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新课题

所谓“文献研究”，按照笔者的理解，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乃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广义者，则泛指学术研究的一种意识或思路。本文主要探讨狭义的“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即专指以古代小说之目录、版本、校勘及史料为主要对象的学术研究。

古代小说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故文献毁损严重，以致当其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专学之时，学者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难题，即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均十分匮乏。学者马廉叹曰，“中国对于小说，向视为琐屑小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故无人注意。即或注意，亦无加以研究者。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这类的东西，实在太难。既没有目录供我们检查，又没有专书供我们参考”1；郑振铎亦曾无奈地指出，“小说戏曲，更是国内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2。因此，古代小说研究史的发生，遂肇始于小说基本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无论是微观的小说作品研究（譬如唐人传奇、“三言二拍”、《清平山堂话本》《三国志演义》《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还是宏观的小说史论述（譬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数次修订），其学术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乃取决于文献史料的搜集与发现，这一发生期的特征，铸就了古代小说专学重视文献研究的学术传统。检点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成果，文献研究占据了很大比重，诸如鲁迅《小说旧闻钞》（1926）、《唐宋传奇集》（1927），马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1929），汪辟彊《唐人小说》（1930），郑振铎《明清两代的话本集》（1931），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1936），阿英《小说闲谈》（1936），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43），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1945），阿英《晚清小说目》（1957），一粟《红楼梦书录》（1958）等著述，不仅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小说研究的繁荣，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即便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阿英《晚清小说史》（1936）等史论之作，亦皆以厚实的文献史料为其学术支撑，充分显示了小说文献研究所蕴涵的学术史意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主题阐释与艺术赏析，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主流，文献研究则退居边缘，甚至几近停顿，这种情形直至八十年代始得改观，在经受了空疏与浅薄的伤害之后，学术界重新恢复了对小说文献的重视，并陆续推出了一批具有学科基础意义的成果，譬如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总目》（1981）、程毅中《古小说简目》（198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83）、江苏社科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1993）、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1981）和《聊斋志异资料汇编》（1985）、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1985）、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1987）、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990）和《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1993）、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1987—1991）、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1990—1994）、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近代小说大系》（1988—1998）等，这些小说目录提要、资料汇编及文本集成的问世，再次推动了古代小说研究史的演进。不过，随着社会思想的开放与学术空气的活跃，此起彼伏的“理论热”“文化热”，在丰富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层次与内容之余，也对古代小说文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献研究的意义与价值颇遭质疑，有人甚至认为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已基本结束。事实上，古代小说文献的研究现状，并非如论者想象的那么乐观3，其间还存有诸多值得展开的课题，譬如：

（一）古代小说版本的调查研究。

经过《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两次搜访与编集，大规模发现古代小说新作品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但是，关于古代小说版本研究，却仍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一是对每部古代小说现存的版本，展开尽可能全面彻底的搜访与汇集。其二是对每部古代小说的版本传承，进行细致的考辨梳理，譬如哪个版本是该小说的初刻本或者早期刊本？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如何？何时开始配入绣像或插图？何时开始出现评点文字？何时发生文本的增补删削？等等。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古代小说都未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其三是对古代小说版本进行较为系统的整体研究，诸如对版式、字体、纸墨、开本、图文关系、刻工画工及书坊等环节，逐一考察其历史演变与区域差异。凡此种种，均需研究者付出足够的耐心、细心和敏锐的学术辨析力。庆幸的是，如今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的电子化以及国内学者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已为此项工作的逐步展开与最终完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譬如近几年来，依靠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三国志演义》早期版本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正向着纵深精细的方向推进，便是一个明证。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关系到一部小说文本的生成、演变及传播过程；从宏观的角度，则涉及通俗文学与物质技术、文化经济的交互影响。只有在彻底清理了版本问题之后，古代小说发展史才能得以清晰且准确地复原与描述。

（二）古代小说理论史料的搜辑汇编。

检讨学术史可以发现，关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还有许多尚待开拓的领域和可以调整的格局”，“在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缺失’现象”。4这种“缺失”与“薄弱”，实际上也和古代小说理论史料整理不足有关。出版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种相关著作，如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1982），孙逊、孙菊园《中国古代小说美学资料汇释》（198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等，已不能适应学术发展的新需要，因此，编印一套完善的古代小说理论史料汇编，实属当务之急。按照笔者的设想，这套理论史料汇编，应收录现存全部古代小说的序跋、识语、题词、凡例、读法等文字资料；汇编之时，必须注明每则资料所据时间最早的版本及藏处；同一种小说的不同版本，若序跋等资料有所新增、删削或篡改，则均予收录，系于一书之下，以保留该小说的传播轨迹。之所以如此处理，目的在于尽可能显示每则资料的具体年代，以便研究者可以精确地探讨某些小说理论或术语的形成、发展以及彼此间的学术联系。有了这套小说理论史料汇编，再辅之以完备的小说文本及小说评点文献（参见下文），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庶可获得新进展。

