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書是作者繼2003年出版《中國思想的起源》以來十年間對中國上古史的探索。《中國思想的起源》不是單純關於思想史的書，同時也是關於上古史的書。
我們常説人民創造歷史，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但歷史究竟是“哪些人民”創造的，却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應該説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古書裏有一個特殊的詞，就是“帝繫”，字面意思就是帝的世系。帝比王更加神聖，因爲他們的後裔崇拜他們，敬若神明。以此爲綫索，可以發現這些帝實際就是不同族群的祖先。
本書研究的帝繫，包括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帝繫，即傳説中的遠古聖王世系，如黄帝、堯、舜；一種是實際建立過王朝的皇家世系，如夏、商、周、秦、漢、新、魏、晉。本書試圖釐清中國上古時代的帝繫是如何構造完成的。本書討論的基準是司馬遷所撰《史記》第一篇，即《五帝本紀》。它記載的帝王世次，主要根據戰國《世本》之《帝繫》篇，而《帝繫》的形成，處於戰國時代民族大混合運動中，本來來源不同的族系都被嫁接於幾個較大的族系之下，最終形成黄帝、顓頊、帝嚳、堯、舜一系的五帝史觀，成爲書寫中國上古史的基本框架。這種史觀可以稱之爲黄帝一元史觀。在清朝末年的排滿怒潮中，拉庫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提出的黄帝來自巴比倫的西來説通過日本傳入中國，革命黨人欣然接受，尊奉黄帝是血統高貴的“皇漢民族”的祖先，來自巴比倫。影響到當今的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國人都是黄帝子孫，相信黄帝一定在西部。1923年興起的古史辨運動之所以公認爲是一場史學革命，就是摧毁了以三皇五帝爲骨幹的古史框架。反對古史辨學派的人，相應地就固守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傳統古史體系。作爲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和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顧頡剛先生（1893—1980）直到晚年仍然在研究族系問題。他的《鳥夷族的圖騰崇拜及其氏族集團的興亡》長文，寫於20世紀60年代，2000年才首次發表，專業研究者至今多不瞭解，因此本書引用較多。感謝劉起釪先生和王煦華先生多年的指導，使我深入到古史辨學派龐大的學術體系。
書中討論的年代範圍從傳説中的夏代（公元前1994—前1523年）到三國（220—280年），長達2275年，而以漢代以前爲主，也就是本書所説的“上古”。這是采納了顧頡剛先生的意見。他曾經專門討論過中國古代史下限問題，認爲中國之社會形態、倫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經典、宗教，皆凝結於漢代。故古史期應自邃古至漢止。顧先生還認爲，中國的封建社會固然萌芽於春秋，建立於戰國，然其凝固則在西漢，西漢時代的帝王行政與儒者的中心思想，皆在樹立封建社會之基礎[1]。1975年，吉德煒（David Keightly）教授創辦Early China（《早期中國》）雜誌，至今已經成爲中國古典學的研究重鎮。“早期中國”研究的正是漢代滅亡之前（220年）的歷史，或者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歷史。
本書第三章研究的夏文化是歷史學和考古學的難題，堪稱這兩個學科共同的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人如果要重建上古史而不對夏文化有所突破，也是枉然。目前是考古界在討論，歷史學界已經棄權。本書認爲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墜入三個陷阱，一是僅僅根據東漢許慎“夏，中國之人也”一句話，局限在中原找夏文化，考古學家鎖定二里頭遺址。二是受孔子三代“直道而行”的影響，從不懷疑商文化必然以夏文化爲基礎，在實際操作中，把商文化年代範圍以前的統統劃入夏文化。第三個陷阱是認定夏文化代表農耕文明，進而否定匈奴爲夏族後裔。
關于第一個陷阱，春秋時期陳國的公子少西，字夏，鄭國的公孫夏，字西。根據古人名、字相照應的規律，春秋人的名、字以夏、西對應，説明夏指西部，清人朱駿聲已經指出這點。非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顧頡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五老”之一的范文瀾，先後不約而同强調了這點，但没有産生影響。
