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 工业化理论与“大分流”
当前西方视野下关于工业化的争论
帕特·赫德森[1]撰
解永春 译/钱乘旦 校
在相关英文著述大量涌现的当今，召开这样一个关于工业化历史的会议可谓恰逢其时。在大部分新研究的背后可以看到以下动力：
（1）当今世界经济变化，主要是以亚洲经济崛起和部分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代表的全球经济秩序发生重大改变；
（2）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功效、华盛顿共识及其批评的争论；
（3）对不同国家的可比数据和国际的思想交流进行收集、储存、处理和操控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机遇；
（4）近年来文化史在西方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这些动力激发了对先前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根源进行再考察。其主要结论如下：
（1）西方工业化如今被视为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全球优势，这个事实对西方历史研究的路径和结论产生的冲击，应比它之前的大；
（2）研究重点从孤立研究18世纪英国的情况，转移到（比如说）当时更宽泛的国际权力结构和贸易关系上，一种侧重全球互联的新全球史已经横空出世；
（3）对工业化进行跨越时空的更广泛的对比受到鼓励，人们努力去理解近代早期东西方经济发展出现“大分流”的本质和时机；
（4）英国或西欧在多大程度上是特殊的，这仍然是关注热点；但历史学家不再专注于英国的例子，认为它是一种范式或供人模仿的模型，而是去讨论世界其他地区后来的工业化过程可以给英国或西欧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文化和资源问题带来什么新认识；
（5）新的历史叙述比之前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其中包括信仰体系、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工业启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消费导向等因素的作用；
（6）更广泛的全球比较要求历史叙述追溯得更前也展望得更远。
在本文中，我的任务是对争论各方的情况进行概述。我将专注于近来西欧主要是英国对工业化的历史叙述，强调不同的历史学家对英国或者西欧自18世纪以来的优势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也认为西方的研究和分析模式中有许多相同的假设与叙事。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新全球史代表了一个重要机会，使西方学者能够重新审视他们用于考察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有些思路可能行得通，但重新考察或反思的程度是有限的，我会讨论其原因，并强调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会议在推进国与国对话方面可以起关键作用。
近期西方历史学界对英国工业化的研究
可以提出五种观点，说它们是观点而不是“学派”，是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在每一种观点内部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和分歧。
（1）第一种观点可称为建立在相对要素价格和煤炭核心地位上的英国工业革命史；
（2）第二种是文化解释，包括工业启蒙、知识经济、非正式机制及资产阶级美德的兴起；
（3）第三种是消费爆炸理论；
（4）第四种是贸易史，特别是奴隶贸易史和殖民史；
（5）第五种是国家、财政创新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
下面我结合一些主要范例来解释以上各点。
1.建立在相对要素价格和煤炭核心地位上的英国工业革命史
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的观点是最有影响和教益的。英格兰之所以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并首先发展出一套节省人力而使用能源的科技，是因为其要素价格的组合十分独特，实际工资普遍较高而能源成本却相对较低。他声称这样的组合在17、18世纪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地区无法确保未来的收益会大于从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到实际应用之间产生的成本，所以在那些地区，耗费精力去发明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或花费成本去发展和应用新技术都不合算且不理性。几十年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英国的细小发明，其他地区的要素价格组合也开始改变。此时，新技术的传播才取代劳动力成本成为有利的刺激因素，棉纺机、蒸汽机和焦炭炼钢炉才成为“适合于全球的技术”[2]。因此把战争、制度和文化放在最突出位置的解释在他看来是不重要的：“……通往20世纪的路只有一条——它横跨北不列颠。”[3]“……如果不是英格兰艰难地迈出了增加收益的第一步，那种科技可能永远也出现不了，而我们可能还在用木炭冶金呢。”[4]
艾伦认为英格兰全境的工资水平都异常高，伦敦和东南部首先获益，到18世纪末的高速增长把北方也带到了相似水平。以实际价值来计算，艾伦估计伦敦的平均工资是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五到六倍，而欧洲较贫穷地区和亚洲整体的平均工资则相当于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准。他认为人力成本比燃料成本高，是英国以燃料替代人力的强有力诱因，而在例如中国这样燃料比人力昂贵的地方，则出现相反的情况。同理，19世纪中期以前，在法国和德国采取焦炭炼钢法也是无利可图的。
艾伦的观点依据一项持续进行的国际研究项目，该项目确定西欧和亚洲的工资水平与物价相对新指数。这是难得的证据，但是准确性并不稳定。为了进行比较，在艾伦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工资数据被化约为白银标准，这一点对于判断工资指数是否可靠尤其重要。布劳德伯里（Broadberry）也仔细研究了这个基本论题，发现西北欧和中国工资水平的相对差异，正是由于采用白银作标准；若以谷物为标准，得出的工资水平显示，直到大约1800年，东西方的水平大致差不多。罗森塔尔和王国斌（Rosenthal and Bin Wong）甚至宣称：尽管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然而“说1450—1800年间有过某个精确的时间欧洲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其实都不大有意义”[5]。