（三）古代小说专题文本库及学术整理本的编印。

现有《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思无邪汇宝》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丛书，虽已囊括了大部分明清小说文本，可以满足一般研究者的查阅需要。但是，对于从事专题研究的学者来说，它们又往往不敷所用。譬如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早期版本，仅仅依靠《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收录的几个影印本，实难展开。于是，陈翔华主持编印了《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1994）、《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续辑》（2005），将分藏于中、日、英、德、美等国家的十二种《三国志演义》珍稀版本，陆续结集刊印，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支持。兹略举其中一例：明万历闽建阳书林余象斗双峰堂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今残存十四卷，卷一至卷八、卷十九、卷二十藏于日本京都建仁寺两足院，卷七、卷八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卷九、卷十藏于德国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卷十一、卷十二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普通研究者欲一睹诸卷之庐山真面目，洵非易事，而《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则将此书现存残卷全部收录影印，执此一册，不啻亲赴日、英、德三国访书，却省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由此可见，编印专题文本库，有助于古代小说研究向纵深突破，或者说，古代小说文本的编印，倘若贯穿一定的学术理念，就能超越单纯的古籍整理，生发引领研究命题的学术功能。那些版本情况复杂的古代小说重要作品，均可编印相应的专题文本库，譬如《水浒传古本丛刊》《西游记古本丛刊》《金瓶梅古本丛刊》《聊斋志异古本丛刊》等。此外，还可根据某种学术标准，编印若干特殊专题文本库。譬如小说评点本，乃中国古代小说特有的文本类型，其间蕴涵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尤其大有裨益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然因现存小说评点本种数甚多，庋藏分散，研究者难作系统之阅读辨析，若能编印一套《小说评点本丛刊》，将目前存世的小说评点本悉数网罗其中，对于古代小说评点研究及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当属功德无量之举。再如古代小说中的方言，因其曾作为内证运用于《金瓶梅》等小说之作者探考，一度颇受关注，但迄今仍乏专论。事实上，研究小说中的方言问题，关乎古代小说的语言风貌、读者群体及区域传播等重要课题，故编印一套齐全的《方言小说丛刊》，当亦可嘉惠学术也。

再来看古代小说的当代整理本。如今只要随意跨入一家书店，一排排罗列整齐、装帧漂亮的古代小说专架，便令人头眩目迷，众多出版社纷纷推出各自的系列作品，通俗小说之出版，斯为盛也。然细检之下，弊病丛出，或底本选择不善，或不交代底本来源，或随意增删序跋评注，或妄自选配绣像插图，至于文字及标点方面的错讹，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了。笔者认为，当前的古代小说出版，急需通过专业研究者的介入，来提高其学术含量。古代小说原属古籍之一种，其校点理应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规范，从底本的选择，到字词的校改，一本为主，多本相参，互加雠校，择善而从，最后始成定本，且须附以“校点说明”，明确交代底本校本情形及相关事宜。古代小说学术整理本的编印，不仅可以带给普通读者高品质的小说读本，也能为专业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小说文本，亟待引起小说研究界与出版界的共同关注。

（四）古代小说文献的数字化研发。

二十一世纪是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文明载体的新变化，必然会对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化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综观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诗文古籍的数字化工作起步较早，成果也较显著，而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电子化，则尚待拓展，正大有可为。从小说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希望能将《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文本库，尽早实现数字化，并且开发全文检索功能，这对于古代小说的各项研究，譬如文体特征研究、人物形象类型研究、情节模式研究、小说场景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各种母题研究、文化史研究等，无疑具有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些作用甚至是革命性的。在此基础上，再来研发建立各种专题数据库，譬如小说词语数据库、小说绣像插图资料库、小说版本资料库、小说作家传记史料库等。近年来《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小说版本研究，已经受益于其文本的数字化，这一事实表明，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的学术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可以展开的古代小说文献研究课题，绝不止此，上文不过略举其要而已；即便上述研究课题均顺利完成，古代小说文献研究也不会宣告结束，因为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文献研究本身以及小说研究的其他分支，都会不断提出学术新命题，引领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更上层楼。当然，狭义的“文献研究”尽管重要，也只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不必要求小说学者都来从事此类研究。不过，小说研究毕竟不同于小说创作，尤其是古代小说研究，无论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都应以一定的历史文献为学术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古代小说研究宜在尊重个性、鼓励多元的前提下，倡导一种文献的意识或思路，亦即本文提及的广义“文献研究”。回想近二三十年来，“符号学”“叙事学”等西方文艺理论曾风靡一时，据此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论著，亦不在少数。阅读此等论著，每多未尽惬意之憾，其话语不可谓不新，论述也堪称严密，但往往不能妥善解决实际学术问题，更不必奢谈构建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体系。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乃脱离了古代小说文献实际的结果。此类研究的学术流程一般包括：先从国外移植一套现成的理论术语及框架，然后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寻找若干对应的文本材料，最后进行熟练的论证操作。若干论著看似行云流水，有论有据，实质“论”“据”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充要”关系，所谓“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过度阐释”云云，乃其通病也。在我看来，真正的古代小说理论，应当根植于大量的小说原始文献，即首先对古代小说文本、序跋、识语、题词、凡例、读法及评点等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然后加以归纳辨析，梳理提炼，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表述，尽管其或许不那么完美，甚至有些零散，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情形相符相合。

总之，从事古代小说文本阐释、主题分析、艺术鉴赏或理论批评等领域研究的学者，固然不必都来涉足小说文献研究，却无妨及时关注并充分利用小说文献研究的成果，以避免其研究流于空疏或偏离史实；反之，从事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学者，也不能闭门造车，满眼饤饾，既要努力为小说研究的其他分支，提供翔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亦应增强宏观理论意识，通过贯穿学术理念的文献研究，引发学术新命题，甚至开启研究新方向。事实上，倘若站在古代小说研究的学科层面，所有付出艰辛劳动、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工作，都值得尊敬和褒扬。

（潘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