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外国文学研究30年”的研究成果。这一项目旨在系统地检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就其性质和定位而言，可归入学科史的范畴。迄今为止，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已开展过两个大型研究项目，梳理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其一是陈众议主持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项目。该项目追溯了“五四”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别、区域或语种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翻译、外国重要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的接受、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等问题。[1]其二是申丹、王邦维主持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项目规模庞大，共分八个子课题展开，包括“外国文学作品研究之考察与分析”（下分诗歌与戏剧研究和小说研究）、“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外国文学史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外国文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外国文学翻译之考察与分析”“外国文学研究分类考察口述史”“外国文学研究数据库”和“外国文学研究战略发展报告”。整个项目将外国文学研究分成不同的领域或专题分别加以考察，力图“以新的方式探讨新中国成立后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思路、特征、方法、趋势和进程，对重要问题做出深度分析，从新的角度揭示外国文学研究的得失和演化规律，对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前瞻性思考，以求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建构”[2]。从时间范围来看，这些研究项目同样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但其成果具有通史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被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来处理，从而就被置于一个广大的背景下来审视，其意义自不待言。相形之下，本项研究更多地具有断代史的性质，虽则仍要以改革开放以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为必要参照，但其焦点更为集中，可以照顾到更多的细节，并透过对细节的充分梳理和评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比较系统的概览。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互动的一个重要渠道，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三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状况予以系统总结，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情况。与此同时，本项研究又具有内在的学科意义，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揭示三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进程、变化、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向。按其性质和目标而言，本项研究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个历史纵深的视角，如果不能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一个总体把握，就无法确切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由于这个缘故，虽然本项研究并不过多地直接涉及改革开放以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但其作为一种隐含的参照，则始终在场。国内研究者通常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不过，这两个时期的关系要比任何笼统的划界都更为复杂，其间不仅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而且也存在着十分重要的连续性，需要在全面了解两个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特点的基础上，透过比较视野予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当今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还需要参照国外（尤其是对象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来审察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发现相同或相异的问题意识、选择的理由、影响的方式、研究水准的高下等。鉴于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因而就有必要结合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来对它加以综合性审视。总而言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考察，是一项蕴含着多方面复杂联系的工作。尽管在本项研究中，这些联系未必明确地呈现出来，但它们作为始终一贯的潜在视域，直接影响到考察工作的诸多环节，如选材、判断、分析、解释、评价等。离开了这种深切的比较意识，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和独特品质就不可能形成确切的认知。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若从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规模引介算起，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30年是外国文学研究的草创阶段，学科建制初步形成，大学的外文系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制度性依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门研究人才。这批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做了大量的引介、普及和研究工作，同时又通过系统、规范的教学活动培养了新一代研究工作者，进一步确立了外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不过，如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的要求高度吻合，很难按学科的自律逻辑展开，研究对象、方法和视角相对单一，分析和评论经常不是从文本实际出发，而更多的是为一种既定的意义系统提供佐证或辩护。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几乎是压倒性的关注，而素朴的社会学方法则成为主流研究方法。这个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对它很难采取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或许将它看作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学科积累的一个必要环节，才更加符合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气氛下，外国文学研究也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呈现出不同于既往的崭新格局，其涵盖范围急剧扩大，昔日被有意无意排除在外的作家、作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日益成为外国文学鉴赏、诠释、分析和评论的焦点，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量引介，丰富了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与此同时，经典作家、作品也在一种新的视角下得到重新评价，不仅对研究文本的选择突破了思想内容的限制，文学形式、文学手法、文学修辞等原本被刻意回避的层面也受到特殊关注。