關于第二個陷阱，孔子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自古以來解釋爲夏商周三個朝代無異詞。孔子還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説的“文化”，“因”是因襲、繼承的意思。孔子説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等於説殷文化以夏文化爲基礎，周文化以殷文化爲基礎。在儒家看來，没有夏的創始，當然就没有殷的繼承。其實商國（公元前1523—前1027年）的創立者商族是子姓，發祥於東部，屬於“鳥夷”。自從儒家把西周（公元前1027—前771年）誇大爲禮樂文明的博物院，説先有周公制禮作樂，繼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文王、武王都充當儒家道統上的人頭，於是光芒萬丈的鳥夷文明遭到掩蓋。在當今歷史學界，鳥夷還是新聞，本書用了三章（第四、五、七章）加以討論。因此，殷禮以源遠流長的鳥夷文化爲基礎，毋需以夏禮爲基礎。
關于第三個陷阱，與第一個陷阱很有關係，總是認爲夏文化起源於中原。夏族是姒姓，“姒”字的本字是“以”，“允”字在金文中作
，已經是族名，字形是把人、弧（以）上下合寫，清代王引之已經指出以和允相通。1951年，在山東省黄縣出土八件春秋時代銅器，銘文“慶其以臧”，其他的盨作“允臧”，證明以、允通用。夏族的姒姓實際來自禹的母親脩己，己、以二字相通。字關鍵部分就是上半部的
，字形有
、
等變化，是盤蛇的象形。“以”在小篆中作
，還保留蛇的象形。由蛇進一步神化爲龍，古人將龍歸爲蟲類，認爲是智慧的象徵（《左傳》：“蟲莫知於龍”）。欒調甫已指出允即《左傳》的“允姓之姦”之允，允爲允人專字，是玁狁的同族。古代注疏家認爲玁狁即犬戎，也就是商代的鬼方。到了秦、漢，玁狁的後裔爲匈奴，司馬遷寫入《史記·匈奴列傳》。唐代司馬貞注釋《史記》，説葷粥是匈奴的别名，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古人認識到熏粥（山戎）—淳維—鬼方—玁狁—北狄—匈奴是一脈相承的關係，但還不敢把它們和夏族聯繫起來。這是受了第二個陷阱的影響。
拙著《中國思想的起源》已經從西部探討夏文化，2007—2008年，我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人文雜誌》和山東大學主辦的《文史哲》分别發表論文，推測夏文化發祥於西部渭水流域。2013年12月，承蒙黄俊傑先生邀請，我到臺灣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訪問一個月，再次梳理了儒家建構的“三代直道而行説”，寫成《夏殷“直道而行説”質疑》，發表於《文史哲》2014年第4期。臺灣大學不僅藏書豐富，而且利用方便。本書第三章幾經反復，終於在臺灣大學定稿，如釋重負。感謝黄俊傑先生！
既然説夏、商不是直道而行，那麽商文化的根基是什麽？就是鳥夷文化。商族爲鳥夷，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詩經·商頌·長發》“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族的先祖是契，有“玄王”的美譽，與商族以玄鳥爲圖騰有關。商族第七代國王叫王亥，他的名字也見於甲骨文，而且還點綴以鳥的形狀。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發掘出甲骨文，有“
”，即“玄鳥”二字的合文。傳世青銅器《
婦壺》，著録於《西清古鑒》，即“玄鳥”。成書於戰國（公元前3世紀前期）的《尚書·禹貢》將天下分爲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揚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冀州和揚州之下記載了兩處“島夷”，從版本源流研究，原本應該作“鳥夷”，是以鳥爲圖騰的龐大部落，並非住在海島上。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大量鳥形器物和紋飾，可以印證冀州鳥夷和揚州鳥夷的存在早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從環渤海到黄海、東海之濱以及大片内陸，都是鳥夷的活動範圍。冀州的北界並非止於今河北省，而是已經到達今遼寧省。肅慎最早可能在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扶餘、高句麗、百濟、新羅，以及晚近的滿族都有卵生傳説，都可以納入鳥夷文化圈，這樣鳥夷文化圈就擴大到中國東部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和朝鮮半島。商族、秦族建國，奠定了中國版圖的框架。中國文化聖人如堯、舜、皋陶、湯，都是鳥夷族。鳥夷族發明的文字書寫系統成爲溝通東亞的紐帶。處於東方的鳥夷族對萬物生長的道理有更深刻的體會，發展出一套具有地域色彩的生長哲學，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孔子的仁學，墨家的兼愛，構成鳥夷文化傳統，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如果説夏、商代表了西部、東部，那麽漢水流域就是中部文明的代表。生活在這裏的三苗、巴、楚等民族，歷史悠久。由於對古代地理格局缺乏通盤研究，致使對漢水流域的歷史誤解重重。作者雖追隨劉起釪先生多年，由《尚書·禹貢》深入到歷史地理領域，但建構出與古史辨學派差異較大的歷史地理體系，吸收了武漢大學石泉教授（1918—2005）對荆楚地理的研究成果。例如黄帝傳説，據《山海經》，它是住在昆侖山上的大神，本書考證昆侖山在漢水流域，黄帝其實是三苗、巴人等族系的神話人物。2007年11月，筆者出席“中研院”文哲所主辦“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會議，提出“石泉學派”概念。
