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话小说语言研究思路的细化
当我们谈论白话小说的语言时，不仅要注意它与文言小说不同的语言特点，而且还应注意到白话小说在小说实际创作中的多体式特点。也就是说，白话小说语言除了有着与文言小说语言不同的共性外，还有着内在的差异或者丰富性。如果说文言小说的语言也可能存在着风格上的差异，那么白话在小说中的运用还会随着时代、地域、文体以及创作者的不同产生更大的变化。简而言之，白话小说语言的诸多差异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
（一）与文言区别的白话文学语言
（二）因时代、地域、文体而有所不同的白话文学语言
（三）同一时代、文体因创作者而不同的白话文学语言
第一层面的白话文学语言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第三层面的白话文学语言则必须作为无数的个体来审视；比较而言，第二层面的白话文学语言是第一层面的细化，但又偏于概括，还没有分解到第三层面的纯个体语言上去。在我看来，对白话小说语言的研究应建立这样的由粗到细的立体思维，而相对来说，第一、三两个层面是研究者讨论较多的，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第二层面的问题。
如上所述，第二层面的白话文学语言至少包含着时代、地域、文体等三个影响其特点的因素，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与意义。
首先，白话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运用有着一定的时代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从北宋话本到《红楼梦》，在文学史上是文学发展的过程，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则是由近代汉语走向现代汉语的过程。”27在近代汉语的研究中，有不少论著探讨了白话的不同时代特征，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徐时仪著《汉语白话发展史》就将白话的发展史分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白话，即白话的露头期；隋唐至元代的白话，即白话的发展期；明清时期的白话，即白话的成熟期。还有一些论著进一步探讨了近代汉语在宋元明清更为细致的演变，如有学者指出，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四个不同时期，近代汉语的副词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28由于这些论著所采用的语料主要来自白话小说，因此它们所揭示出的语言变化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历程有着某种一致性，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大体上，唐代说唱文学中，白话语言的运用还相当粗陋，这既是白话本身发展的反映，也是白话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初起阶段的结果。宋元时期，白话在不同场合得到运用，显示出它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正式表达与交往方式。如在一些语录体著作中，白话的运用很突出，宋代普济著《五灯会元》中有这样的对话：
其中的对话用语，很容易使人想到后来《水浒传》中所写鲁达对郑屠说：“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差拨对武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你敢来我这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
在宋元的文言小说中，白话的运用有时也超出了以往作品中只是口语词汇的插入，如《夷坚丁志》卷十《建康头陀》叙一“头陀”面对一批学生惊讶地说：“异事！异事！八坐贵人都著一屋关了，两府直如许多，便没兴不唧溜底，也是从官。”其中一位学生一向鄙视外号“秦长脚”的人，便说：“这长脚汉也会做两府？”而头陀说：“诸君莫笑，总不及此公”，“他时生死都在其手”。30这个“秦长脚”就是后来的太师秦桧。这里的对话有着极为鲜明的白话色彩。
与这些散见的白话相比，宋元话本中的白话，已经开始显现其作为一种叙事文学语言的独特表现力与艺术魅力，无论是《快嘴李翠莲记》中出口成章、酣畅淋漓的韵文，还是《西湖三塔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中的人物对话，白话的运用都充满了不假雕饰的市井生活气息。当然，宋元时期的白话与后来通行的白话还有不小的距离，有些当时的白话文献，今人阅读起来，并不比标准古文更容易懂。而话本小说中的白话固然生动丰富，但同时也还带有过于朴拙、粗陋的特点。
明中叶是白话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的白话语言也更为成熟。我在《奇特的精神漫游》一书中，曾粗略地分析了《西游记》的语言特点。可以说，《西游记》《金瓶梅》的文学史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白话叙事文学语言的成熟。一方面它们比此前小说中的白话更接近现代汉语；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更富有文学价值的语言个性，这种个性与它们在题材、旨趣等方面的不同有关，也与小说家运用语言的能力与旨趣有关。当白话文学语言开始有了个性化的特点后，它才有了区别于或者超越于文言的可能性与实质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清代的小说如李渔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乃至某些二三流的作品，在白话语言的运用上，才更全面地展示出它作为叙事文学语言的成就。
