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军事思维有何特点？

军事认识除了遵循基本认识活动的共有规律之外，还有其特殊的认识规律。第一是军事认识目的性规律。军事认识活动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军事认识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决定了军事认识的目的和起因，决定了军事认识的性质。同时，军事认识还依赖于军事斗争本身的目的。军事认识目的性规律贯穿于军事认识过程和军事理论研究的始终。第二是军事认识的双向对抗规律。军事活动中，对抗双方的获胜企图是相互排斥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敌对双方的尖锐对抗和内在联系，反映到军事认识中，就表现为对抗双方军事认识的相互依存性和双向运动性。双方战略战术的对抗，实质上反映了双方认识的对立。一方的认识需要建立在另一方的认识基础上，并且随着对方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双方都掩蔽己方情况，尽力不为对方所认识，并尽可能干扰和破坏对方认识能力和结果，这种认识和反认识，是敌对双方军事认识的一种双向认识运动。在现代战争的战场透明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突出。第三是军事认识的不断发展规律。军事实践活动是军事认识发展的直接根本动力。军事认识是随着军事实践的不断深入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军事认识的发展还受到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有赖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是军事认识的继承创新规律。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战争和军事活动，就产生了反映战争和军事活动的军事认识。每一时期的军事认识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成为后人继承与创新的基础。第五是军事认识的分化与综合规律。军事知识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分化、不断综合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军事领域的各门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军事领域的各门知识相互渗透，新的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军事哲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分化中包含有综合；综合中也包含着分化。军事知识的不断分化与综合，体现了军事认识成果发展的自身规律。

军事思维源于军事实践，因此，军事思维的历史与战争的历史同样悠久。有什么样的军事实践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思维。军事思维本身也是军事实践活动，是发生在军事实践过程中的系统的、连贯的思维体系。纵观世界军事史，每一次军事变革的推进，或是战争形态的演变，尽管都体现为武器装备、作战理论和体制编制的革新，但在更深层次上，无不是对传统军事思维的创新和发展。因为军事思维的价值远不止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对军事理论创新和军事科技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实践表明，没有军事思维的创新，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革。因为，战争不仅是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抗，也是军事思维的较量；军队建设的推进不仅是有形因素的跃升，也是发展思维的创新。

20世纪30年代，英、法、德三国几乎同步发展机械化武器装备和建立机械化部队，但当德国决心以闪击战理论为指导打机械化战争时，英、法两军却仍然墨守阵地战制胜的理念，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西欧的悲剧发生。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伊军之所以溃败得如此迅速，陈旧的军事思维和作战理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因而，当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涌起，人类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时，为了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需要，确立信息时代的军事思维方式，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军事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军事实践经验、军事学术素养和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军事战略思维具有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军事战略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历史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内容。不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军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是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综观国内外战争史，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确定错误的目标，那么就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军事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是指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性不是唯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

军事战略思维的整体性，体现在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指导方略，敌对双方构成战争的整体和全局。现代战略思维更加强调整体、宏观、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大进步。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

军事战略思维的系统性，是指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这些都应纳入战略思维的视野。整体性是系统性的前提，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

军事战略思维的超前性，是指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这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然而又是最有意义的。战略思维如果缺乏预见性与超前性，就必然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战略预见不是求神、占卜、算卦式的主观臆测，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是建立在军事运动的客观规律及其可知性基础上的科学思维活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关于战争发展阶段的科学预见就是超前思维与战略预见的经典之作。

军事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是战略思维的本质体现，所有的战略转变都是对策性的转变。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提出问题。对应性的要求，即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军事战略必须依敌对方面的战略变化而变化。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是对超前性的一种补充，即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加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心，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点。

军事战略思维的创造性，集中体现为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创造性在战略思维中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必备的属性。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预见未来可能的发展，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做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军事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是指战略思维的结果具有确定性，且表现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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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战略思维传统比较

中美是两个具有不同战略思维传统和特点的国家。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形成了注重防御、慎用武力的战略文化传统。而美国则继承了西方航海文明的拓殖传统，形成了注重对外扩张、谋求主导地位的战略文化传统。

