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的源流：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研究

晚清“经今文学”（简称“今文学”）或“今文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对晚清政治改革也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说到我们今天拥有的有关晚清“今文学”或“今文学”运动的知识，沿波以讨源，其源头则不能不溯及梁启超。正是任公通过其所著“清学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首次系统地评述了晚清“今文学”，建构了今日已成为常识的我们对于晚清“今文学”的基本认识框架。继任公之后的“今文学”研究著述，虽于任公之说或作引申或为反对，然大端不离梁著清学史所界定的基本概念和范围（详后）；而晚近的相关研究，更有奉梁著为典要的趋势（亦详后）。

章太炎曾指出历史叙述的这样一种现象：“世儒以后之所订，而责前之故然。虽皮傅妄言，逾世则浸以为典要。”[1]简单地以太炎此论比附任公有关清学史（包括“今文学”）的论述及后来者的研究，诚未免过当；然以太炎此说为警示，系统清理自任公以来的晚清“今文学”研究，检讨我们已有的晚清今文学知识的源流，无疑是继续推进这一研究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