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變異理論對音變的研究

1968年温利奇、拉波夫和赫澤國（Herzogo）發表的“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Weinreich et al 1968）標誌著音變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變異理論的興起。

變異理論的重心就是語言變異（linguistic variation）。語言中存在變異早爲人們所知曉，但是在變異理論以前的語音研究從來没有把變異作爲重心來提出，更没有形成專門的理論來闡述語音變異跟音變的關係。新語法學派的代表人物Paul在解釋音變的初始時候認爲要考慮個人的言語行爲—語音變異，但是他認爲只要有相同語音條件，音變就會同時對所有的詞發生作用，其結果就是規則變化。結構主義由於秉持語言同質論（homogeneous system），他們把語音變異只看作有語音條件的音位變體，在音變研究中他們强調音位的、系統的改變，而不是其他。轉换生成派則把語言同質論推向極端，喬姆斯基對語言研究的本質有一個著名的論斷（Chomsky 1965）：

Linguistic theory is concerned with an ideal speaker-listener，in a completely homogeneous speech-community，who knows its language perfectly and is unaffected by such grammatically irrelevant conditions as memory limitations，distractions，shifts of attention and interest，and errors（random or characteristic） in applying his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in actual performance.

所以語言變異，包括語音變異，在轉换生成學派裏只是一種個體的語言行爲，並不在他們的研究視野中。變異理論則把變異作爲研究的重點，認爲變異就像其他結構成分一樣，是一個語言不可或缺的成分，是語言的本質；没有變異，語言的交際功能就會失去。更爲重要的是社會語言學家發現變異的發生、發生的範圍、發生的頻率、變異演變的方向等跟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社會因素有密切的聯繫。一旦把看似雜亂無章的變異跟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社會因素，諸如：年齡、性别、社會地位、職業等聯繫起來，就會看出這些語言變異在這群人中的趨向性，所以變異是有序的，也就是説語言是一個有序的異質系統（orderly heterogeneous system）。有序的異質系統就是社會語言學關於語言本質以及語言演變的最爲本質的闡述。一旦一種變異跟某種社會因素，諸如社會地位、經濟能力、職業、年齡、性别等掛起鉤來，這種變異就有可能被其他社團所採用，然後此變異也就可能在整個言語社團中擴散開去而完成音變的整個過程。研究哪些社會因素制約音變的擴散及其擴散的方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也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變異理論關於語言變異研究的精髓就在於此。在這方面的經典例子就是拉波夫關於Martha's Vineyard語音變異研究。Martha's Vineyard位於美國東北部的麻州，是個人口只有6，000的小島。那裏的語言正發生雙元音央化（centralisation）的音變，各種年齡層央化呈變異分佈，百分比是不同的（Labov 1972），參看表6.01：

表6.01

雙元音央化音變來源於島上一個叫作Chilmark地方的漁民口音裏，這種音變被認爲是Martha's Vineyard人的一種身份認同標誌。表6.01顯示31-45歲的人央化音變的百分比最高，這群人一般來説是從大學畢業，對Martha's Vineyard島和它的文化有强力的認同感而回到島上工作，所以他們的口音中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種漁民口音拿來作爲他們身份的標誌。换句話説，源于漁民的語音特徵，被作爲語言社團的標誌，通過特定年齡組的人把這種音變向其他人群擴散。整個過程都存在語音變異，音變並不象新語法學派所認爲的符合特定語音條件的統統都變，而是充滿著變異，而語言學家正可以通過觀察這些變異的有序性來瞭解音變的性質、過程、結果。

提倡音變的可觀察性是變異理論不同於新語法學派和結構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持音變無法觀察論的語言學家忽視了這樣一些事實，受過訓練的語言學家和一般的民衆是不同的。比如操英語的一般的民衆並不知道名詞的複數尾碼-s有［-əz］、［-z］、［-s］三種讀音形式，他們也可能認爲port和sport中的兩個p讀音一樣，但是受過訓練的語音學家能分辨這些的區别；同時，語音學家還可以借助儀器分辨更爲細小的變異。跟Jespersen相同，我們也可打一比方，從兩個人身上抽血採樣，取出兩滴血，用人的肉眼是看不出這兩滴血有什麽不同，但是通過專業的化驗師做生化實驗，你就能知道一個是正常的血液，另一個是正在起病變的血液。醫生就是憑藉血液的生化實驗資料來判斷病情的發生、發展、結果。拉波夫觀察美國費城（Philadelphia）一組11個音的共時變異，分爲五個階段：起始（incipient）、活躍（new and vigorous）、中間（midrange）、接近完成（nearing completion）以及完成（completed）。他發現這一個過程呈S型，即音變的起始是緩慢的，隨著進入活躍和中間階段，音變的速率加快了，到了將要結束，這個速率又慢了下來（拉波夫1994）。運用現代化儀器和統計手段來分析語音演變，使得觀察變異過程成爲可能也更加確信。拉波夫在1994年的書中提出“近似合併”（near-mergers）這個音變概念。“近似合併”的概念是：一個語言裏區别特徵差異很小的兩個音段，在語言中由於其他因素的關係會失去這種區别，甚至本地人也不能用這個區别特徵來區别不同的詞。本地人通過最小對立元測試法無法知道兩個元音的區别，但是用頻譜儀測試元音的共振峰F1和F2值可以得出兩者之間存在“近似合併”的關係見圖6.01

