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穆天子传》(简称《穆传》)，又名《周王游行记》，是西晋初年出土于汲郡古墓且唯一流传至今的竹简古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被学界视为一部奇书。据《竹书纪年》《史记》等相关记载，周穆王在位凡五十五年，周行天下，东达淮泗，西及昆仑，南至鄱阳，北绝流沙，行程共计十九万里。《穆天子传》正是记载周穆王于十二年(前965)至十八年(前959)间巡狩四海的一部珍贵历史古籍。

一 《穆天子传》的出土与整理

关于《穆天子传》出土的时间，《晋书》上有三种说法：一是咸宁五年(279)。《晋书·武帝纪》云：“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二是太康元年(280)。《晋书·律历志》云：“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三是太康二年(281)。《晋书·束晳传》作是说，与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载相合。由于束晳、荀勖等亲自参加了汲冢竹书的整理工作，可信度最高，故大致可推定《穆天子传》的出土时间为晋太康二年。

汲冢竹书出土后，晋武帝派卫恒、束晳、王庭坚、王接等人考正校定。初由秘书丞卫恒主持工作，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用功最多。关于汲冢竹书的内容，《晋书·束晳传》有详细的记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从《束晳传》可知，《穆天子传》原为五卷，即今本前五卷。又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为杂书之一，后被作卷六收入《穆天子传》。根据《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的时间、内容、文笔，它应属于《穆天子传》的一部分，束晳将其归入杂篇，疑误。

《穆天子传》的具体整理工作是由荀勖、和峤、傅瓒等人负责。《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穆天子传》的校注者洪颐煊云：“《太平御览》七百四十九引王隐《晋书》云：‘荀勖领秘书监，始书，师钟明法。太康二年，得汲冢中古文竹书，荀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别在秘书。’”又据《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束晳传》:“《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可知《穆天子传》最初题名为《周王游行记》。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一诗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周王传”即是《穆天子传》。

荀勖对《穆天子传》用功颇多，并为之撰写序文。《序》文曰：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狩，得盗骊、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

《史记·六国年表》哀王(即魏襄王，前318—前296年在位)纪年作“今王在位凡二十三年”，此引《年表》作“二十一年”，似误。荀勖所谓的“不典”，是指《穆天子传》行文不合常规，可以理解为一种新文体，颇受时人喜爱。

《穆天子传》出土后即受到了时人的关注。然其后战乱频仍，王室南渡，典籍散失严重。郭璞收集《穆天子传》的不同写本，编缀整理，详加注释。郭璞作注后，《穆天子传》开始流传。从郦道元撰《水经注》开始，学者创作的经、史、诗文注疏，以及编纂大型工具类书都广为征引《穆天子传》的内容。唐人孔颖达的众经疏、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李贤《后汉书注》(“章怀注”)，以及李善《文选注》等，都广引《穆天子传》为据。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玉海》更是大段引用《穆天子传》文句。(王华礼《<穆天子传>宋元版本考》)这说明《穆天子传》在当时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为后世校勘《穆天子传》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遗憾的是，元代以前的版本皆散佚无存。今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刻九行本，“九行二十二字本，无《序》二篇”。其次是明正统十年(1445)内府刊行的道藏本，卷首载王渐《序》和荀勖《序》。由王渐《序》可知，道藏本乃据元至正十年(1350)金陵学官重刊本雠校，至正本则是据刘贞藏本重校。顾实认为刘贞藏本为元刊，但更可能是刘氏家族搜掠的宋本。明代《穆天子传》刊本还有范钦本、赵标本、程荣本、吴琯本、唐琳本、邵暗生本、何允中本等。

清代《穆天子传》的版本有郑濂本、汪明际本、檀萃注疏本、洪颐煊本、周梦龄本、翟云升本、陈逢衡补注本、吕调阳本、郝懿行补注本等。檀萃是郭璞之后首次为《穆天子传》作注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陈逢衡评价其“从而疏之，考证者一二，附会者八九。盖彼远谪异地，托抒己愤，以此著书，靡不舛矣”。陈氏作《穆天子传注补正》，考证翔实，颇有增益。其后，郝懿行、丁谦、孙诒让等人亦对《穆天子传》作了精审的考证。

在明清诸校本中，以洪颐煊校注本和翟云升复校本为最善。洪颐煊以《增订汉魏丛书》本(郑濂本)为底本，参校程荣本、吴琯本、汪明际本、道藏本，又从《史》《汉》诸注、唐宋类书中择取《穆天子传》引文用以校勘，用力颇深，使洪校本成为“今本中最善者”。本书即以洪校本为底本。兹附洪序于此，云：