艾伦的叙述从黑死病这个重要转折点开始，他认为人口的急剧减少使牧场扩大，长绒羊毛制品得到发展。随后，新呢布业因对羊毛征收出口税而蓬勃发展，近代早期纺织部门原工业化的成功造成了大量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增加，以及在18世纪几乎绝无仅有的高工资水平。人们曾采用一种说法，即纺织部门原工业化的成功是因国家形成和强势重商主义等制度和文化发展所造就；但因为进行了基本的指数测试，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又被放弃了。
罗森塔尔和王国斌的观点也是以相对价格要素作为支柱的，但理由却不同。他们认为欧洲之所以比中国的劳动成本高而投资费用低，是因为欧洲在历史上分裂为许多互相敌对的国家。连绵的战争造成农村的不稳定，迫使手工业迁入设防的城市。食品需输入及城市的地租导致高工资，而资本价格却因为城市集中了资产者而相对较低。
尽管不可完全否定其观点，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却因只重视城市制造业而忽视乡村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而广受诟病。当然，他们的优势在于加州学派了解中国人的研究，这使他们能够抛弃人口统计学的观点：大家族和儒家文化导致中国的更高的出生率和更快的人口增长，消耗了资本，造成19世纪中国的贫困。他们认为中国商人积累了大量资本，而且中国从整体上说有充裕的资本用于水利工程和城市建设。他们还指出中国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与欧洲的一样能够有效促进贸易，并且保护私有财产的积累。罗森塔尔和王国斌的理论中最有创造性的也许是他们否定了下面这种观点，即欧洲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导致欧洲资本成本较低，因而有利于提供资金和产生信用。他们认为只有在19世纪晚期这种观点才能成立，当时欧洲的工业化已经造成正式的信用机构激增，而分散在中国乡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则对这种机构没有需求。罗森塔尔和王国斌背离西方史学主流，反对欧洲君主在征税和敛财方面不如亚洲独裁君主那么强悍的观点，否认欧洲的君主尤其是1688年以后英国的君主一定比亚洲君主更善待其国民，因为与别国的军事对抗使其必须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忠诚。
尽管有颇多争议，要素价格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创新只在有钱可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获得利润的机会是唯一动力，而能够创造条件、信仰和动力鼓励创新活动的文化环境则被撇开不谈。这当然植根于支持西方正统理论的深厚文化和世俗偏见，这一点之后还会谈到。
煤炭作为廉价能源对英国率先崛起的中心作用，在相对价格要素论之外也获得支持者。彭慕兰（Pomeranz）强调：除了从跨大西洋贸易中可以获得的原料，煤炭的易开发是1800年以后大分流的决定性因素。关于这一课题的最详细阐述，是里格利（Wrigley）对英国的研究，他观察到在1800年左右发生了他所谓的与过去的决裂：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出现了，但它如何能持续下去——增长为什么可以维持？在此之前，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扩展都经历了紧缩和衰退，原因是人口增长对依靠有机能源（植物和动物）的经济产生了资源上的压力。但是当一种全新的比较昂贵的能源煤炭被使用而不必降低生活水平和削减死亡率时，持续发展的“潘多拉之盒”就被打开了。在历史上，英格兰的经济首先使用化石燃料作能源，而不再受土地匮乏的制约，人口由此持续增长，并且从长期来看使工业化的利益向下惠及于大众。里格利没有像别人那样详细阐述技术变革、制度、政治或文化，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对于解释全新的持续发展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相反他关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迁移、城市化、职业变迁和交通改善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所有这些都因使用煤炭而得到极大发展。近期他对职业变迁和地区人口增长的研究也产生互相联系的结果：“与职业变迁相联系的（区域）内部迁移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使人口增长和实际工资的走向之间形成一种新关系。”[6]
1700年煤炭已经占英格兰能源消耗量的50%，到1850年已经涨到90%，远高于其他地区。如果使用有机能源，到1800年至少需要约445万平方米的树林才能提供相同的能源，而由于土地在种植树木和种植粮食之间存在竞争，所以到不了1800年，李嘉图理论中的经济危机早就出现了。相对便宜和充足的煤炭供应（时常贴近地面）就成了英格兰成功的初始条件，而且随着煤炭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矿井排水和煤炭运输鼓励了蒸汽机的应用。
在讨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联系时，里格利的说法变得尤其极端，他背离了西方正统的历史论述。很多当今流行的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都构筑在自由市场的发展、鼓励冒险和获利的机制上，然而里格利的核心论点，尤其是在他最新的著作里，却认为现代化（在这里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理性行为”，即利己和贪得无厌的消费）对于工业化的出现来说，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他认为现代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造成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变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它可以被工业革命拖后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工业化的障碍，比如在18世纪的尼德兰。了解里格利的这一推论可以让我们看出他的分析跟当今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那些观点有多么巨大的差别，他还强调被化石燃料释放的创造力也会带来资源耗尽、国际紧张、污染、全球变暖以及大规模毁灭等危险，由此他挑战了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挑战的现代经济的进步性。
2.文化解释：工业启蒙、知识经济、非正式机制及资产阶级美德的兴起
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强调发明与创新的联系以及思想意识这两者的作用，他认为英国实现工业化是因为启蒙运动的观点和信念浸润了整个社会，从而改变了经济行为。进步和发展的信念在整体上鼓励人们追求对个人和国家的改善，尤其是追求技术进步和更高的生产率。启蒙方案还鼓励自由思想、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力，是摒弃重商主义的动力。