圖6.01

圖6.01.Albuquerque地區瓊斯（Dan Jones，16歲）/ul/~/uwl/讀音在相互交談、最小對立元、互聽測試中的對比。圖6.01a是本地人在自由交談時單詞中/uw/和/u/（uw=［u］，u=［ʊ］）兩個音第一共振峰（F1）、第二共振峰（F2）的分佈值；圖6.01b是同一個人上午、下午所進行最小對立元測試時所讀同樣單詞的第一、第二共振峰分佈值；圖6.01c是同一個人在交换測試中同樣這些音的第一、第二共振峰分佈值。發音人在做最小對立元測試的時候他認爲fool/full；pool/pull等都是同音的，也就是説他不能辨認出/uw/和/u/的不同，所以在圖6.01b裏/uw/和/u/没有顯現劃一的區别性；但是在他自由交談中這一對音/uw/和/u/就有一致性的不同，/uw/的F2數值低於/u/的F2數值；在交换測試中這種區别也能大致看出來。通過這兩個音不同情況下的第一、第二共振峰的數值分佈可以看出音位近似合併的性質，這種近似合併證實了語音演變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從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誕生開始，音變的條件和動因都注重語音條件，即前後或一個音節、詞内的音段（如格拉斯曼定律）、超音段（如維爾納定律），或者是整個音系的結構（如填補音系格局的空位）、區别功能（如元音大轉移）。只有到了變異理論，才把音變的條件、動因擴展到説這種話的人身上。因爲語言是由人的口中説出的，所以考慮音變的條件必須把説話者的社會因素考慮進去。和以往各種學派的研究不同，變異理論的重心是觀察音變的變異過程，所以就必須研究一個新的音變從起始到擴散的過程中特定的人群所起的作用，例如，一種新的音變由哪種特定群體引起，又通過哪種特定群體向外擴散。米爾洛夫婦從特定群體的交際網路提出很有意思的見解。他們認爲有密集、衆多社會關係網路的人群一般來説傾向於保守，守持標準音；而社會關係網路疏鬆的人群則首先發生語音變異，一旦這種變異被有密集、衆多社會關係網路的人群所接受，音變才進入變化中的過程，然後這種新的音變通過這種具有密集社交網路的人群向其他人群中擴散（Milroy & Milroy 1985）。他們的研究説明音變要“存活”，必須通過這兩種群體的“交接”。如果没有社會交際網路較弱的群體，就没有音變的初始；但是這種變異如果没有被社會交際網路密集的群體接受，那麽這種變異就不可能擴散而可能會夭折。上面介紹拉波夫1972年Martha's Vineyard雙元音央化就充分説明了這一點。老漁民是社交網路較弱的群體，他們是這種音變的初始，31-45歲從外面回來的年輕一代是社交網路密集的群體，一旦這種具有標誌性的變異被這群人接受，雙元音央化音變的變異才走上音變的歷程。

變異理論的研究不但改變了人們的語言演變觀念，也大大開拓了音變研究的視野，人們在語言演變研究的過程中，開始重視語言結構以外的因素，重視語言演變的過程，而不僅僅是結果；重視各種語言變異，而不僅僅是抽象的系統。變異理論在音變的研究中重視語言結構以外的因素當然是彌補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但是不管是處在音變過程中的變異還是音變過程完成以後的規則音變，也還有純語音的屬性，因爲儘管民族、社會、時代的不同，語音演變總是有一定的趨勢和限制，離開了語音的本身恐怕很難解釋類型學研究得出的各種語音演變的規律，所以有必要區分由語言内部因素激發的音變（internally motivated sound change）和語言外部因素激發的音變（externally motivated sound change），研究它們的差異。變異理論在論述變異的時候也不大區分一個語言系統内部的音變和不同語言系統間由語言接觸造成的音變（contact-induced sound change）。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變化其實是競爭性變化，更多呈擴散式、不規則變化，而不是規則音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