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研究界定与学术价值
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是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佛教的传入，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在藏地经历了落足、改造、演化、创新的过程，佛教圣迹文化的特征已深深地渗透在藏文化中。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诸多要素以及部分圣迹文化的个案已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对此文化形态、形成过程及演变过程仍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论文全面审视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体系，在研究的过程中将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确认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并非藏地所独创的，此文化的基本形制主要来自对大乘佛教文化的延续。结合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热巴巾等时期初步形成，并在后弘期继续得到了发展。由于大乘佛教圣迹文化在印度并未得到延续发展，因此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鲜明特色就被格外凸显了出来。
其次，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研究来看，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现象是藏传佛教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藏传佛教教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修行者的修行过程中得以发挥影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在此，藏传佛教的密宗教理尤其突显出了圣迹文化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其圣迹文化系统，使得佛教圣迹文化在藏传佛教教理中拥有了自己的价值。
第三，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圣迹形式、圣迹内容，以及对圣迹的供养。在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藏传佛教圣迹形式主要延续了印度大乘佛教时期的圣迹形式；藏传佛教圣迹内容的承载体主要表现为寺庙道场、圣地道场和大成就者的遗留这三个层面；而藏传佛教圣迹的供养则表现为拥有特点鲜明的供养方式。
第四，在藏文化研究中，对诸多文化元素的来源所作的研究较多，但仍难以做到彻底的甄别。在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研究中需面对此背景，对诞生于文化碰撞中的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之诸层面的文化元素、文化形态给予描述。本文试图将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放在先民文化与本教文化的背景中以观察其形成和融合方式，这对增加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第五，伴随后弘期的来临，宁玛派正式立宗，并对前弘期圣迹文化有所继承。通过分析后弘期藏传佛教宁玛圣迹的承载体，可以发现涵盖宁玛圣迹内容的不同角度——寺庙道场角度、圣地道场角度以及大成就者（传承上师）角度。为此，本文对三个有代表性的传承（三素尔传承、龙钦宁提传承、噶陀传承）进行了分析，以展示宁玛圣迹文化的发展状况。
第六，在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其稳定性和延续性是值得关注的。揭示这一问题可以说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中教派的主导地位、藏传佛教圣迹的遗存方式，以及藏传佛教圣迹内容与历史事件之可信性的关联等。由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与宗教活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后所获得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使得在地域和时间的阻隔下，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内容可以对史迹和教史的研究起到资料性的辅助作用。
第七，改革开放以来，藏地明显加快了在经济、社会、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变化、宗教信仰的环境变迁、文化继承的压力等等问题一一浮出水面。藏地当前还保存着大量的藏传佛教圣迹内容，在民间也仍留有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相关的宗教活动、生活风俗与习惯等等，在当前这一时期，充分理解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本质与价值是当务之急，是为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保留下圣迹文化形态的必要环节，同时也是藏文化解读及研究文化变迁的重要步骤。