启蒙信念推动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创造了“工业启蒙”，强调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由“不依靠教皇或者奇迹的”人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一般认为工匠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但莫克尔却强调由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创造的知识在工业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他坚称发明家和创造家并不只是为钱工作，信息、物品和想法在国家和文化间自由流动是启蒙方案的中心。
莫克尔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在两个层面上运作：（在技术层面）与自然对抗的活动，（在制度层面）与他人互动的活动”[7]，那些被视为近代早期经济增长核心的“……机制，即消灭盗版，强化合同和财产权，降低风险，并提供贸易伙伴信守承诺的信用、保险、资讯和担保等”做法在技术变革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后依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8]莫克尔认为制度演进有赖于启蒙思想，启蒙思想推动技术创造：他强调公平与逻辑观念及常常被突出的利己主义在制度选择中的导向作用，但在置他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一项说辞中，莫克尔又强调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自由市场，这是一切制度变革之母，在制度变革发生之后，经济增长才会成为常态而不是特例”[9]。
麦克劳斯基（McCloskey）提出一个与之相关却很不一致的观点，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它之所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尊严与自由取得了胜利。她反对许多人对工业化源头的分析中所体现的“资本原教旨主义”，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太特殊了，不可能是日常积累的结果。此外，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不依赖节省，所以它也不依赖军事帝国主义和对穷人的剥削。变化不是遗传性、精神性、经济性或法律性的，而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化普及、印刷术、出版和言论自由使技术可以被应用，原来不体面的活动开始变得值得钦佩。转变首先在英国或者西欧出现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动机和制度（即游戏规则）的重新排列，而是游戏本身发生的变化，自由思想和自由市场成为主宰。
麦克劳斯基对诺斯等人的新制度主义的摒弃是很重要的。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由解除限制、增强对利润追求的动机而确定的，这也加强了新古典主义分析和内生性增长模型的权威性。然而麦克劳斯基指出，当我们谈论限制人类行为时，我们其实是含蓄地承认有某种基本的人性（跨地区跨文化跨时代）被限制了；此外，诺斯对英国保护财产权重要性的强调也夸大了复辟时期的重要性，而我们可以争辩说：1688年以后增强了的国家权力使财产更容易被没收和被征收重税，而不是相反。
麦克劳斯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使她认为当今的发展经常由于自由市场的缺席而停滞，她声称如果巴西和南非采纳现在正在使中国和印度富裕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他们的穷人在40年的时间里就能达到西欧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10]麦克劳斯基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还有“新优生学”就如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这类病症”一样，都是因为对自由创新的胜利失去信心才发展出来的，她的这种说法令人感到失望。[11]
3.消费爆炸理论
这些从供给方讨论问题的新理论也面对从需求方进行研究的历史写作，而消费需求变化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已经被说了很长的时间，如今又被极大地扩展了。英国消费者购买制造品的能力越来越大，从而创造出（至少是部分地）一种动力，这类观点在艾伦（Allen）和其他人关于高工资和要素价格的理论中就已存在。艾伦还强调教育消费（识字、数学和技能教育）能增强社会在实验和创新方面的能力。而在莫克尔的理论中，相对富裕的社会环境下的投资教育，以及由此激发的工业启蒙和微观创新能力的深化，也是一个中心议题。
但这种解释的最核心也是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消费需求所做的描述。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英国作出的最好的估算显示：在1840年代之前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并未发生明显而普遍的增长，因此，伯格（Berg）、列洛（Riello）、勒迈尔（Lemire）和其他人的工作就成了最有影响而且最受人们关注的对象了，因为他们的作品集中阐述了那部分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消费行为的变化。这些历史学家放眼全球，去追寻近代早期人们消费口味改变的源头，为什么他们会欣赏来自亚洲或其他地方那些颜色、形状和风格都独具特色的陶器、瓷器、纺织品、金属器皿、食物、麻醉剂、饮料和其他物品？有一点很重要，即他们的论述多数都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曾经在英国出现，尽管很少有人采用这类词汇。进口造成保护主义，所以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就躲在关税壁垒之后发展起来，只有当西方产品确立了优势地位而亚洲和羽翼未丰的欧美制造商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之时，这些壁垒才会被取消。
