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学的本质

1．儒、儒家、儒学

所谓儒家，就是指春秋末年孔子所创立的学术派别。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子”是古代对有道德、有学问的先贤的尊称。孔子的先祖是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贵族，后因内乱逃至鲁国，从此定居。鲁国是周武王弟弟周公旦的封地，武王死后，成王年少，因此周公代成王摄行君权，其子伯禽代为受封，建立了鲁国。辅政期间，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为朝政殚精竭虑，内安其患，外平其乱，成王成年之后，周公又归政于他。周公逝后，周成王感念其德，特许鲁国享有天子礼乐，并将王室独有的典籍、礼器及祝宗仆史等文职官员赐予鲁国。东周初期，周平王迁都洛邑，其间许多重要典籍与礼器丢失，诸多文官也四散逃亡，鲁国成为了春秋时期周朝礼乐文化最完整的保存者与践行者。鲁昭公二年（前540），晋国大夫韩宣子出访鲁国时，看到众多礼乐典籍后，不由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艳羡之叹。

因礼乐文化氛围浓厚，鲁国汇聚了颇多教书相礼之士，孔子幼年受此熏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俎”和“豆”是古时盛放祭品的两种器皿。孔子儿时喜欢玩摆放礼器、祭拜行礼这些祭祀游戏，除了说明他对礼乐文化的向往与天赋，也反映了鲁地礼乐氛围浓厚，相礼之事颇为常见。

《论语·子罕》篇中，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少也贱”是说他身份低微，家道中落加上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少时的孔子生活颇为艰辛。由于从小以礼为嬉，对相礼之仪非常熟悉，所以孔子也曾与人相礼赚取家用。孔子所说“鄙事”，除了有自谦之外，也更多地反映出作为一种职业，儒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之卑。

不管是教书还是相礼，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是这群人的共同特征，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没有贵族身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泛称作“儒”。一方面，他们是知识的占有者，较之一般民众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游离于贵族阶层之外，每日忙于生计，处于社会下层。从事着低贱的行业，却又不能完全放下文人的清高，因此“儒”的称谓在当时实则具有一定的贬义。孔子自己就说：“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礼记·儒行》）孔子说当今的人们对“儒”字命名的理解不准确，所以经常会以儒者作为攻击贬低别人的词语。

也正因为此，早期的儒家学派包括孔子本人都不太赞同“儒”这个称谓。最早将孔子一派称为“儒”的恰恰就是他的反对者——墨子，《墨子·非儒下》中载：“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这是墨子批评儒家爱有差等的一段话，其实单从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称其为“儒”，本身就是带有蔑视口吻的。“儒家”称谓的出现则更晚。战国诸子争鸣时代，《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篇章中，多处提及“百家之学”“百家之说”，却没有将“儒家”两字并用。西汉初年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分别说及“法家”“道家”“名家”等称谓，唯独不见“儒家”，只是称之为“儒者”。

直到我们上节提到的刘歆《七略》一文，“儒家”的称谓才首次出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最高。”这里从探究渊源、隶属关系出发，首次提出“儒家”之名。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原儒》一文中以“题号由古今异”的历史观点，将“儒”的概念分为三类：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表述“儒”由广义到狭义的概念与历史演化。达名之儒是儒最早也是最广义的概念，就是指术士；后来范围缩小至以六艺教民的类名之儒，也就是师儒；再后来就是刘歆所言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狭义的儒，也即私名之儒，就是确指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

“儒”与“儒家”是相互联系却又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关于二者，冯友兰先生曾有一段非常精准的论述，他说：“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之所出，儒家之人亦或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儒与儒家的区别就在于，教书相礼只是前者谋生的工具，后者虽然也做教书相礼之事，但他们把其提升为修身治国之道，并以此传授弟子弘扬其道，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是为“谋道”还是只求“谋食”，这是儒家与儒的本质区别。

一个学术派别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独特且系统的理论学说；二是需有门派的传承。儒家的理论学说，就是儒学。它以孔子学说为基础，涵括伦理、政治、教育、宗教、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强调修身成人，贡献社会，是中华民族的社会道德规范之学。在门派传承方面，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广招门徒。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孔子弟子之众。孔子之后，孟子、荀子接过衣钵，从各自的角度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构成了先秦原始儒学的主体框架。后世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又将儒学予以发扬，形成了道统传承。

虽然孔子并不赞成“儒”的称谓，但他创立的学说被冠以“儒”字却绝非偶然。儒家学说的创立，有孔子个人天资以及时代背景的因素所在，但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儒这个群体对祭祀文化的传承与思考，对礼乐制度的传递与留存，这是儒家学说创立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儒家、儒学与儒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可以这么说，儒是儒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儒家则是儒的道德升华。儒是儒学创立的理论源泉，儒学则是儒的思想凝练。正是因为在孔子之前，上古祭祀、礼乐文化有了数百年的社会实践与历史积累，孔子才能在此基础之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创建儒家学派，创立儒家学说。诚如陈来教授所说：“这样一种理性化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史的漫长演进的结果。它是由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才最终产生形成。”