跨越了漫长历史隧道的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为我们揭示了宗教观念（方式）与社会文化完美结合的层面。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不仅仅代表某些特定的地点、物品，以及如何受到信徒的崇拜，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佛教文化在藏文化中的沉淀与定型。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不仅是横跨藏民族生活与宗教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介于藏地史迹与传说之间的一座桥梁，还是沟通藏地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梁。辨认这一文化现象，并明确这一文化系统的具体构成和展开方式，是本研究的核心理论价值所在。
二、以宁玛派为案例
目前国内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所展开的系统研究并不深入，缺少对藏传佛教圣迹问题的整体认识，也缺少对各圣迹文化层面的案例积累。所以如果想建立起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全面的认识，需涉及过于广泛的研究范围；若想仅通过局部案例的分析对此进行说明，则会由于缺少全面认识而难以获得准确的解读和认识。为此，本文试图适当缩小研究的范围，选取“宁玛角度”切入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研究领域，希望在有效案例的基础上，去发现藏传佛教圣迹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和特点。
论文对宁玛派案例的选择，意味着宁玛派在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宁玛派之渊源久远，上可追溯至其正式立派之前，甚至可追溯至松赞干布时期，而藏传佛教的圣迹形态也是以佛教传入藏地为开端，且随着藏传佛教在藏地的传播而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成其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特征的。论文以“宁玛圣迹”为主要的案例线索，就是因为宁玛派能够在广阔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为我们提供有效的、足以展示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本质、特征和变迁的舞台。
本研究的视角从宁玛派入手，一方面可以追随佛教传入和发展的线索来分析藏传佛教圣迹的形成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避免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到不同教派间细微的多样和复杂的状况中。对此，应做如下说明：
1．追溯宁玛派历史，它的发展跨越了前弘期和后弘期，曾主导着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过程，宁玛派所表现出的传承延续性使得我们可以借助宁玛派案例，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整体性进行说明。宁玛派的祖师莲花生大师及其同期的上师、弟子对构造藏传佛教圣迹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进行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时，这一点被视为认识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现象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层面。
2．依宁玛派的观点，除内密三乘外，宁玛教理与诸新译教派间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在此层次外讨论与宁玛派有关的基本教法，并不需要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做过于严格的切割，可以通称为藏传佛教的观点。宁玛圣迹文化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且宁玛派的视角可以成为描述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整体面貌的核心层面。
3．宁玛派关于藏地圣迹、圣地的描述性资料丰富，在历史发展中对伏藏地、圣地、圣迹等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方面格外重视，这奠定了宁玛派在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4．宁玛派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派别的矛盾冲突较小，不但回避了较大的社会问题对其圣迹文化发展的影响，而且还可以通过其与其他教派的相互关联，发展教派间关于圣迹文化的互相关系。由于宁玛圣迹文化是为其他教派所普遍接受的，也是为民间所普遍接受的，所以以宁玛圣迹现象为例是具有代表性的视角。
5．从宁玛派的角度切入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研究，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从全面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文化现象。但是以宁玛派案例来切入，基本提供了认识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最重要的层面，并不失研究的整体性。
