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歷史比較法的理論基礎及其缺陷

歷史比較法成熟於十九世紀末葉，在印歐語的歷史研究中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十世紀以後語言學家把這種方法運用于印歐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歷史研究中，也取得了相當滿意的成果，所以歷史比較法不是只適用于印歐語歷史研究，它是迄今爲止研究任何語言歷史最可靠、最權威的方法。要全面理解歷史比較法，就必須對它的理論背景和它的理論基礎有一定的把握。比較法得以運用的理論基礎有四：

第一，音義結合的任意性。語言是音義的結合體，而音義的結合必須是任意的，换句話説，語言中除了極少數擬聲詞（onomatopoeia）、兒言（nursery terms）等外，詞的音和義之間没有必然的聯繫，什麽樣的音代表什麽樣的概念各個語言、每個語言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是不一樣的。正因爲如此，當發現不同語言基本詞彙有成系統的語音對應，才會覺得不是偶然的，必定可推理出它們是源於一個共同的母語。假設音義有必然的聯繫，什麽樣的意義就要配什麽樣的讀音，世界的語言就不會有差異，那就無所謂親屬語言，語音比較自然也就失去意義。

第二，音變的規律性。規則音變（the regularity of sound change）是比較法得以在語言歷史研究中運用的很重要的理論基礎。規則音變是由新語法學派提出的，它的主要内容是：音變有時間性和地域性；音變無例外，相同的語音條件必定有相同的音變；音變的條件是純語音的，跟語義、句法、形態等非語音因素無關；破壞規則音變因素有兩個，類推和語言假借。

第三，語言演變的均變性。均變性原則（the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是歷史比較法運用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語言演變的均變論是指：語言演變的基本原則、機制現在是這樣的，過去也應該是這樣的，所以可以通過比較親屬語言現在的語音形式來構擬和追溯以前的語音面貌。

第四，原始語言的一致性和分化的不交融性。語言譜系分化的假設是原始母語分化之前是一個單一的（the uniformity of the proto-language），内部没有變異的同質系統（homogeneous system）；語系不斷分化爲語族、語支、語言、方言等，分化以後的各語族、語支、語言、方言則是相互獨立發展，彼此間無交融。

在上述四個理論基礎中，學術界對第一、第三條的爭議很少，而對第二、第四的爭議頗多，我們將重點評説學術界對第二、第四的爭議。

新語法學派提出的規則音變以後不斷有人提出質疑。德國方言學家温克爾（Georg Wenker）在1881年的文章裏指出，德語裏長元音的裂化（vowel breaking）在某些邊界地帶呈現不規則音變，即/i:/>/ai/、/u:/>/au/、/y:/>/ɔi/音變在不同的詞裏有的變了，有的没變，似乎不是規則音變（Wenker 1881）。方言學家席葉龍（Gilliéron）更指出：“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的歷史。”在語言的邊界地帶由於是兩種語言的交界點，語言間會相互影響，所以反映語音的同言線犬牙交叉，這是情理中的事。我們可以把這些不規則現象歸結爲語言接觸，而規則音變的實施範圍並不包括語言接觸。對規則音變挑戰最大的莫過於詞彙擴散理論（Lexical diffusion theory）。詞彙擴散論認爲語音的變化是突變的、離散的，但是這種突變在詞彙中的表現並不是規則音變所講的是整齊劃一、要變一起變的，而是通過一個一個詞逐漸地擴散開去，整個過程呈連續性（Wang 1969，Cheng and Wang 1972，Chen and Wang 1975，Wang 1977），見表3.01:

