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信息设计的发展轨迹

一、信息设计的概念

信息设计是人们依据特定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所进行的信息形态设计，旨在提升信息逻辑结构的合理性、可用性和可视性。信息设计可以提高人们应用信息的效能，有非常强的功能趋向性。信息设计在大部分实践当中是为了加强用户对信息的信任度，例如医疗产品包装上的介绍说明、工业机械产品的使用手册、飞机舱门上的紧急开启说明，以及新媒体产品的界面等。只有当用户完全理解并信任这些信息后，才能放心、便利地使用。所以，信息设计师必须想方设法将这些信息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传递给目标用户。

1.功能

信息设计的功能很多，归纳起来，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使简单的信息更易被受众接受，使复杂的信息变得清晰、易懂。

●将复杂的数据梳理成有条理的信息传递给有着不同需求的受众。

●将不同学科的专业信息运用视觉或其他感官语言进行传译，以消除各专业之间的理解困难。

●使分散的数据信息变得集中，以便更好地理解信息在系统中的位置。

●将理性的信息转化为“感官教育”的方式，并传递给更多的受众。

●将数据中不可见的深层内容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以便发现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原因。

●可以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式，让学习变得更有逻辑。

2.范畴

如果将信息设计按其涉及的范畴归纳，可体现为如下几类：

●商业范畴：为委托人整理、设计信息，以展示、分析商业行为，例如商业文本或广告信息。

●社会范畴：整理社会数据，以便传递给大众并获得理解，例如社会焦点问题的可视化说明。

●传媒范畴：在媒体平台上使信息、图像、应用程序具有可用性，例如手机的UI界面。

●生活范畴：对大众而言，信息设计可以让生活更便捷、信息更明确，例如空间导向标识。

●研究范畴：用专业的方式展示复杂问题，以便进行更为有效、深入的研究，例如研究的思维导图。

●学习范畴：运用图像化的理性思维编辑整理信息，从而更好地把握关键知识，提升学习效率，例如课件。

二、信息设计的历史沿革

1.史前时代

信息设计的最初形态出现在原始社会遗迹的考古发现中，如图1-9所示的结绳记事。结绳记事是有明确记载的上古时期人们记录信息的方式。研究表明，在古代，结绳记事代表的可能是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录。不得不承认，结绳记事保留的信息十分抽象，不是通过观察就能得到答案的。所以，从信息传播的路径来说，这种古老的信息记录方式是将信息转化为符号来进行意义的传递。

在史前时代，还有一种出现得较多的信息记录方式是岩画，如图1-10。这种记录方式直观，但不可移动，也无法复制。在当时，人们已经有保留信息的需求，并且是艺术地、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保留关于其生活情景的信息。

无论是结绳记事还是岩画，可以表述的事物都非常有限，而且传播方式也不稳定。所以，史前时期的信息传播是一种固化的交流，它一方面体现了人的主动性，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信息形态和传播方式的局限性，但正是这些纯朴的沟通方式，开启了信息形态的探索之门。

2.文字时代

文字改变了史前时段的信息传递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是信息有目的地复制，同时也是信息规范化的结果。文字的出现使得更有效地传播信息成为了可能。通过文字我们可以保持信息的稳定性，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来表达更多的意义内涵。文字是信息设计的原始自然阶段。作为极度精简的信息，文字不仅有表层意思，还有深层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字作为意识交流的符号逐渐成为信息传递的主导方式，但和图像相比，文字容易在沟通中消磨掉相对多的信息，例如对于某处风景的文字描写，即便是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得再生动接近，人们也很难在阅读文字后复原出一模一样的风貌。即便如此，文字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虽然文字相对图像来说显得抽象，但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人们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可以慢慢揣摩其意境，产生不同的感悟。文字让人类更有创造力，它也是人类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的集中表现。虽然图像较之文字传播来说，速度更快、更直接，但这种高确定性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图像有其独特的魅力。如今，快而有效往往是大多数人对信息的需求，所以从信息陡然剧增的20世纪开始，“读图”成为了大众热捧的信息接受方式。