为此，在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模式尚未全面呈现于前时，宁玛派在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无疑是需要首先被关注的。对研究的全面性问题，仍可待今后通过后续的研究来逐步补足、修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运用相关领域的典籍文献和专题研究文献，在理论观点和实证资料上给以基本的支持。其中，还将重点结合历史文献和传记文献、地区圣迹资料文献中对圣迹线索的提示，进行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系统分析和阐释。
在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进行系统分析时，文献资料和一手资料对此做出了有力的支持。面对文献资料并不十分充足的研究条件，在研究过程中会利用大量的一手资料，比如对寺庙圣迹、成就者圣迹、神山圣迹等的调研。针对所需个案展开的实地调研，完成了对圣迹资料的重新梳理，并支持达成了对个案的分析。
本研究尝试为所研究的问题构建出内在的逻辑，力图通过系统分析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完成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发展的阐述，并以理论分析和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相关的结论。
在相关领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本人曾亲赴藏地进行调研。2003年秋，曾赴西藏、青海等地，调研了桑耶寺、敏竹林寺、大小昭寺、萨迦班智达居所、昌珠寺、雍布拉康、刚日托噶神山、青浦等圣地，并沿青藏线赴青海湖地区调研；2004年和2005年夏天，曾至四川甘孜地区调研民风；2006年夏，赴青海西宁、果洛州等地调研了包括西宁金塔寺、西宁大佛寺、塔尔寺、多智钦寺、阿尼玛卿神山、年保玉则神山、多处的格萨尔王遗迹等圣地，并随后至拉萨地区，在才让迥、止贡寺（止贡天葬台）、德仲寺、桑丁寺、多吉扎、扎耶巴、藏王墓等等圣地进行了调研。2007年夏天，再赴西藏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本人深刻体会到藏文化中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重要地位，并收集到了许多一手资料。
四、研究相关动态与文献
1995年法国远东学院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邀集来自中国、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学者，在巴黎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以“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中国圣者传记与地域史的材料”（Culte des sites et culte des saints: Sources d'hagiographie et d'histoire locale en China）为主题，探讨了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崇拜“圣者”（saints）和遗迹（sites）的宗教现象。圣迹和崇拜的现象散见于各个民族的文化环境中，民族文化中圣迹与崇拜是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同时对于宗教文化地位十分突出的民族而言，这也是进行文化深度研究所必须涉及到的领域。就佛教圣迹文化领域来说，目前其研究成果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其重要地位已经开始受到重视。
较早关注藏文化中圣迹文化问题的是国外的藏学研究界，1999年由Toni Hober编辑出版的论文集Sacred Spaces and Powerful Places in Tibetan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以多角度、多案例涉及了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主题。2004年初，由世界宗教博物馆与温哥华卑诗大学共同举办了“佛教圣地的形成和转化”国际宗教学术研讨会。但国外较为系统的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仍未发现。
藏学界对藏文化各领域所展开的研究是面面俱到的，如绘画、金铜造像、擦擦、民居、朝圣、煨桑、节日、神灵、丧葬等等，但是在这些文化现象中，有颇多内容是可以以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的。同时，藏传佛教圣迹很多都以实地、实物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随着藏区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为藏地保留和整理出了相当多的圣迹资料。
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是涉及内容面很广泛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现有的藏学研究成果的条件下，以下的研究类别为本领域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
1．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中的圣迹思想