表3.01

表3.01中的w1、w2、w3、等代表一個個詞項，表示此詞已經完成了音變，w~則表示新舊兩種讀音形式同時存在。在上表中可以看出，有些詞已經完成了音變，如1；有些詞處在變化中，如w2~2；有些詞尚未變化，如w4。所以通過觀察詞w1、w3讀音是無法觀察正在變化中的音變的，只有把這三個階段結合起來，特别是觀察w2~2的變異，才能觀察到正在變化中的音變。以英語的/uː/（大多由雙字母-oo-表示）爲例，讀［ʊ］的大體以收-k爲多，是已變階段，如book，took，look等，以-s，-d，-l結尾的詞大體上尚未發生音變，仍讀［uː］，如whose，zoos，shoes，mooed，wooed，cooed，choose，lose，loose，goose，noose，tool，pool，spool，drool等，以-t結尾的詞，三種形式都存在，如boot，loot的讀音没變，元音仍是［uː］，soot，root等處於變化中，兩種讀音都可以，而foot則已經讀［ʊ］，完成了音變。王士元對詞彙擴散論和新語法學派的規則音變有如下的總結（王士元1983），如表3.02：

詞彙擴散論跟新語法學派的規則音變看起來是對立的，其實在某種情況下它們也有互爲補充的一面。規則音變考慮音變的兩頭，未變和已變；詞彙擴散論重點放在中間—正在進行中的音變，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不一樣。當一種音變只看未變和已變兩個階段我們看到的是規則音變。詞彙擴散論把音變過程“視窗”的時長拉長，就自然會看到音變過程中的各種變異。换句話説，詞彙擴散到符合某一特定語音條件的全部詞項，就是規則音變。這種音變我們也可以説是規則音變在音變的過程中藴含著詞彙擴散現象。由語言接觸引發的音變跟由一個語言内部的自身音變所産生的結果是很不一樣的。由語言接觸引發的音變往往會不規則，這也是新語法學派早就注意到的，他們認爲破壞規則音變有兩個因素，一個是類比（analogy），另一個就是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詞彙擴散論早期對潮州方言陽上調的研究（Cheng and Wang 1972）現在看來是由語言接觸引發的不同層次間的音變競爭（Wang and Lien 1993）。王士元早就指出一種音變如果受另外一種音變的衝擊，這種音變會中止，中止的表現就是産生音變的殘餘（Wang 1969），不過當時並没有考慮到這種情況是否由於語言接觸而引發的。所以在討論詞彙擴散時要排除由語言接觸造成的不規則現象。剩下的一種情況是：規則音變跟詞彙擴散代表兩種不同類型的音變。無論是歷時的，還是共時的，我們都能看到大量的規則音變現象，同時也有詞彙擴散現象發生，可能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音變。拉波夫認爲音變如果受低層級的語音條件支配，那就是一種規則音變；當音變受高層級的更爲抽象的因素支配時，音變往往呈現詞彙擴散型的變化（Labov 1981）。總之雖然不排除有詞彙擴散式音變現象，但規則音變仍然最爲普遍，古今中外規則音變的例子也是大量的，這也是歷史比較法賴以存在的基礎。

比較法假設原始母語是一致的，内部並没有差異，而分化以後的語族、語支、語言、方言等是獨立發展的，相互間没有交融，這也是譜系樹説理論較有爭議的一點。譜系樹説最早是由施萊赫爾（August Schleicher）提出的。如果説早期的歷史語言學，如包坡、格林姆，他們的研究還帶濃厚的人文主義氣息，那麽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施萊赫爾的研究則崇尚自然科學主義。他説（Schleicher 1873）：“植物和動物分類和分化的模式照樣可以運用在語言裏……，把達爾文所建立的關於動植物分化的規律至少大致上可以應用於語言上。”所以施萊赫爾所作的語言譜系樹圖很像動植物不斷分化的圖譜。把語言演變跟動植物的進化等同起來在歷史語言學的發生和成長過程中有它的積極意義，這種思維使得歷史語言學作爲一門學科獨立於以前的其他人文學科；使得人們在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更注重系統性、科學性；使得語言歷史具有直觀性、類比性；使得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不過語言畢竟不是動植物，它還有很强的社會屬性。語言分化以後可以有交融，動植物的進化不可能再逆向交融。

針對語言相互接觸、交融、影響，斯密特（Johannes Schmidt）在1872年提出跟譜系樹狀圖相反的學説—波浪擴散模式（Wave model）（Schmidt 1872）：語言衆多創新特徵就像波浪一樣由一個個中心向外擴散，隨著波浪向外擴散開去，它們之間會相互接觸、交叉。如圖3.01