《穆天子传》六卷，晋太康二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墓中所得竹书也。书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隋书·经籍志》云：“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案《史记》，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书所载，寻其甲子，不过四五年间事耳。虽残编断简，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如《聘礼》云：“管人布幕于寝门外。”郑君注云：“‘管’犹‘馆’也，古文‘管’为‘官’。”此书云“官人陈牲”“官人设几”，乃古文之廑存者。《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此书云：“纪名迹于弇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与《尔雅》所记合。《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崩，子共王繄扈立。”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作“伊扈”，此书云：“丧主伊扈。”伊扈即共王也，尤足与经史相证。据《晋书·束晳传》，此书本五卷，末卷乃杂书十九篇之一。《索隐》引《穆天子传》目录云：“傅瓒为校书郎，与荀勖同校定《穆天子传》。”今本卷首载勖序云：“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藏之中经，副在三阁。”今本六卷，当即勖等所定也。勖时收书不谨，已多残阙，厥后传写益复失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书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则今本又非晁氏所见之本矣！

颐煊惧是书之荒落，因不揣梼昧，取今《汉魏丛书》本，与明程荣本、吴琯本、汪明际本、钱塘赵君坦所校吴山道藏本，暨《史》《汉》诸注、唐宋类书所引，互相参校，表其异同，正其舛谬，为补正文及注若干字，删若干字，改若干字，其无可校证者阙之。徒恨传讹已久，未能尽复旧观。如释古彝器碑碣之十得五六云尔。

二 《穆天子传》的性质

自《穆天子传》出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将其视作史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穆天子传》列为史部起居注类。《隋书·经籍志》云：“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

至宋代，对《穆天子传》的看法略微有了变化，但依然将其视为史书。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依然将其列为史部起居注类，云：“《穆天子传》六卷，晋武帝时汲冢所得书，其体制与起居注正同，郭璞为之注。起居注者，自汉明德马皇后始，汉魏以来因之。”《宋史·艺文志》则将其列为史部别史类。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其列为史部传记类。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穆天子传》六卷，晋太康二年，汲县民盗发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诏荀勖、和峤等以隶字写之。……郭璞注本谓之《周王游行记》。勖之时，古文已不能尽识，时有阙者，又转写益误，殆不可读。”

但是由于受学识所限，时人也常常将其和同为古书的《山海经》混淆。宋高似孙《史略》云：“穆王得盗骊、绿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西绝流沙，西登昆仑，与太史公记合。竹书所传《穆天子传》六卷，所历怪奇，亦几于《山海经》者。虽多残阙，皆是古书。”或受此影响，宋王应麟《玉海》将《穆天子传》列入艺文传记类。对此，元王渐在《穆天子传序》中说：“《穆天子传》出汲冢，晋荀勖校定为六卷，有序。言其事虽不典，其文甚古，颇可观览。予考《书序》称穆王享国百年，耄，荒。太史公记穆王宾西王母事，与诸传说所载多合。则此书盖备记一时之详，不可厚诬也。”“不可厚诬”，当是针对时人贬低《穆天子传》而立论。明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指出：“《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型范，盖周穆史官所记。与《竹书纪年》《逸周书》并出汲冢，第二书所载，皆讫周末，盖不无战国语参之。独此书东迁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为伪书，殊可笑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他又说：“《穆天子传》虽非二书(《纪年》《逸周书》)比，而其叙简而法，其谣雅而风，其事侈而核。视《山海经》之语怪，霄壤也。”(《三坟补逸上》)“《穆天子传》文绝类《山海经》而事实大不同：自景纯取《山海经》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传》残缺不易读。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经》胸中，骤读《穆天子》，而景纯之注又分列其下，故只以为同而弗以为异。试寻其本文核之，则二书之旨，有天壤之悬者矣。”(《三坟补逸下》)

到了清代，对《穆天子传》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分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又说：“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而与《列子·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当时委巷流传，有此杂记。旧史以其编纪月日，皆列起居注中，今改隶小说，以从其实。”《提要》的作者对《穆天子传》研究颇深，称《穆天子传》“虽多夸言寡实”，“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然而又借口本传“为经典所不载”，“与《列子·周穆王篇》互相出入”，认为其事“委巷流传”，“恍惚无征”，便判定其为小说。这反映了作者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态。这种态度，大概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

