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与重建的内在需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衔接、相互贯通和内在结合。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模式、建设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革新，从而使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达到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高度统一。(1)
一、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短缺
钱穆先生曾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直言：
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定有它的“精粹”可以保留，我们该慎重地来看重这些国粹，把它发扬光大。同时也定有很多经过了时代锻炼以后变成了渣滓。不仅中国，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有它的精华，也都有它的渣滓。我们该来研究，甚么样的才是渣滓，该去，精粹该留。(2)
每种民族文化都有其两面性：西方文化有其缺陷的一面，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中国文化，我们该怎样去解读其中的精华与缺陷，尤其是如何面对自身的文化缺陷。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整体而深刻的解读。
中国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值得注意。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
一是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二是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四是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药。“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3)
此四点犀利深刻，虽出于一两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只不过对于文化之洞见，在他笔下显得格外透彻而已。近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爱好、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这些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民生，因此辩论和改革在所难免。
由传统文化沉淀而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其致命缺陷在于长期保留着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系。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化批判运动焦点也在于制度文化。从维新派、革命派到“五四”健将们，他们的思想在很多时候表现为激烈的反传统。与之相印证，郭湛波在其论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指出，当时中国的思想冲突，是工业资本社会思想与农业宗法封建思想的冲突。陈独秀、胡适等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一方面破坏中国农业社会旧有思想，一方面输入西洋工业资本社会之新思想”(4)。由此，可进一步体味国家这一上层结构的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对经济自由和思想、学术自由的剥夺，不过是这一上层结构的衍生物。正如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论争》一书中所直接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一个是缺乏民主传统。”(6)缺乏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这两大特点也使得中国文化在15世纪以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构成所决定的。该制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功能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内在需求的表现形式
1．需要克服内部短缺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说要正视这些缺陷，克服这些缺陷。就如同一个人，如果缺乏营养，身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缺什么就要补什么。缺铁就需要补铁，缺钙就需要补钙。只有营养全面，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人才富有活力。社会机体也是一样。我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是需要认真弥补的。只有弥补这些缺失，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国家才能健康地发展，中华民族才会富有活力，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执政党一直在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7)
可以说，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关键在于执政党的勇气和智慧。不仅要有理论勇气，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还要有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不是表现在想方设法维持现状，而是表现在政治体制的设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上，既要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进展，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更要注意的是，改革不能丢掉根本的原则，不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哥伦布曾说，我们处于什么方向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正向什么方向移动。邓小平也曾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8)
2．需要适应中国社会变革
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有很多，其中内在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直接逾越自身的传统而长驱直入现代化领域。需要注意的是，一国的现代化必然要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受其制约。恩格斯曾说：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9)
首先，中国文化发展要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可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部分。文化能够为经济和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为二者朝正确方向发展提供思想文化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既有繁荣的经济，又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和多样的文化，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应是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结果。目前，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如果只注意抓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而忽视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失去文化的支撑，现代化的整体步伐就会延缓，甚至陷入困境。
其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而对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现代化产生了迫切的需求。人们不仅需要现代的物质文化，以改善自己生存环境，还需要现代的精神文化，来形成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要能够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全球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信息社会的文化成果由渐进式积累转化为激增式积累，文化内容的淘汰与更新越来越频繁；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媒介从以文字为主转化为以视频为主；大众传媒在影响人们价值观方面的功能逐渐赶上并有可能超过家庭、学校和社会团体的作用。网络和新技术的冲击使得传统文化的一维性结构遇到了尖锐的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加剧全球文化的融合和冲突，这就要求我们跟上科技革命发展的步伐，加快我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最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当今激烈的民族文化竞争中保持不败地位。21世纪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也包括文化力。西方国家往往利用灌输本国文化的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利用文化渗透与文化扩张的方式强迫其他民族接受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主张。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改变被动状态，拥有主动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积极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增强文化实力，进而提高综合国力。