从图像到文字，再从文字到图像，文化的传承赋予了信息新的解释的权利。今天我们可以用文字对图像进行视觉解码，同时也可以用图像对文字进行再诠释。如果将文字视为符号，那么这个过程即是图像—符号—图像的过程。在文字的演变时期，人类尽可能地把自然图像转化为符号语言，尽可能地让文字形成自己的规范，而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的描摹，这是从图像到符号的转变。今天，设计师常用的设计思维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文字符号去解读自然。例如字体设计、标志设计等以文字为出发点的引导类型的设计，就是将文字的象形含义和图像进行结合，从而产生“二次象形”，如图1-11所示的字体设计就是这种设计思维的典型代表。

3.地图时代

当文字完全融入人类文明时，信息归纳便开始向图像进发，地图成了一种典型的信息形式。这种将复杂的信息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既抽象而又具有视觉功能的创造。虽然地图中包含着丰富的地理学和数学知识，但绝对不要忽视地图中视觉元素的作用，因为地图采取什么样的绘制形式十分重要，直接决定着用户的体验。

看地图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历史上较早的地图所涵盖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地图绘制还没有形成科学而系统的方法，所以呈现的信息相对单一。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地图就好比是信息的填充器，逐渐充盈起来。图1-12是20世纪初期巴黎的市政地图，地铁交通系统、著名景点与重要场所等信息都包含在内，值得一提的是其尺寸大小适宜，便于手持。

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地图集是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公元1世纪左右编绘的《地理学指南》，虽然从今天的科学视角看，其中的地理数据有不少谬误，但就当时而言，这样的地图已经具备了相当超前的意识。因为那时的地图形态已经非常类似今天的地图——开始使用经纬度，还使用了比例尺、地图投影、地名精确化等多种绘制方式。图1-13是托勒密绘制的宇宙体系图，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在地图绘制上的成就。

地图是历史上信息密度最大的图像之一，是人类再现环境的手段。地图的设计中也包括图表，图表化的地图是信息设计发展的重要表征。今天，类似谷歌地图这样的多维互动地图，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为信息设计带来新的生命力。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不同形态、不同时期的地图，看到文化的差异与人类文明前行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的脉络能够为设计师打开思路，了解信息设计的发展趋势。

4.数据图时代

从中世纪开始，学者就开始使用图形化的设计方法来表达数据，并将其用于科学研究，其中一些甚至成为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数据模板。

数据图设计的成熟时期是在18—19世纪，这种信息形式与当时众多的工业创新、生活方式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数据图经常被用来分析军事、气候、地质、疾病、经济和贸易行为。19世纪，有关统计图形和专题制图的设计需求出现了爆炸性增长，特别是在欧洲，那时的统计图形已呈现出现代数据图的架构特征，像饼图、柱状图、极区图、线图、散点图、时间序列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当时的统计图形与我们现在说的信息设计十分类似，只不过信息设计关注的是图形的形态创造，而统计图形则更注重如何测定、收集、整理和归纳数据。

其实早在中世纪之前，图像作为信息形式，除了地图之外，也有比较原始的数据图。当时的数据图偏于专业，很难面对大众，是学者们对于知识的图形化表现。而到了18、19世纪，经济的发展促使信息图像更多地体现社会事物，此时的数据图不仅是真实数据的代言者，其个性化特征也开始呈现。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图形的绘制方式，设计感觉逐渐凸显。到了20世纪中叶，数据图更多地向普罗大众的需求靠拢。

树形图是今天常见的数据图模式，图表的“树形”概念来源于真实自然中树木生长的分支节点，当内容层次较多、涵盖关系复杂时，树形层次结构能起到很好的分类呈现作用。图1-14是绘制于1751年的人类知识形象化系统图表，图中将人类的认知分为三个主要分支，即记忆、推理和想象，而每一部分又逐层划分，让人很容易把握内容的上下层结构以及信息所处的位置。人类知识形象化系统图表是早期图表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在当时，此类数据图的绘制并不过多凸显设计感，而只追求把复杂的信息梳理得更加清楚。树形图模式今天经常被使用在商业和互联网领域，它通过适当的层次关系和分类，让复杂的信息变得清晰而有条理。