清王谟又抛出《穆天子传》是托古之作的说法：“《穆天子传》六卷与《周书》《纪年》同出汲冢，疑亦战国时人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非当日史官起居注也。”(《<穆天子传>后识》)王谟的观点大概是受清初“乾嘉学派”疑古思潮的影响。这种说法似把《穆天子传》当作小说，其观点、论据皆有待商榷。今人靳生禾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穆天子传》是一部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托古游记，“所以为托古体游记者，即既不承认其为周史实录，又承认其来自征实的地理价值”(《<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这种折中的方式在于肯定《穆天子传》的地理学价值，而否定其历史真实性。丁谦不同意王谟的说法，他在《<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中说：“所可异者，以三千年前之古书，不但山川道里，汉魏人所不能知者，今考之皆历历堪征，即随事所配干支之细，亦与历法吻合。”

目前学界关于《穆天子传》性质的争议仍在继续，治史者认为它是史学著作，治文学者认为它是中国首部小说，治地理学者则认为它是一部游记。把历史当作小说或游记来读，固无不可，“然而《穆天子传》本身的体例和内容早已明确地告诉人们：它绝不是向壁虚构的小说，更无神奇怪异之处，而是记载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实录性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王天海《穆天子传译注·前言》)。

与《穆天子传》性质紧密相关的是关于其成书年代和作者的争论。关于《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是西周说。这种说法明确的文献记载始于《隋书·经籍志》，云：“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依此说，《穆天子传》应是周穆王随行史官所记的实录。胡应麟、顾实、岑仲勉、常征、孙致中、卫挺生、小川琢治、王天海等皆主此说。故此说时间持续最久，影响也最大。

二是春秋战国说。今人王范之从《穆天子传》的语词和文法体例进行研究，“考定《穆天子传》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春秋》成书以后、《左传》成书以前，那即应是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里。这书可能是这时代的人根据着传说，同时结合了他们的时代知识、设想，将它创造出来的”(《<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

三是战国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较多，此说内部亦有分歧。王谟怀疑《穆天子传》是“战国时人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顾颉刚认为《穆天子传》是战国时代的假托之作，作者是赵武灵王的后人。卫聚贤认为《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作者为中山国人。钱伯泉认为《穆天子传》是一部小说，而非信史，“但在研究中西交通和物资交流上，却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魏国文士。(《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缪文远认为：“如把《穆传》看成是反映战国中原和西域交通史实的作品，则大致符合实际。”(《<穆天子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王贻樑、杨宽亦主此说。

四是汉后伪作说。此说以清人姚际恒为代表。他在《古今伪书考》中说：“《穆天子传》本《左传》《史记》诸说以为说也。多用《山海经》语，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今人童书业、黎光明等持此说。然此说彻底否定了《穆天子传》出土于汲冢这一史实，故不为当今学界所接受。

综述诸家所说，西周说与战国说最为盛行。笔者私以为《穆天子传》的作者为西周史官的可能性最大。前人对此论证颇多，此处略举几点：

首先，从其语词和文例来看，《穆天子传》行文古朴，语直而奥，词约而简，全不类《春秋》《左传》《国语》之文，而与《尚书·周书》相若。又如《穆天子传》所载诗歌，穆王与西王母唱和之诗(卷三)、穆王所作三章哀民之诗(卷五)、穆王命乐官清唱(卷五)、公唱《南山有》(卷五)等，皆西周之风。其次，从其时间、空间、事件方面来看，《穆天子传》所载与其他史籍所记大致相符，而且更加系统化。按其所载干支推演，与历法亦极相吻合。第三，从《穆天子传》对一些地名和事件的描述来看，非亲身经历者无法想象，绝非闭门造车之作。第四，从《穆天子传》的流传来看，若其是伪作或小说，则作者务求广为流传。因此，它只能是史官实录，理应藏之秘府，只能在极少数贵族之间省阅，随其陪葬于汲冢，世间遂成绝响。

总之，《穆天子传》应当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极可能是周穆王身边的史官。《穆天子传》传入魏国后，魏国史官对它予以整理以便于魏国君主阅读理解，故今本《穆天子传》不可避免地带有战国时期的文史特征。如果据此认为《穆天子传》成书战国的话也说得过去，但其母本必是西周史官的实录。

三 《穆天子传》的主要内容

《穆天子传》全书分为六卷。第一卷记载周穆王于十二年(前965)至十三年(前964)间的第一次西征。周穆王自宗周洛邑出发，渡黄河北上，经蠲山，渡漳水，越井陉山，沿滹沱河北岸登越恒山，北巡犬戎；又西行出雁门关，经今山西平鲁到达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祭祀河宗，又西征至河宗氏的温谷乐都。第二卷至第四卷记载周穆王于十七年(前960)至十八年(前959)间的第二次西征。第二卷主要记载了周穆王巡游了昆仑山一带，历寿余、珠泽、赤乌、曹奴、长肱、容成、群玉山、剞闾氏、鄄韩氏等地，顺利抵达西王母之邦的行程和事迹。第三卷记述了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大猎于旷原，然后东归，经智氏、阏胡氏，南越沙漠，到达寿余的行程与事迹。第四卷主要记叙了周穆王从西域继续东返回国及在国内游历并最终回到别都南郑的行程与事迹。第五卷主要记载了周穆王于十四年(前963)至十五年(前962)间，以洛阳为中心，在中原一带巡狩的事迹。第六卷记载周穆王继续在中原一带巡狩、畋猎，期间穆王宠妃淑人盛姬染病去世，周穆王依照王后之礼为她举行了隆盛的丧礼。

