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明成果。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不详，有人认为大约在武帝征和三年（前90），在他写完《报任少卿书》（即《报任安书》）不久。他的著作除了《史记》，还有《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的家世与前半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对于受宫刑前后的经历则写在《报任少卿书》中，后来班固就根据这两篇文字写作了《汉书·司马迁传》，使后人能够了解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与文学家的生平。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前半生的大事是接受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把写作《史记》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后半生的受宫刑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件，这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也影响到整部《史记》的价值取向、情感取向、评判标准。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完成了对古代编年体、国别体、资料汇编体等史书形式的整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后世国史都以纪传体为标准体例，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系统就是从《史记》开始的，而《史记》是其中唯一一部通史。

有人说《史记》是上古秦汉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并不是夸大其辞。《史记》包罗万象，从时间跨度上说，它包括了从远古到当代；从地域上说，它包括了中原华夏和边疆外国；从人物上说，包括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从文化上说，它包括了儒墨道法百家以至于医巫卜祝诸流；它记军政大事，也记谣谚琐闻；它记真人真事，也记妖异物怪；它记人间事件，也记星象天文；它记王朝典章制度，也记草野风土人情。可以说《史记》涉及了当时各个领域、各种学问。这种囊括古今、融会贯通的气魄和学识继承自古代史家传统，更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思想的自觉实践，所以其达到的高度是空前的，其后也少有其比。

《史记》不仅记述宏富，而且体大思精，其达到的思想高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是少有其比的。首先，坚决不做统治者的代言人，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妥协，不虚美，不隐恶，这种被后人盛赞的“实录”精神的实质就是强烈的批判精神、抗争精神。在《史记》中很少有对统治者的歌颂，而多是批评、嘲讽，且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犀利的。例如揭露汉武帝“尊儒”的实际意图，实行酷吏政策造成的社会恐怖，实行官工官商和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的与民争利，征东越、南越、西南夷、朝鲜、大宛等不义战争的劳民伤财，都是对当时政策痛下针砭，以致《史记》在汉代长期被当做“谤书”。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与后世粉饰太平、为统治集团歌功颂德的史书拉开了距离，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史德”。其次，歌颂奋发进取、百折不挠，歌颂正义以及为正义进行斗争的各种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表现出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史记》全书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动力。如陈涉大泽乡起义时所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伍子胥面对楚王去则可免其父一死的谎言与威胁时说：“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这些是对人生价值的主动思考，是对生死意义的主动选择。所以司马迁评价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隐忍就功名”，是“烈丈夫”。他把这种人生观、生死观浓缩为《报任少卿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千古名句。再次，《史记》对于很多问题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史记》首创“纪传体”，这是以记人为主的史书体例，“人”首次成为“史”的主体，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得以呈现并真正确立。再如在汉初，“夷夏之辨”是民族思想的主流，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但《史记》中却把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后代，不排斥、不歧视，更反对对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欺压掠夺。“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是当时的主流经济政策，从商鞅、韩非，到贾谊、晁错，这些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都执此观点，并且这种经济政策确实对社会发展起了显著作用，但《史记》则提出了“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都是富国利民的基础；还提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不分贫富、不论贵贱，提出道德与财富的依附关系，这些都颇具唯物论色彩。

《史记》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古希腊普鲁塔克（46—120）的《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被认为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而《史记》比它早产生近两个世纪。《史记》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史记》一书中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有四千多个，其中性格鲜明的有近百人。《史记》的写人，是写其人、书其事、画其心，非常注意揣摩人物心理，力求逼真地再现历史情景，对于场面、情节都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甚至进行虚构的再创作，“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所以《史记》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心理描写等都非常切合实际，也非常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像帝王中的刘邦、项羽，将相中的张良、韩信，酷吏中的张汤、杜周，游侠中的朱家、郭解，刺客中的荆轲、聂政，官僚中的叔孙通、公孙弘等，都已成为本类人物的范型，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史记》强烈的抒情色彩也是其他史书中非常少见的。《史记》中很多篇章都有鲜明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决定于传主的生平，以及作者鲜明的爱憎。例如《孔子世家》的温厚淳雅，《酷吏列传》的血腥阴惨，《项羽本纪》的叱咤风云，《李将军列传》的悲凉郁愤，等等。所以有人说《史记》有着诗的本质，是没有韵的诗。《史记》吸收并改造了先秦典籍的书面语言，同时也吸收融汇了秦汉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群众的口语，形成了一种浅近、活泼、朴实、流畅的书面语言，创造了朴质、雄浑、有气势、有力度的，韩愈谓之“深雄雅健”的文学风格，为唐宋古文家奉为圭臬。《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中的诸多故事，以及它处理人物事件、展现矛盾冲突的种种方法，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许多素材，开出了无数法门。当代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Plaks）曾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将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与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得塞》对后代欧洲文化的影响相比，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从叙事规模的宏大，还是抒情色彩的浓烈，抑或是对后世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和推进，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塑造，《史记》都有着其他典籍所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作用。

本书是《史记》的选本，选取本纪5篇，世家3篇，列传9篇，加上《太史公自序》，共18篇。由于篇幅有限，有些纪传作了删节。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对原文进行核校。注释与译文主要参考了刘起等的《全注全译史记》、周啸天等的《史记全本导读辞典》、张大可的《史记新注》等，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前辈学者。责编宋凤娣老师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审读加工，使其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此亦深表感谢。由于笔者学识浅薄，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文天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