在以往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教理的理解中，通常认为佛教在这一时期并不十分看重对圣迹的利用和供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显示佛陀生活、行动和言论的小乘经文中发现佛教圣迹的影子，以及对之进行供养的痕迹，比如佛陀的象征物（莲花、法轮、菩提树等）、佛陀的圣地（四大圣地及发展到后来的八大圣地）、舍利塔、香水花供养、转绕、礼拜等。在部分关于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经文、历史以及佛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圣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的资料和说明。
在佛教经文方面，汉译《大藏经》和南传佛教《大藏经》中能够描绘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历史状况的文献是一部分基本的参考文献，且印顺法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上、中、下）作出了经、律集成过程的研究。另外，我国关于南传佛教与部派佛教历史、教理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比如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弘学的《部派佛教》对佛教的初期发展阶段及其教理有基本的说明；（日）水野弘元的《原始佛教的特质》中提及佛教对“迷信”的排除；（日）木村泰贤的《原始佛教思想论》、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方广锠的《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进行了早期佛教思想的探讨。以上这两部分资料均可作为早期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圣迹思想和行为演变问题的探讨基础。
从大乘佛教开始传播以来，佛教教理的发展为佛教圣迹文化的空前兴盛提供了土壤。对此，整理大乘佛教的相关教理是理解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基础。如杜继文的《佛教史》、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日）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等书籍对原始佛教、上座部乃至佛教密乘（金刚乘）的来源均有所说明，并能够从教理方面为佛教圣迹文化的存在提供合理的解释。另外，方立天的《佛教哲学》一书介绍了佛教的宇宙观和宇宙结构论，印顺法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和发展》等研究成果对佛教的主要思想及其对文化的影响作出了不同层面的说明。
对于印度早期的成就象征物以及圣迹的研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佛经以及大乘佛教时期的资料可对此进行说明，比如《八大圣地事迹简介》、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等，以及根敦群培的有关圣迹游记等资料。在佛教发展的这一历史阶段，佛塔是最为受关注的圣迹文化元素。对其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包括：杨曾文等的《印度早期佛塔信仰起源与流变》、张法的《佛塔：从印度到南亚的形式和意义变迁》，以及王贵祥的《佛塔的原型、意义与流变》等主要介绍了佛塔的源流和发展；台湾张曼涛主编的《中国佛教寺塔史志》、佛教小百科《佛教的塔婆》等书提供了关于佛塔的建立与供养资料。
佛教在对石窟和寺庙等修行场所的建立也有一个过程。李裕群的《古代石窟》阐明了石窟寺的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辰闻的《宗教与艺术的殿堂——古代佛教石窟寺》介绍了印度佛教早期石窟的起源以及中国石窟的特色，李崇峰的《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一书详细介绍了塔庙窟的原型和起源，《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提供了部分中国佛教石窟的资料。
汉传大乘佛教研究中有部分内容是涉及佛教圣迹和供养这一专题研究的。主要的资料见于《法显传》等典籍；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是僧人巡游各地名山圣迹的纪录，时代为五代后唐庄宗到明宗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佛教的香与香器》、圣凯的《中国汉传佛教礼仪》等研究成果及大量的论文资料，可提供汉传大乘佛教与藏传佛教在相关内容上的相关资料。
2．密宗经典中的圣迹思想
沿袭于大乘佛教圣迹观念，在藏传佛教的教理、仪轨和修行资料中，佛、菩萨、本尊、空行、护法等神佛体系更趋丰富和多样化，数量也更为庞大。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对圣迹以及圣迹加持更为看重。为此，相关研究的展开就必须关注藏传佛教教理对圣迹文化的支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汉译《大藏经》《甘珠尔》等密教部经文的分析上，并可在藏传佛教各传承的著作、仪轨、开示中去发现其线索和观点。当然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严耀中的《汉传密教》等资料也系统提供了“密教”的发展线索，其中部分影响文化形态的内容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文化形成过程的对比：
第一，对藏传佛教的教史和教理进行说明的资料，如敦珠法王著、台湾出版的《西藏古代佛教史》，台湾的刘锐之《密乘源流简述》，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等是比较系统的资料；另外，宗萨钦哲仁波切的《西藏密宗外相的内在意义》和《佛教的见地与修道》等文章对藏传佛教的教理有揭示本质的介绍。