《晋书·束晳传》将《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视作杂书十九篇之一。檀萃据此认为：“自第一篇至第四篇皆纪西征见西王母之事，第五篇纪见帝台之事，皆为《穆天子传》本文。而此篇独纪盛姬，则杂书十九篇之一篇也。当时割而附于《穆天子传》，遂谓《传》有六篇耳。”然而，根据历史事件、盛姬年龄及卷中所配干支推测，卷六所记之事应为穆王十六年(前961)事，在时间上与《穆天子传》前五卷密切契合。又以语词、文例比较，完全相同，似乎出于同一(类)人之手，因此，卷六本来就应当属于《穆天子传》的一部分。

《束晳传》又说：“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因此，今本《穆天子传》以残本行世，虽经束晳、荀勖等及历代鸿儒大家编缀整理，勉强可读，但“日次颠倒，前后多歧，事迹乖违，排比失实”(陈逢衡)，错讹很多。尤其是关于《穆天子传》所载时间问题的研究，略略数家却难以统一，以致传文难以理顺。

关于《穆天子传》时间问题的探讨，诸家所说亦不一致。丁谦《纪日干支表》卷一第一个干支日“戊寅”日据《竹书纪年》定为“穆王十二年十月”，余皆依六十干支次序推算，遇有日数与所考里数不合者，径改，故讹误较多。刘师培《穆王西征年月考》言“戊寅天子北征”为正月十日即周正三月，亦不知其所据。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认为周穆王于十三年(前989)闰二月初十(戊寅)西征，十四年(前988)十一月初六日(丁酉)入于南郑。顾实勘定穆王十三年为公元前989年，与通常说法为公元前964年不符。顾实对所有月份名词(如仲夏、孟秋)，必作月旦(亦即月朔，每月初一)，巧合得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采取何种历法也颇有争议。顾实认为《穆天子传》全用周正。他说：“《穆传》用周正，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离骚》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庚寅为屈原生日，而摄提者，建寅也。孟陬者，正月也。是楚用夏正也。《左氏传》杜预后序曰：‘汲冢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惟特记晋国，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是晋亦用夏正也。盖《竹书纪年》虽同出汲冢，然为魏国史官所记，故同晋楚用夏正，而不同于《穆传》之用周正。此《穆传》所记不类战国之世者，六也。”(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卫聚贤认为，卷一至卷四是用夏正。自卷一“戊寅”至卷二“季夏丁卯”，“共计二百九十日。季夏为六月，丁卯假定为六月的末一天，按《穆天子传》说‘癸未，雨雪，…… 北循虖沱之阳。……庚寅，北风雨雪’，九月河北滹沱河流域或有下雪情形，七月河北滹沱河流域无下雪的情形”。王贻樑《集释》:“卫说极是。后卷五‘孟冬鸟至’下，顾实、卫氏考为周正，亦是。顾实以为《穆传》全用周正，则不若卫氏全面、准确矣。”但根据笔者推测，《穆天子传》全书似皆用夏正，不当一书之中，使用两种历法。

据以上方法进行时间推演，《穆天子传》所载诸多事件则与其他文献记录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常征把周穆王西征分为两次，将前四卷分为六章：一章曰《周穆王北巡黄河、洛川间》(四卷后节)，释其十二年十月至十一月“北巡狩”事；二章曰《首次西征经见之山川部落》(一卷)，释十二年底开始西征犬戎、西巡河西之往程；三章曰《自河西经陇西归于宗周》(四卷前半)，释十三年自西夏、河西还归京师事；四章曰《西升昆仑再巡河西》(二卷)，释十七年二次西征；五章曰《会西王母，涉流沙，再返宗周》(三卷)，释巡西王母邦及西北大旷原而后穿流沙归返京师事；六章曰《两度西征里程分计与总计》(四卷末节)，以作西征结文。(《穆天子传新注·序》)但我们目前无法确认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时间。

根据我们的研判，《穆天子传》全书时间排序如下：

(一)十二年至十三年(卷一)，穆天子第一次西征，发轫于宗周洛邑，北巡犬戎，西征至阴山之西。十三年，徐戎侵洛；是年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计行程约一万余里。

