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门渐开的洋务文化
近代国门渐开后形成的洋务文化与洋务运动并非一回事，但中国近代社会中所浸染的洋务文化却离不开这场以自强、中体西用为旨归的、由晚清政府所主导的洋务运动。何晓明曾言：
18世纪到19世纪的中华帝国，正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鼎盛之时。其时亚洲的东部，展示出一派并不逊色于英吉利、法兰西的兴盛图景。历史悠久的政治一统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自不待言，即使在工业生产方面，中国也拥有十分雄厚的实力。180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约五个百分点。(1)
这一优势在东西文明交汇之时骤然突变，乔治·马戛尔尼的预言成为现实，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政府逐渐受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同时，中国人天下观的崩塌带来的是国人如何重新面对自己和他者的问题。洋务文化是晚清时期的一种开放文化，它虽与当下的“开放”难以等同，但却值得当今大学生学习和借鉴，以便重新审视那些深刻影响着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型文化。因此，对洋务文化的探讨有利于引导当今大学生正确理性地面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一、中国的“洋务启蒙运动”
传统社会的蒙昧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上的腐朽与落后、土地兼并引发的经济上的分配不均、行政无能带来的本应避免的灾祸、学术空想而导致时代精神的呆滞以及中国传统天下观导致国人对于世界的无知。当然，洋务的启蒙运动不是凭空而来，它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格物之学和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经世实学思潮的延伸，便是后来的洋务思潮、维新思潮，以及革命思潮。这些思潮均超前于政治事件。林则徐和魏源等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开明文人是该思潮的奠基人。
魏源，湖南人，他得助于贺长龄、陶澍、林则徐、龚自珍以及刘逢禄等人的帮助和提携，顺利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在1824年的漕运危机中，他提出采用海运的建议，同时受贺长龄的委托，代编了《皇朝经世文编》，在这本著作中，魏源为“经世致用”做了标准化的解释，而以后他的《海国图志》则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经世思潮中的领袖地位。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部分分析了鸦片战争惨败的一些深刻的原因。他建议说：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2)
美国学者费正清也相当赞同魏源从中华帝国的内因中找出原因的见识，他分析称：
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和珅丑闻以及对国内叛乱屡屡进行腐败而残酷的镇压之后，人们不禁奇怪他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沙（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呼吁是写得用心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应的不充分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3)
虽然，经世思潮包含着一些激进思想，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些误读，比如“中国文人的精力完全出于无用之途”的说法，今日看来还是有着极大争议和不妥之处的。但就当时来说，它所带来的启蒙作用，在此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逐渐显现出来。所谓的洋务启蒙，其实质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对改革的倡导、对空想学术的反思，以及新的世界观的运用。洋务启蒙根源于经世之精神，但又不囿于传统，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去面对自己和西方。这种启蒙具有时代的开放性和近代性。
经世思潮引发了洋务思潮，并推动了清政府内部掀起的以引入西方科技和以“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直秉承着御外夷、平内患的双重目的。洋务派在此期间不但兴办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而且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由此带来了文化领域的重要变化，并形成了近代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第一次高潮。中国的洋务启蒙运动虽然不是从洋务思潮开始，但却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而壮大发展起来的。当然，满清政府内部对于这一运动的看法，亦莫衷一是。顽固派对于洋务派“以商立国”的理念和效法西学的做法极为反对。此后，洋务派从政治文化角度提出了“自强”，认为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该宗旨也是对当时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解读，即为“变器不变道”。该宗旨成为当时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在巩固和复兴清王朝的基础上，洋务派鼓励购买西方军事武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开办民用工业，创建军事工业和新式海军，创立洋务学堂，培养留学生。
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社会道德问题的出现，让顽固派找到了攻击该思潮和该运动的机会。洋务人士凭借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道路，然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压力面前，洋务派最终仍无法引领中国走向富强。虽然张之洞等人顺利地完成了由“重商”向“工业立国”的转化，而且此举深入人心，但是，洋务思潮最终让位给了后来的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但是即便如此，此后的这些思潮仍然属于洋务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洋务”一词本身有其局限性和争议性，所以我们不妨将其换成“现代化”一词。虞和平在其《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分别评判了维新运动和清末的宪政革新运动。对于维新运动，他指出：
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主要是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构建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4)
针对宪政革新运动，虽然他感叹其最终因各种利益纠葛和其他因素而失败，但仍认为该运动具有现代性特征：“一是政治体制现代化设想的提出和初步实践。……二是社会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此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效法苏俄的决策则更是将洋务文化推上了另一个新高度。
二、洋务文化的基本内涵
1861年咸丰帝驾崩，慈禧太后掌握执政权力，她起用曾国藩领导下的汉人士绅。此后，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主导的洋务派，借助外国势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费正清在《传统与变革》中提到帝国领导的这一复兴（又称“同治中兴”）与当时镇压叛乱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间点相吻合。由政治人物所领导的这场学习西方的运动在此后几十年中从经济和文化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洋务文化。这场洋务文化的形态包含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的内容。
纵观中国近代史，洋务文化的形态也并非一贯到底，而且当时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于洋务文化的接受程度更是千差万别。洋务文化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
我们先来体会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一段文字：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与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我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压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5)