第二，有关宁玛派教史和教法的资料也颇为丰富，如隆钦饶降巴所著《隆钦教史》、敦若扎西的《敦扎佛教史》（亦称“宁玛派教法史”），以及敦珠仁波切的《西藏古代佛教史》、措如·次朗的《宁玛派教法史》、法尊法师的《西藏佛教的宁玛派》和《西藏前弘期佛教》、印度南方高级显密佛学院历史编辑室编辑的《前译广明史》、尕藏加的《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索甲仁波切的Dzogchen and Padmasambhava、刘勇的博士论文《藏传佛教宁玛派历史论纲》、班班多杰的《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等均介绍了宁玛派的佛教哲学思想。
第三，对于伏藏传承的问题，珠古东珠仁波切的《德玛：功用、伏藏与掘藏》，Tulku Thondup的Hidden Teachings of Tibet—An Explanation of the Terma Tradition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Buddhism等书，对伏藏的来源、方法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第四，藏传佛教的居士佛教特征给予藏传佛教圣迹文化迅速融入社会的机会。对此，我们必须给与“居士佛教”领域一定的关注。常正的《“居士佛教”刍议》、彭绍升《居士传》、谭伟《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等是汉传佛教中关于居士佛教的研究成果，在藏传佛教中，特别是宁玛教史资料中，还可以发现更为丰富的居士佛教的影子，但除了华热·才华加的《藏传佛教中的居士群体及其文化特征》一文外，关于此方面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
其他对藏传佛教不同层面的观念所作的介绍，对揭示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元素的本质含义也很有帮助。这类资料数量多且分散，这里仅能提供部分线索，如麦彭仁波切的《本教与宁玛派有何区别》、贝玛仁增仁波切的《依于密宗仪轨利益众生之方法》、李冀诚的《佛教密宗仪礼窥秘（敦煌资料）》、《第三世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开示文集（之二）》中“佛教中的象征、观想”部分、希娜康卓伏藏的《法性空行心髓——吉祥山祈愿密道使现（开示篇）》、圆智行者的《佛教密乘五部坛城体相用一览表》《宁玛巴标志功德》，慈诚罗珠堪布的《佛教的世界观》、莲花生大师的《尼泊尔满愿大佛塔之殊胜》等资料各自提供了部分相关观点；另外，才让所著《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一类书籍能够比较丰富地描述基于藏传佛教信仰上的文化元素等；除此之外，藏文化研究文献和上师开示中对无量宫殿、坛城、刹土、尸陀林等等的说明，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3．藏传佛教圣迹的文化交流背景
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藏文化并非是单一的原始文化状态，各民族、各类型文化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交流和联系，这使得藏传佛教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多元文化元素之间发生联系、甚至是融合。这提供了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元素和格局形成的背景。对西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方面展开的研究数量多，成果丰富。其主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
其一，以一定的角度澄清藏族古文明的归属，澄清与某一外来文化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有：张云的《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和（日）森安孝夫的《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占据地位之分析》分别就波斯和中亚的影响力进行了说明；侯石柱编著的《西藏考古大纲》从考古层面提示了西藏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扎洛的《菩提树下——藏传佛教文化圈》介绍了藏传佛教文化圈的内层、中层和外层区域；石硕的《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和《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格勒的《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书籍在藏族文化的来源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和资料。
（日）矢崎正见的《西藏佛教史考》一书说明了在佛教的传入过程中印度文化的影响力；（澳）A.L.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刘欣如的《印度古代社会史》、（印）D.D.高善必的《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英）查尔斯·艾尔奥特的《印度教和佛教史纲》等资料提供了大量古印度文明的线索。当前对印藏古文明交流融合状况方面的研究虽仍缺少普遍认可的观点，但是能够提供分析的相关资料还是较为丰富的。此外，仍有大量的论文或多或少提供了诠释某一藏文化元素的文化来源，由于数量众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其二，是关于藏文化中本教文化特征的研究。论文并未深入就此层面进行分析。为本文判断佛教圣迹文化与本教文化的关联程度和关联方式提供了重要观点和线索的文献有：霍夫曼的《西藏的民间宗教》《西藏的本教》以及《西藏的宗教》、卡尔梅·桑木旦著《本教理论和历史概论》、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向红笳翻译的《喜马拉雅的人与神》、（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上、中、下）、洛丹宁布的伏藏《敦巴新绕全传》、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格勒等的《藏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探讨》、张琨的《论象雄》、南喀诺布的《古代象雄与吐蕃史》、才让太的《青海湖地区的本教密士》和《本教赛康文化再探》等等。