(二)十四年至十五年(卷五)，穆天子以洛阳为中心，巡狩中原一带。卷五倒错严重，其中“仲夏甲申”至“三日而决”为十五年事，掺杂于卷五中间，其余为十四年事。时间顺序大致如下：十四年二月，穆天子设宴款待许男；四月，畋于军丘；五月，作居范宫；七月，居台听天下之事；高奔戎生擒虎；九月，翟人侵毕，穆王使孟悆讨之；霍侯旧薨，临于军丘；十二月，南游黄台之丘，观夏启故居，猎于苹泽。十五年二月立春日，北方有冻人，穆天子作诗哀民；三月，回到别都南郑；五月，饮于；六月，作重璧台；八月，观白鹤舞；十月，弋鸟猎兽，祭祀先王；十一月，入于邴邑。

(三)十六年(卷六)，周穆王继续在中原一带巡狩，遇盛姬死，周穆王以王后之礼葬之。卷六详记其事，遂为迄今唯一留存的西周葬礼实录。穆天子于冬十二月回到南郑。

(四)十七年至十八年(卷二至卷四)，穆天子第二次西征，登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会西王母于瑶池，大猎于旷原，然后东归，辗转万里，回到宗周洛邑，共计行程两万四千里。

如此《穆天子传》所记时间、行程方可大致理顺。

四 穆天子与《穆天子传》

周穆王(? —前922)，姓姬名满。周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位君主，在位五十五年(前976—前922)。关于周穆王的年龄，史书记载略有出入。《尚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史记·周本纪》或据此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根据这种说法，盛姬去世的时候，周穆王已六十六岁，西征昆仑时春秋六十七了。对古人来说，这个年龄实在是太大了。故《晋书·束晳传》举同出汲冢的《纪年》云：“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一云：“传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谓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三十七年(案，一说二十二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至穆王元年，共享国百年也。”如此一来，周穆王的年龄就有了争议。据《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又据《纪年》，穆王“五十一年，作《吕刑》”，周穆王继位时当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可能就是三十岁出头。

那么，主流史籍是如何评价周穆王的呢？《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国语·周语上》云：“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列子·周穆王篇》:“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观兵。……’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在司马迁为周穆王所作的本纪中，祭公的谏言占据一半强的篇幅。很显然，后世史学家以封建意识形态来评价周穆王，宣扬敬天保民、修德怀远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历史上对周穆王的评价总体偏负面。

然而，周穆王的历史功绩亦为后世有志于功业者所追慕。管仲教导齐桓公效法先王，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管子·小匡》)伍举在开导楚灵王时称赞周穆王“有涂山之会”，将他与夏启、商汤、周武、成康、齐桓、晋文等历代雄主相提并论。(《史记·楚世家》)

周穆王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喜爱四处巡游。然而，巡狩与征伐是周天子控制诸侯的主要方式。《尚书孔传·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孔传曰：“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时巡。考正制度、礼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狩然。”十二年一巡狩是周朝维护国家稳定的既定制度，周穆王巡狩天下是他必须履行的天子职责。

周代殷商后，面对数量庞大的殷商遗民，周朝统治者依然心存余悸，“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面对“天命靡常”的困局，周朝统治者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新天命观，将帝王之德与保民统一起来，论证新王朝的“合法性”。《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帝王通过保民来证明自己德行，通过“敬德”获得天命，“民”具有了道德本源的属性，帝王之德也就具有了武力保护国家人民利益的性质，同时赋予周朝巡狩制度的天命合理性。

周穆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略举几点：

第一，雄才大略。周穆王即位之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他的父亲昭王在位的时候，王道微缺。昭王率祭公、辛伯伐楚蛮，“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卒于江上，周人讳之，不告诸侯。(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天子之师的覆没给王朝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外围的诸侯对周朝王权虎视眈眈。同时，周王朝统治区由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进入寒冷期，人民的生存日益艰难，周朝的天命观亦摇摇欲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面对王道衰微的困局，周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迅速稳定国内局势，并重建天子六师。随后，周穆王率天子六师巡狩四海，征讨不服，并于三十九年(前938)在涂山大会诸侯，重振中央权威。

第二，举贤任能。在《穆天子传》中提及了许多贤明的正公、诸侯、王吏，仅七萃之士就有三位。周穆王有感于戎车屡动而自责，一位懂大局的七萃之士劝慰他说：“后世所望，无失天常。农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执事。……何谋于乐！何意之忘！与民共利，世以为常也。”周穆王怀念盛姬，善解人意的葽豫劝慰他说：“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至于富有战斗经验的高奔戎则提及三次，“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奔戎为右”，“奔戎生搏虎”。天下英才皆聚于周穆王麾下，这是他成就伟大事业的保证。

