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扶风班氏

东汉永平五年（公元62）的一天，汉明帝刘庄接到一份密报，说扶风平陵有人私改班彪所撰《史记》后传。

刘庄又惊又怒。因为《史记》后传是对司马迁《史记》的补充，由大史学家班彪修纂，可说是“国史”。

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随即发往洛阳以西的扶风平陵。

初步核查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私改国史的，竟然是班彪的儿子班固！

刘庄觉得事出蹊跷。他知道扶风班氏是名门望族，一门忠厚，出过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包括辞赋家班婕妤（jié yú），她是汉成帝刘骜的妃子。修纂了《史记》后传的班彪曾在天水劝说隗（wěi）嚣归顺汉室，后来又劝河西大将军窦融支持光武帝刘秀，为汉室统一事业出了力，有功于社稷，所以被任命为徐县县令。扶风班氏家族历经几代，诗礼传家，声名显赫，而班固竟然敢篡改班彪的遗著，其中必有缘故。

刘庄决定亲自过问这件案子。他命令扶风地方官逮捕班固，将其送到京兆关押起来。

班固的被捕使班家上下陷入巨大的惶恐。在汉代，私藏史书都可以入狱，私改国史更是一项重罪，会被严加惩办。班固同乡曾经有个叫苏朗的人，就是因为编造宣传帝王受命的隐语预言而被处死的。班固的案子和苏朗的案子很相似，班家上下焦急万分，妹妹班昭甚至急得哭了起来。

此时，班固的弟弟班超站了出来，他主动请缨，决定去洛阳上书汉明帝，替哥哥鸣冤。

班超，字仲升，是班彪的第二个儿子，生于建武八年（公元32）。他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博览群书，善于辩论，能够权衡轻重，审察事理。他和父兄、妹妹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但又和他们有所区别。哥哥班固十六岁那年就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不但穷究了儒家学说，还兼采诸子百家，其志向不仅仅是做个“章句之儒”，还有更高的追求。班超读书能够贯通大义，但不喜欢深究细节，父亲班彪对他并不看好，认为班超日后难成大器。

班固被捕后，班家能依靠的，只能是这位平时干粗活的小儿子班超了。临行前，班母对班超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在皇帝面前讲清班家对汉室的耿耿忠心，求得皇帝的谅解。班氏一门的命运，全部寄托在班超身上了。

班超辞别家人，快马加鞭穿华阴，过潼关，来到洛阳，向朝廷呈递了准备好的状纸，请求明帝召见。

刘庄宣班超进殿，问他：“先帝将《史记》后传定为国史，这是扶风班氏的无上荣光，尔等理当珍惜才是，为何私自篡改，蔑视朝廷？”

班超从容答道：“陛下息怒，扶风班氏数代受汉室大恩，永葆忠诚，不敢有丝毫不敬之心。先父曾蒙先帝皇恩，任徐县县令，因病免官后，专心史籍，发愤采集前朝历史遗事，从旁贯穿异闻，所著《史记》后传数十篇承续司马氏之《史记》，被定为国史，此班门之幸。先父病故后，家兄守孝期间翻阅先父遗稿，乃发续修之愿，以彰显汉德，启发后昆，何来‘私改’之说？且家兄身陷囹圄（líng yǔ），家母日日以泪洗面，为人子者，心如刀割，恨不能分担老母忧愁之万一。班氏两代人为汉室修史，拳拳之心，日月可鉴，请陛下明察！”

刘庄倡导“以孝治天下”，甚至命令护卫他的羽林军都要背诵《孝经》。班超的这一番对答处处维护汉室，辅之以孝悌之道，显得有理有节。刘庄听了频频点头。

刘庄亲自检阅班固的书稿，不仅没有发现刻意篡改的地方，反而觉得班固才华出众，修改得很好，惊为鸿篇巨制。

刘庄说：“史官是让国君明晓善恶得失的，班氏所作所为，实在是对汉室有功，不可以‘私改国史’罪论处。”

于是立即释放了班固，并把他召到洛阳城，安排在校书部担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校订皇家图书。

班超告御状成功使班家上下非常欣喜，班氏家族因祸得福，班固的仕途竟然因此峰回路转。

班固做了京官后，便携白发苍苍的母亲和崭露头角的弟弟迁到洛阳，妹妹班昭此时则已经出嫁了。洛阳物价很高，日常支出大，而兰台令史的薪水却很微薄，全年只有一百石谷子，平均每月仅仅八九石。全家就靠这一点薪水维持生活，过得很清苦。班超只好“为官佣书”，接受官署的雇佣，从事抄抄写写的工作，换取一些薪酬供养母亲，以减轻哥哥的负担。

班固继承父亲的儒家正统史学观点，首先为汉光武帝写了传记，将开国皇帝刘秀刻画得形神兼备，光彩照人。刘庄审阅后，认为班固很有学识，便提拔他做了校书郎，担任校对秘藏古书的工作。

班固的这两次任职，给弟弟班超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