苏格兰工程师、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菲尔（William Playfair）被视为统计图形的创始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折线图和饼状图就是由他绘制的，他还绘制过大量的曲线图、条形图等数据图形。他在1786年出版的著作《商业与政治图集》（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Atlas）中刊登了大量数据图，并指出“用几何图形表达数据，比单纯的数据排列更有说服力”。他还提出，不同的研究方向使得图表的使用方式也不相同，例如曲线图易于展示变量，饼状图易于展示占有比例等，这两种图形都是今天常用的信息展示方式。图1-15是普莱菲尔绘制的曲线图和饼图。

法国数学家查尔斯·德·福尔克（Charles de Fourcroy）在1782年出版的著作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桥梁和道路工程的研究图表，他的作品是早期比较有设计感的图表的代表。福尔克绘制的这种图表被称为树形分格图，如图1-16所示。今天这种类型的图表被大量应用在计算机领域，当然形式也有变化。这种树形分格图是一种按照一定的数据点进行排列的序列化图表。

在早期的图形案例中，数据图和设计的关系并不明显。这些图表的作者从事的职业多样，其中不少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地理学家。如英国人约翰·斯诺（John Snow），他本身的职业是医生和流行病学家，他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霍乱的传播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依靠的手段就是数据图，如图1-17所示，该图的绘制时间为1854年。

19世纪中期，在约翰·斯诺生活的时代，人们按照以往的认识相信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约翰·斯诺通过大量的分析得出水是霍乱传播的重要介质，通过图表他发现，大部分死亡病例都距离一名为“宽街”的街道的水泵很近（也就是图中黑色密集区域的主干道），10个死亡者中有5个死亡者的家人经常到受感染街道的水泵取水，还有3人就读于受感染水泵辖区的学校。约翰·斯诺利用图表的方式在报纸上刊登研究结果，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令民众信服，并说服政府移走霍乱的元凶——水泵，从而大大降低了发病率。后来人们挖开水泵时发现，一个老粪坑的泄露导致水源被污染，而泄露点和水泵的距离只有三英尺。因此，有人称约翰·斯诺为医学侦探。约翰·斯诺就这样将复杂的科学数据通过通俗的方式传达给了大众。

在信息设计的历史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被称为“统计图形的真正先锋”。南丁格尔从事护理工作，此外她还精通数学，并自幼表现出在数据图形方面的天赋。最开始她经常使用饼状图来表现数据，后来更多地使用极区图，也就是循环直方图。与饼状图不同的是，极区图用均分的周长代表时间段，数据的变量通过半径的延伸来表现（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计算面积数值而非半径），这种方式使得一些差异较小的数据更容易被觉察。

在图1-18中，南丁格尔对军队的死亡原因进行了分类，并用色彩区分死亡原因：蓝色代表由可预防的疾病引起的死亡，例如霍乱和痢疾；红色代表战争中受伤造成的死亡；黑色代表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从图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大部分士兵丧生是由于流行病而不是负伤或其他什么原因，由此凸显出严重的医疗环境问题。两个大的分隔的极区连接了两个战争年份（右边：1854年4月至1855年3月；左边：1855年4月至1856年3月），1855年伦敦召开的改善卫生条件的会议上，通过了改善军营卫生条件的决议，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改善效果。

图1-19是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805年绘制的位于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火山的植被生长分布图，图中记录了气压、温度、植被等诸多信息。洪堡善于使用剖面的绘制方法，可以更好地描述地表下的信息。该图不仅描述了钦博拉索火山的成分和内部构造，还将火山上不同海拔的植被、气候情况加以标明，引申在画面的两侧，方便人们查阅。

亚欧美非山脉对比图（图1-20）绘制于1864年，此图细节准确、可读性强。虽然该图和钦博拉索火山的植被生长分布图相似，却不是剖面图。对于地理学这种自然科学来说，具象的图形方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状况以及自然地貌。一般来说，人的大脑通常很难将不同的事物进行精确的横向对比，而这样的数据图大大方便人们进行横向的比较，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今天这种图表的应用面十分广泛，特别是在科普类解说中。