第三，恤下爱民。周穆王是一位体谅下属、爱护民众的君主。他关心属下：“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卷一)爱惜民力：群玉之人潜旹献上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卷二)关爱百姓：“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卷五)

第四，多愁善感。《穆天子传》把周穆王描写成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卷一)天子曰：“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卷五)“天子永念伤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卷六)周穆王对盛姬的爱超越了“同姓不婚”的礼制，也正因如此，方显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周穆王周行天下不是耽于逸乐的游玩，而是冒着巨大风险的政治、军事活动，毕竟他的父亲昭王就是死在巡狩途中。来自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是古中国永远的梦魇。周穆王西征的目的是巡视属国及消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据《纪年》记载：“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纪年》“取其平鲁以东”，“取其五王以东”; 《国语》“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以及《穆天子传》中的多次狩猎行动，都极可能是这一时期周穆王对反叛势力或潜在威胁的征伐。这一任务由天子六师完成。王守春说：“‘穆天子’所行的路线不是一般旅行者或商人所行的路线。其路线表明，这是有着重要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行动路线。这样的路线，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出来的。只有真正参与真实的军事行动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行记。”(《<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在西征路上，一些部落向周穆王进献重礼，周穆王则向他们馈赠回礼，并封赐了一些重要部落首领，如封膜昼于河水之阳，封珠泽之人于昆仑山侧，封赤乌人亓于舂山之西，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等。这种友好的外交活动不仅有利于周朝对西北地区的掌控，为其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大大促进了西周与这些邦国、部落之间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邦国、部落，不可能不与周王朝保持紧密联系，毕竟就连“西王母”都“宾于昭宫”。所谓“荒服不至”，极可能是随着官方之间关系的正式确立，那些以朝贡为名牟取暴利的商人减少了。

周穆王第一次西征后不久，来自东方的反叛势力徐偃王率众攻打洛阳，周穆王不得不挥师东进。在打败徐戎之后，周穆王于十四年至十五年间(前963—前962)，在中原一带来回巡狩，以安抚民心，震慑政敌。可见，周穆王巡狩不是欲肆其心的游乐之行，而是以天下雄主的姿态对属国的安抚、保护和征伐，以确保国家的和平安定。

元代王渐在《穆天子传序》中评价他说：“王之自数其过，及七萃之规，未闻以为迕也。登群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尝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独王之八骏超腾以先待，辄旬日，然后复发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余，百姓晏然，虽以徐偃王之力行仁义，不足以为倡而摇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犹以王为获没于祗宫为深幸。足以见人心之危之如此也。”

周朝立国八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后人较为怀念的一个朝代。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合理的国家体制(礼制)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有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我们当然不能奢望周穆王超越他的时代，但从其历史功绩来看，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一代雄主。

五 《穆天子传》的文献价值

作为一部先秦珍稀典籍，《穆天子传》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然而，自其出土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人们对其价值认识不足，它仅流传于文人的吟咏之间或编缀于工具类书之中。清人檀萃为其注疏之后，《穆天子传》方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对它的性质、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争论不休，致使其文献价值长期受到质疑。今人王贻樑、王天海、刘蓉等曾作专文对此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彰显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在此仅对《穆天子传》的文献价值略作评述。

(一)历史价值

《穆天子传》是记述周穆王事迹的先秦文献，自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关于西周的史料，早期和晚期的较多，中期则极为罕见，只能借助于出土的金文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保存至今且未经篡改的《穆天子传》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日人小川琢治在《穆天子传考·绪言》中说：“此书与《山海经》均未被先秦以后儒家之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因此书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之王者与围绕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状态，颇能忠实。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达于如何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一书，尚未有信凭之文献。如三《礼》之书，是限于儒家范畴，其内容实质，乃依于此书所记载而成具体的。其为研究三代文化之重要书，固不待言。”