3．需要在世界之中发扬优秀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其中不乏人类文化的优秀成分，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推进也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世界文化需要中国文化，如果缺少了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及其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世界文化就不能称为完整的世界文化。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代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指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10)同样地，中国文化需要走向世界，只有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创造的理念和价值观向世界范围传播，才能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只有在世界大家庭中与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借鉴、融和、共同发展和进步，中国文化才能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主要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基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可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可以改变世界文化交流方式的单向性，可以使中国文化在世界竞争中不断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会使中国人民对本民族文化以及先进文化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国民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第二，可以凝聚海外华人，使其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宿感。全球化时代，世界人口流动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据《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显示，目前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约有5000万人。学者潘懋元教授认为，这些有着中华血脉的海外华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却不会改变。
第三，可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民族影响力和感召力。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融合，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当今世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输出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软实力”的载体，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的世界化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宣传的双赢局面。树立国际化发展意识，拓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空间，积极平等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流活动，以更加理性的精神和主动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输出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参与世界文化活动，对我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内在需求的执意培育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从各个角度以大量事实例证了文化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进步上的重要作用。(11)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表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发展。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这充分说明了发展文化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任何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已有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总是诞生在自己的历史之上。
1．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通过变革谋求发展无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变思想。《周易》曾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罗荣渠先生则说：“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13)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挑战下，中国传统文化必然需要做出回应，以满足中国现代化现实的需求与利益。
历史上的现代化都是人类文化积累的延续和开拓，实现现代化必然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即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对于历史绵延数千年，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来说，其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心理，释放出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成为横亘在中国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道屏障。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务之急是要强化文化主体的建设——现代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充实振奋，要在发展每个人自身潜力的基础上促进人的个性的丰富和完善。美籍华裔文化学者林毓生教授说：
人性最大的光辉是：我们有天生的道德资质，以及在思想上经由反省而能自我改进的理智能力。今后中国有识之士，必须以这两种内在的资源为基础，从认清我们自己特殊而具体的重大问题出发，重建中国的人文。(14)
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不是意在求新，而是要人们重视传统文化中那些有价值的且对将来相关的东西，能有选择地推出传统文化中可能会促使生活更富有生气活力的东西，以促进国家的团结。(15)
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革与创新的背景是多重而复杂的，诸如，经济变革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要求培育出具有市场意识、重视开拓创新和价值实现的人文精神；政治变革中从权威型结构、家庭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化，要求培育具有现代法治意识和平等观念的人文精神；社会结构转型中各种职业阶层的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化途径，要求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的人文精神。为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继往开来，创造出面向21世纪的全新的文化形态。
2．中国现代文化的创建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中国人在自己本土的深厚文化积累并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中心问题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这条道路恰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是一致的，因此便具备了其他任何模式都难以超越的独特魅力。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及其在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的屹立不倒。中国的成功，见证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飞速发展的民族经济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并逐步建成着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还在于它初见成效的民主政治、日益繁荣的民族文化、蒸蒸日上的外交事业以及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中国模式”研究受到了来自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一般来说，所谓“中国模式”，主要指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它涵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人的全面发展各方面，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被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16)
“中国模式”主要是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言的，是站在国际的视角看中国发展，是从世界的视野来考察和研究中国道路的成功。概括来讲，“中国模式”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模式”不断促进民主现代化的发展。
民主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但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我们不能一味地将民主定义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它不姓“资”也不姓“社”，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自身需要来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现代化进程由来已久，中国的民主发展路径已基本形成。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同时，中国经济的市场导向和外向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心理的理性状态，这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国家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建设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创造了前提，我们的渐进式民主化成果不断涌现。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得到坚持和落实；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日益完善，党内决策更加趋于科学，党内监督的有效性日益展现；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更加有保障，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觉醒；政治上的集中与分权不断优化，基层权力日益扩大，一个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正在崛起。