如果上述粗略的描述可以成立，那么，到晚清之前，白话在小说中的运用也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唐代说唱文学阶段、宋元话本阶段、明中后期白话小说成熟阶段、清前中期小说繁荣阶段。这样的划分至少有两方面的小说史意义，一是我们可以确认这样的观点，即伴随着白话的发展，小说家对白话的运用也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显现出一种由朴质到纯熟的演变，因此，有必要细化对各个阶段白话文学语言特点的总结；二是随着我们对小说白话语言阶段性特点认识的逐渐清晰，我们对每一部小说的语言成就与价值可以作出更准确的评判。钱玄同曾经从“国语的文学”发展的角度评价《儒林外史》是一部较早采用“普通话”（亦即“国语”，俗称“官话”）写成的文学作品，是“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31其评价当否，可以讨论，但在小说史研究中着眼于白话文学语言的发展，却是必要的思路。
其次，地域性的不同对白话小说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有着超地域性特点，而白话的方言差别却极为明显，这必然在小说中有所反映。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或文学语言的因素，同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方言词汇的偶然出现，到有意识地采用方言作为小说塑造人物、展现环境的一种手段，再到方言小说的产生，方言在小说中使用量逐渐增多。
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方言经常被作为考察作者情况的依据，但这些还远不足以说明方言的意义。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方言在小说中至少有如下三个作用：一、作为写实性描写的一部分，方言有助于复现原生态的语言情景及其对人物关系的影响。二、方言有助于强化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从而展现人物的身份、性格等特征。三、方言经过不断的尝试与提炼，充实了小说的文学语汇。事实上，方言俗语不仅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同时也大量融入了作者的叙述语言。
这并不是说方言使用得越多，越代表着小说语言的进步，方言的运用显然有一个度的问题。有关小说中用方言的问题，吴组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充分肯定了方言的表现力，又指出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有种种困难，他特别提到《金瓶梅》《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运用了鲁、吴方言的作品，指出这些小说的作者“想来他们的运用土语也曾经过选择，并且受了文字的限制，未必能够纯粹，更未必与其口语符合一致，但我们读者已经感觉许多地方不能懂”32。也就是说，方言虽可以使特定区域的接受者产生亲近感，但也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接受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说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果拿同是冯梦龙搜集整理的《山歌》与“三言”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前者的语言可能由于音乐方面的原因，更接近原生态的吴方言口语，较之“三言”里面用到的吴语更难懂些。换言之，冯梦龙在编创“三言”时，对方言的选择与使用更为慎重。其他白话小说也多是如此，《豆棚闲话》第十则中，作者在引述苏州竹枝词时就说过“略带吴中声口，仍是官话，便于通俗”的话，这大致也可以反映不少明清小说拿捏方言与官话时的态度。这就提示我们，白话小说家在运用方言增强地域色彩、丰富语言的表现力的同时，也努力兼顾着更广大的读者群，他们的成功与不足也是小说史研究应予关注和总结的。
再次，白话的运用与小说的文体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当中至少也包括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由于白话小说体式与作者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特点的白话文学语言风格或范式；二是文言与白话在语言层面和小说文体层面都存在着广泛的交融，浅近文言与高雅白话的语言风格使得小说家在创作中显得更灵活多变。
从其发展史来看，白话首先是在某些特定的文体中运用的，除了小说、戏曲，语录、书信，某些公文（如公案）中也常见白话的运用。这些不同文体中的白话，有某些共同点，如都力图保持或有意呈现思想与叙事的本真状态，都与书写者拟想的接受者有关，也都与这些文体的特定功能有关。但对白话小说而言，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造成了白话语言的不同面貌，也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风格，那就是作者或叙述者。比较明显的差别也许可以划分为艺人体和文人体两种。
所谓艺人体，主要指源于说书艺人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的白话文学语言有几个主要特征。一个特征是叙述朴质无文，以传达情节为基本目的，相对来说较少雕饰。有之，则多为诗词之类的引用，文白的结合是外在的。这里不妨以《简帖和尚》为例，头回之后，“说话人”（叙述者）说道：