尽管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争议、辩难甚或批判，但就其基本发展轮廓来看，开放和多元毕竟已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加上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引入的大量西方学术资源，文学文本被置于广泛的思想联系中来观照和评价，呈现出更复杂、更微妙的意义层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沿着这一轨迹往前推进，当然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新的研究课题层出不穷，如后现代文学、族裔文学、生态文学等，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尽管从学理上看，有些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本身的价值还可以争论，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但一个基本倾向是，外国文学研究日益按其内在的学科逻辑来进行，在规范性、系统性、累积性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随着学科建制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一支涵盖了外国文学各领域的学科队伍，除传统上受到较多关注的欧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以外，东方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除此而外，现代西方文论的引介和研究也在不断加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精神分析文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美学、叙事学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随着研究者对现代西方文论了解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批判性反思的成果。可以说，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文论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不可小觑。不过，在此过程中，对新理论、新思潮的追逐也渐成风尚，甚至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果。例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上，范围所及，几乎囊括了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方面。围绕一种理论思潮形成研究热点，的确有助于凝聚研究资源，将讨论不断推向深入，但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处在一种热烈的氛围中，研究者往往很难认真推究一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及诸多逻辑环节，而一旦热潮过去，这个问题又随之被弃置一旁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热”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深度的研究并非完全付诸阙如，但总体来看，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成果质量远远不能与后现代主义受到的普遍关注相匹配。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逐渐减弱，热潮不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已经完结。不管是好是坏，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其影响和效应仍将以某种方式长期存在。不仅如此，透过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反观现代主义，也有可能看到许多从前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截然断裂的关系。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也许到了做进一步深入检讨的时候了。
本项目分两个阶段予以实施。第一阶段主要做了文献梳理的工作，旨在按外国文学各分支领域并围绕若干重点问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发展梗概。第二阶段以第一阶段的工作为基础，选择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专题，做较为集中的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点面结合的方式，既比较系统地呈现三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又借助若干个案对这些成果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期从特定的视角见出外国文学界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充分地意识到，无论是文献综述，还是专题讨论，都必然带有高度的选择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外国文学领域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源，专著、论文的数量不可胜计，所涉及的分支领域也远非此前任何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能比拟。要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进行梳理，就必须在多个层面上（如研究者所研究的作家作品、所关注的问题、探讨问题的方式等）做出选择，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第一阶段的文献综述尚且如此，第二阶段的专题讨论就更不可能面面俱到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工作仅仅具有举隅的性质，从中或可约略看出，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或某个文学现象的探究是如何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工作更注重资料性，第二阶段的工作则更注重对资料的消化、分析和解释；就此而言，两个阶段的工作是相互补充的。
与项目实施的两个阶段相应，本书分成三卷。第一、二卷按国别或语种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分成如下几个分支来进行考察：英美文学研究、德语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西班牙语文学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阿拉伯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南亚文学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研究。文论研究主要涉及20世纪几个主要欧美国家的文论，在此作为单独一章，并在“西方文论研究”的总标题下按流派加以考察。鉴于前两卷侧重于对三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一般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因而在编排内容时，原则上可采取编年史的形式，按论文或专著的出版时间排列顺序，例如以某个年份为单位，描述和总结当年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助于读者方便地了解某个特定时段研究者的兴趣方向，并对该时段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总体印象。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可能造成支离之弊，因为在这种安排下，对同一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研究就必须按论文或专著的出版时间置于不同的年份分别加以描述。经反复考虑，我们以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按对象国文学史的线索来编排各章内容，围绕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简要描述三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其所做的研究。将三十多年来外国文学界对某个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所做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有助于透过发展的视野见出相关研究的连续性脉络。不过，由于不同语种文学（尤其是东方各语种文学）的研究状况不尽相同，这一原则很难始终一贯地予以贯彻，容有变通的情况。前两卷的考察对象以论文为主，取材范围包括几家专业的外国文学期刊，但也同时兼顾各类专著，以及刊载于各种综合性学刊的研究论文。由于涉及的文献数量庞大，我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取舍，选择若干论文或论著来简要描述其基本观点，而对其余的大量论文或论著则仅列其名。
