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恶化震动了整个欧洲市场和世界各地与欧洲市场来往密切的经济体，一时间受到全球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各种报道、评论、研究、批评和建议纷至沓来。国内外学界对欧债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来自政治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的研究已经涉及欧债危机的方方面面，包括欧债危机的历史背景、蔓延与救助过程、爆发原因、未来趋势、多重影响和应对策略等等。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分析和反思欧债危机，揭示欧债危机背后的深层根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关于欧债危机的根源，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如下五种观点：
这类研究将欧债危机直接归因于长期的赤字财政和不受约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趋同标准和《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纪律，欧元区成员国的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根据欧盟统计数据，2009-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只有瑞典和爱沙尼亚达标。有学者据此认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源于财政赤字过高，归根结底是在缺乏独立货币政策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受到有效的机制约束所致。[4]欧债危机国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因此，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5]
在笔者看来，长期的赤字财政的确是引爆欧债危机的直接因素，然而，赤字财政本身也是一种经济结果，它顶多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债务危机国长期维持赤字财政的深层原因。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导致赤字财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为何债务危机国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呢？我们只有深入分析赤字财政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背后的根源，方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欧债危机。
这类研究认为，欧债危机归根结底是债务危机国实行慷慨福利制度和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的结果，而人口老龄化又使这些国家的福利支出面临沉重压力。有学者基于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建设历程提出，战后欧洲福利模式对于欧债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影响，因为福利国家建设导致了福利支出的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减少、经济控制能力弱化以及由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养老金支出增长又给欧洲福利制度带来了冲击。正因为如此，化解欧债危机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改革战后福利模式，解决财政紧缩、经济增长与福利制度之间的矛盾。[6]有学者认为，过高的福利开支致使经济乏力的欧洲各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而削减福利支出的努力又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福利制度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处理债务危机的严重羁绊。[7]另有学者以人口老龄化为研究起点，以“老龄化成本”为分析工具，就欧洲养老金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及其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性推动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养老金体系存在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8]、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等问题，这些问题提升了老龄化成本，是欧债危机的隐性诱因。[9]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研究者也持这类观点。
从福利制度视角解释欧债危机根源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当然质疑的角度是多样的。有人为福利制度做出辩护，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并不是高福利，而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是避免和解决债务危机的正确方法。[10]有学者评论道，欧债危机本身仍然是一次经济危机，它的恶化可能导致福利危机，但绝不能本末倒置地认为是福利危机导致了欧债危机，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11]有些质疑并不是基于为福利制度加以辩护的目的，认为欧债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在于福利制度，而是另有原因（如后面的几种观点）。
在笔者看来，慷慨的福利制度和人口老龄化的确大大增加了危机国的福利支出，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负担，是促使危机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若忽视这一点，很可能会得出片面的判断。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除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五个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外，欧洲还有许多国家也实行比较慷慨的福利制度，而且同样也迈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但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像欧债五国那样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这提醒我们，慷慨的福利制度或许仅仅是引发欧债危机的可能因素而不是必然因素。
这类研究将分析视角从福利制度转向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危机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有研究者回顾了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福利制度与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认为福利制度从未成为一国经济发展停滞的致因，却往往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帮助一国摆脱经济低迷状态的重要政策工具；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问题影响了福利开支的正常增长，而非福利支出导致了经济问题。[12]这一观点试图在为福利制度提供辩护的同时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经济结构失衡。有研究者分析了欧债危机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信贷的过度扩张，其结果是内需旺盛导致经常项目[13]赤字持续扩大，而这只能通过大量外部融资予以维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较为脆弱，在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使得实体经济陷入困境，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14]正是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有研究者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有了持续增长的源泉，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欧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性下降，导致支撑高福利支出的基础动摇，最终导致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性，才是能否抵御、解决债务危机冲击的关键。[15]
在笔者看来，从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力角度解释欧债危机的观点弥补了福利制度观的缺陷，较好地厘清了经济发展模式与政府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将欧债危机的根源进一步推向深入。实际上，经济结构的失衡不仅存在于欧元区成员国内部，具体表现为产业失衡、国际收支失衡等，也存在于欧元区成员国之间，表现为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南北差异，这使欧元区国家面临非对称性外部冲击。同样地，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欧元区各成员国内部，也还体现在欧元区成员国之间。有学者分析认为，部分欧元区成员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是，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基本面和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着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迫使发展水平较低的成员国采取财政扩张与信贷扩张政策，由此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失衡并引发债务危机。[16]
然而，这类观点并不能完全取代福利制度观，因为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着大量经济结构更为失衡、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经济竞争力更为脆弱的国家，这些国家同样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它们并没有像欧债五国那样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如果欧债五国在脆弱的经济环境下能够有效削减福利开支，控制公共支出规模，或许也能幸免主权债务危机。