4．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圣迹文化遗存
在文献资料中，有部分典籍能够比较集中地提供某个地域范围内的圣迹描述，有以《卫藏道场圣迹志》《后藏志》为代表的藏文献典籍，也有以噶玛降村的《康地圣迹志》，及《扎日圣地指南》《阿坝地区宗教史要》《雪山圣地卡瓦格博》等为代表的大量就圣迹资料进行编辑整理的当代研究成果，其圣迹线索集中，颇有利用价值。除此以外，还有以寺院、神山为中心描述此地域范围内圣迹线索的传记文献，有以成就者和上师传记中的生平事迹为核心揭示圣迹线索的传记文献。另外就是游记性质的文献，如根敦群培著有《智游佛国漫记》和《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等文章。但是就此方面内容，合理结合佛教密宗的圣迹观念而进行进一步研究和解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第一，在大量史籍类文献中，也都会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事件和圣迹做出说明，比如《西藏王统记》中就记述了各种神像的来历。对此，部分史籍资料是颇有研究价值的，如《五部遗教》（1285年发掘）、拔赛囊的《巴协》、阿底峡尊者发掘的《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11世纪中发掘）、松赞干布的《嘛呢宝训集》（14世纪前发掘）、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成书于1564年）、娘尼玛韦色的《娘氏宗教源流》（成书于12世纪）以及布顿大师的《布顿佛教史》（成书于1322年）、释迦仁钦德的《雅隆尊者教法史》（成书1376年）、迅鲁伯的《青史》（成书于15世纪）等。
第二，在藏典籍文献中，特别是在寺庙传记和高僧传记中存有大量的圣迹线索，如乌金林巴掘藏的《莲花生大师传（莲花遗教）》（1258年发掘）、尼玛威色与打热那他的《莲花生传》、伏藏品的《益西措杰传》、台湾林冠群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等等。作为历史人物的传记，可以从中发现贯穿人物行为中的圣迹表述和记录。
有关资料中寺庙的传记数量十分丰富，如何周德等的《桑耶寺简志》和《桑耶寺综述》、晋美林巴的《桑耶青普圣地指南》、噶陀斯度的《桑耶青普圣地之三依》等能够系统提供有关桑耶、青浦的圣迹资料；除此之外，还有《昌珠寺简志智者喜语》、五世达赖喇嘛的《大昭寺志》、傅崇兰主编的《拉萨史》、西尼崔臣的《拉萨市辖寺庙简志》等大量资料。
第三，在藏地圣迹的个案资料中，神山志（如墨尔多、冈仁波切、阿尼玛卿、年保玉则等）一类的资料是较为丰富的。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墨尔多神山志》（藏文版）、《阿尼玛卿神山志》和《冈底斯山湖志》，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念青唐拉和纳木错湖简介》、楞本才让·阿姆的《神山圣湖》等书籍资料，以及丹增仁青坚赞的《瞻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意乐梵音》等能够比较详尽地提供神山和圣湖的有关传说和圣迹资料。当前藏学界逐渐展开了对神山圣迹的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Sacred Spaces and Powerful Places in Tibetan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中有多篇文章比较集中地涉及神山圣迹领域外，国内的研究也经常能够推陈出新，如曲丹的《试述阿尼玛沁山神的形象及其在宗教万神殿中的归属》、才让太的《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等文。国外的研究成果还有John Vincent Bellezza的A Comprehensive Inventory of Pre-Buddist Sites in Upper Tibet: Finding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ultur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系统整理了前佛教各类的遗迹。
第四，就藏传佛教圣迹内容而言，藏地文献可以提供大量的陈述，但是具体就此类陈述做出综合整理和系统剖析的研究成果就比较少见了。对藏传佛教圣迹的供养形式作出要求和说明的资料除了出现在佛教经卷中外，还主要见于上师的著作以及所修撰的修法仪轨中。早期莲花生大师所造的修法仪轨也可在后期的大量伏藏法中展示出来。
5．宁玛后弘期后圣迹案例
藏传佛教宁玛派存在的历史跨度长，其典籍、教法有独特而严格的传承方式，将其作为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的主要案例是有代表性和说服性的。此外，宁玛教派史研究成果（见上文）比较丰富，宁玛在后弘期及以后的传承、上师、史志等资料也较为多见。
