理论和方法的梳理，提出把教育叙事的理论建立在教育叙事与日常教育实践关系的基础上，探究方法论意义，为教育叙事探究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基础。许美德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以口述史的方式，展现了11位教育家的成长历程与社会生活。孙崇文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重点研究了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基督教大学生的生活。王枬《教师印迹：课堂生活的叙事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通过现场观察和田野调查，以叙事的手法解读了教师在课堂生活之后所展现的文化内容。张素玲《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20世纪初期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她们在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描述，展现那个时代女大学生的风采。可以看出，尽管研究主题各有侧重，但是在研究价值取向等环节上，都与学生史研究是不谋而合的。

教育活动史学派的奠基性理论著作是周洪宇的《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在强调教育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同时，在研究方式上注重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周洪宇、刘训华的《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是国内第一部教育生活史的研究专著，系统阐述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在论述这一新的研究取向与叙述体系，力求理论与实际结合、人物与生活结合、整体与局部结合。

教师的生活状态和学生也是密不可分的，相对于学生群体研究的短暂性，学界多是对教师群体的研究更显兴趣。刘云杉《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3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通过对清末转型之际山西塾师刘大鹏的个体研究，着力表现新旧时代一位普通塾师的生活状态与心路历程。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关注了塾师这一中国传统式教师阶层的消失问题。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生史研究的多维特征

多学科参与的特点，是近十多年来学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学生史研究被置于一个立体的多视角历史研究之中。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来推进学生史的研究。

思想史方面，瞿骏《“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再思——以“转型时代”（1895—1925）学生生活史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将学生活动与学生运动以生活史的方式进行了有效的串联，赋予学生史研究新的意义。《辛亥革命与日常生活——以学堂学生与城市民众为例》（《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则从革命叙事的角度，比较了革命对于学生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思想史对学生史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则要数许纪霖，许纪霖作为国内知识分子研究的著名学者，研究内容大量与学生史相关。《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大时代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另一种理想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读书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都能够从中看到学生的追求理想的身影，以及在特定年代里学生的生存状态。其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解，都可以从学生的角色找到原型。

人类学方面，司洪昌的《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无疑是另一类型的代表，该著作总体感觉是小题能够大作，通过现实与历史的相互构境，将研究者“我”自然的带入到研究过程中。在采用大量乡土口述史材料的同时，又借用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叙事的表现形式，表现了一个农村学子对于乡村教育变迁的宏大历史思考，这一点很值得学习。

生活史方面，刘训华的《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是学生史“大转局”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宏观角度论述近代学生生活史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大转局”的概念，并将学生生活置于近代历史大转局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以1901—1949年的近代学生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学生的口述与回忆资料，展示了近代大转局时期学生生活的生动图景，分析了近代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参与作用，考察了近代学生群体的学校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与时代观感，为我国近代学生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文本。刘京京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全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呈现民国中学生的生活样态，力图实现以小见大，管窥整体教育状况的效果。

教育史方面，施扣柱《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是一本明确以“学生生活”为标题的著作。该书以1843年上海开埠至1950年代100多年间上海城市社会中的学生群体生活为研究对象，叙述了以高、中等学校为主体的近代新式学堂学生的常态生活，包括以学为主的学业生活、从强迫到比较自觉的体育生活、富于情趣的日常生活等，同时探讨了乱世背景下平民子弟、外来子弟在上海学校中的生存状态。该书采取以事记人与以人记事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力图在人、事交织的历史经纬中寻求近代上海学生生活的历史图景。

事件史方面，近代社会是个政治的社会，研究者对于近代学生的政治事件关注颇多。学生校外政治事件，学潮是一个中心。研究者多从事件史叙述的角度，对政府控制、引导、处理、效果进行分析。严海建《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研究了北平当局与国民政府在处理国统区学潮上的态度与分歧，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同样将着眼点放在国统区的学潮上，认为对学潮的处理显现出国民党人心涣散、离心离德的景象。贺江枫《疏导与制裁的困境——国民党北平当局的“五·二〇”学潮对策研究》（《史林》,2010年第3期）从政府不同利益主体的对策主张出发，意在说明学潮处理受到派系政治的掣肘，在现实执行中逐步异化。

