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领导力求真、求善、求美

领导力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范式：科学范式、经验范式、人文范式。它们的主角不同，分别是学院派、实践者、思想家。它们的目的不同，分别是求真、求善、求美。

科学范式

科学范式是学院派的范式。他们以实验、调查、统计等科学方法，借用自然科学的套路对领导力进行研究。绝大多数象牙塔之内的学者都可以归入这一派。他们也许在学术圈内是知名领导力学者，但对领导力实践的影响很有限，他们的研究大多只在相关研究者间传播。

领导力学者尼汀·诺瑞亚（Nitin Nohria，从2010年起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与同事一起指出：“尽管领导力位于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和目的的核心，但在这些学院里关于领导力的严肃学术研究却是少之又少。”[1]

科学范式的代表人物之一加里·尤克尔（Gary Yukl）在他撰写的领导力教材中也有这样一段灰心丧气的话：“过去几十年中，领导学领域一直陷于争论和混乱之中。关于有效领导完成了数以千计的实证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得到的结果并不显著、不一致，并且难以解释。”[2]

这里的引文照抄了尤克尔教材的中译本，其中“领导学”一词是误译，其实是指领导力。英文中没有“领导学”这个词，也没有这个学科。科学范式的窘境也与这个有关：领导力不是一个学科，而是跨越多个学科的重要现象；而科学范式对学科界限比较看重，因此对此有些不知所措。

经验范式

经验范式是实践者的范式。市面上绝大多数领导力书籍都是经验范式的产品。其作者有些是实践者本人，比如《赢》等畅销书的作者、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还有《领袖们》一书的作者——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他们基于亲身经历和个人的非系统性观察，提炼出关于领导力的个人见解。还有些作者则是他们的“枪手”，或是记者、咨询顾问。

有些经验范式的代表人物也栖身于象牙塔之中，不过处于边缘地带。比如以提倡学习型组织而知名的彼得·圣吉（Peter Senge）尽管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但并不拥有终身教职。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Peter F.Drucker）大概是这群边缘人物中最有名的。他尽管是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生前在以他的名字冠名的一个小型商学院任教），但是他的研究并不符合现在的学术规范。德鲁克是这么做研究的：“所有我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既有我与之共事过的，也有我只是旁观过的——都知道四件简单的事情。”[3]这样下结论也许不科学，但是德鲁克的洞见对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有很大的启发。经验范式的研究不是做给其他研究者看的，而是做给实践者看的。

德鲁克其实没有在大学里学过管理学，因为他上学时还没有这门学科。实际上德鲁克认为管理学是自己发明的。但是学术界并不这么认为。德鲁克去世后，《哈佛商业评论》中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写道：“一些人，尤其在学术界内，认为他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记者；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油嘴滑舌的概括者罢了。”[4]然而，德鲁克对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管理实践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其他任何学者难以相比的。本书将多次引用德鲁克的“不科学”的洞见。

另一位本书将多次引用的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为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福莱特作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政治学者活跃在20世纪初期，是管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思想远远超越了她的时代，被德鲁克称为“管理的先知”。德鲁克和福莱特是本书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思想高瞻远瞩，深入浅出，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影响了包括科学范式研究者在内的众多学者，而且对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文范式

人文范式是思想家的范式，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育学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同时担任教授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是这一范式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本书作者也有重要影响。

马奇其实也是科学范式的代表人物，在管理的学术领域有重要贡献。[5]他早期所做的对大学校长领导力的研究[6]被认为是关于领导者绩效的两个经典研究之一。[7]不过他后来在领导力这个课题上放弃了科学方式。马奇对本书作者说：“已有的研究领导力的文献不是很好，只是许多宣称和断言。要么很难搞清楚它们的意思，要么没有太多支持的证据。”[8]

马奇开创了领导力的人文范式。从1980年到1994年，马奇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开设了15年的“组织领导力”课程。马奇说这门课程建立在三个信念之上：

●信念一：领导力的主要问题和人生的主要问题密不可分。

●信念二：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学习这些问题的最佳渠道。

●信念三：包括商学院在内的教育不应该只是为学生提供成功秘诀，而应该回归教育的古典意义，即“帮助人们考虑多种方式，用来理解关于人类存在的基本难题和人性的本质”。[9]

因此，这门课程的主要教材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萧伯纳的《圣女贞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通过对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讨论，马奇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对领导力进行深度思考。

马奇还建议领导者读诗。“领导者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要求清晰的世界——清晰的目标、清晰的理解、精确的判断。但是他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清晰，自相矛盾，等等。”[10]因此他们应该读诗。“因为大多数时候诗歌从两个视角看待事物。生活既模糊又清晰。人们既可敬又可憎。两件事同时发生，你必须同时看到它们，不是为了解决其冲突，而是为了看清这是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11]马奇本身也是诗人，出版过11部诗集，以及多篇从诗歌讲领导力的“论文”。[12]

人文范式其实很难称为一派，因为其人数稀少。在马奇之外，组织社会学家加雷斯·摩根（Gareth Morgan）和哈佛商学院商业伦理学教授小约瑟夫·巴达拉克（Joseph Badaracco, Jr.）也许可以归入这一派。摩根在《组织的形象》[13]一书中引入不同的隐喻来思考组织（参见本书第八章）。巴达拉克在哈佛商学院开设的领导力课程与马奇一样，采用文学作品作为教材，呈现领导者面对的伦理困境。[14]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真实”的结论或“确定”的行动指南，而是激发对“可能性”的思考。

求真、求善与求美

三种范式关心的主要问题实际上都差不多，只是探讨的出发点、方式和目的不同。

科学范式求真，想要真实地描述世界；经验范式求善，想要改善人们的社会实践；人文范式求美，想要激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领导力。

科学范式以发现领导力的真相为目的，然后希望你据此行动。其出发点是真理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发现的。然而科学有其局限性，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因果关系往往晦暗不明，从真理到行动的路径也模糊不清。而且，科学范式的研究失之零碎，缺乏把众多片段整合到一起的框架。

经验范式的目的是明确提供行动指南，其出发点是问题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发现更好的行动方案，而发现方式则是通过对鲜活经验的观察、反思和概括。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小样本的可推广性以及非系统观察的科学性，优点则在于实用性、洞察力以及往往提供了一个整合的框架。

人文范式的目的是激发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其出发点是正确的行动方案可能多种多样，因此主要任务是发现各种可能性背后的取舍，而这些可能性和取舍并非领导力或管理所独有，而是更为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回响。因此，我们可以借用文学艺术作品来思考领导力。

领导力求真、求善、求美，三者不能独行。市面上的领导力书籍以求善经验范式为主，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失之武断；还有少数专门的领导力教材（一般被称为“领导学”教材），求真而不够真，而且脱离实践；求美的领导力著作则如凤毛麟角，非常罕见。本书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结合，以善为主，以真为辅，如果偶尔还能闪烁出一丝美的光彩，则作者知足矣。

刘澜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