图1-21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图，创作于1869年，即便是用现代信息设计的眼光来看，仍有很高的参照价值。此图由巴黎土木工程师查尔斯·米纳德（Charles Minard）设计。米纳德是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工程师，也是一位制作统计图形的先锋者。他设计的优秀图表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张拿破仑进攻俄罗斯军事分析图，该图绘制了拿破仑1812年进攻俄罗斯这一历史事件，图中共引入6个变量数据：军队数量、行军路线、气温、地理位置、行军到特定地点的时间以及距离。其中，线条的宽度表示军队人数，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军队人数的剧烈变化；线段色彩用来区分军队的行进方向——最左边为出发点，最右边为目的地莫斯科，浅褐色线条代表前进路线，黑色为撤退路线；色带周围标注了较大途经地的名称；线条的走向按照真实的经纬度变化确定；由竖线引出到达各地时的具体温度（此图使用列氏度，为摄氏度的1.25倍），最冷时达到零下30列氏度。拿破仑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为6月下旬，随着部队的迁移，天气转寒，加之补给线过长和谈判所延迟的时间，到达莫斯科时天气已十分寒冷，出发时数十万人的大军人数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大约10万人。拿破仑起初选择的进军时间就预示着到达莫斯科时必然受到低温的影响，这是导致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该图系统地展示了复杂而繁多的信息，通过数据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发现问题出现的内在原因。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6年绘制的生物进化树（图1-22）延续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可以说是真正的树形图，虽然有人评价说图中这种生物学分类并不确切，真正的地球物种进化关系应是网状而非树状的，我们暂且抛开生物学概念，从视觉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海克尔的生物进化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生物种类的进化分离决定了树枝分叉的节点，这和前面树形图例子中的分类分层是一样的概念，只不过海克尔将其改变成了具象的图形。

图1-23所示的这组照片是美国摄影师爱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J.Muybridge）1872年的摄影作品。他用排列成直线的数部照相机拍下一匹马的奔跑姿态，每部相机得到一张照片，连起来就可以看清马的运动形象。虽然不是纯粹的图表，但这种被称为子弹时间的摄影方式后来极大地启发了信息设计师们，并影响到电影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信息图表，这些逐帧画面侧重对过程变化趋势的观察。这一方式可以有效地对难以详细观察的事物进行逐帧展示，把那些难以被眼睛捕获的动态信息用较为稳定的方式连贯并传递出来。

图1-24是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1889年设计的伦敦贫困状况图。他为此进行了长达10年的数据收集工作，调查内容分为贫困情况、职业和宗教信仰三部分，调查对象面向社会各个行业、种族、年龄、性别的人群。图中的黑色代表极度贫穷者和犯罪者，深蓝色代表非常贫穷的人群，蓝灰色代表贫穷人群，桃红色代表普通人群，粉色代表收支平衡的人群，红色代表中产阶级，黄色代表富裕人群。阅读图表可以较为直观地从宏观角度分析伦敦人口的经济收入与分布状况。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伦敦中产阶级占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富裕人群集中生活在伦敦中北部，贫穷和犯罪人群大多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这些信息对加强市政管理有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统计图今天仍然被大量应用在市政管理、大型商业设施建设等领域。

进入20世纪，设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不过数据图的设计始终没有出现19世纪那样的黄金时代，至20世纪中叶已经出现了很多常用的数据设计模式，例如不规则多边形图（如图1-25所示），格奥尔格·冯·诺伊迈尔（Georg von Neumayer）于1877年首次使用此图，那些看似折纸的图形是根据一定的单位比例，按照数据要素分配进行连接而形成的图形，图形结果不受设计控制，设计师只是真实地展示数据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所呈现出的形态。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数据图中的一小部分，条形图、柱状图、折线图和饼状图是今天数据图中最常用的四种类型，除此以外还有散点图、面积图、圆环图、雷达图、气泡图等。数据图虽然最初繁荣于西方，但东方人也参与了很多数据图的创新。例如大家熟悉的K线图出现于日本，起初就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本间宗久用于计算米价交易的方式，如今常用于股票及期货交易。