陈寅恪的“理想抽象之物”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相辅相成，其中在过去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当初佛教文化流行于中土并最终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固化。然而自晚清道光以来，西方列强觊觎中国利益，中西方开始发生千年未有之碰撞。因此，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异当从中西文化出现对立之时开始。
2．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洋务文化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万国来朝”成为了没落帝国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最终被迫向世界敞开。面对西方世界的嘲弄，落后的旧中国毫无招架之力。在突如其来的现代化面前，对于一个高度传统的社会而言，最初反应一定是排斥。
洋务文化的初级阶段主要由清政府内部主导。洋务运动期间，一些开明的官僚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再独大，因此必须以全新的方式面对西方。然而，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洋务文化基本不被了解，甚至不被接受。普通国人尚不需要直接面对西方以及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他们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此阶段，清政府也仅仅是通过购买洋人的器物来改变当时颓败的现状，“中体西用”是当时主导的政治理念。如果今日暂且认为维新思潮和义和团运动是个历史过渡的话，那么可以把庚子国变当作一个节点。庚子国变之后的洋务文化相对于洋务运动期间的洋务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别，这段时期的洋务文化也是大部分学者所忽略的。如果说之前的洋务文化是被政府所主导的，后者便是一种自下而发的和受外部势力深刻影响的一种洋务文化，或者称之为全社会的近代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洋务意识已经逐渐在整个社会中泛化开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绵延至今日。如何理解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齐如山评价同文馆伙食曾说：
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佐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6)
即使这么好的待遇，同文馆招生依然十分困难，可见当时普通社会对于政府所主导的洋务文化是排斥的或无法接受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反对派对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文化传播的阻挠，譬如放出谣言说教会学校会挖学生的眼睛和心肝。另一方面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制约，那时科举考试仍然是人们取得功名、晋身官场的唯一渠道。由于科举不考西学，因此同文馆学习的学生没有出路。梁启超深感“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所以他坚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从根本上说，这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用以提高国民素质。因而，维新运动的主要成果是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同时，在经济上主张保护和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有行政约束力的改革措施，试图全方位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因此具有明显的近代化意义。虽然维新变法仅仅历经103天，但相比前两次变革，维新运动形成了与自强运动这种渐进变革总趋势的突然断裂，其影响明显远远超前于它的时代(7)。当然，类似于同文馆的局面在科举废除后，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各个档案记载，后期洋学堂的招生已经人满为患了。
庚子国变后，整个中国社会内部，无论是器物、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等尽皆效法西方。例如，中国人开始打洋伞，上洋学堂，开始用相机，喝咖啡，看报纸，开始完全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甚至城市构造也开始改变。《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民族危机引发了晚清社会剧烈变革，各种西方学术理论和政治主张传入中国后，又逐渐衍化为不同的社会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等。此间，西方大哲们似乎成了中国思想之权威，而旧学却一度被士人所鄙夷。普通国人的反应亦是如此。此时崇洋、媚外等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现象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此后中国之发展无不受此文化影响。
三、洋务文化的重要影响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一辈史学家主张“自强运动”是出于爱国主义，例如蒋廷黻关于“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蒋博士和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对李鸿章也并不宽恕，认为他有所谓的贪污行为，特别是认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8)
从整个洋务文化的影响来看，这个自强的文化仍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作用。
事物发展进程及其结局与发动者初衷不尽一致抑或大相径庭，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就这一类现象而言，发动者对于事物的萌生、起步，是自觉的，但对其最终结局，却又是不自觉的。中国的现代化，便正是在“洋务”派首领人物的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开始自己曲折而艰难的行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确是传统社会忠贞不二的卫道者。他们兴办“洋务”事业的初衷，在于援西洋坚船利炮之长，以扶清朝统治大厦之将倾。但是，“结果和它的期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捩拧拨了一下，当机捩一旦转动，就逐渐地向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使它停止下来”。以这一批清朝“中兴名臣”为“始作俑者”引入中华大地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必然联系的意识形态，按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艰难地、然而不可阻挡地成长、壮大，终于将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送进坟墓。这正像张之洞的弟子张继煦所评论的：“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9)
洋务事业的客观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洋务文化促进了中国生产方式的革新，并为其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在洋务文化的熏陶下，中国首批大机器工业雏形之框架基本完成。在西欧，工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思想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的结果。日本则是在明治时期完成了重商主义向工业立国的转换。“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10)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变法时也明确倡导“振兴实业”和“立为工国”的指导方针。中国与日本类似，中国早期洋务文化促成了政治人物的“农本思想”向“重商思想”的转变。此后发展至19世纪末，洋务文化再次促成了当时政治人物由“重商思想”向“以工立国”的转变。张之洞等人深刻认识到，列强资本扩张之害不下于坚船利炮之害。因此，张之洞建议：
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1)
此外，张之洞还指出了建设钢铁工业和交通铁路事业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作用。“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这正是他对于铁路事业发展的全新认识。