在与宁玛派后弘期后相关的圣迹内容中，成就者和上师的传记、著作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其中一部分是传承上师的传记集，例如纽修堪仁波切蒋扬多杰的《大圆满传承源流蓝宝石》（上、下）和东珠活佛所著的《大圆满隆钦宁提传承祖师传》（上、下）；另一部分是成就者个人的传记，如《隆钦绕降传》《晋美林巴传》《多钦则密传》《麦彭仁波切传记》等；第三部分是藏传佛教“名人录”一类的研究成果，如曾国庆等的《历代藏族名人传》、唐景福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以及杨贵明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等资料，可以部分补充案例所需内容。
与本研究相关的寺庙传记有《多智钦寺》《雄色寺传记》《曲沃日传记》《桑耶寺传记》《昌珠寺传记》《扎央宗传记》《德仲寺传记》等，以及土登嘉央列学丹贝坚参北绒波的《噶陀金刚寺志》等，此外，多智钦寺、噶陀寺、佐钦寺等圣地的网络资料也是有帮助的。研究中需要涉及的寺庙传记基本上是每个藏传佛教寺庙都具有的资料；除此之外，冉光荣编著《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类书籍也可以提供一些外围资料。
在各地区的文物志中也可以发现部分圣迹的线索，比如索朗旺堆主编的《阿里地区文物志》《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昂仁县文物志》等等。
6．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部分元素研究
国内外对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元素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内容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广泛，如神山、圣湖、寺庙、修行圣地、伏藏地、天葬场、佛塔、佛像、岩洞、玛尼石刻、摩崖石刻、手印脚印、朝圣、转绕、哈达、煨桑、经幡、风马、供灯、贴金、供养仪轨等等。当前涉及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仅会涉及到其历史源流、形式、文物等角度。
由于本部分的资料涉及面广，各领域的研究程度不一，下面仅就部分主要圣迹文化元素的研究现状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天葬台是颇富特色的藏传佛教圣迹形式，耿振华的《西藏丧葬习俗成果研究》是一篇介绍藏地丧葬风俗的很好的专题研究的成果目录。对于天葬的来源，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崔巍的《西藏天葬风俗起源辨析》、尕藏才旦等的《天葬——藏族丧葬文化》、熊坤新等的《天葬起源之探讨》，以及由不同角度对据称是藏地佛教最早的天葬台所展开介绍的——直孔·贡觉嘉措编著的《直孔丹恰天葬台历史精要》一书。对于天葬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意义，可见于佛教对布施、祛除贪执等的见解。
韩书力编著的《西藏风马旗》描述了风马旗的地区差异，并提供了风马旗的分类及大量的图样；康·格桑益希的《“风马”与经幡》、资料《“风马”的意义、制作和张挂》等文章介绍了风马与经幡的源起和类型。《放天马祈愿文》等佛教仪轨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对佛教对“风马”含义和作用的诠释。
对煨桑起源的研究较多，基本上均认可煨桑是前佛教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供养方式。14世纪的文献《献供焚香祭》、土观秋吉尼玛的《焚香献祭仪轨〈吉祥妙言〉》、以及晋美林巴的制香方法、供养功德等资料，可以让我们观察到行为方式的逐渐丰富和变化。当然，在藏文献中，类似的文字是比较丰富的。
关于藏地石窟寺的资料和记载，在《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文献中可以发现部分记载；意大利图齐曾在藏地西部和中部地区作调查，我国文物部门也曾作普查，另外，阿里东嘎、皮央石窟是20世纪90年代比较重要的藏地石窟发现，对此有考古报告可供参考。陈建斌的《西藏摩崖造像简报》有综述，张虎生等编著的《药王山摩崖石刻》、何周德的《拉萨药王山摩崖造像浅说》等书籍和文章说明石窟文化形式在藏地也不可忽视。
佛塔方面需要关注的是藏传佛教对佛塔的重视。在《西藏地区的寺院与佛塔》一书中全面介绍了西藏著名寺院佛塔的历史渊源，这是藏传佛教寺、塔知识的工具书。尕藏加的《藏式佛塔考述》、索南才让的《论西藏佛塔的起源及其结构和类型》、根秋登子的《论藏式佛塔建筑》，以及资料《西藏佛塔之特性与种类》等文章介绍了藏传佛教佛塔的渊源和类型。在佛教典籍方面，涉及建筑佛塔的文献很多。
除以上领域外，仍有许多藏文化研究的成果会涉及到藏传佛教圣迹的文化元素，这里就不赘述了。
7．文化学中的相关研究理论
就藏传佛教展开的相关文化学研究也有若干，如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化发展史》中系统地对藏传佛教文化特征和发展做出了梳理；Lama Anagarika Govinda著《密教真理：象征体系研究》一书对佛教密乘的象征体系进行了研究；黄心川的《世界宗教圣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对世界宗教的圣地问题进行了综述；索端智的《藏族信仰中的山神体系及其地域社会象征——以热贡藏区的田野研究为例》一文说明山神信仰是藏区社会的一种集体表象，是藏族文化中重要的象征体系；2006年索端智的博士论文《现世与彼岸——一个藏族社区信仰、仪式和象征结构的人类学研究》尝试为藏地宗教的象征与藏文化形式的构成之间建立起联系。
福柯提出：“起源使一个知识领域成为可能，这种知识的任务就是恢复起源，但这种知识总是处于一种由于自身话语的滥用而产生的错误认知中。起源处于一种必然消失的地方，即事物的真理与可信的话语相对应之处，也处于话语所遮蔽、并最终要消失的偶然结合处。”关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解析就可归属于这一层面。以追求一种文化现象起源的方式来认识这种文化的本质，确需依据文化学中的相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