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今一以贯之之治道：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明之要义以及治道，那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修己”之心性修养，外王是由“修己”而后“安人”、“治人”的治国平天下之经世致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圣为“明体”，外王为“达用”，体立而用达，由内发乎外，内外一体贯通，二者缺一不可。

按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著名论断，中国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一直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因而西方文明反而是例外，属于特殊主义，中国文明乃具有天下普遍性，故能源远流长，广大悠久而不息。而中国文明之大本大源即是“内圣外王之道”，古今一以贯之，这是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深层秘密所在。

内圣外王之道为士君子之道，彻上彻下，贯通于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君臣相互感应一体，“为君难，为臣不易”。本书虽也讨论到为君之道，君心之敬与肆，一念之慎、一念之惧而受天命成盛治等等，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为臣之道，尤其是作为大臣、政治家的大臣之道。

大臣之道同时也意味着在心上下大功夫，立大本大源。此心非他心，为道义之心、仁义之心，持之定而不动摇，而后方能发而为经世、应万变之全体大用。

有心、有仁心还须有术，方能成就仁政之功业，故术亦甚为紧要，术是什么呢？术是“心之所生”（正所谓“心术”），是“四通八达之道”，心中所自有的处处逢源之道，而人却不自知心原本有广大深远之术，具广大变通之用。心是术之本，术不在心之外，术也反过来成全了心。只有对术有此精微之诠释，方可去除人们对于术的理解的误区，即术尽为权术、权谋、阴谋之狭窄、阴暗，而为人在道德上鄙视，但在行动上又不得不然之两难。

今天在干部选拔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方向是对的，也深深契合中国政治传统之精神，但这样说却还不够，因为有可能将德与才分割为二物，还须有更深、更周全、更精微的一套论述，此即德能生才，才不在德之外，这样才不致因为将德与才分为二，可能造成有德而无才之弊，以致国中无人。在德与才二分之下，对于德的理解就可能陷于纯粹个人主观道德之偏颇，德当理解为“德者，得也”，“行焉而得之谓也”，相应地，“善”当理解为处事得宜，所以德、善作为政治伦理，皆不能离开政治实践之效果来单独谈所谓个人道德，德之为德、善之为善乃是要能及人、及远才是德、善。如果在这些方面，学理上有所突破，则对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更有自信，同时也将以德才兼备为干部选拔标准与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二者绾合为一，如此方能造就、选拔国家政治人才之济济多士，大政治家也就在其中蕴蓄。

大臣之道亦离不开心对于天理之信心，对于事理、时势之洞悉以及将理与势二者完全打成一片之把握，此即心与理之最终达到合一，理与势之最终达到合一。故大臣之道与心性之学、理势合一观实为三位一体，大臣之道绾合心性之学、理势合一观于一体，在彰显中国政治传统之伟大。

以上立论之依据本于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之学，尤其是其经学《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以及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经史之学向为中国学问之根本，经学为体、为本，史学为用。必有体之立而后才能有大用，体亦必发而为用；体不离用，体在用中显，没有无用之体，用乃是用其体。王船山之学体用兼备、体用互见，为做事、做大事之学，集中国历来治道之大成。既为做大事之学，则欲任大事者不可不学船山学，而又只有做事者方能真正体验船山学之精义利用而入神。故而其学当时虽不显，但其后一百多年，终为从晚清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一直到通过杨昌济而为其学生毛泽东所大用，断不可仅以湘学视之，乃是如民国时人言，“冀传播船山学说，为兴起中国之种子”。这也就引出船山所诠释的合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观为一的大臣之道对于今天中国政治的意义，即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