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衣主教老爷
可怜的甘果瓦！即使有圣约翰节[154]所有双响大炮仗的喧闹，即使二十管托架火枪一起发射，即使皮伊塔[155]上大名鼎鼎的大炮放炮，于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天在巴黎围城时，一炮打死七个勃艮第人，即使储存在圣殿门[156]的全部火药爆炸，当此庄严和关键的时刻，都不如执达吏脱口说出的仅仅一句话：“波旁红衣主教大老爷阁下驾到”，更让他感到如此震耳欲聋。
这并非是皮埃尔·甘果瓦害怕红衣主教老爷，也非蔑视这位老爷。他既非如此软弱，也非如此狂妄。甘果瓦如今日可以称谓的，是个名副其实的折中主义者[157]，他这类人思想高尚又坚定，温和又安静，永远懂得身居万事万物的正中（身居事物的正中）、充满理性和自由的哲学，而同时又非常重视红衣主教。有一类珍贵而从未曾中断的哲学家，智慧得像又一个阿丽亚娜[158]，看来已经给了他们一个线团，让他们开天辟地以来，穿越人间事物的迷宫，边走边放出这个线团。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能看到他们依然故我，即是说他们能与时俱进。即使不计我们的皮埃尔·甘果瓦，如果我们能承认其应有的功绩，他便是十五世纪这类哲学家的代表；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他们的精神启发了杜布勒神甫[159]，在十六世纪写下这样一段值得世代流传的天真崇高的话语：“我是地道的巴黎人，我有说话的自由可以说话：我由此甚至可对两位红衣主教大人，对孔蒂亲王大人的叔叔和弟弟说话，对他们的高贵表示尊敬，而并不得罪他们下属中的任何人，这很重要。”[160]
所以，红衣主教的出现给他引起的不愉快印象里，既没有憎恨，也没有蔑视。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太明事理，又穿一件太破的粗布大褂，当然会十分在意他在序幕中多处对王储这位法兰西雄狮的儿子的颂扬，能由主教大老爷亲耳感受一下。可是诗人高贵的品格主要不是个人考虑。我提出诗人的本性可由“十”这个数字表示；假如由一个化学家来分析诗人的本性，如拉伯雷[161]所言，由药剂师来计量，会看到诗人的本性里有一份个人考虑和九份自尊心。而当为红衣主教打开门时，甘果瓦的九份自尊心随着民众的赞叹而膨胀和肿胀起来，处于一种神速增长的状态，因此，我们刚才分析过的诗人体质中这觉察不到的个人考虑的成分正在消失，似乎受到抑制；再说这珍贵的成分，至少是现实和人性的分量，如果没有这些，诗人们就会接触不到红尘了。甘果瓦喜滋滋地感到、看到，可以说触摸到全体观众、全体无赖的观众。不错，可又有什么关系？全场观众愕然，目瞪口呆，对他祝婚歌的每部分时刻出现的不计其数的大段台词似乎快要窒息了。我敢说，他自己也分享了全场的极大幸福；反观拉封丹[162]，他在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163]上演时，问道：“哪个野人拼凑了这部作品？”甘果瓦会更想问问身边的人：“这部杰作是谁的？”由此可以判断红衣主教突然不合时宜的光临，现在对他会产生什么效果？
他所害怕的事情，来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主教大老爷的光临让全场乱了起来。每个人的脑袋都向平台上转了过去。谁也听不见谁说话。“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每个人的嘴巴反复这样喊。可怜的序幕再一次中断。
红衣主教一时间在平台门槛上停下步来。正当他无动于衷的目光对观众扫视时，人群乱得更加不可开交。人人都想看他看得一清二楚。就看谁有本事把自己的脑袋伸在别人的肩膀上了。