在另一套很不同的消费主义理论中，让·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的勤勉革命观点也必须得到重视，这种理论试图破解实际工资停滞与大众消费需求日益提高的难题，并将生产的变化与消费的变化联系起来。按照这种理论，近代早期家庭为工业革命铺垫了基石，因为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把精力用在挣取更多工资上，以便最大可能地提高生活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以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它们都不断地改变行为以追求更高的专业化和生产率，且程度超过工资和物价的改变。在德弗里斯的模型中，生活水平的变动不受货币收入或者物价的控制，各个家庭以更有效的劳动获取工资和消费的机会才是控制因素。在涉及西欧家庭的特殊性时，他认为：“……正因为这种核心家庭比较弱小，所以相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见到的复杂的家庭结构，它们对市场机会的反应会更有力。”[12]
德弗里斯的理论能解释生存性生产下降与由悠闲向努力工作转变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其中不仅包括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中供给方的技术革新，而且包括之前就已开始的普通人消费更多品种的商品而非自家产品的欲望。另一些理论认为，增长的消费欲望不是由于模仿而产生，而是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在家庭中生活和工作有了新的想法。但不要忘记“勤勉革命”这个词是由日本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速水融创造的，它本意是解释后来所谓的“东亚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将此模型移植到17、18世纪甚至之后的尼德兰地区，产生了一些与原来概念非常不同的新内容，包括对市场刺激的反应和受消费主义影响的农民对时间的分配等。
4.贸易史特别是奴隶贸易史和殖民史
在这个标题下我想说，关于近代早期东西方和跨大西洋全球贸易及其对西欧经济发展的广泛意义的研究，已取得显著发展。彭慕兰的论文强调横跨大西洋的殖民地打破了西欧工业原料不足的瓶颈，从而对大分流起到重要作用。许多关于贸易、殖民化和以武力为基础的殖民地历史，一方面与消费方面的研究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与国家作用的理论密不可分。确实，如果不是因为有伊尼考利（Inikori）关于奴隶贸易的关键作用的论文，及芬德雷与奥洛克（Findlay and O’Rourke）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各阶段上贸易的影响所做的长时段分析，人们是不会认为需要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分开来进行考察的。其实对这些研究都需要分开考察，但限于篇幅和我自己的论点所涉，我在这里只谈伊尼考利。
伊尼考利想讨论非洲人在英格兰的新技术创造和扩散中做了什么贡献，这些创造和扩散在19世纪中叶将其转变为工业经济体。伊尼考利认为非洲人在创造具有活力的大西洋贸易体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促进了船运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了收入，刺激了新需求，为英国商品与服务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导致其开始寻求新的生产方式。
他首先挑战关于工业革命成因的主流观点，比如创造发明的独立作用、人口的增长、农业的改革及资本的便利等供给方面要素，而代之以贸易为基础的增长优先性。伊尼考利认为最能体现贸易对英国工业化的重要性的证据不在于宏观的经济指标，而在于贸易对南兰开郡、西约克郡和西密德兰这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地区的影响。他认为这些地区在16世纪还是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在工业品输出方面与大西洋经济和奴隶贸易有直接联系，到19世纪晚期已成为最富裕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接着，他估算从16世纪开始大西洋贸易对英格兰的重要作用，并尽量准确地量化非洲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18、19世纪的加勒比及南北美地区的蔗糖和棉花种植园，甚至更早期西班牙帝国的金银矿乃至非洲本身——在非洲，用奴隶交换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很高。他的推测来自于一系列一手和二手资料，通过分析、整合二手资料和小心使用一手资料他得出新数据，使我们对非洲人在西属美洲、葡属巴西、英属美洲和美国、法属美洲及荷属美洲生产的出口产品在16—19世纪占多大份额有了特别的认识。他认为这个数字从17世纪的69%上升到18世纪的80%，到19世纪中期又降到略低于70%，而此时的年度数字很可能已经超过6000万美元。尽管人们严厉批评伊尼考利的数据不准确，但他还是能相当有力地宣称：从对大西洋的出口这个角度讲，美洲在1650—1850年间是非洲的延伸。
接下来的一章很有趣，是关于奴隶贸易本身以及大西洋经济需求和汇款对海运、造船、海事保险、国债、汇票、票据贴现以及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或信用机制发展的贡献。他特别详细地论述了大西洋经济对信用、银行和保险的特殊需求刺激了相应机制的发展，这对工业化经济极其重要，导致货币囤积向信用机制发展，并在整个经济中成为商业和工业的润滑剂。奴隶贸易对兰开郡汇票制度发展的贡献在此之前从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其发展与伦敦专业化的贴现银行的发展密不可分，这导致资金和信用从首都流向各制造业中心。
比奥布莱恩等人更早，伊尼考利也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在使英国工业革命，尤其是纺织部门走上正轨方面起到的作用。但引起更多争议的是，他把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应用到英国的例子中而且很有说服力。不像麦克劳斯基和莫克尔，他对英国工业化的叙述跟自由思想和自由市场没什么关系。
5.国家、财政创新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
持这一看法的主要人物是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他的著作对现有的解释提出了重大挑战。他强调国家、贸易战、军事征服、战争以及相关的税收体系对促进英国工业化的核心作用。
国家有意识地推行荷兰的财政和金融创新体系，起初是在17世纪末，而当时在贸易政策中正流行法国柯尔贝式的保护主义模式。保护主义使英国非常脆弱的制造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冲击，得以扩展和创新。随之而来的制造业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创造了国内消费需求和税收基础的扩大。17世纪中叶的《航海条例》促进了殖民地发展，而国家的投资和使用武力更使殖民地得到保障，殖民地因此成为征收重税的大宗商品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方便产地，同时也为英国工业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