《穆天子传》保存着真实的西周史料是确信无疑的。传世重器《簋跋》金文是与《穆天子传》互证的重要证据。于省吾等学者考证其为周穆王时期的器物，班即是《穆天子传》中的毛班，这已为大多学者所认同。杨树达在《毛伯班簋跋》中说：“《穆天子传》一书，前人视为小说家言，谓其记载荒诞不可信。今观其所记人名见于彝器铭文，然则其书固亦有所据依，不尽为子虚乌有虚构之说也。”王贻樑认为：“《穆传》卷一至卷四所载穆王西征，虽然未可就定为穆王其人之事，但其中必有先秦(主要是西周)时的史料则是无疑的。卷五、卷六的成书可能要早于前四卷，这二卷载穆王在域内的巡行、盛姬的死事与葬仪，都应该是基本可信的征史，必可补西周史之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与《穆天子传》同时出土的《纪年》，在宋代以后散佚无存，今本《纪年》为后世重新编纂，其可信度则受到考验。如《纪年》“十六年，霍侯旧薨”，而《穆天子传》记“霍侯旧薨”为十四年而非十六年，据考当是《纪年》误。又，《纪年》：穆王十五年“冬，王观于盐泽”，实为十六年事，《穆天子传》所记可信。又，《纪年》:“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穆天子传》亦记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与《纪年》合，然必不于当年宾于昭宫。刘师培在《穆天子传补释·序》中说：“此书虽出晋初，然地名符于《山海经》，人名若孔牙、耿翛均见于《书序》。所载宾祭、礼仪、器物亦与《周官礼》、古《礼经》相符，则非后人膺造之书矣。考穆王宾于西王母，其事具载《列子》，马迁修史亦著其文。”与《尚书》《国语》《史记》等史籍相较，《穆天子传》更加严谨、具体、科学，而非泛泛之论。由是可知，《穆天子传》具有不可置疑的史学价值。

(二)地理学价值

除《穆天子传》外，先秦时期的地理学著作主要是《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山海经》是先秦地理学名著，也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传奇之作，然其诸经所载方位、里程不免多有夸张、错讹之嫌。《禹贡》虽被视为先秦地学著作之冠，但它所记仅止九州域内地理，而没有记录域外地理情况。《穆天子传》则以人物实际活动的交通线来贯连地理位置，明确记载方位、里程、地貌特征，较之《禹贡》《山海经》, 《穆天子传》无疑更胜一筹，以致许多学者将其视为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

关于《穆天子传》中的地学价值，大致可析为两部分：一是卷五、卷六所记的周穆王东巡中原所经路径，除个别地名因地理变迁而无法确认外，大致的方位、里程、地形完全可以确认。这是研究中原地理及其地貌变迁的重要原始文献。二是卷一至卷四的周穆王西征路线。这是《穆天子传》地学价值最精华的部分，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周穆王西征的地域范围主要为西北地区，但在具体地点的考证上也有不同看法。发轫之地有镐京、洛阳、南郑等多种说法。所达之地至远者，如顾实，他认为周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首途，远迹至波斯之第希兰(西王母之邦)，入欧洲大平原，大猎而还；丁谦、刘师培亦认为周穆王西越葱岭。至近者如常征，他认为周穆王西行不会超出今甘肃、青海一带，极远处应是疏勒河流域及北山丘陵地带；靳生禾认为周穆王西征至河套、阴山一线。温玉春甚至认为周穆王的西征不过是在今山东省内盘桓。(《今本<穆天子传>新解》)岑仲勉、顾颉刚等人则持中亚、新疆、河西走廊之说。笔者认为，小川琢治、卫聚贤、王守春等人的考证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小川认为周穆王自南郑出发，经宗周，西行至西王母之邦(大宛)和西北大旷原(吉木萨尔河谷平原，即今新疆天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卫氏认为周穆王自洛邑出发，西行的终点是于阗、疏勒(大旷原)一带。王守春也认为周穆王西征的地域范围主要为西北的河套以西、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穆天子传>地域范围试析》)他进一步指出：“《穆传》的记载表明那时新疆地区与黄河流域的交通路线有三条：一条是经由黄河上游和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到罗布泊地区；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到哈密和吐鲁番地区，再到塔里木盆地或沿天山北侧向西到伊犁河谷地；一条是经河套地区向西北，到准噶尔盆地的北部和西部再到伊犁河谷地。”(《<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对于《穆天子传》的地理价值，刘师培曾评价说：“然证以《山海经》诸编，则古贤遗裔恒宅西陲，西周以前往来互达。穆王西征，盖亦率行轩辕、大禹之轨耳，不得泥博望以前西域未通之说也。”可以想象，在周穆王大规模西征之前，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交往，抑或各民族的往来迁徙必然是历史悠久了。

(三)民族学价值

《穆天子传》也是一部珍贵的先秦民族学文献，其明确记载的邦国、部落有三十多个。简单罗列如下：犬戎、焉居、禺知、人、河宗氏、膜昼、寿□之人、□之人□吾、赤乌氏、曹奴氏、留胥之邦、容成氏、□之人潜旹、剞闾氏、鄄韩氏、西王母之邦、智氏、阏氏胡氏、寿余之人、浊繇氏、骨氏、重氏、文山之人、巨蒐氏、溲、西夏氏、珠余氏、留昆、陖翟等等。《穆天子传》对这些邦国、部族的地理方位、社会活动的记载，特别是对一些部族的起源、迁徙、演变的谱系记载，更是弥足珍贵的独家史料。