5.Isotype

国际印刷图形教育系统（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简称Isotype，图1-26）的出现在信息设计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套系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随后信息设计的学科发展，还通过实践对图标、标识系统的设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夫妇和插图家盖尔德·安茨（Gerd Amtz）作为Isotype的代表人物，于1925年发表了经过系统化设计的图画文字，用图形来传递信息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奥图·纽拉特是奥地利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致力于建立一个经验主义的理想社会，以找到社会阶层和资源分配等社会问题的答案。奥图·纽拉特提出了“世界分隔，图形相连”的主张，他和妻子玛利·纽拉特（Mary Neurath）、插图家盖尔德·安茨一起进行图形教育工作。他们放弃了以往传统的设计方式，综合利用图形、图标和文字进行设计，设计主题包含世界地图、人口、健康、科普教育、文化沟通、军事等各个方面。

20世纪初期，面对当时整个世界的变革，奥图·纽拉特认为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增进沟通与相互了解。他们尝试把Isotype运用到儿童教育方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的理念也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欢迎。

在Isotype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图标，特别是公共区域的指示系统图标。值得一提的是插图家盖尔德·安茨的设计在Isotype中意义重大，他一生致力于图形研究，设计了超过4000个图标，并提出了“图标设计简单化”的理念，为标识设计奠定了基础。和今天的图标设计一样，安茨运用了简化、抽象、概括的方式，让图标既有代表性又区别于真实事物。他的很多设计今天仍然被使用，特别是在公共标识领域。图1-27是1943出版的Isotype信息图集《一洋之隔》（Only an Ocean Between）中的部分图页，这本图集以Isotype图标为基本图形，进行了一系列美国和英国的各种数据比较，涉及了地理、人口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6.综合发展时代

1976年，理查德·沃尔曼（Richard Wurman）在美国建筑年会上首次提出“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这一概念。理查德·沃尔曼认为，室内设计师让空间更美观实用，工业设计师让产品的使用更为便利、生产更为高效，平面设计师让图形表意更加清晰——这些都与信息设计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关于信息的设计，可以用“架构”这个词来阐述围绕信息的系统化设计思维。“信息架构”的提出作为信息设计综合发展的开端，指明了信息设计的主旨，即以更好的方式去描述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以科学客观的方法来测试信息形态的合理性。信息设计走向跨学科的综合，已成为时代的需求。

媒介技术和互联网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信息设计的视野。在历史上，任何的设计形式和观念的飞跃都与技术相关，信息设计也是如此。在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关于信息设计的概念也逐渐清晰和丰满起来。以技术为依托，信息设计与各个周边学科都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关性。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广袤无垠的虚拟世界，信息设计更多地体现出探索的特性，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信息设计作为综合性跨学科的设计实验。

三、跨学科的设计实验

信息设计的跨学科特性由来已久，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的参与，信息设计具有了无限的生机与可能。信息设计离不开理性分析，其中图形的呈现方式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精心安排。从这个角度说，信息设计具有科学属性。

信息设计针对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媒介，涵盖的学科领域十分宽广。信息设计和不同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效地运用信息设计必须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并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

1.认知心理学与信息设计

在20世纪，设计有了本质上的飞跃，特别是在视觉传达领域。这一飞跃与同时期心理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对视觉进行科学理性分析的心理学方法为信息设计开辟了一条新路。正是对认知心理学方法的借鉴，信息设计和实验实证得以有机结合。例如在设计户外信息的时候，除了专注形式的创造之外，更重要的是用实验的方式验证信息的可用性，比如说通过记录和分析用户停留的速度，改进信息传达的效率等。

信息设计需要考察人们的认知习惯。人的大脑相当于容器，用来储存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但会作用于我们的思维，而且还会延展到我们的行为。认知心理学作为专门研究人类认知习惯的学科，对于信息设计的作用巨大。尤其是在网络空间的信息设计中，认知心理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作为设计决策的依据，从而让信息更有效、更有目的性。