果然，这是一位大人物，观看这位大人物完全值得另演一场喜剧。波旁红衣主教叫查理，是里昂的大主教和伯爵，是高卢首席主教[164]，既和路易十一是姻亲，因为他兄弟彼得是博若的贵族，娶了国王的长女为妻，又和冒失鬼查理[165]是姻亲，因为他母亲是勃艮第的阿涅丝。而高卢首席主教的基本特征，性格中突出的特殊的特点，是奉承的性格和对权力的膜拜。人们可以估计到他左右两边的姻亲关系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他的精神小舟在世俗的礁石间不得不迂回曲折地航行，以免在路易和查理身上翻船，一边是卡律布狄斯漩涡[166]，一边是斯库拉岩礁[167]，这漩涡和岩礁曾吞噬过内穆尔公爵[168]和圣波尔大将军[169]。老天保佑，他顺顺当当完成航行，没有麻烦，抵达罗马。可是，尽管他已经抵达港口，也正因为他现在身居港口，他每次回想起长期以来险象环生、疲于奔命的政治生命中的多灾多难，总是心有余悸。因此，他惯于说一四七六年是他“又黑又白”的一年：可以理解成他在这一年失去他的母亲布尔博内公爵夫人，失去他的表兄勃艮第公爵[170]，理解成一件丧事安抚了另一件丧事。
再说，这是个好人。他过着红衣主教开开心心的生活，喜欢以夏约[171]的王家佳酿自娱，而并不怀恨耍赖女里夏尔德和骚娘子托马斯，施舍宁可给娇娘，也不给老太，凡此种种，在巴黎“百姓”眼中讨人喜欢。他出行时，围着一小群门第高贵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是风流、放荡之辈，不时大摆筵席。奥塞尔圣日耳曼教堂善良的女信徒，多次晚上经过波旁府第灯火通明的窗前极为气愤，因为听到白天给她们唱晚祷人的声音，在觥筹交错中颂唱本笃十二[172]的饮酒诗，这位教皇在三重冠上加上一重：“喝出教皇本色。[173]”
波旁府第
（H.Scott画，Méaulle刻）
大概，正是他理所应当的民气，让他进场时免于嘈杂人群的任何不欢迎之举，人群在前一刻还心情恶劣，在自己即将选出一位教皇[174]的日子里，对一位红衣主教并无好感可言。不过，巴黎人并无怨气；再说，善良的市民胜于红衣主教，有权决定演出，他们有此胜利也已足够。此外，波旁红衣主教老爷也一表人才，他身穿一件华美的红色长袍，穿着整齐。这就说明，他赢得了全体女人的心，也就是听众中关键一半人的心。当然，为了要人家等待自己看戏，嘘一位红衣主教，他既一表人才，又穿着漂亮的红袍，那会有失公平，也没有情趣。
他进了场，以大人物对百姓的那种世代相传的微微一笑，向在场的人致意，缓步走向他的大红天鹅绒椅子，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的随从，我们今天称之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幕僚随后涌进了平台，在后排引起更大的喧闹和好奇。人人争相对他们指指点点，争相叫出他们的名字；人人争相至少认识其中一人；谁是马赛主教老爷，阿罗代，如果我记性好；谁是圣德尼修道院教务会的首席成员；谁是罗贝尔·德·莱斯比纳斯，草地圣日耳曼修道院院长，这位路易十一情妇的放荡兄弟；这种种有很多是误会，声音也很刺耳。至于众学生，他们在诅咒。这是他们的好日子，是他们的愚人节，他们的狂欢节，是法院书记会和学校一年一度饮酒作乐的日子。这一天，任何卑鄙龌龊的行为无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是神圣的事情。再说，人群里有的是疯疯癫癫的大姐：四个银币西蒙娜，摔跤女阿涅丝，站立女罗比娜。可不，这样的好日子，又有神职人员和烟花女子开开心心作伴，可以随便诅咒，低声骂骂上帝的名字，岂不快哉？所以，他们不会错过机会。可怕的人声鼎沸之中，这人人脱口而出的语言，文书们和学生们因为害怕圣路易[175]的烙铁而压抑了一年的语言，真是可怕的亵渎话和粗话脏话。可怜的圣路易，他们在他自己的司法宫里对他表现出多大的蔑视！每个学生都对平台上新来的人攻击过一件长袍[176]，黑袍或灰袍，白袍或紫袍。约翰·德·莫兰迪诺以他主教代理胞弟的身份，大肆攻击的是红袍。他没命地唱，眼睛无耻地盯着红衣主教：“披风里都是好酒！”
