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結構主義對音變的研究

1. 美國結構主義的音變研究

歷史語言學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以及以後的結構主義流派强調共時語言的描寫和對共時系統的研究。他們把共時平面語言看作是一個靜止的自足的系統，語言單位在這個系統中通過聚合和組合關係交織成一個平衡的體系，整個語言結構是一種同質的系統（homogeneous system）。所以，語音演變的研究就可以看作是對這些不同的共時同質音系之間差異的研究，而語音的演變機制被認爲是音系結構失去了某種平衡，從而引起整個音系結構的重新調整。在這方面，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的音變觀點最爲典型。他説語音的演變其實是一個語音系統裏的音位的變化（it is phonemes that change）（Bloomfield 1933）。所以在結構主義的音變研究中，他們更看重音位的合併（merger）、音位的分裂（split）、音系的調整（rearrangement）等音變現象。如果語音變化只涉及具體音質，而不涉及音位，那這種變化被認爲是表面的，没有語言學意義的，或者説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演變。結構主義學派把這種不涉及到音位改變的語音變化稱爲“移動”（shift）。表2.01是古英語名詞單複數表：

古英語名詞的一種單複數是在單數後加複數後綴-i，單數是［muːs、foːt、toːθ、boːk］，對應的複數分别是［muːsi、foːti、toːθi、boːki］，-i引起前面的元音發生umlaut同化音變，所以這些複數形式又分别變爲［myːsi føːti tøːθi bøːki］，對結構主義學派來説，這種音變只是音質變化，並不影響英語的音系格局，因爲［y、ø］的出現是可預測的，是由於後面有個-i，所以它們只是/u/和/o/的音位變體；只有當某一個時期-i丢失，/muːs/跟/myːs/、/foːt/跟/føːt/等形成對立，才是真正的語音變化。

對音變的原因，布龍菲爾德也有很著名的論斷：音變的過程是緩慢的，是不能直接被觀察到的，因爲憑我們目前的設備要察覺音變的過程是不可想像的（Bloomfield 1933）。霍凱特（Charles Hockett）也認爲音變是無法直接觀察的：音變的整個過程是緩慢的和持續進行著的，但是音位的重建和改變必定是突然的、一霎那的，人們無法直接觀察到這種突然事件的發生（Hockett 1958）。對於音變的機制，霍凱特有類似於新語法學派保儸的説法，他用發音人的自由音位變體來解釋音變的機制，每個人的發音都有細微差異，但有一個標準值，就好比各個射手要擊中靶心（參照點），不過射手的彈著點常常散佈在靶心的周圍，散佈的密集中心點有時並不跟靶心吻合，那麽他的發音就開始移動了，所謂的音變就是經常交際的人群語音的目標值發生了緩慢的移動（Hockett 1958）。

結構主義系統演變的假設會産生兩大矛盾：1. 假設A、B兩個自足的共時系統，從A系統轉變爲B系統的過程中，中間似乎有一個不是自足的失去某些平衡的轉變階段（transitional stage），促使這兩個系統的轉换。因爲如果兩個系統都是自足的、平衡的，就没有必要演變。换句話説，一個平衡的自足的A系統某一時期失去了某種自足和平衡，才能重新進入一個新的自足、平衡的B系統。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引出下面的悖論：語音系統有些時候是自足的、平衡的，有時候又是不自足和有缺陷（失去平衡）的。而這種論調顯然是跟現實的語言生活和事實是矛盾的。2. 如果共時平面的語音是一個靜止的自足系統，而語音演變又是始終存在的，那麽人們如何在這個不斷演變的過程中自由自在的用語言來交際呢？就好比棋手或足球運動員怎麽可能在游戲規則不斷變化中下棋或踢足球？這就是歷史語言學中有名的“索緒爾悖論”（the Saussurean paradox）。霍凱特似乎已經認識到可以從語音的共時變異來瞭解音變的機制，不過很可惜他没有朝這個方向研究下去，仍堅持音變原因不可知論（Hockett 1958）：

The causes of sound change cannot be found within the system of habits we call language.

嚴格區分語音變化（phonetic change）和音位變化（phonemic change）這是結構主義比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的進步，但是忽略具體的語音演變卻會導致以下的結果：第一，如果不談具體的語音演變，割斷音值和音位的聯繫，音位演變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第二，如果忽略具體語音演變的研究，就不可能觀察到正在進行中的音變，最終導致布龍菲爾德和霍凱特等人所持的音變不可觀察論的結局。