圖3.01

圖3.01中ABC三個語言形成三個擴散波，在1地區，AC兩種語言交叉；在3地區，AB兩種語言交叉；在4地區，CB兩種語言交叉；在2地區，則ABC三種語言交叉。只有在5、6、7三個地區的語言分别是没有雜交的語言A、語言B和語言C。跟譜系樹説相比，波浪擴散模式看起來更符合語言演變和分化的實際，但是它們兩者的著力點是不同的，譜系樹説是從親屬語言的縱向演變來看語言的分化，譜系樹狀圖中的親屬語言必須剔除語言的假借成分，换句話説，譜系樹説無法展示語言間的横向接觸、交叉的結果，它可以説是運用比較法的直接結果，所以它跟比較法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波浪擴散論則是從語言横向接觸、交雜來看語言的現狀，至於接觸、交雜的語言是否有親屬關係並不在它的考慮之中，波浪擴散論無法展示語言中縱向的分化和演變，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它缺乏一套與之相配的研究方法。

親屬語言的譜系分化以及語言間的交叉影響都是語言事實。從縱向的角度來看親屬語言的譜系分化我們已經有了可靠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法；但是我們還没有一個合適的方法來研究語言間的相互交叉、相互影響。語言間交叉和影響的類型在不同的地區也是不一樣的，印歐語諸語言的分佈比較像圖3.01中幾個語言相互交叉，語言的中心地帶（focal area）具備本語言的特徵，也典型，語言的邊遠地區（distance area）由於語言交叉影響，本語言的特徵減弱，不典型。有些地區的語言則屬於另外一種語言接觸類型，多種語言/方言聚集在一起，各語言的特徵相互混合，經過長期互動，形成穩態的區域特徵，這種類型語言接觸發生在南島（Austronesian）語系和南美的一些語言裏（Dixon 1997）。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語言又是另外一種情景，中原地區的漢語官話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是整個東亞及東南亞的權威語言。這種權威語言對周邊語言的長期侵蝕，使得周邊地區的語言（方言）的類型、面貌逐漸向此權威語言靠攏。

在東亞、東南亞的語言裏（包括漢語方言），兩千多年來始終存在著一個以歷代中原權威官話爲中心的向心力，或者説是以歷代中原官話爲中心的擴散波，使得周邊語言漢語化，漢語方言官話化。由於歷代中原權威官話對周邊語言的滲透時間長、程度深、方向性强，如果直接運用歷史比較法來研究漢語方言、東亞、東南亞語言的歷史會顯得力不從心。比如在東南亞語言譜系分類上，很難區分借詞和同源詞，因爲漢語的借詞已經滲透到周邊語言的最爲基本的詞彙中去了，所以在漢藏語及東南亞語言的歷史研究中語言接觸的研究可能比語言譜系分類的研究更顯得迫切和重要；在運用歷史比較法的時候，有時無法像印歐語那樣拿音義相配的詞（字）直接比較，來重建它們的早期形式和解釋它們以後的演變，因爲在共時的語言（方言）中疊加著多重讀音層次，簡單的拉郎配比較是層次錯亂的比較。語言譜系的下位分類的標準在歷史語言學裏是看是否有共同的創新演變，這種分類標準對語言不斷分化而造成的語言（方言）差異的分類是很合適的，但是東亞及東南亞語言除了自身的分化演變以外，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中原地區的權威官話對周邊語言的滲透、侵蝕，從而在周邊語言裏造成來源於權威話的歷史層次，所以語言（方言）分類的標準除了要考慮縱向平面的共同創新演變外，還要考慮横向平面的一層層層次特徵。所以我們認爲在研究東亞、東南亞語言，包括漢語方言的歷史時，必須首先運用歷史層次分析法梳理出不同的層次，整理出各個語言（方言）點的某一音類層次的時間先後，並由近及遠建立語言（方言）間對應的層次，然後在此基礎上再運用歷史比較法構擬每一層的原始形式，解釋它們以後的音變。總之，語言接觸的類型不同，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必須加以調整，調整以後的研究方法必須跟比較法相結合，這樣才能有效、真實地揭示某一區域的語言演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