正如我们所知，视觉接收信息受视觉规律的限制。一般来说，信息设计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视觉化的语言传达信息。信息的传达受信息本身和人的生理限制，因此设计者了解视觉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更好地规划复杂信息。由于这些原理大都来源于严谨的心理学实验，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在认知心理学中，格式塔心理学对信息设计的影响颇为深远。在设计史上，包豪斯和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很多课程都与格式塔理论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师掌握视觉语言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视觉的规律，这样才能把重要的信息通过人类认知途径准确传达出来，使其具有实用价值；第二步则是创作更容易被大脑接纳和刺激大脑兴奋度的设计，这就需要融会贯通设计与非设计的技巧，并具有创新的精神。

格式塔（Gestalt）这一概念在德语里的意义即“完形”。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学者认为，人的视觉有部分从属于整体的特性，即我们看到的物象不仅仅是单体的构造，而是构造之间的整体关系。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刺激我们的视觉判断，同时视觉判断也受到经验的约束，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用“心”看。与此同时，格式塔心理学派也提出了一些有关视觉心理分析的假设，其中包括视觉的闭合性、相似性、接近性和连续性等，这些特性都有科学的心理学实验作为支撑。

如果充分把握了这些视觉特性，可以创作出视觉游戏式作品。荷兰版画家埃舍尔（M.C.Escher）利用几何图形的变化创作了大量的视错觉绘画，如图1-28所示。艾舍尔的作品对信息设计的创意思维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信息设计首先需要满足视觉感官的认知需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发挥其可用的功能价值。信息在有目的的情况下被设计、传递，这样才能更好地被大众接受并记忆。

2.符号学与信息设计

现代符号学的思想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索绪尔开创了语言学“共时性”的研究方向，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并首次使用“能指”和“所指”作为符号学的基本概念。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也是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符号学“三分法”为一般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著的《符号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从1969年国际符号学协会成立至今，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从一开始的语言、文字符号，扩大到其他人类能够识别和运用的感知对象，并向其他学科渗透，形成纷繁多样的符号学门类。

现今符号学界流行的划分方式，是将符号学划分成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

现代符号学中的语言符号学源于索绪尔传统，代表人物有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索绪尔本人并没有著作传世，他的两位学生将他的课堂讲稿整理成书，名为《普通语言学教程》，对符号学的诞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自然语言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庞大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一种符号系统。索绪尔创造性地运用二分概念表述语言学中的符号现象：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共时性和历时性等。

现代符号学中的一般符号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皮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艾柯（Umberto Eco）等。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皮尔斯与索绪尔齐名，都是符号学界公认的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同样没有关于符号学的完整著作，他的符号学思想散布在各种书信和文章中。一开始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学界所关注，后来经过莫里斯的系统介绍，皮尔斯的思想才逐步得到重视。皮尔斯创立的符号学“三分法”将符号分成“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三部分，其中“符号形体”象征“符号对象”，同时意指“符号解释”。皮尔斯的观点与逻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继承和发挥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将语言学结构与文化符号结构相结合，试图为一般符号研究和符号分析提供统一的方法论。在巴特看来，符号分成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对于非语言符号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使用准语言式的分析。在《流行体系》一书中，巴特将流行服饰系统称为“书写的服装”，并认为符号学应当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显然与索绪尔有所区别，因为索绪尔很明确地将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分支。巴特最终未能完整建构“文化世界”的意指规则，但是他的研究开拓出一片广阔的文化符号学视野。

在网络时代，各种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而这些信息正是通过符号进行传递和交流的。信息设计作为一种符号载体设计行为，承担着沟通桥梁的作用。它以信息的高效传达为首要目的，将设计师对世界的认知转化成视觉图形，依据比例、位置、形状、色彩、纹理等各种形式法则将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通过视觉设计符号就能够直观地接受设计师所传达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对于视觉符号运用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直接关乎设计作品的成败。

信息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它正如高速公路上的转向牌预示着前方路况，实质上是代表着一种“不在场的对象或意义”。从微观讲，构成信息设计的视觉符号各自指代不同的“不在场”的对象，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对描述对象的解释。