将农工商业合并整体而系统地讲求，始能富民兴利。“工业立国”并不是放弃农、商等其他产业。后期洋务文化对于近代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深刻。“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张之洞将工、农、商、交通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兴地产，工业可用大机器，商业可以作为纽带以节用度。“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据相关资料统计，19世纪末期，中国官办企业已超过40个，资本总额超出2000多万元，工人亦达万人。此外，民间私人企业也超过50个，资本总额为官办的一半。此外，这一时期中国的交通事业亦蓬勃发展，兴建了轮船数量达20余艘、总吨位为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还筑成铁路上千余公里，电线亦环绕于十八个省。(12)
2．洋务文化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人才的建设
洋务派认识到，“惟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身者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则西学馆之设，自不可少”。
自京师设置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盛、人才蔚起，海防洋务，……一批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外语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工业技术学校（如福建船政学堂、湖北工艺学堂）、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南京陆师学堂）在各地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开始了政府组织的出国留学教育。截止到1895年，官费留学生达209人，数量虽少，但人才荟萃。他们中间产生了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沪宁铁路总经理黄仲良，上海电报局局长朱宝奎，唐山煤矿工程师黄耀昌，启蒙思想家严复，海军将领林泰曾、刘步蟾、萨镇冰，民国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19世纪末，选派学生赴欧、美，尤其日本留学生，人数更以千百计。从此，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扮演了时代前驱的角色。(13)
上文学术文化部分也述及了民国时期学术体制转型与人才建设的内容，可供参考。
3．洋务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风俗和习气
早期的洋务文化促进官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改变上层中国社会封闭自守的傲慢风气。而到了中后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科学事业以及革新教育已日益变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那时中国物质基础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社会风俗习惯也逐渐改变。
以上海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为例，即可见时尚变迁之一斑。19世纪80年代初，当英美等先进工业国刚开始出现发电设备时，上海立即效法，1882年，电灯在租界出现，1892年工部局建发电厂，街灯成为市政的一项重要建设，以后，上海绅商也“装设电灯以惠行旅”……电灯、自来水初出现时，上海市民曾十分恐慌，担心用电会“遭雷殛击”，因而“人心汹汹”。后来则非常欢迎电灯，称其“赛月亮”、“颇便行人”；开始，市民“谓（自来）水有毒质，饮之有毒，相戒不用”，后来则“遍装水管，饮濯称便”。这就从一个侧面表明，当现代物质文明渗入中国人生活之后，必将引起风尚的变更。当然，这种变更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14)。
除了因物质生活的进步而带来的习俗变化之外，历次政治革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也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例如，“戒缠足”的批判，古已有之，却并无明显的社会效果。但到了戊戌变法前后，康、梁等革新巨匠大声疾呼废除缠足这一个恶习，而孙中山等人又继续批判，终于使这一风俗开始改变。当然，风俗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且具有地区的不平衡性。有人曾这样描述：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內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字兴，客栈名字灭。(15)
此外，洋务文化虽然促进了中国社会和个体的现代化，但是由此引发的盲目崇拜之风，也导致了后期中国社会道德底线的缺失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当然，鲁迅先生笔下赵七爷的辫子也成为旧文化的“尾巴”。
4．洋务文化引发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大争论
洋务文化推行之初，便已引发了改革派和顽固派的政治争论。中国顽固派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陈腐论调攻击“洋务”派“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败坏人心；而洋务派力陈当此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兴办洋务正好比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继绝。双方论证不断，古井无波的思想界渐起涟漪，由死水微澜而至洪波巨浪。”(16)
随着洋务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国粹”与“欧化”之争。基于民族危机、革命排满以及西方资本入侵等因素，国粹派主张在文化建设层面应当将民族文化作为主体，同时吸纳和整合西方文化，以此来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而欧化派则提出了西方文化全方面优于中国文化的主张，提出诸如废除汉字等言论。两种观点虽针锋相对，但也并非完全对立。
部分欧化论者也认可国粹主义的价值，甚至主张欧化与国粹应相互包纳。有论者分析了日本国粹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日本的欧化思想初时数家并举，最终却同化于国粹学派，这正是日本“保存国粹之导源”，国粹与欧化“名虽异而实相同焉”。就中国而言，在欧化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保存国粹。他们认为，欧化与国粹不可截然两分，主张欧化“非欲弃国学”。可以看出，“国粹”与“欧化”冲突中有调和，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理性审视不同文化的异同，并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体系，成为文化思想界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使命。这一方面，国粹学派与欧化学派的观点相辅相成，各具特色，为国人今后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17)
(1)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56.
(2)夏剑钦.海国图志[M]//魏源全集.湖南：岳麓书社，2004：1-40.
(3)[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46.
(4)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40.
(5)张步洲，等.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
(6)邢超.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73.
(7)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教研室.中国近两百年历史[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55.
(8)[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94.
(9)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185.
(10)夏东元.郑观应集·救时摘要（外八种）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74.
(1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907-908.
(12)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186.
(13)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186.
(14)冯天瑜，何晓明，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2010：679.
(15)冯天瑜，何晓明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80-681.
(16)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187.
(17)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C].北京：中华书局，201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