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漢語方言中的語音層次鑒定

一、文白異讀所反映層次差異

文白異讀是漢語方言特有的一種層次又音現象，漢語南方方言，以及北方官話的晉方言這一現象尤爲突出。文白異讀是一個方言裏相同來源的語素音類讀音，由於文言和口語的區别，而造成的系統的層次又音（陳忠敏2002a）。系統的層次又音就是我們上面所説的兩套語音對應規律。如上海話“嘉、家、甲、奸”等字聲母有文白兩種讀法，讀k-的是白讀，讀tɕ-的是文讀。這些字的聲母跟北京音比較也是兩套對應：{k-，tɕ-}，{tɕ-，tɕ-}，所以對上海話而言，一套是原來的{k-，tɕ-}，另一套是外來的{tɕ-，tɕ-}。兩套對應代表兩個不同的層次:

A組{上海k-，北京tɕ-}嘉、家、甲、奸

B組{上海tɕ-，北京tɕ-}嘉、家、甲、奸

從層次這個角度來看漢語的文白異讀現象必須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1. 文白異讀的性質。文白異讀我們定義爲一個方言裏相同來源的語素讀音，由於文言和口語的區别，而造成的系統的層次又音現象（陳忠敏2003）。文白異讀是一種系統的層次又音現象。所以把文白異讀歸入不同的層次並不是著眼於某個字有没有文白兩讀，而是根據系統的層次又音把只有一讀的字也歸到適當的層次。例如上海話下列A組字聲母只有k-聲母一讀，B組字聲母也只有tɕ-聲母一讀，但是根據文白異讀所反映的系統層次又音，它們同樣也屬A組{k-，tɕ-}和B組{tɕ-，tɕ-}這兩套語音對應，因爲它們跟上述A、B兩組的古音來源相同，都是二等見母：

A組{上海k-，北京tɕ-}胛、減、痂

B組{上海tɕ-，北京tɕ-}駕、郊、艱、簡

另一方面，杭州話見系二等聲母只有tɕ-一種讀法，根據讀音層次在同片方言裏具有層次對應性，我們認爲杭州話見系二等聲母讀tɕ-是文讀，儘管在杭州話裏不存在與之對應的白讀。

2. “文讀音”、“白讀音”要跟“文讀層”、“白讀層”區别開來。前者的對立元是音節，後者的對立元是音類，即一個音節中的聲母、韻母或聲調；更爲重要的是前者是孤立的、毫無聯繫的一對一對字音，而後者是成系統的音韻對立。如果要做語音層次研究，自然是對後者的研究，而不可能是前者。例如楊秀芳先生對閩南話文白異讀做過系統的研究（楊秀芳1982），並也用文白異讀來給閩南話分層，不過她分層的標準跟筆者的不同。下面我們舉一例來説明兩者的區别。楊先生認爲潮州話肴韻（包括“肴、巧、效”三韻）有三個層次（楊秀芳1982 P449。楊文所用的音標並非標準國際音標，本文根據北大中文系1989《漢語方音字彙》所記潮州音對楊文的音標作了調整）。見表3.01：

這種分層的理由是：“巢”爲陽平字，廈門文讀爲tsau2（我加上括弧以資區别），潮州讀送氣音tshau2爲第三層濁母清化有條件的結果。“教”的異讀爲kau5和ka5，參考廈門的文白異讀，判斷ka5爲第一層讀音，kau5爲第二層讀音。“效、校”都是濁去字，韻母都爲au，讀陽上調爲第三層讀音，讀陽去調爲第二層讀音。“貌、鬧”皆濁去字，讀陽上調爲第三層現象。

我們認爲上述分層是有缺陷的。第一，劃分層次的標準缺乏一致性。“巢”分爲第三層的標準是古濁聲母清化是否送氣。“效、校”分爲第三、第二層的標準是聲調的不同分化。“教”分爲第一、第二層的標準是韻母不同。我們不明白如果分層的標準不一，爲什麽要把這些字放在一起分爲三個層次？把這些字放在一起的原因無非是它們都來源於肴韻。所以韻母的差異才有可比性。第二，如前所述，文白異讀最小的對立單位應該是一個音節中的聲母、韻母、聲調，而不是整個音節。我們没有必要，也不應該因爲一個音節中的聲母、韻母或聲調中的某一項有差異就把這個字音（音節）整個地歸爲某一個層次。第三，如我們前面所説，一個音節中聲母、韻母、聲調所處的層次可以不同步。有的字聲母是白讀層的音，韻母、聲調卻屬於文讀層；或者聲母、韻母屬於白讀層，聲調卻是屬於文讀層等等。我們更不應該把這些不同層次的結合體簡單地捆綁在一個相同的層次裏。下面我們以聲韻調爲基本單位分析上面六個肴韻字的層次。“鬧”在潮陽話裏聲母有n-/l-文白異讀（張盛裕1979），所以我們補入白讀聲母l-。見表3.02：