当然，我们还应明确其中的区别，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

2．儒学与中华道统意识

儒学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主流，这里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就是关于道统的思想和学说。这种思想和学说从本质上而言，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道统。尽管“道统”一词晚至宋代朱熹那里才出现，但它背后仍然蕴藏着儒家一贯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支撑。可以说，道统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儒学的特色和发展；反过来，儒学的不断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又促使道统思想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新的特质。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华道统需要对儒学有一个深入的认识，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固然是对孔子的描述，但实际上可以视为对整个儒家的概括性的描述。关于儒家思想的学说，也就因此带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构成了道统的内在精神。其实早在孔子之际，就已经有了后世所谓“道统”的初步表达。《论语》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这种“命”的背后所彰显的其实就是对儒家所追求的“道”的一脉相承。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的“道”，其实就是所谓的尧舜禹之道。汉代董仲舒较为显明地提出了这种“道”的继承性，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把儒学里面强调的道统做了初步的梳理和界定。

但直到唐代，关于道统的系统表述才由韩愈做了整体上的论证和梳理。他认为：“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可见，这种“道”是基于儒学自身精神的命脉，并不是老学和佛学所谓道。从这个层面而言，整个中华道统的背后其实就是儒家所信奉的尧舜禹汤之道。韩愈所谓的道统受到了佛教禅宗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即指出，“退之固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尽管韩愈十分想跻身于道统，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事实上，后人并不认可其在道统中的地位，“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朱熹传》）。

朱熹明确提出“道统”一词，将韩愈关于“道”的理论进一步凝炼与提升，他认为：“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四书章句集注》）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宽了道统的历史。换言之，道统在后人理解的推演和发展中，还在不断地将其往前追溯。宋儒石介就曾谓“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韩愈），道已大明矣”（《尊韩》）。这种表述实际上是把儒学纳入到整个中华文化的视野中予以把握，极大地丰富了道统的内涵和精神。

宋代之后，元儒吴澄在朱熹的基础上，对整个道统做了一个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描述。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羲、农、黄帝继天立极，是谓三皇。道统之传，实始于此。黄帝而后，少皋、颛帝、高辛继之，通尧、舜谓之五帝。尧、舜、禹、皋，君臣也，而并此唐、虞之际，所以为盛也。成汤、伊尹生于商之初兴，而传说生于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于周之盛际，而夫子生于周之既衰。夫子以来，始不得位，而圣人之道不行，于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颜、曾得其传。颜子早死，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我朝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传于千载之下。其时有邵子者，亦非常人也。二程子则师于周子，张子则友于二程，而传其学。中兴而后，又有朱子，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统之传者也。圣贤继作，前后相承，吾道正脉赖以不坠。”（《全元文》）

这种描述，实际上是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理解道统的。三皇五帝，乃至伊尹、皋陶、召公等都被纳入到道统之中，维系和推动着道统的不断前进。自此之后，儒学对道统的理解和认知达成了一致，沿着朱熹所界定下来的道统传承路线，不断赋予其更大的权威，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上历代儒家思想者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道统在宋儒之后是以一种“尺度”存在的，成为衡量是否合于正统的一个标准。符合此种标准的儒家士子，便可获得配享孔庙而受历代祭祀的最高殊荣。

严格而言，儒家在道统上并没有达成根本的一致，比如荀子、张载等，在后世没有纳入到儒家的道统之中，但他们的思想学说及其影响，是不容否认的。当然，道统里面的“道”所指为何，人们并没有很细致地询问过。明儒王夫之明确地说“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这是“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这就较为鲜明地指出了“道”的意义所在以及“统”的地位所在。他还进一步指出，“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虽然，斯道恒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忧也”。（《读通鉴论》）可见道统虽然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但其背后实在是有一个“人”在支撑着。孔子曾经明确地说“士志于道”，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只有将道统的精神安置在人的内心，或者说，只有人们认识到道统的精神所在，致力于这种精神的实践，儒家道统才能不断被继承和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儒家的道统将其源头推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三皇那里，又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全部纳入到此一大传统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道统的包容性。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这个道统既有哲学上的崇高性，也有宗教上的神圣性。从哲学上言，就是儒学的内在精神，它构成了人们认识整个宇宙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维理念，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它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而宗教的神圣性则体现在牟宗三先生所言的，“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正是道统所蕴藏的这种哲学和宗教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信仰系统，它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尽管道统在当今已然失去了某些特质，但从精神上言之，它仍是理解和发展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