阿什沃斯（Ashworth）这些人提出，工业启蒙和建立在实验、测量和使用仪器基础上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调控型国家需要防御并保护其岁入体系而推动。岁入的主要来源是消费税，而税务部门对工业方面的知识，对测量、质量和责任心的要求推动了多项创新，因此工业科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中财政部、制造商和征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英国领先的关键。拿破仑战争时期的重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荡，导致对食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放松，但这不是由英国独特的启蒙运动造成的，而主要是源于对革命的恐惧。简言之，18世纪英国工业化是由于它执行了重商主义政策，而不是摒弃了它。有太多的历史学家说英国工业化是奉行自由主义的结果，但这种说法与其说的是18世纪的现实，倒不如说的是20世纪的意识形态。
全球史和西方正统理论
二百年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英国工业革命看作是科学、创新和进取精神的凯旋史，市场逐渐的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促进了这一过程。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向着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首先腾飞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蓝图。冷战时期，自由思想、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英国或西方经济发展道路被视为指令性经济体系中国家主导工业化的解毒剂，这种观点也因此更加流行。
尽管近来的西方史学著作已使西方历史学家的视野比较开阔，但包括很多新经济全球史在内的历史著作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罗斯托的影响。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在英语史学界传统的史学观点正在回潮，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然后是欧洲其他地区及美国，相继实现了经济进步和全球领先，是由于一种经济理性文化及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机制的发展，再加上世界其他地区在那个时候甚至到现在都不具备的贸易自由化和自由民主制度。至今人们还是倾向于把西方的经历看作是一种范式，创造了一个他们必须去参照并且时常不具备的模式。
这种分析是由一些拼凑起来的观念主导的，其假设是：有一条共同而必需的道路及一个共同的目标。尽管有例外，西方正统理论还受到内生型增长理论、自由经济模式和新制度学派研究路径等普世主义方法论的主导。最后，尽管依然有例外，西方正统理论还对某些研究工具抱有强烈的偏好，尤其是对新古典主义模型和跨国数据系统所采用的定量方法。伴随着全球史的兴起，这些主导性的研究路径反而被强化了，个中原因包括：英语学术期刊的主导作用、研究经费的发放和外国博士生的培养。这些研究通常是有用的甚至开拓性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西方正统论，或者很大程度上只是英国正统论，只采纳了庞大的思想工具库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路径没有被我们研究过。全球史主导下的学术路径仍然使一些有价值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被边缘化，这种现象既发生在这个圈子内，也发生在这个圈子外。
辉格派史学，那种胜利者的历史叙述强烈主张欧洲例外论，其根源能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甚至古代。另一方面，加州学派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论述又把西方工业革命当作全球历史中的一个“时期”或者片段。与此同时，他们有时也像辉格派史学家一样将西方的现代性特征（例如资本主义、价格形成的市场或者经济的持续增长）投射到全球，而忘记了这些特征的文化特殊性。这意味着尽管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当今的学术潮流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有与各自价值观契合的不同目标，经济也是这样，所以在进行比较之前，首先要理解每一个经济体系及其内在的价值观，不能把不可比较的东西拿出来比较！
经济活动的前因后果，像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一样，需要对现实知识有真实的、第一手的钻研。全球史通常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把全球作为自己的抱负，与学术专业的限制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没有人可以成为万事通，因此只能依赖二手资料、翻译作品、概述和转手的解释。
如今，全球史的国际热潮为国与国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对话提供了重要机会。当然，不应该只从空间的范畴来理解全球史（我认为全球史可以在地区甚至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层面上才能对全球性相关的许多方面看得更清楚。）全球史不应该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一个方法论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各种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都可以得到展示。
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道路提醒北半球的学者们：不要把经济增长和发展混为一谈，并把后者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这种把长期的结构改变作为重点、需要跨学科的理解而不是机械模型的研究方式在华盛顿共识时代消失了。现在，轮盘又转回来，拉美出现一些正在兴起的世界力量，但是拉美的经济史研究是否会再次回到发展领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结论