周族征服商族之後，大加分封，各分封國結成了同盟，周天子爲盟主，因此周王室及分封國可以稱爲“周盟”。周盟的成員國作爲殖民征服者，躊躇滿志地以“諸夏”、“華夏”或“中國”自居，自認爲是文明人、高等人，而視“中國”之外的四方爲蠻夷戎狄，認爲它們全是野蠻人、低等人，也可以叫豺狼禽獸，屢見於《國語》、《左傳》。因此，周盟又可以稱爲“中盟”。先秦並没有一個叫“華夏”的民族。即使有，也僅僅限於“中盟”的統治階層，這樣的貴胄人數不可能很多。在周盟看來，“蠻夷猾夏”是莫大的“周禍”。對周盟採取軟辦法，對中國的對立面四夷（蠻夷戎狄）則採取武力，“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可以説是周盟的口號。齊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口號，成爲春秋第一個霸主。“尊王”即尊周盟的盟主周天子，但周天子没有干涉同盟國事務的權力。没想到華夏最看不起的西戎秦族（實爲鳥夷族支系）和南蠻楚族崛起，最終由秦族一統天下，“中國”同盟完全被鏟滅。各國在滅亡之前，都誤以爲只要尊奉秦國爲天下的霸主，向秦國表示臣服進貢財物，本國的宗廟社稷就會保存，他們没有料到會出現“皇帝”，也没料到自己的地盤將被郡縣制徹底粉碎。戰國貴族遺民積極投身到復國運動，最後的贏家是底層出身的楚人劉邦。漢國是楚國的復國，在很多場合都尊楚俗，行楚禮。官方推崇黄老之學，也是楚國本土的學術思想。但是並没有形成一個叫“漢族”的民族。如果我們把《史記》、《漢書》所有帶“漢”的字句找出來，就會發現，“漢”只指“漢國”。如“漢兵”、“漢使”、“漢人”之類，意思不過是漢國的軍隊、漢國的使者、漢國人，斷然不是漢族軍隊、漢族使者、漢族人的意思。19世紀末排滿怒潮中産生的一系列政治宣傳策略，如四萬萬皇漢民族的祖先黄帝（有的説來自巴比倫，有的説來自帕米爾），逐漸凝固爲“歷史常識”。更加可怕的是，人們反過來運用這種“歷史常識”解釋古代史。難怪克羅齊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本書第四章的内容，可以與第一章、第八章對照。
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人，他寫《史記》時劉邦去世不到100年，可是《史記》連劉邦父母親的名字都没有記録。没過多久，儒生在漢昭帝時僞造了“漢爲堯後”的説法，把劉邦的祖先説成遠古黄金世界大聖人堯的後代，劉氏血統一夜之間高貴起來。流傳至今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第一篇是《堯典》，可能就是配合“漢爲堯後”的輿論，因此所有的教科書都説《尚書》是中國最早的史書。漢朝初建，沿襲秦國的水德，接著由於儒生的鼓吹，改爲土德，最後確定爲火德，依據的是戰國時齊國人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説，根本就不是儒家固有的思想。儒生爲一己私利，逐漸方士化。儒生還主張漢朝越過“暴秦”，直接繼承周代的道統。他們還趁機給他們的教主孔子造僞，説孔子有其德無其位，是“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握有國家政權的當然是實王。孔子“爲漢制法”，素王與實王的結合，構成了政教合一國家的典範，因此漢國應該獨尊儒術。
儒生僞造“漢爲堯後”，漢朝自食其果。因爲按照《尚書·堯典》，堯年老時，將帝位傳給了底層出身的舜，而没有傳給自己的兒子。同理，漢朝的天下也没必要一定傳給劉姓。果然，西漢末年，王莽如法炮製，高攀舜爲祖先，利用堯、舜禪讓的傳説，埋葬了西漢。往上追溯，舜的祖先是黄帝，王莽因此在橋山修建了黄帝陵園。後來曹丕篡漢，也是造假説曹氏的祖先是舜，曹氏代漢好比過去舜接受堯的禪讓。雖然没有像王莽、曹丕認舜爲祖先而篡位那樣直接，司馬氏緊跟王莽、曹丕，利用了“曆數”説篡魏，宣傳“大晉繼三皇之蹤，蹈舜、禹之跡”，在禮制上“遵漢魏之典”。三皇五帝到三代、漢魏直線發展的歷史觀得到凝固，一直影響到現在。這是第八章的内容，也就是本書研究帝繫的目的。
自2004年起，本人八次到臺灣開會或講學，與佛光大學結緣最深。2007年，本人受聘佛光大學歷史系專任客座教授，講授上古史和《尚書》，本書部分内容曾經在課堂上講授。衷心感謝李紀祥教授和佛光大學師生。感謝史語所所長黄進興先生熱心聯繫臺灣的出版社。
2012年，劉起釪先生在南京一家簡陋的托老所去世，他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個真正的學術研究者總是寂寞的。2009年楊向奎先生誕辰一百年之際，我和先生長女楊永賢大姐出錢編輯出版了紀念論文集。劉先生去世後，我一直想編一本紀念文集，一是没錢，二是盜版賊虎視眈眈。本書是我的代表作，謹以此書獻給劉先生（1917—2012）。
2016年3月
[1]顧洪編《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四卷，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第19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