3.信息设计的商业性

设计的发展离不开商业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可以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也可以作为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就信息设计来说，它既可以直接作为商业推广的工具，也可以间接参与商业管理，帮助商业人士了解整体形势并进行战略布局。在商业领域，最常见的信息设计包含图表、数据图、广告宣传品、电子商务网站、手机APP应用等。进行这些类型的信息设计首先需要了解客户的商业模型，了解其产品特性和相关服务，以及企业文化等，这些因素只有放在商业情境中思考才能做出适合的信息产品。除此之外，信息设计涉及的范围很广，如生产、消费、分配渠道、发展历史、竞争对手、发展前景、现实困难等，都需要设计师有所兼顾。

商业应用中的信息设计，必须非常了解商业客户的特点和性质，如此才能做出符合实际需求的设计作品。设计师通过审美和专业技术将商业战略转化成能体现市场价值和抓住市场机会的信息产品，这就像量体裁衣，如果连客户的身材尺寸都不了解，就根本无法做出合身的衣服。

现代设计的意义和价值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概念，越来越多地展示出设计师们颇具适应性的创造能力，这使得设计本身的意义更加多样化。二战后的美国设计基本遵从了“形式追随市场”这一潜在的规则，所以了解市场趋势可以帮助设计师预知设计的风格趋向。在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信息设计其实一直在参与市场决策的过程，在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多数设计关注的是决策后的设计开发，而信息设计不局限于此，在产品开发前的决策阶段也起到整合资源、沟通观念，甚至成为决策依据的作用。虽然在此期间，参与信息设计的并不一定是专业设计师，而更多的是管理人员，不过他们对于信息设计的沟通价值有着切身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们会从理性层面关注图形所带来的潜在效益。此时信息设计的主要形式，简单的有会议的演示文件、各类商业报表等；复杂的有展会信息、商业管理流程、各种媒介的商业信息的传播等。信息设计通过视觉手段，使得商业建议更容易被信任和采纳，同时能起到营销推广的作用。许多公司都会谨慎地聘请专业设计公司设计其商业展示用文件，其中包括商业计划书、简报、提案、投标文件、年会数据、宣传手册等。通过视觉设计转化，这些商业文本的价值更加突出，同时也能为公司争取更多的商业空间（图1-29）。

4.信息设计的社会性

我们知道，在传媒和教育领域方面，信息图像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人们很容易接受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所呈现的信息，这足以说明视觉化传播的亲和力。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接受文字的能力越来越强，但对于图形的心理偏好始终会存在，这与快节奏的生活和日益庞杂的信息内容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人们需要通过有效形式来快速判断信息的相关性，以此来决定“读”或“不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形式影响其社会价值的发挥，同时也决定信息内容为公众所采纳的程度。信息设计在阐述社会形态上有其独到优势，所以环境调查、人口普查、疾病控制、社会形态分析等这些社会性研究常会采用信息设计。

如图1-30所示，Crimespotting网站是奥克兰警方一个可互动的犯罪事件通报平台。这一网站设计的初衷在于：“如果你听到警笛在你家附近响起，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实效性对信息十分重要，如果一个消息传播得不够及时，那么它对受众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那些有关城市危机的信息。通过这个网站，用户可以根据案发时间和案件种类，选择自己关心的信息，还可以通过网站把分散的数据、消息综合起来观察。随着人们对于信息质量要求的提高，社会性的信息需要体现出更多的服务性。因此，社会性的数据应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上向公众展示。设计师应以此为基础，提供更多的信息检索服务，让公众接触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有时候，信息设计就像一个容纳信息的容器，人们在需要某种信息时可以方便提取。而信息提取的方式需要高度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所以目标用户的需求决定着信息呈现和传递的形式。在一些设计中，我们不但要注意信息的广度，同时也需要有深度内容的挖掘，这样才能给予用户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视角。

其实，从数据图到Isotype，再到现在新媒体交互的信息形态，信息设计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显示出对社会事物的强烈关注，并且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各种形式的媒介上都可以看到信息设计对于社会事物的热忱，并且已跨越了学科和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