從聲母來看，古濁聲母平聲字今讀不送氣清音的是早期層次，晚期層次爲送氣清音，同如普通話（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所以“巢”聲母讀ts-（廈門話）是聲母第一層次；讀tsh-（潮州話）是聲母第二層次。“效、校”都是匣母字，今讀零聲母或k-是白讀層，讀h-是文讀層，所以“效、校”讀h-放在聲母第二層次裏。古明母今讀b-是白讀層，讀m-是文讀層，所以“貌”的聲母m-放在聲母第二層次裏。古泥母今讀l-是白讀層，讀n-是文讀層，所以“鬧”的聲母l-放在聲母第一層次裏，n-放在聲母第二層次裏。古見母今潮州話文讀、白讀都是k-，所以“教”的聲母k-不分第一、第二層次。再看韻母，肴韻今讀-a是白讀，今讀-au是文讀，所以-a放在韻母第一層裏；-au放在韻母第二層裏。最後是聲調的層次，潮州話裏古全濁和次濁聲母去聲字今白讀是陽去調，今文讀是陽上調，所以上述四個古濁聲母去聲字中“效”讀陽去調，我們把它放在聲調第一層次裏，“校、貌、鬧”今都是陽上調，我們把它們放在聲調第二層次裏。陽平、陰去不分文白讀，所以它們也不分第一、第二層。

3. 文白異讀是一個系統的層次又音現象，層次是一個“面”，而不是一個“點”，由大的移民運動或文教習傳所傳播的讀音層次影響的範圍必定廣大。所以文讀層、白讀層的尋求和命名除了要考慮到本方言的音韻系統外，還要有鄰近同類方言對應文讀層和白讀層的求證。陸基1935年寫的《注音符號蘇州同音常用字彙》一書認爲下列字在蘇州話裏形成文白異讀。陸基的原書筆者未見，表3.03的例子轉引丁邦新先生的“《蘇州同音常用字彙》之文白異讀”一文（丁邦新2002）：

上表中的字聲調相同，所以略去。文讀音和對應的白讀音相比較有兩個音類——聲母、韻母不同。丁先生認爲這些字的文白異讀差異反映在聲母上，也就是説讀捲舌音對應于文讀層，讀平舌音的對應于白讀層。筆者則認爲這些字的文白異讀差異反映在韻母上，與聲母的捲舌音/平舌音無關。下面我們用層次的系統性和跟鄰近方言的對應這兩個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這些字的聲母都屬於照三組，如果文白異讀的差異是反映在聲母上，那麽照三組讀捲舌音-，h-，ʂ-，ʐ-等讀音層要晚于讀平舌音ts-，tsh-，s-，z-等讀音層。要證明這一點的關鍵是在蘇州話裏在來源相同的音類（照三組）的條件下，同樣的情形會不會毫無例外地重複出現，同時在同類或鄰近方言裏是否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語音層次。今天蘇州話的口語中已經没有捲舌音，捲舌音聲母主要還保留在老派評彈藝人的説唱詞中。據葉祥苓1988年《蘇州方言志》我們發現葉氏講的“舊派”有兩對照三聲母組的文白異讀例，讀捲舌音的是白讀音，讀平舌音的是文讀音，剛好跟丁先生的結論相反。見表3.04

這種用捲舌音/平舌音區分文白讀的情形也不能在鄰近的同類方言裏找到證據，也就是説如果用捲舌音/平舌音來區分文白讀則無法在鄰近的方言裏找到相對應的層次。如果我們把上述字的文讀/白讀跟韻母對應起來，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表3.05是上述這些字在今蘇州話裏的讀音（據北大中文系1989、張家茂、石汝傑1987，下同）：

表3.05裏“唱、傷、賞、菖、閶、射”今不分文白讀，“射”讀zY6/zo6跟同音韻的字相比較是孤立的、不成系統的異讀，所以不能算文白異讀。“章”文白異讀的區别是在韻母上：-ã是文讀，-是白讀，相同的宕攝開口三等字都有平行的文白讀變異現象。見表3.06：