河伯冯夷是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其后人的情况仅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卷一记载了河伯后裔的两个封国——河宗氏和人之邦。河宗氏为本国，国君名伯夭；人之邦为其支裔，国君名伯絮。卷四“有溲之□，河伯之孙，事皇天子之山”,溲也极可能是河伯冯夷后裔的封国。可见，河伯冯夷一系在西北地区势力很大。周穆王在黄河岸边以隆重的礼仪祭祀河伯。伯夭主持祭祀，并代天帝给周穆王传言、授命，为周穆王行使天子权力提供宗教支持，随后又陪伴周穆王西征。可见，河宗氏和周王朝关系最为亲密，是周王朝经略西北的重要战略伙伴。

《穆天子传》卷二：“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鸿鹭之上，以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这三个周朝所封的邦国都在河套地区之外，“膜昼”极可能是殷人的后裔，赤乌氏则与周室有血缘关系，长肱氏“以为周室主”则意味着周朝势力已达此地。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学、先秦史的珍稀资料。

卷四有“重之先，三苗氏之□处”，重氏的祖先出自三苗氏，三苗氏则是由南方迁至甘肃三危山。《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可见，《穆天子传》所载与古传说相合，也可以想象那是一场何等悲壮的民族大迁徙。至于西王母邦等邦国和部落的详细记载也有很多，详见书内。总之，《穆天子传》关于古代各民族的详细记载，对于今天研究古中国的民族地理学、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等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四)语言文学价值

出土于汲冢的《穆天子传》本以战国的科斗文字书写，经晋代整理者以隶书译写，并于每卷卷首标以“古文”，以便世人阅读。然此“古文”“荀勖等于时已不能尽识”，故在译写时保留了那些不能识别的古文，后经长期辗转抄写，脱讹益多。存于今本《穆天子传》中奇文异字多是人名、地名和物名，与甲骨文、金文、籀文中所载类似，皆字书所不载，文献所未闻，折射出中国文字的发展规律和演化历程，意义重大。陈逢衡在《穆天子传注补正·序》中说：“至于字画，则、、、，可以识蝌蚪之旧；国名则重、韩，可以补姓氏之阙。用广见闻，兼资游览，所得多矣。”

《穆天子传》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治文学史者常将《穆天子传》当作中国小说之始，评价极高。例如，马振方认为：“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既非神话，也非传说，而是一部以周穆王巡游为题材、模拟编年史书体式的叙事文学作品，虽然粗略简古，却具有虚构性、夸诞性、人物形象意向化、结构蕴含凝聚力和艺术张力等多种小说品格，富于理想的浪漫色彩和大气磅礴的史诗风貌，是我国小说的初生儿和开山祖。”(《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的小说品格及小说史地位》)此说肇始于明胡应麟对《记盛姬死事》的评语：“兹篇独寡脱简，文极赡缛，有法可观，三代前叙事之详，无若此者，然颇为小说滥觞矣。”先秦时期的文体处于滥觞时期，史实、子书、故事、传说经常混杂在一起，与后世文体显然不同。若以今日的小说标准来界定《穆天子传》的性质，遂起争讼。王贻樑认为：“即使将《穆传》归于小说，也必须明了：它包含有大量的真实史料与以真实史料为背景的历史故事，而决不能将它混同于后世意义上的小说。”(《<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从《穆天子传》的语言文字、行文风格来看，它本身就代表着先秦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对其后史书、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穆天子传》在礼制、民俗、经济、科技等方面亦具重要价值，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展开。可以肯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穆天子传》必将充分展示其历久弥新的文献价值，为今日谱写时代新篇章奠定知识基础。

本书以清人洪颐煊校注《穆天子传》六卷(平津馆刻本)为底本，参校道藏本、檀萃注疏本、王贻樑集释本等。译注重点参考王贻樑《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王天海《穆天子传译注》，并兼取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由于《穆天子传》中的许多问题争议较大，故在注释时有所去取，颇有遗珠之憾，加之笔者水平所限，难以穷尽幽微，错讹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谨谢！

又，《穆天子传》中奇文异字较多，对于其中的古字注音，笔者尽可能根据上下文义及现代汉语的注音习惯择优标注，以方便读者阅读；对于那些字书所不载而诸家亦无法确定的奇字，则不勉强注音，而尽可能地予以详注，望知！

高永旺

二〇一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