包括新全球史在内的近来英语世界对工业化历史的研究，代表了西方历史著述的一大发展。因为这迫使历史学家把他们对西方兴起的理解放在一个相对和比较的框架内，并阅读和审视来自西方学术界之外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尽管西方学者更容易通过翻译读到亚洲作者的著作，但交流和对翻译的理解依然受到语言能力的限制。语言障碍还不是唯一的障碍：意识形态起主要作用。尽管全球史看起来很想把非西方的经验纳入其体系，但它仍然主要是西方的产物，其前提、方法论和范式难以很快得到改变。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西方全球史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式主流发展路径在更大尺度上的扩张。其实它更应该被视为并发展成方法论意义上的场所，让各种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假设、目标、重点方向与研究方法都得到展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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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sannan Parthasarathi and Giorgio Riello eds.，The Spinning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 Oxford：Pasold Research Fund，2009. A transnational essay collection.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M. E.Sharpe，2006.The long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rade.Good for illustrations of developments and back-ground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Emphasises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levels of development between parts of China and North West Europe as late as 1800 and why they diverged thereafter.
Erik S.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London：Constable，2007.Argues that Western economies were founded upon protectionism and state activism and debates why free trade is not the best answ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wide development.
Giorgio Riello, Cotton：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A definitive and up to date economic history of global cot-ton.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R.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Cambridge and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Good for thinking wider and deeper about relative factor prices and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nd in China.Emphasises the role of states and warfare.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Consumer Behaviou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An account that focuses upon the expansion of waged work for women and children, especially in the home, and the impact of this upon industriousnes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everyday consumer i-tems.
E. A.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A classic and expanded restatement by the proponent of the key shift from an organic to an inorganic economy with particular stress placed upon the elastic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British expansion created by coal and coal using technologies.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00—1800，Leiden：Brill，2009.A long term, special-ist, pan-European perspective that includes some of the latest quantitative evidence of wa-ges, prices etc from Europe and Asia and tha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knowledge economy in North West Europ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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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hpss.geog.cam.ac.uk/research/projects/occupations/abstracts/
The website above reports on work emerging from a big project on occupational change being undertaken at 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is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Some of the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the two Wrigley articles below and in his Energ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