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爱的代价

石季婉给孟明珠泡了杯茶端上来。

孟明珠看上去非常的疲惫，人也好像老了好几岁一样。

石季婉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她没有问孟明珠在上海要呆几天，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准备留她在这里住，所以也压根就懒得去理会。

没有了杨世会的存在，两个情敌之间，显然没有了她们在温州时的和谐。

石季婉尽量不去想孟明珠看病的事情，她也不想向孟明珠去证实这件事，因为如果她从孟那里得到证实之后，她的心会更加的刺痛的。

两个人坐下来，故作随意地客套了一会儿。

后来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讲了，石季婉就让孟明珠一个人先慢慢地在客厅里喝着茶，自己要到厨房里帮着姑姑去做饭。

石文珊看到石季婉进来了，便小声地问道：“要不要再多添两样菜？”

石季婉一副不耐烦的神情说：“算了，就按平时的标准吧，否则菜多了，还当我们过得很好呢。”

吃饭时，看到孟明珠食不下咽的样子，她从心底里感到厌烦。

为了避免冷场，石文珊就只好没话找话，跟孟明珠寒暄了几句。

石季婉也偶尔搭讪两句。

她没向孟明珠打听杨世会的事情，也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又回到崔家去了。

饭后不久，杨巧真便把孟明珠接走了。

石文珊笑着说：“她倒是跟杨世会非常般配。”

石季婉木然地“嗯”了一声。

也许姑姑是对的，至少孟明珠和杨世会的年纪差不多。

杨巧真安排孟明珠住进了一家旅馆，然后在一家妇科医院找到了一个护士，请她帮帮忙。

那个时候，流产是非法的，必须得经熟人介绍，才肯有医生愿意做。

护士帮她介绍了一个男医生，那男医生张口就要一百元。

杨巧真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

男医生说，他不能在医院里公开做，这个手术要在私人诊所里做，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最后杨巧真只好答应了，反正石季婉的金手镯当掉之后，付这个手术费是绰绰有余的。

孟明珠做完手术后回到崔家，由于她已经解决了可能使她和杨世会身败名裂的麻烦，她一改之前的愁眉苦脸，喜孜孜地向杨世会讲述了她在上海的经历。

杨世会觉得石季婉既然慷慨地给孟明珠拿出了手术费，那么她肯定是已经原谅他了，于是便又洋洋得意起来。

他写信给石季婉说：“昨天明珠睡了午觉之后来看我，看上去有些衰老，可是我更爱她了。上一次在温州的时候，有一次夜里我与她同睡，她说：‘能有五年在一起，就是死了也甘心了。’”

接着，他在信中又继续说道：“我的毛病是永远沾沾自喜，有点什么都要告诉你，但是我觉得她其实也非常好，你也要嫉妒嫉妒她才好。不过你真要是嫉妒起来，可能我又吃不消了。”

石季婉看了之后，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心想他的这种厚脸皮，也许只有美军扔到广岛的原子弹才可以将它轰平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之所以能在她面前这么理直气壮，难道不是因为她无限度地纵容的缘故吗？即使知道他有外面寻花问柳，她也一样地对他一往情深，也难怪他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在她面前这样张狂了。

事实上，由于杨世会汉奸身份，她已经受到了牵连。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石季婉几乎在上海文坛销声匿迹。

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上文化汗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了。

为了缓解自己手头的紧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石季婉将自己以前的小说整理了一下，又出版了一个增订本。

她在增订本的序言中说：“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的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䅲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论之点本来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情醒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

与她有同样受到舆论攻击的，还有周越。

由于周越曾经受到汪伪政府高官应昌之的资助，且向汪伪政府中的其他官员拉稿以装点门面，所以她也一样没有逃脱媒体的口诛笔伐。

当时社会上出版了许多批判汉奸的小册子，加上一些报纸杂志，把周越和石季婉骂得很凶，有批判其作品的，更有批判其人品的。

后来，周越在她的《续婚姻生活》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解释道：“我在上海沦陷期卖过文章，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

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从石季婉和周越她们自己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解释看上去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作为两个当红的女作家，虽然她们没有写过与汉奸有关的题材，但是她们的所作所为却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一个成为汉奸的妻子，一个与汉奸拉拉扯扯，纠缠不清。

她们并不是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是她们却对此置若罔闻，只是陶醉于那片刻的欢娱与热闹的吹捧之中，完全迷失了自己。

作为公众人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她们本来就是靠着这种名气吃饭的，自然影响力也远非那些小商小贩可以比拟，所以她们的自我辩解，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具有什么说服力。

小商小贩们的影响范围，最多也就辐射到周围不大的地方，和她们的在文艺上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自古以来，文化界的影响力从来都是最大的，她们因此得到了相应的好处，而到了该她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时候，她们一个反而又极力为自己辩白，又自愿把自己归为到小百姓之流中去了。

如果她们真的像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就那么几个熟悉她们的人，当初她们又怎么能够如日中天呢。

可惜她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着，一点反思的苗头也没有。

反正只要是好处，她们都不愿意放弃；而如果因为当初她们的做法而受到指责了，她们就又纷纷开始甩锅了。

一个说她自问没有拿什么冿贴，一个则直接把小商小贩拉来为自己垫背了。

只是她们无论怎么样为自己辩解，都已经由当初的炙手可热而逐渐变凉，不再像在沦陷期那样受欢迎了，她们的失落之心，可想而知。

她们作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曾经享受了各方的吹捧，反之，当那个时代被摧毁的时候，她们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毋庸置疑的。

世界从来都是公平的，而她们作为一个文化人，更应该清醒地知道这一点。

可惜她们根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最终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