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经25年深入有效的发展，当今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已经和它当初形成时的情况大为不同了。当时，精神分析医生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发现病人没有自己察觉到的潜意识问题，并把它们梳理到一起，然后选择恰当的时机告诉患者。那时，精神分析主要是关于解释的学科。这种目的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治疗上的问题，所以另一种直接目的很快产生了，那就是想办法使病人承认医师根据患者记忆里的素材推断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种情形下，工作的重心就是与病患的抵触心理作斗争。当前阶段的执行方法就是尽早地向病患揭示这种抵触心理，进而通过人的影响——这正是“移情”作用发挥的功效——引导他不再抵触。

可是，现实越发清楚地表明，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精神分析学科最初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将无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病人无法将压抑在心里的所有内容都回忆起来，但可能他的病症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回忆不起来的那部分，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无法信服别人告诉他的那些正确构建起来的东西。他被迫地把压抑的东西当作此刻的感受重复体验着，不会像医生们所期望的那样，把它们视作过往的经历来回忆。这些再现的东西相当精确，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因它总是将幼儿时期与性有关的部分经历作为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与它的衍生物；且它一定会在移情作用范围内，这在医生和病人相处时会表现出来。等到病情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已经被一种新的神经症——“移情性神经症”替代了。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遏制在最小空间内，这几乎是医生最主要的事情，迫使病人尽可能去回忆，尽可能不要重复再现此刻的感受。回忆到的东西和再现的东西分别占的比例依不同病例各有差异。一般情况，医生没办法使病患跨过这个阶段的治疗。医生一方面要让病人被迫再次体验本已忘记的过往生活，另一方面还要病人在心理上处于相对冷淡的状态。无论如何，这会使病人逐渐认识到，看起来那么现实的场面不过是隐藏在过去的一段生活的反映。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患者就会产生信服感，从而使建立在这种信服之上的治疗获得成功。

为了更加容易理解采用精神分析法进行神经症治疗时出现的“强迫性重复”现象，我们首先应当摒弃一个错误认识，即我们面对的抵触现象，是来自无意识的抵触现象。无意识的，就是被压抑的，它是不会对治疗措施产生任何抵触的。确实，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为了摆脱压在它身上的沉重压力，并且期望自己要么得到意识，要么通过某种真实的行为得到释放。抵触治疗过程的现象，产生于最初造成压力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层次和系统。但依据我们的经验所得，抵触行为的动机，再加上抵触本身，在刚刚开始治疗时都是无意识的。这个事实在提示我们，需要纠正一个我们用错的专业术语。若是我们不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对比，而是从现实中清醒的自我与被压抑中的自我的角度比较，那就会避免缺乏清晰度的缺陷。事实是，自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无意识的，特别是所谓的核心部分。自我中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称为“前意识”的。用系统的或是动力学的术语代替纯描述性的术语后，我们可以这么说：病患的抵触行为发生于他的自我。于是我们立刻弄清楚了，必须把“强迫性重复”现象归咎于被压抑的无意识的东西。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治疗进行了一半，且这些压抑有所放松了之后，强迫性才显现出来的。

无可置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产生的抵触是受唯乐原则支配产生效果的：它可能是要避免因部分压抑的东西得到释放而产生不快乐的感受。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设法透过唯实原则，来对这些不快乐进行忍耐。那么，“强迫性重复”现象，也就是被压抑的力量的表现，是怎么和唯乐原则发生联系的呢？很明显，在强迫性重复下被重新体验的绝大部分内容，势必给自我造成不快乐的感受，因为它把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暴露了出来。然而，这种不快乐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也是不与唯乐原则相违背的：一个系统里的不愉快，可能就是另一个系统里的满足。可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个新的显著事实，那就是强迫性重复也可以使病患回忆起完全不能带来快感的过往经验，这些经验在以前很长时间里，从未给始终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带来过一丝满足。

婴幼儿早期性生活的兴起迟早要中止，因为它的愿望和现实不一致，与儿童未发育成熟的生长阶段也是不匹配的。这种兴起是在特别使人悲伤的情况下告终的，而且伴随着极深的内心痛苦。失去爱情以及遭受打击由一种自恋式的创伤形式给自尊心以无可挽回的伤害。马尔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1918年）的看法和我的一样，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自恋式创伤对形成那种神经症患者身上常见的“自卑感”（the sense of inferiority）影响更大的了。由于受到自身身体发育阶段的限制，幼儿对性的探索最后总是以愿望落空而收场。以后他们就会发出那样的抱怨：“我什么事也不会做，什么事也做不好。”往往将男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或女孩子同她们的父亲联结起来的爱的关系，终会破灭于失望中，破灭于对满足无望的等待中，或破灭于新生命的诞生带来的嫉妒中——这是儿童情感对象对其不忠的最突出证据。他严肃而带有悲剧感地试图自己再生一个新生儿，但结果往往杂糅着失败与羞愧。得到的爱越来越少，对自己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还经常伴有言辞批评或是实际的惩罚，于是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愚弄。这几种典型的、经常发生的情况，说明了儿童期的特殊爱情经历的结束方式。