佛兰德使节
（Foulquier画，Méaulle刻）
我们为教化读者，在此地揭示的这些细节，被全场的喧闹声完全淹没，还没有到达保留平台，就已经消失殆尽；再说，红衣主教本来也不在意，今天的自由放肆正是民俗。其实，他另有担心，他脸上为此忧心忡忡，这担心紧紧跟随着他，他一上台，担心跟着进来：这就是佛兰德的使团。
并非是他政治上老谋深算，并非由他负责他表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夫人和他表兄查理、维埃纳[177]的王储大人之间的婚事会有什么后果？奥地利公爵和佛兰德国王之间脆弱的和睦相处又能维持多久？英格兰国王[178]又会如何看待这样蔑视他的女儿？这些，都并不在他心上，他每晚欢饮夏约的王家佳酿，也并未料到有几瓶这样的好酒（对，经由夸瓦基耶医生检视和调整）由路易十一极为友好地赠送给爱德华四世，有朝一日会让路易十一摆脱爱德华四世的麻烦。“奥地利公爵老爷庞大而令人尊敬的使团”没有给红衣主教带来一点烦恼，但从另一个方面让他麻烦。我们在本书第二页已经提及，波旁的查理要被迫盛情迎接和招待我也说不清的某些市民，的确未免难为人：他是红衣主教，请的是一些佛兰德的市长助理；他是法国人，是开心的酒客，请的佛兰德人却喝啤酒，还要当着大家的面。这当然是他平生为讨好国王而做得最令人乏味的故作姿态之一。
执达吏以响亮的声音通报：“奥地利公爵老爷的各位代表老爷”，他以最优雅的神情（他对此颇多研究）转身向门望去，无须多说，整个大堂也这般转过头来。
于是，两个一排，以和查理·德·波旁的高兴活泼的教士随从恰恰相反的严肃神情，走来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四十八位使臣，为首的是尊敬的约翰神甫、圣贝尔坦修院[179]院长、金羊毛勋位[180]总管、雅克·德·古瓦、多比阁下、根特[181]大法官。全场一片寂静，伴随一些压抑的笑声，以聆听一个个离奇古怪的名字，一个个市民的身份，每一位来宾不动声色把这些告知执达吏，执达吏胡乱地一一报将出来，再听错读错地传给人群。这位是卢瓦·雷洛甫师傅，卢万[182]城市长助理；克莱·代都埃尔德阁下，布鲁塞尔市长助理；保尔·德·贝乌斯特阁下；伏瓦米泽勒阁下，佛兰德议长；约翰·科莱根斯师傅，安特卫普[183]市长；盖奥尔格·德·拉莫耶尔师傅，根特城科勒区首席区长助理；盖尔道夫·梵·特·哈格师傅，该市帕尔肖恩斯首席区长助理；以及比埃贝克阁下，以及约翰·品诺克，以及约翰·蒂麦尔泽尔，等等，等等，等等；大法官，市长助理，市长；市长，市长助理，大法官。每个人都生硬死板，一本正经，矫揉造作，身穿天鹅绒和锦缎的节日盛装，头戴有塞浦路斯金线粗大缨饰的黑色天鹅绒的直筒圆帽[184]。总之，一张张佛兰德的好脑袋，一个个神气威严的脸蛋，都是来自伦勃朗[185]在其《夜巡》[186]一画中黑色背景下凸显出来如此强健严肃的家族的人物。这些人物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写着：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正如他在国书上所写，“全权托付给他们的见识、勇敢、经验、诚实和优秀品格”。
有一个人例外。此人面容清秀，聪慧，机灵，一副长相如猴子，又如外交家。红衣主教跨出三步，迎上前去，恭恭敬敬。他只是名叫“威廉·里姆，根特城参事和市政主管”。
当时，鲜有人知道威廉·里姆是何许人也。这是罕见的天才，如果在革命的年代，会在时局变动里引人注目地冒将出来，但在十五世纪，不得不依靠诡计多端，不得不如圣西门[187]公爵所说，“在地下坑道里生活”。再说，他受到欧洲第一“阴谋者”的赏识；他和路易十一亲亲密密策划阴谋，经常插手国王的秘密事务。现场的群众对所有这些毫不知情，只为红衣主教对佛兰德大法官这张瘦弱的脸毕恭毕敬而惊讶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