其二，“中国模式”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民生进步。
追求经济发展实现民生进步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追求的奋斗目标，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进步也是衡量一种发展模式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当苏联模式、日本模式、拉美模式先后遭遇挫折或走向失败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却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并不断开创着经济飞速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的新奇迹。政府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家宏观调控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党和国家奋斗的重任。
“中国模式”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吸引外资，开放市场、资本和人力输出，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中国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行为的主角；“中国模式”以它宽容博大的胸怀包容着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经济形式，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有益成果，不断壮大自己；“中国模式”以其敢于创新的精神和勇气，不断改革经济建设中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法律法规并创新经济发展形式、促进经济发展。
其三，“中国模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发展模式只有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信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中国模式”就是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积淀的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上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也一直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中国倡导“以和为贵”“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始终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开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和准则。“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一种和平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欧洲模式等世界上的主流发展模式之间最重要的也是最突出的区别之一。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和平发展既是当代中国对自身角色和未来形象的正确定位，也是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我们主张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安全上相互信任、环保上相互帮助，为建设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共同努力。
3．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建立
生活方式作为一定社会群体生活状态的反映，是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与时代发展进步的重要范畴。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
第一，由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生存型的。农业生产力的不发达，决定了中国人长期“以食为天”的生存型消费或贫困型消费，人们必须用绝大部分时间从事食物生产以维持生存，导致闲暇时间少。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使生产活动不再同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活动直接合一，而是同日常生活相分离，形成独立的、非日常的、有组织的、自觉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国人突破了传统生产和生活合一的日常生活方式，开始进入到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中，在社会化大生产、商品流通、社会管理、政治活动、学术交流、精神生产等领域中逐步形成个性化、多样化和理性化的生活方式。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发展型的，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是人自身和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生活方式。
第二，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很少对外交换。加之聚族而居和交通不便，以及强烈的宗法意识与家族本位，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对外交往大都以亲属关系为核心、以乡里为半径，形成了封闭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业化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建立起的普遍分工和交换，使一切联系都变成了社会的联系，从而把传统农业社会建立在家庭、宗族、狭小的地域范围内的闭塞的交往活动打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不但打破了国内地域的界限，还打破了国界。与此同时，政治、经济、科学、艺术领域充满竞争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世界已不再是少数人的活动领域，而是逐渐变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的世界。以理性、契约、自由、平等、开放为特征的交往方式迅速发展，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形式。
第三，由保守型转变为变革型。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中，整个社会的生活规范、生活模式基本稳定不变。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身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凭借着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周而复始地展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日常生计。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物质资料的生产日益丰富，而且不断更新换代，科学、制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促使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和生活价值系统，加之国际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以及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打破了一切封闭性的壁垒，推动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形成越来越文明、进步、新颖、科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活品位、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支撑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把人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使人们不再满足于重复性日常思维所关心的“是什么”，而是更多地借助于科学思维探寻“为什么”和“应如何”，由此开始超越单纯日常生活主体的保守性思维和活动方式，逐步培养起日常活动主体的创造性精神和主体精神，使人们在生活领域不再以守旧而是以求新为价值取向。
第四，由依附型转变为自主型。在中国封建社会，基本财产（土地）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不同方式，构成了森严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甚至连生活细节，如礼节仪式、起居饮食、衣着配饰、饮酒器皿，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在这种等级结构中，不可能形成完全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人们通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以家长为首的家族身上，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兴亡寄托在“明主”“清官”身上。在当代中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独立意识强、自立自主的特点，要求个性和人格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并用“公民社会”取代了宗族至上的“亲缘社会”。人们的个性逐渐解放出来。由于主体意识和自主个性的形成、发展，自我取向、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调节的创造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这种生活方式所培养出来的主动精神和独立自主能力，更符合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这种生活方式是比依附型生活方式更高类型的生活方式，是人和社会发展成熟程度和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政治生活和政治意识也同时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中国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养成一种现代意识，即自由、平等、文明、进步、独立、富强、自主、开放、多元的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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