病人在移情过程中反复想起那些被厌恶的场景和痛苦的情绪，而且还运用最强的机智把它们复原。他们在治疗未完成的时候想办法中断治疗；他们会寻找再次让自己感到被愚弄的机会，强迫医生对他们严厉地讲话并加以冷漠态度；他们可以给自己安排合适的嫉妒对象；他们会许诺赠予人非同寻常的贵重礼物，用以替代年幼时期没有得到的婴儿，但这样的计划都是没法真正实现的。全部这些经历在以往从没带来过快乐，倒不妨试想，如果它们是作为回忆中抑或梦境中的体验，而不是当下感受的方式出现，我们便推测它们不会带来那么强的不快感受。肯定的一点是，这些东西是争取达到满足的本能的活动。但是病患们并没有从以前这些活动中吸取教训，这些活动不但从没带来快乐，反而带来不快乐，病患不自知地受着某一种原则的逼迫，一再地重复着这些活动。

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发现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现象所揭示的某种问题，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能观察到端倪。他们给人的印象总是像被霉运缠住似的，或者被超自然的法力控制着。可是精神分析理论给予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的命运多数是由自己安排的，特别是被幼年早期的影响决定的。尽管我们所提到的这类人还没有出现什么症状，以对抗某类神经症的侵犯，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重复没有两样的明显强迫现象。由此我们发现这样一类人，他们的所有人际关系几乎都以同一种方式得到了结：一个施予者，在付出一段时间以后总会被他的受惠者愤怒抛弃，无论每一个弃他而去的受惠者之间存在多大的特性差异。因此，好像他天生就注定要尝遍各种忘恩负义带来的痛苦。又比如，有一种人的友谊总是以对方的背叛而终结。还有这样的一类人，穷尽他一生的努力帮助另一个人达到某个民间的或官方的显赫位置，实现目标不久就由他自己推翻这个位置上的人，扶助另一个新人取代原来的那个。还有这样的女人，同她有过恋爱关系的恋人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得到同种结果。这种不断重复的事情在与某人的主观行为联系起来后，我们就不感到意外了，在这个人身上总能找到稳定不变的性格特征，在同样的事情一再出现情况下，这个基本性格特征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可是下面叙述的案例给我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这些事例的主人公全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完全没有对事件施加过任何影响，但却始终承受着同样的结果。例如，一个女人先后与三个男人结过婚，她的三任丈夫全是在婚后不久便罹患重病，这个女人服侍病榻上的三个男人相继离世。意大利诗人塔索（Tasso）在他的著名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有对此类命运最感人、最有诗意的描述，诗的主人公坦克雷德在战斗中杀死了穿着盔甲伪装成敌军骑士的女孩克洛林达，后者正是他心爱的女人。在将少女埋葬以后，坦克雷德来到了一片神秘又陌生的森林，而这正是这片森林曾吓得克鲁萨德尔的军队屁滚尿流。他手举宝剑猛劈一株大树的树干，但树干的创口中流出了鲜血，克洛林达的声音从树干里传了出来，原来她的灵魂被囚禁在了这棵树里，她在抱怨他再次伤害了自己心爱的人。

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思考——这是由移情作用和男女两性生活史而得的观察材料，接着就可以有足够的信心推断，在人的心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它的支配力超过了唯乐原则。而且我们现在也希望把创伤性神经症病患的梦和儿童进行游戏的动机跟这种强迫性重复联系起来。

不过，人们还注意到，只有在极个别的状况下，这种强迫性重复才能被观察到在没有其他动机支持下单纯地起效。对儿童游戏的研究，我们主要把方法集中在可以解释强迫性重复那一类上面。在这里，强迫性重复和可以直接产生快乐的本能的满足，似乎形成了十分紧密的搭档关系。显而易见的是移情现象被自我在顽固地坚持保留压抑时进行的抗拒所利用了，而治疗过程可以接近有效的强迫性重复却被自我拉向了它的那一边（像自我依附于唯乐原则那样）。有大量被人们形容为命运的强迫现象，看起来都可以有一定的合理性理解。既然如此我们就无须再引入新颖的、奇特的动机去解释它。（关于这一类动机）最易观察到的应该就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的现象了。但出于更慎重的考虑，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其他的事例中，也绝非全都能用我们已经熟知的动机来考量。想要证明强迫性重复假设是有根据的，还需要解释清楚大量遗留的问题。强迫性重复可能比被他超越的唯乐原则更基础，更富含本能的元素。假设确有强迫性重复的原则在人的心灵中发挥效用，我很想了解跟它有关的一些情况：它归属于什么功能，它会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作用，它和唯乐原则具体是什么关系，直至目前，我们依然认为是唯乐原则在人的心理活动的兴奋过程中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