在前两卷的文献梳理和全景考察的基础上，第三卷的专题研究不再以区域或国别为框架，而是以个案和问题为中心，分为“作家作品”“文学史与翻译”“文学理论与概念”“国别研究的整体反思”四个板块，分别选取30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作品、流派、现象、概念、问题等进行深度探讨。“作家作品”是第三卷中占比最大的板块，以所论作家的出生年代为各章编排顺序，在时间上跨越了16世纪至20世纪，在空间上覆盖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依次涉及：莎士比亚（1564—1616）、莱辛（1729—1781）、歌德（1749—1832）、司汤达（1783—1842）、乔治·爱略特（1819—1880）、罗斯金（1819—1900）、契诃夫（1860—1904）、泰戈尔（1861—1941）、纪德（1869—1951）、普列姆昌德（1880—1936）、卡夫卡（1883—1924）、纪伯伦（1883—1931）、杜拉斯（1914—1996）和村上春树（1949—）。这些作家在各自的国家或区域的文学中都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但本项目把他们作为个案来考察，则主要是针对他们在我国30年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意义，目的是对他们在我国的接受、传播、翻译、误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进行反思和总结。本项目作为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不仅要把作家作品当作个案来考察，还要把一些更具有源头性或基础性的问题当作个案来深思。这些问题大至某个学科门类的建立和命名，小至某个理论概念的接受和流变，当然还包括外国文学的汉译，都会牵连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和难题。我们作为一个有自己语言、文化和思想传统的中国“他者”，在进入外国文学这个广阔研究领域时必然带有我们特有的目光、问题、优势或障碍。这便是“文学史与翻译”和“文学理论与概念”这两个板块的设计意图。“文学史与翻译”板块的三篇论文分别探讨了东方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和西班牙语文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历程以及英国诗人济慈作品的中译个案。“文学理论与概念”板块中的两篇论文各有侧重，一个涉及文论教材的编写，一个涉及文本概念，都探讨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和本土化问题。最后一个版块分别以法国文学、美国文学和荒诞派戏剧为案例，提供了国别研究和流派研究的整体综合考察，是对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补充。因研究力量所限，第三卷的选题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可能具有抽样性质，但就其学术性和反思性而言，这些专题论文是第一阶段充分的资料调研后的必要延伸和结果，其中各章对每个个案所进行的深度分析和反思，对我国今后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提供了多层面的启发和指南，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大环境的变化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诸多层次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通过本项目的考察，我们希望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里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总体的把握。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三十多年的外国文学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改革开放前，如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外国文学研究深受时代政治风向的左右，评论的对象和视角单一，主要聚焦于少数几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尤其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政治和社会学诠释成为主导研究进路，文学作品被当作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注解。当然，这个问题也要辩证地看待。外国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确实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就其本身而言，这类研究并非毫无意义，因为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基本面向。相应地，文学研究必须将其触角伸展到文学的全部意义层次，其中也包括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内涵。除此而外，那个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实绩，经过老一辈学者和翻译家的不懈努力，许多外国经典文学作品都有了质量上乘的中译本。撇开公众阅读生活不谈，从专业外国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译本提供了比较信实的基础性原典，即便通晓外国语文的研究者也经常需要参考它们，以期更确切地把握原著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研究之不同于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如果抛弃了文学的“文学性”，它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理由。改革开放后，老一辈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对此作了充分的探究，例如杨周翰先生的《新批评派的启示》就隐含着对前几十年主要从社会和政治视角切入外国文学的方法的深度反思。[3]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什么不同于既往的特点的话，那就在于研究题材、方法和视角的多元性和开放性。除了文学的政治、社会层面外，其形式、语言、修辞等层面也备受重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更加符合文学特性的视野下获得了重新定位。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和学科的不断成熟，研究者早已不满足于单纯、笼统的引介，而是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学、语言学、叙事学等层面上细致解读和挖掘作品的文本细节。这类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本阐释，呈现出意义的多元性、发散性和跨学科性。随之而来的是学科自律性的不断强化，研究者摒弃了先入之见，更多地按学科的内在逻辑寻找、发现和解决问题，学理探究被置于其应有的地位上。