学生与政府的关系成为新近的关注点。于杨、孔繁岭《留日学生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及对中日政策的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主要分析了留日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所占的重要分量，及在对日关系方面的政治参与、决策与影响。学生对于社会的改造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方面，尚季芳的《民国时期的陕西旅京学生与陕西社会——以<秦钟>、<共进>杂志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探讨学生以期刊为阵地，向家乡输入新思想，力图唤起民众自觉意识，改善社会落后面貌和推动社会风气开化，研究对象就是学生校外政治参与的一个独特方式。

心理史方面。刘云杉《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教师角色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对教师角色变迁的叙述中，善于从研究对象本身的视角出发，能够从较为单一的史料来源中挖掘出多样色彩，如对《退想斋日记》史料的把握，以一个读书人的生命实践来表达一个时代读书人的落魄人生。对于学在民间、乡村教育等叙述，明显加入了对于政治和现实教育的评判。还将一些问题的论述放在了注释部分，将现实问题与历史相联系，使得充满论述性的篇幅超大的注释成了行文的一大亮点。刘云杉的另一部著作《学校生活社会学》在语言表现形式、研究技巧方面均有一定的创新，她对日常生活的史料处理，也表现了学生史研究的某种特点。

教师史、教科书等方面对学生史的启发。蒋纯焦的《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紧扣塾师这一研究对象，以纵向的历史段落表现不同时期塾师的生存面貌。在史料及表现形式上，对文学、史学、研究成果等兼容并蓄。在群体中抽取了部分知名的塾师进行描写，其中不乏对教师活动史的表述，增强了所述对象学术生动性，同时也在寻求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诠释。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从微观视角表现了以教科书作为新式学生教学内容的现代启蒙，在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现代伦理等方面给予学生的巨大启蒙，并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塑造近代国民新式世界观的努力。这些同样对学生史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四）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对学生史的启发与借鉴

国内学者的多部著作对学生史研究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在写作方式上，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引子——早茶》更是市民生活史的生动写照，它的表现效果更接近理想中的生活史情境再现，对于学生史、学生生活史的细节表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另外许纪霖主编的《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艾恺的《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史学感悟，包括对“现代性”“超越世界”“知识人社会”“群体意识”“叙事伦理学”等概念的阐释，都会对学生史的研究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

国外学术界对于学生史研究的借鉴与启发。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涉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等学生的生活状况。（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则给予留学生研究一个全新的视野，包括对留学生生活方面的描述。这两部著作给人非常细腻的学术感觉。（美）魏定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将北大的建立和发展放在中国政治文化尤其是20世纪早期北京政治文化冲突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是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它的体例可以为学生史研究向微观发展提供借鉴。

将自己的主体性放进史料中，通过活动场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力求以一种雅俗共赏的语言表现出学生生活的“现代性”与历史分析的深度。由此想到《19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在运用史料和前人历史观点的同时，能够将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感悟犀利地带进历史现场，从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历史感，并且它的分析有更接近历史的说服力和自信心，这是学生史值得借鉴的内容之一。要注重把握学生生活中独具时代特征的内容，同时放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视野中去分析它的生存与理想。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争论、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等篇幅，对于从思想意义的高度研究学生史，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王奇生的社会文化学著作《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在论述新文化运动之“动”，五四前后的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大学校园政治等内容中，以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展现学生生活的重要侧面。

综观近年来学术作品对于学生史研究的启发和冲击，可以发现学生史研究在未来的空间里，会在以下方面着重发展：一是注重微观和个体的研究。随着心理史、口述史在教育史学领域的运用，关注学生个体、注重教育的实践性研究，成为学生史研究的一个趋势；二是注重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学生史研究涉及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运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学生的生活史，会形成新的学生史研究格局；三是事件研究的范式趋向生活化、平常化，由过去的精英研究走向大众研究，关注普通学生的生存现象，学生叙事也将倾向于微观史学和普通学生个体的身心感受；四是跨区域、跨时段的比较研究成为新的方向，学生史研究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空间，对于学生各种生存空间的时空比较研究，对于探寻已逝的学生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