——中国重柔，美国重刚

就战争观而言，2500年前对中华战略文化承上启下的三位集大成者，即儒家孔子、道家老子和兵家孙子都强调“兵凶战危”，认为武力并非解决矛盾冲突的最佳手段，“仇必和而解”。如老子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孙子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非战、慎战的战略文化传统，造成中国历史上极少主动对外用兵，而是主张阻之以城塞，和之以婚姻，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慑之以兵威等等，强调运用折中、互利等柔性手段来解决矛盾冲突，反对恃强凌弱。在不得已动用武力时，则把人道主义贯穿于战争各个环节，强调有理有节，穷寇勿追，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关键在于收服人心。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诸葛亮有“七擒孟获而不斩”的故事。当代中国在自卫还击作战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主动撤军，主动遣返所有战俘，无条件返还战利品，充分体现了宽容的大国胸襟与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

美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中，则奉行强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世界是强者的世界，积极推行实力外交和强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先后提出的“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现实威慑战略”“新灵活反应战略”“地区防务战略”“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和“先发制人战略”，皆万变不离其宗，均强调以实力为基础，凭借武力争雄，将国家安全建立在扩充军备与建立军事联盟之上。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断扩充军力，遏制潜在对手崛起，并动辄以武力威慑或经济制裁相要挟，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

——中国重谋，美国重器

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重谋略、讲艺术，强调运用计谋、策略取得胜利，而不太重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双方武器装备差距不大时，这种战略文化传统创造了许多避实击虚、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但是这种战略文化传统忽视了“技术决定战术”这一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武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延伸，是技术在军事上的物化。当交战双方的武器出现隔代差距，重道轻器的一方很难做到“剑不如人而剑法胜于人”，因而无法主导战争结局。这是中国近代多次在反侵略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则比较注重物质条件，强调充分运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发展新型武器装备。美国的建军思想尽管受各个时期军事战略变化的影响，但总的方向一直十分明确，就是以强大的国民经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不断研制新式武器装备，改进军队的体制编制，建设一支从技术装备到体制编制都占压倒性优势的武装力量。当然，这种战略文化传统在战略指导和战法运用方面相对单调，造成美军作战过分依赖强大的火力打击，较少创造出战略上出奇制胜的杰作。

——中国重义，西方重利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道义的力量，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表现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强调“义军”“义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确立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战争发起时都会檄告天下，高举道义旗帜，声明己方作战的正义性。作战行动本身往往叫出征，作战目的是征恶，要通过战争匡扶正义。即使面对强敌，也义无反顾。这都体现中国战略文化传统重信、守义的基本品格。

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利益观，战争的主要动机是利益驱动。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体系是分不开的。因此，尽管有时会打出维护国际秩序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海外市场、攫取廉价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重新瓜分世界，美国以德军的无限制潜艇战破坏国际法为名，正式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以“人道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为名多次发动对外战争，背后无不是利益的考量。

——中国重内聚，美国重外张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农耕文明的财富创造主要是通过人与土地的结合来实现的，无须掠夺外来资源，因而也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所以，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的战略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突出的非进击、非扩张的趋向。中国的版图是人文同化、渗透、融通的结果，而不是拓展、扩张和侵略的产物。世界探险家100人中，没有一位是中国人。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以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大的政治力量，没有利用强大的实力地位对外扩张。中国的版图相对稳定，没有大的变化。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与土著居民的最大不同是其开拓和冒险精神。这种开拓和冒险精神体现在军事思维层面，就是追求扩张。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曾直言不讳：“我们国家的生存法则就是扩张，即使我们想要违背它，也不可能。”自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以来，从13州到50州，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扩张一直是美国战略思维中不变的轨迹。

——中国重守势，美国重攻势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历史上，中国所进行的对外战争，除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有东征西伐的记录外，其他基本上都是防御性的。横亘在中国北部地区绵延万里的古长城，就是历代中国中原王朝采取守势的象征。当代中国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正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关于不参加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进行军事扩张，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中防御文化的生动反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美国的主流战略文化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下，主动进攻成为美国的基本指导原则。二百多年来，尽管美国军事战略屡经调整，但从西部扩张到经略美洲，从争夺亚太到主导世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质始终如一。进入21世纪，美国政府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出兵海湾，进军中东，其进攻性已没有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