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充实了研究资源，更新了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发展进程，对外国文学研究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新老两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大量的外国理论思潮、方法论和学术研究成果被陆续引入，加上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日益增多，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获得了一个与国际对接的发展契机，研究者可以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推动学科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样大规模的引入在打开研究者视野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跟风、逐异。前已提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曾在外国文学界掀起了一个研究热潮，论著、论文大量发表，但从总体上看，研究者大多不去深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来龙去脉，更谈不上对它进行深度的批判性反思，甚至有论者简单地断定，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全球性思潮，其流风所及，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又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华裔文学在外国文学界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很多学者积极参与到华裔文学的引介和研究中去。无可否认，美国华裔文学对于了解作为少数族裔的美国华裔的生存状况、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文学表达等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美国华裔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华裔文学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位置、其本身的文学成就等，却经常遭到忽略。不仅如此，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华裔作家身上，致使华裔文学的整体面貌难以充分地呈现出来，对华裔文学的文学价值的评判更是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除此而外，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鉴于国内外在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要想在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就变得日益困难。由于这个原因，经典作家、作品经常被刻意地回避，而过去研究较少的作家、作品则受到重视，有时甚至受到了与这些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重视。自然，这类研究成果中的某一些确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为了新成果的产出，就将大量的研究资源集中于此，那就不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只要看看国内的重要专业学术期刊，就可以发现，像埃斯库罗斯、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弥尔顿、伏尔泰、歌德、狄更斯、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伟大作家的研究只占极小的比例，与这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呈负相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最近若干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是一个应当进一步推动的良好趋势。如所周知，经典是经过时间过滤后的文学中的精华，提供了文学传承的最基本的线索，理应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经典作家的作品一般都有深度的思想含量。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曾说，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4]如果此言不虚，在这种平行关系中，经典作家、作品无疑居于中轴的地位。经典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的观点，更有不少经典作家不但通过文学作品，而且还通过思想论著深刻地切入时代问题。举例来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柯尔律治就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写了大量的宗教和政治论著，其思想的深度不亚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以至于穆勒将他与哲学家边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人是那个时代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在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经典作家作为思想家的层面还较少引起关注，这或许是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应该加强的环节。
另外一个问题是，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研究成果严重失衡。相较于西方文学研究，东方文学研究尚未达到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规模。东方文学涉及的语种较多，而这些语种的文学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又各个不一。相对而言，日本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更受重视，其所以如此，或许与通晓相关语言的研究者人数较多有一定的关系，其他语种的文学则缺乏充实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更是极度贫乏。这一情况已引起国家文教部门的重视，从2012年起，教育部陆续在各高校培育了一批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加大对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扶持力度。我们希望类似的制度性支持能够持续下去，并产生出全方位的效应，使外国文学各分支领域能得到更加均衡的发展。
总起来说，本项目试图将描述与分析、综述与讨论、资料性与学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希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状况的全面调研获得充分的一手资料，将外国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动态的长程视野中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既如实地反映和评价已有的成就，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一定的反思。鉴于本项研究的全局视野，它不仅具有单纯的回顾性质，更有一个向未来延伸的层面，可以为外国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鉴照，同时也帮助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各个具体的分支领域的研究现状，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本研究项目得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建教授的大力支持，他在项目实施的初期还做过大量的组织工作。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申丹教授一直关注项目的进展，并慨然将项目成果纳入她所主编的丛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主任以及初艳红、朱房煦、兰婷、刘爽女士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具体、复杂、琐碎的工作，若无她们的积极推动，本书的出版定将是遥遥无期。在此，谨向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提供各种形式帮助的专家、学者和编辑人员表示由衷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