在这一段叙述中，“说话人”先引了一首诗，这应该是写女主人公外貌的，但叙述中并未明言，其优雅从容的诗歌语言与情节若即若离，而接下来对主人公家庭的介绍，转为散体白话，则极其简单明了，略无描写。
艺人体的另一特征是不但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接近原生态的口语，叙述语言也如此。这方面的文字材料虽不多，但也有一些小说保留了这方面的痕迹。如《小五义》第五十回开头有这样一段：
我这里引用的是金藏、常夜笛校点的本子。此本有意保留了《小五义》原来说书人的口吻，其中“那们”即“那么”的口语语音，“吃哈”应为“吃喝”的语音，至于感叹词“哪”及整个讲述风格也都是艺人的口吻。
艺人体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较多运用叙述套语，这与通俗文艺的创作、传播特点有关，艺人间的经验积累与继承、接受者（“看官”）欣赏习惯的稳定化，都使得叙述套语的形成和运用成为一种早期白话小说的语言标志。这当中包括叙述节奏的把握（“说时迟，那时快”等）、结构的展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叙述可信度的建立与评论的发挥（“有诗为证”等）、描写的引入（“但见”“正是”等）。对这些作品来说，套语不只是几个简单的词语，它是与整个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作品的语言风格，例如艺人提到“说时迟，那时快”时，接下来的描写往往相当详尽琐细。
再说所谓文人体，这主要指明代中后期文人独立创作小说日益普遍以后所形成的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语言的个性化问题。由于早期艺人体的小说有着不同程度的艺人共说性、传承性，在语言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普遍的共性特点。而文人小说家的创作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语言的个性色彩也逐渐鲜明起来。《西游记》的豪迈、《金瓶梅》的直露、《儒林外史》的深沉、《红楼梦》的细腻，等等，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即使有些小说家偏向艺人体或者有意模仿艺人体，但模仿的角度、程度不同，也会显现出某种差异。以《儿女英雄传》为例，语言相当俗白，接近艺人的叙述，但作者文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对《红楼梦》这样的较为雅化的小说同样有所借鉴。同时，在题材上，他又力图糅合“儿女”与“英雄”，使言情小说的委婉和侠义小说的豪爽相互补充，创造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语言风格。
文人体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白话叙事语言的基础上，将文言语汇及其审美特点，更自觉、更全面地融汇进来，通过雅俗相兼，进一步提高了白话的表现力和文学化程度。不言而喻，这种文白、雅俗相兼的程度也是各不一样的，如果说《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代表了这种融合的最高境界，那么还有一些更偏向才学的显扬，形成了一种高雅的白话，或许可以将其作为文人体的一个支派称为才子体。如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描写才子佳人的语言高雅华丽自不必说；就是描写卑俗小人，其语言也往往与整体雅化的语言风格一致，如《玉娇梨》中第八回叙张轨如到客厅坐下，白公见他生得形神鄙陋，骨相凡庸：
从这一引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前面所引艺人体完全不同的叙述风格。这种白话风格明显受到文言的影响，即使是不学无术的财主张轨如，说起话来也是文绉绉的。当然，这也是作者所要讽刺的装腔作势。
除了作者的因素，题材类型也会影响小说家采用怎样的白话，演义体、公案体以及上面提到的才子佳人体小说，语言的差别也是很大的。例如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公案小说集《详情公案》《新民公案》之类，语言质实简明，几乎没有任何描写，这与才子佳人体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这种不同并不一定是由作者的文学水平所决定的，它还与特定题材及其读者对此一题材的欣赏习惯有关。而各种题材类型作品中的白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公案体中，主要作为读物的上述作品，与《施公案》等的语体风格就存在明显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既与后者在书场上的流行有关，也与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有关。同样，演义体初期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采用的是浅近文言，清初的《隋唐演义》则因融合了英雄传奇的内容，转向了较为俗白的语言。遗憾的是，我们还很少看到对不同题材类型中白话语言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论著。
以上从三个方面简单概述了白话文学语言的复杂特点，如果说时代所造成的变化主要具有语言学方面的意义，地域所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而文体所形成的不同语言风格则是文学的区别。这种种不同表明，当我们讨论古代小说中的白话时，有必要细化思维的角度，以一种小说史的眼光深入到白话文学的发展与具体运用中去。
（刘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