根據文白異讀層次的系統性，同是宕攝開口三等字的一讀字“唱”tsh5、“傷”s1、“賞”s3、“閶”tsh5要歸爲白讀，“菖”tshã1則要歸爲文讀。鄰近同類方言松江話宕攝開口三等字也有對當的文白異讀現象（松江方言據筆者1985年的調查）。見表3.07：

顯然，松江話的-對應于蘇州話的-ã，都爲文讀；松江的-對應于蘇州的-都爲白讀。請注意，“唱”、“賞”在蘇州話裏只有白讀，而在松江話裏這兩字都具有文白二讀。蘇州話“赤、石”兩字的文白差異也是由韻母來區别的，-əɁ爲文讀，-aɁ爲白讀。在蘇州話裏同是梗攝開口二、三等字的入聲字都有相同的現象。見表3.08：

松江話也有平行的文白讀。見表3.09：

“盛”的文白讀的區别也是由韻母的不同來承擔，因爲在蘇州話裏同音韻地位的梗攝二等陽聲韻字有平行的文白異讀現象。見表3.10：

梗攝二等陽聲韻具有文白異讀是整個東南方言共同的特點，所以這兩個層次的覆蓋面更廣，更大。

综上所述，陸基所舉的上述文白異讀的例字都是由韻母的差異來承擔文白的不同，而非聲母的捲舌與否。看來一個方言文讀層次、白讀層次的界定必須注意這樣幾點：第一，文白異讀的變異是具有系統性的，文讀層和白讀層的差異就是語音層次的差異；第二，文白異讀變異研究的最小單位是一個音節中的聲母、韻母或聲調，而不是整個音節；第三，尋找和確定文讀層/白讀層的對應音類除了要考慮本方言音韻的系統性外，還必須通過鄰近或同類方言有没有相對應的文白異讀層的驗證。

4. 雖然文白異讀跟詞義有一定的關聯，比如許多情形一個字的文白的不同讀音在具體詞彙裏是固定的、不能替换的，比較文言的就是文讀，比較口語的就是白讀。但是文白異讀既然是作爲語音層次的一種，鑒定文讀層還是白讀層的決定性標準只能是語音（音韻）的，不能是詞義的。理由有三：第一，文白異讀最主要的特性是兩個讀音層或讀音系統之間的差異，而不是詞義的“文言”和“口語”差異。第二，語彙因素有主觀性。同一方言，不同的人對哪些詞的讀音“文言”一些，哪些詞的讀音“口語”一些有時會有分歧；就是相同的人，有時也很難把握詞語“文言”和“口語”的界限。第三，語彙的“文言”和“口語”差異的最小語音單位是音節（一個語素），但是文白異讀差異的語音單位是一個音節中的聲母、韻母或聲調。由於單位不同，用兩種標準劃分出來的“文讀”和“白讀”有時就會有矛盾。例如，閩南漳平話“陳”有三種讀音，一般認爲是一種文讀，兩種白讀（張振興1992）。見表3.11：

把tin2看作是文讀，把tsan2、tan2看作是白讀主要是從語彙（詞義）因素考慮，因爲中藥名的讀音通常是文讀，“安陳”的tsan2和作姓氏、當地地名用的tan2都出現在口語詞裏，口語詞的讀音通常是白讀（張振興1992）。從語音標準來看，“陳”是臻韻澄母字，根據文白異讀的系統性，在漳平話裏，臻韻讀-an是白讀層的讀音，讀-in是文讀層的讀音；澄母讀t-是白讀層的讀音，讀ts-是文讀層的讀音。所以從語音的角度來看，上述文白異讀的劃分跟韻母文白異讀的系統性吻合，跟聲母文白異讀系統性不吻合。因爲按聲母文白異讀的系統性，則tsan2就要算文讀音，tin2和tan2得算白讀音。所以從語音這個平面上我們實在無法理解“陳”三個讀音的文白異讀劃分只按韻母的特點，而不按聲母的特點。從讀音層次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能説白讀1的讀音tsan2要比文讀音tin2早。因爲文讀音tin2裏的聲母顯然要比白讀1tsan2裏的聲母早。現在我們以語音爲劃分文白讀唯一的標準，以音節的聲韻調爲基本單位來分層，就能避免以上的窘境。見表3.12: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應該著眼於音節的聲韻調三個基本單位，而不是整個音節，進行逐項分析。把語彙層面上的文白異讀落實到語音層面上的文讀層和白讀層上來。