2. 功能派對音變的研究

跟美國的結構主義學派不同，當時的歐洲的結構主義更重視語言的功能。布拉格學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雅可佈遜（Roman Jakobson）在研究音系類型的演變時説：對描寫語言學家來説，他們要時刻牢記語言的功能性，任何語言學問題都必須要考慮語言的功能性或者語言的功能表現形式；對歷史語言學家來説要知道語言演變的功能是什麽（Jakobson1931）。布拉格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馬丁内（Martinet）指出：音系結構的不安定因素始終在醖釀中的，這種因素既可能來自音系結構層面，也可能來自音系與非音系的交叉層面。就音系結構層面而言，激發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有結構、功能、惰性和發音器官的不對稱性。每個因素都會在音變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Martinet 1952）。從音系結構上看，音位如果處在一個音系組合和聚合相交織的網上的一點，這種音位才是穩定的，如果只有組合，没有聚合，或只有聚合没有組合，這個音位是不穩定的。穩定的音系結構應該是每個音位都交織在組合和聚合的網内，没有任何空缺（gap）。所以有空缺的系統會被填補，或空位消除達到理想的系統結構。例如英語在十八世紀前葉擦音共有八個，五個清擦音，三個濁擦音，舌葉和喉擦音只有清的，没有對應的濁音。如表2.02：

現在新的濁舌葉擦音［ʒ］産生了，填補了［ʃ］没有對應濁的空缺。但是［h］仍没有對應的濁擦音，這個［h］倒有可能消失。在一些英語地區，［h］丢失的情況十分普遍，作者在美國就聽到ham發得跟am一樣，hit也跟發it相同。在不遠的將來説不定清擦音［h］會消失，整個擦音的空缺就消失了。

從功能上看，馬丁内認爲語音的流變（phonetic drift）必須遵循最大限度保障功能區别性空間（margin of security），换句話説，一個音系裏，語音的變化必須顧及到保持音位本來的空間距離，這樣才能保障語言的交際功能不至於由於過多的音位合併而受到損害。這一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英語的元音大轉移，如表2.03：

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圖2.01來表示：

英語元音大轉移的音變從中古英語一直延續到現在，從上述文獻的比較來看，高元音首先裂化（vowel breaking）爲一高一低的雙元音，高元音留下的空位由e:/o:上升佔據，e:/o:留下的空位又被ε:/ɔ:佔據，以此類推引起拉鍊式音變（drag chains）。元音發生了拉鍊式的音變，但是原先元音之間的距離仍然維持著，這樣可以避免因爲音位的過度合併而妨礙到它的交際功能。

從語言的音系結構和功能的因素來考慮，理想化的音系結構中的每個音位應該是均衡的、對稱的、或交織在一個組合和聚合的網絡中的，但是實際上仍然存在著相反情況，使得語音發生變化，這些相反的因素是人類發音的惰性以及發音器官的不均衡性引起的。馬丁内認爲發音的惰性會導致音位的合併，從而使一個語言裏的音位變得更少。人類共鳴腔的結構並不是均匀的，元音不等邊四邊形圖其實是反映口腔的生理結構的，在這個不等邊四邊形裏，後元音之間的距離比前元音的小，爲了要保持元音間最大距離，一個語言的音系裏前後元音的分佈會不均衡，擁擠的後元音會前化、裂化或合併，從而導致一系列的其他音變，比如後高元音u前化，會引起整個音系功能性的推鏈式音變（push chains）。音位合併的另一種可能是要看音位的功能負擔（functional load）的輕重，語言裏各種音位間的負擔並不是一致的，如英語裏/t/和/d/在相同的位置上可以區别的詞很多，音位的功能負擔就重；/n/和/ŋ/在相同的位置上可區别的詞就没那麽多，所以音位功能負擔輕。功能負擔輕的音位更容易合併。

功能學派的研究爲音變的解釋提供了更爲廣闊的選擇，這些包括一個語言的音系結構、最大限度維持元音間的距離、保持交際功能等。在此以前，人們對音變的解釋主要是新語法學派提出的省力原則。新語法學派規律性音變的一個重要的觀點是音變只受語音因素的制約。現在功能學派更進一步，把音系結構、結構所負載的功能等也作爲音變的一種條件，從而使得音變的條件更爲抽象化，人們對音變的認識也更深入了一層次。雖然功能學派的音變解釋對我們理解音變有重大的啟示意義，但是這種解釋同時也引起了人們進一步的思考，例如，語言中也不乏大量音位合併的例子，同樣是元音大轉移，西依地語（Western Yiddish）有如下的轉移途徑，如圖2.02：

/iː/和/ej/合併爲［aj］，/uː/和/ow/也合併爲［aw］；而原先的［aj］和［aw］則合併爲/aː/。换句話説音變研究也必須解釋爲什麽同樣的元音大轉移，在一些語言裏要最大限度維持元音間的距離、以保持交際功能，而在另一些語言裏則没有維持元音間的距離，難道這種交際功能就喪失了嗎？如果另有其他條件限制，那又是什麽呢？拉波夫（William Labov）研究英語以及其他日爾曼語言元音大轉移（Labov 1994），他提出用周邊元音（peripheral vowel）、非周邊元音（nonperipheral vowel）的概念來解釋元音大轉移現象，認爲周邊元音跟非周邊元音的轉移方向是不同的，周邊元音會向元音四邊形的周邊方向轉移，非周邊元音則向四邊形内部轉移。拉波夫的解釋不同於功能派的解釋，他的解釋是語音條件的，語音條件的音變因語言、時間、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功能學派的解釋似乎具有語言的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但是要想擴大解釋力，也要面對更多反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