这类研究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二元性。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欧债危机根源于欧元设计的深层缺陷，其核心原因是“欧元缺乏灵活性，而不是赤字开支”。早在欧元诞生之初，经济学家就警告说，欧洲还不具备实行单一货币的条件。[17]根据克鲁格曼的欧元缺陷观，“欧债问题表面上是债务危机，本质上却是欧元危机：单一货币，让各国丧失了灵活应对赤字和衰退的能力。而缺乏统一的财政制度，使成员国在失去传统应对方法的同时又难以获得新手段。最关键的是，设计时统一货币的好处并没有自然到来”[18]。
欧元区二元性体制矛盾的观点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支持。[19]有学者分析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1）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2）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20]另有学者认为，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难以步调一致；由于欧元区成员国发展不平衡，面临非对称性冲击问题，而这种问题在单一货币政策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21]
在笔者看来，这类观点有助于解释欧元区成员国为何会倾向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这也是欧债危机的一个诱因。然而，对于欧债危机国而言，欧元区二元性体制矛盾更大程度上源于外部因素，而且其他欧元区成员国也面临着同样的体制性矛盾，是否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自身。实际上，由于二元体制结构使得欧元区成员国在面对外部经济冲击时难以达成及时有效的集体行动，二元性体制矛盾更有助于解释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救助迟缓和救助不力的原因，对于引爆欧债危机的根源的解释力却比较有限。
这类研究强调欧债危机中各国病症不同，根源各异。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包括长期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公务员队伍规模庞大，高工资、高福利和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等；爱尔兰和西班牙债务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意大利债务危机则源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而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竞争力得不到提高。[22]差异性观点提醒我们，对于欧债危机的认识不应一概而论，但这类观点尚且停留在欧债危机的传导机制上。把欧债危机的原因分别归结为赤字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泡沫是不够的，二者实际上只是经济结果，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经济结果背后的深层根源。
除以上五类研究之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政治角度研究欧债危机，比如在米格尔·帕亚雷斯·马杜罗（Miguel Poiares Maduro）看来，欧元危机的实质是欧盟民主制度的危机。[23]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杰雷也认为，欧债危机源于欧洲民主遭受重创，一些国家无视民主的基础原则，破坏了公正和对民众的尊重，这种缺乏责任的民主运行方式最终导致了信任危机和债务危机。[24]国内有学者提出，欧债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因为其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更主要是因为欧洲联合中存在着制度性缺陷。[25]相比而言，从政治角度研究欧债危机的成果还相当少。
与政治视角相关的理论研究是民主危机论和民主赤字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和布坎南等西方学者就已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民主的危机》第三章中提出，美国民主的泛滥导致了民主的混乱，包括政府活动的膨胀和政府权威的下降，进而对政治系统的功能产生了严重后果。政府活动的膨胀一方面会产生预算上的赤字，导致政府总债务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削弱政府的财政偿付能力。作为民主泛滥的另一个结果，政府权威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削弱政府有效处理前述问题的能力。[26]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E.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中则深入讨论了民主政治结构与预算赤字之间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论述，美国的预算赤字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凯恩斯有关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革命，因为凯恩斯理论并没有遵循平衡预算这一约束。“凯恩斯理论对平衡预算约束的破坏，很可能会导致预算赤字、货币膨胀和公共部门膨胀的倾向。”他们认为，即使我们接受凯恩斯理论，民主政治的压力也会使凯恩斯处方的运用产生偏差。“在我们看来，一个平衡的预算几乎应该是任何可接受的宪法框架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民主的政府根本不能成为稳定经济的力量，任何强迫政府这样做的企图，最终都必然会招致经济的动荡。”因此，凯恩斯理论所唤起的预算中的无政府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27]
民主危机论和民主赤字论为我们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欧债危机的根源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但这些并非从欧债危机中得出的结论，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反思也相当有限。在笔者看来，亨廷顿对民主泛滥和民主混乱的分析并未深刻揭示西方民主的交易本质，而布坎南等人对民主政治和凯恩斯理论的高度怀疑，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崇，实际上并没有预防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爆发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最近的两场危机显然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有关欧债危机的政治经济分析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民主反思和理论革新刚刚兴起，目前正是学术研究前沿，而且在反思欧债危机基础上重建政治经济理论，无论对于政治学、经济学还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来讲，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研究领域。
尽管既有文献为本书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但仍存在诸多不足：既有研究大都立足于经济学，把欧债危机归因于赤字财政政策、慷慨福利政策或经济结构失衡，缺乏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这些重要因素的统一性分析框架，也鲜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政治制度根源，更少有人运用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来探讨政治结构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机制。对于欧债危机所折射的西方民主政体危机，相关研究也还有待继续深入。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推进。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一些学者试图分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机制，从金融危机中反思其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诺兰·麦卡蒂、基恩·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在《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一书中深入解释了美国政治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加剧了金融危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政治泡沫，这种政治泡沫是由僵化的意识形态、低效的政治制度和顽强的特殊利益共同导致的，而政治泡沫又会助长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市场行为，并且导致市场风险不断增大，从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创造了条件。他们还指出，美国政府不仅没能有效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显得迟缓无力，这表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已经遭到重大挫折。[28]有关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基础的研究，为我们探寻欧债危机的政治根源提供了有益借鉴。实际上，在2014年下半年接触到麦卡蒂等人所著《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2013年英文版，2014年中文版）一书之前，笔者已经初步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论证工作。麦卡蒂等人所著《政治泡沫》一书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分析，大大坚定了笔者从政治视角研究欧债危机的信心。考虑到“政治泡沫”这一概念能够贴切地表达本书的核心思想，因此本书借用了这个概念作为书名，但无论是研究对象和论述逻辑，还是资料素材和核心论点，都是一项全新研究。当然，本书与麦卡蒂等人所著《政治泡沫》也存在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充分正视了经济危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