二、相同來源不同對應所反映的層次差異

相同的古音來源，卻有兩套不同的對應，而這兩套對應出現的語音環境又不是互補的，這兩套對應就應該是不同的層次。廈門話下列兩組字的韻母不同，A組讀-ai，B組讀-ue。從來源來看它們是相同的，這些字的韻母上古屬脂部，中古屬齊韻；從今天的讀音來看它們可以出現在相同的環境後，都可以在ts-，s-聲母後出現，形成對立；從古音的分佈上來看它們也可以出現在相同的古聲母後，如“臍”和“齊”都是古從母字。所以無論是今讀音還是古讀音，A組和B組字的韻母都是對立的：

A組-ai：臍（肚臍）tsai2；西sai1；犀sai1

B組-ue：妻tshue1；齊tsue2；洗sue3；粞（米~）tshue5；細sue5

儘管這兩種音並不是文讀與白讀的關係，但是它們跟古音比較，發現A、B兩組存在著兩套對應：{（脂部、齊韻），ai}，{（脂部、齊韻），ue}，而且出現的環境相同，形成對立，所以我們認爲上述A組、B組韻母讀音的不同是代表兩個不同的層次。

相同古音來源，兩套不同的對應並不是判斷層次的充分條件，分佈上同與不同除了要考慮到共時音系的環境外，更重要的還要考慮到歷史音韻的環境。比如廈門話魚韻的文讀韻母有兩種讀音：-u和-ɔ：

A組-u：蛆tshu1、絮su5、除tu2、儲thu3、書su1、煮tsu3、鼠su3、如lu2

B組-ɔ：初tshɔ1、楚tshɔ3、礎tshɔ3、疏sɔ1、梳sɔ1、蔬sɔ1

這兩組字韻母的古音來源一致，都是上古的魚部和中古的魚韻，從共時音系來看，它們出現的環境是對立的，都可以出現在tsh-和s-聲母的後面。但是我們仍然認爲他們不是層次的不同，而是同一層次裏的不同音變。因爲它們出現的古音環境是互補的。請看表3.13：

A組的-u韻母出現在除莊組以外的其他各組聲母後，而B組的-ɔ韻母只出現在莊組聲母後，呈互補分佈，我們認爲這兩組的讀音是屬於一個層次裏的變異，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u>ɔ/莊組聲母_____

>u/其他聲母_____

能用條件音變解釋的變異不屬於不同層次的變異，所以A組韻母和B組韻母的不同不是反映層次的差異，而是同一層次中的條件音變現象。

三、同源同形多音字所反映層次的差異

同源同形多音字就是多音字。多音字其實是反映同一來源有不同的語音對應關係，所以應該也是反應層次差異。羅傑瑞曾指出廈門話的“席”、“石”兩個字有三個不同的讀音，分别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歷史層次（Norman 1979，讀音據周長輯、歐陽憶耘1998）。見表3.14：

浙江常山方言“去”也有三種不同的韻母讀音（曹志耘等2000）：

khə5/khe5/tɕhy5

這三種不同的讀音也代表三個不同的時間層次（陳忠敏2003）。

不過，這種反應層次變異的一字多音必須排除形態、訓讀、誤讀、避諱等非層次變異的可能。根據前述語音層次的特性，排除非層次變異的方法就是看在同一方言裏或者鄰近方言裏相同語音條件下，或相同來源的條件下這些變異是否會重複出現。上面所説的閩語廈門話“石”“席”都是中古昔韻字，“石”有三個不同的韻母，“席”也有三個與之相平行的韻母，所以是三個層次讀音的重複出現。在鄰近的同類方言裏我們也可以找到“石”的三個對應層次（讀音據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見表3.15：

在同一方言裏有重複出現的平行例子，在鄰近方言裏又有相同的平行對應層次，這些特點完全符合我們上文所説的層次變異特性，所以廈門話“石”、“席”的三種不同讀音是反映語音層次的差異。

浙江常山方言“去”有三種不同的韻母讀音，“去”屬於魚韻字，同屬魚韻的“苧”也有三種平行的讀音（曹志耘等2000）：

də4/die4/dʑy4

-ie和-e的不同我們可以從常山話的音系結構的特點得到解釋，常山話舌根音聲母不接i元音，所以i在舌根聲母後失落，用公式表示爲：

ie>e/舌根音聲母_____

ie/其他聲母_____

可見，“去”和“苧”的三種韻母讀音是平行的。見表3.16：

也就是説，三種韻母讀音能在相同的音類來源的情況下重複出現，符合層次變異的特性，所以它們的不同是反映三個不同的層次。

一字多音的“音”是指一個音節中的聲母、聲調或韻母爲單位的音類，而不是指整個音節。如“方”在廈門話裏有四種讀法：paŋ1、pŋ1、hŋ1、hoŋ1，四個讀音並不是説它一定有四個層次。如果以音類的系統性出發，那末以聲韻調爲音類單位的層次分析應該是這樣的。見表3.17：

也就是説“方”這個字有一字四音現象，但按層次的音類分析，它的韻母層次最多也只有三層，聲母只有兩層，聲調只有一層。

如果從音類的系統性出發，一字三音也可能反映四個層次。廈門話“體”和“替”兩個字各自都有三種不同的讀音：

“體”　thai3/thue3/the3

“替”　thue5/thi5/the5

“體”、“替”上古都屬脂部，中古都屬齊韻，聲母也都屬透母，儘管它們各自都只有三種韻母對立，但是在各自的三種韻母對立中，“體”没有-i韻，“替”没有-ai韻，所以根據系統的音類差異，這兩個“一字三音”所反映的齊韻層次是四個而不是三個。見表3.18：

四、孤證、孤例是否也能反映語音層次？

我們强調反映語音層次的音類差異具有系統性和對應性。即在方言内部具有相同語音條件或來源於相同的音類條件下該種音類變異會重複出現；在同類或鄰近方言裏可以找到對應的語音層次。但是在個别的情形下孤例的音類變異也可能是層次的反映。不過孤例所反映的層次必須有同類或鄰近方言對應層次的印證，這樣此方言孤立的一個“點”跟同類或鄰近方言的“面”相連接，從而構成更大的一個“面”。下面我們以北京話、福州第一人稱代詞“我”讀音爲例來對比説明這個道理。

北京話“我”（歌韻）讀uo3跟同屬歌韻的其他字韻母存在-uo/-ɣ的韻母差異，如“鵝”ɣ2、“餓”ɣ5。福州話第一人稱代詞“我”讀ŋuai3（據北大中文系1989《漢語方音字彙》，下同），跟同屬歌韻的大多數字的韻母也有-uai/-ɔ的讀音差異，如“鵝”ŋɔ2、“餓”ŋɔ6。福州話的“我”-uai3跟同音韻條件下的-ɔ顯然是反映語音層次的差異。因爲它符合語音層次的三個重要的屬性：第一，在福州話裏同屬歌部的“簸、破、磨、大、舵、拖、過”等字的白讀韻母也都讀-uai。請看表3.19:

也就是説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或相同的音類來源條件下-uai可以重複出現。第二，這些重複出現的字（詞）不屬於指代詞，也無法用封閉類詞等特殊的詞類來概括，也就説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或相同的音類來源條件下-uai的重複出現跟非語音因素無涉。第三，在同類或鄰近方言裏可以找到對應的語音層次。下面我們來比較同屬閩東方言福清話的情況（據馮愛珍1993）。福清話“我”讀ŋua3，同屬歌部的“簸、破、磨、大、舵、拖、過”等字的韻母白讀音也是-ua，跟大多數歌部字的韻母-o（uo），如“多”to1、“左”tso3、“餓”ŋo6、“果”kuo3有-ua/-o（uo）的差異。請看福州、福清兩地“簸、破、磨、大、舵、拖、過、我”這一層次的讀音對比。見表3.20：

兩地字數相同，讀音對當，顯然白讀層-uai（福州）和-ua（福清）是對應的層次。换句話説我們在鄰近方言裏找到了“我”韻母-uai對應的層次，顯明語音層次具有面的覆蓋特性。

反觀北京話的“我”uo3，我們没辦法找到相同語音條件下或相同音類來源條件下的平行音變，换句話説歌韻的“我”讀uo3在北京話裏是一個孤例。那麽這種孤例是不是可以組成一個層次？請比較表3.21“我、鵝、餓”三字在一些官話方言裏的讀音（據陳章太、李行健1996）：

在上述官話方言中，濟南話“我、鵝、餓”的韻母讀音顯然分兩個層次，老層次是-ə，標爲“新”的-uə韻則是來自北京話的滲透層。青島話這三個字的韻母讀音告訴我們，-uə讀音層是早期層次，-ɣ讀音層則是新的北京話滲透層。跟北京話相比較，青島“鵝、餓”兩字的韻母還保留早期層次的讀法。所以我們將青島和北京合起來看，北京“我”讀-uo就不是孤證，而是一個層次。就上述幾個官話方言點我們可以歸納出歌韻的三個讀音層。見表3.22：

由此可見孤立的一個“點”如果能够跟同類或鄰近方言具有同樣特徵的“面”組成一片，也能在該方言裏構成一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