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转世——怀念陈超
生命在轮回中繁衍并且死去，犹如诗歌的变形记，词语的尸骨与感性的妖魅同时绽放于文本与创造的过程之中。仿佛前世的命定，我们无法躲避它闪电一样光芒的耀目。多年以后，诗人用自己的生命重写或刷新了这些诗句，赋予了它们以血的悲怆与重生的光辉。
我在悲伤中翻找出了这些诗句，《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发现在经过了二十余年之后，它们还是盛放在时光与历史的黑暗与恍惚之中，那么充满先知般的睿智和预言性，谶语一样充满不可思议的验证性，还有宿命般不可躲避的悲剧意味……作为一位批评家，陈超不止留下了他思想深远的批评文字，也留下了传世的诗篇，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慰藉而又悲伤的结局。
我是在11月1日这个阴冷的秋末初冬日，听说这不幸消息的。在前往机场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年会的路上，一位河北籍的诗人发来了这让我难以置信的消息。我努力搜寻着记忆中因由的蛛丝马迹，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是能够如此残酷地终结一切——用了如此残酷的方式，带走了他那安静而深沉的思想、那睿智而又坚定的生命。我一直希望能够求解，是什么力量巨大到能够战胜他对生命的热爱、对亲人的责任？在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理性而强韧、始终持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节操与处世原则的人，他既不会轻易地沉沦于世俗世界，又缘何会如此突然地听从于死亡与黑暗的魔一样的吸力？
让我还是小心地回避这些敏感而无解的话题。我既不能像尼采那样放着胆子赞颂“自由而主动的死”，也不愿意像世俗论者那样去无聊地谴责自杀是一种罪过。没有谁能够真正清楚他所承受的不可承受、他所抗争的不可抗拒。一个人活过了知命之年，如果不是无法承受的疼痛，不会取道这样的终局。在海子走了二十五年之后，一个原本比他还要年长的诗人，不会是怀抱着他那样的青春壮烈，而是怀着深入中年的荒寒与悲凉，在彻悟中飞跃那黑暗的一刻，那存在之渊的黑暗上空的。
历史必将会重新钩沉和彰显这一代诗人所经历的精神历程。每一代诗人都需要而且拥有自己的精神履历，这很重要，有一天人们在记忆这个时代的诗歌时，也会将之在历史化的同时完成其诗化的过程。很显然，我们在叙述浪漫主义的群星或者白银时代的宿将之时，不会只是叙述那些散落的文本，而一定会最终为他们描画出一幅精神的肖像，说出他们的感人的故事与命运的传奇。这才是诗的方式。陈超的《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既是时代的精神肖像，一代人成长中的精神悲剧的见证、伤悼，同时也是成人礼。它的重要不会由于哪一个人说什么而变动，而是必将会升华的那一种，成为一代人诗歌与精神的传奇的那一种。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某些个人的创痛固然是一个人命运的内在因由，但向来历史的足迹也正是由于无数个体的偶然而共同生成。更何况，那些重要的灵魂永远会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精神的凝炼和聚集的作用，即便我们不再痴迷黑格尔式的历史想象，也希望这一点能够永存。至少，我们也会将之看作一种时代的精神现象学——像荷尔德林标志着一个时期或一个类型的德国的诗歌精神，像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标志着俄罗斯诗歌中的某种精髓一样。为什么我们历经和见证了这么多的忧郁和死亡？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最优秀的诗人们有如此之多地沉浸于这般壮丽而令人悲伤的死亡想象？
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这些诗，必将刻上他自己的纪念碑，并且永存于这一代人的记忆中。
要想在这里对陈超的诗学思想与诗歌成就作一个全面评述，是很难的。但我隐约感到，他的研究与创作可以从若干个时期来认识。虽然他很早即涉猎诗歌写作和从事诗歌批评，但真正的升华期应该就是1990年代初。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他的诗歌理想与这一代诗人宏大的思想、繁杂的诗歌策略、理想主义与智性追求相混合的知识分子精神，达成了一种内在的统一，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与诗学思想的根基。很显然，1990年代初期精神的艰难与压抑，反而诞生出了一个金子般历史的转换，精神涅槃宛如桃花转世，也诞生了陈超此刻以历史的忧患为动力，以知识分子的忧患与担当精神为特质的诗学思想。他的“深入当代”的说法，自然有春秋笔法在，但与周伦佑等人主张的反对“白色写作”，与更多的诗人主张将自己“嵌入历史”之中的说法也至为接近。这是一个必然和必须的反应，诗人不能错过他的时代，负疚于他的使命。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陈超开始了他的“生命诗学”的论说，这当然也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诗人应用生命实践去承当一切书写，用生命见证一切技艺与形式的探求。他深入而执拗地探究了意象、经验、结构、语言，一切内在的和外部的要素与形式的问题，这些方法来自“新批评”的分析可谓独到而精湛，而核心依然是他的“个体的乌托邦”说——写作之中个体精神的独立性与生命的承受。我只能说，陈超虽然娴熟地使用新批评的文本分析策略，但他对当代诗歌的理解，从未单纯在观念和技术的外壳上，从技术的细枝末节上去陈述，而仍是从诗歌作为“生命—语言现象”的合一的永恒本体上，从人文主义的必然承担上去理解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正确的，他找到了文本主义和生命诗学的合一与平衡，也为这种平衡找到了个体的悲剧经验的根基，以及可以升华为时代命题的可能高度。正是因为这些，他又可以说找到了一个好的批评家最根本和内在的精义与真髓。
陈超的评论自然也是充满思想与诗学智慧，充满语言魅力的，不止表现在他随处可见的思想阐发与升华上，还有知人论世的体贴洞察，还有他格外强调的个人与历史的对话关系——在他近十年来对“文革”地下潜流诗歌的研究中，对于食指等重要诗人的研究中，他贯彻了历史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充溢着对于诗人人格、对诗歌精神现象学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在对于任何即时性的诗人和文本的讨论中，我无数次与他相遇，见证了他对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底线的坚守，即从不放弃原则去做无谓的夸饰与吹捧文章，而总是从问题入手，小心翼翼地葆有着一个读者和批评者的审慎。从这个角度上，说他是当代诗歌批评伦理的楷模，也毫不为过。
记得去夏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杭州的一个诗歌论坛上。午餐间他很亲切地喊我过去与他的太太和儿子见面，我感到了这个有困顿但却充满爱意与温暖的家庭的氛围，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丝毫也没有觉察到他身体或精神的某种危境。之前的无数次见面，他给人的感觉都是坚定而温和、智慧而理性的，甚至作为诗人他也从未在世人面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冲动和“任性”。而不料是在不及半年之后，竟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怎能不令人震惊和悲伤？
人常说，死亡终结了一切，也使许多东西得以升华。确乎，如今再来捧读《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更能够感受到它先知般的力量，甚至它的修辞都是那么精准和完美。还有《博物馆或火焰》，还有他在近十年中所写的一些吟咏生命之秋的作品，都更让人感受到，一个好的诗人和学者，他的文字将会长存人间。
末了，我狗尾续貂，将两首短诗献给陈超，诗歌的兄长，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愿他安息。
转世的桃花
——哭陈超
沉哀
——再致陈超
2014年冬—2015年3月，断续于北京清河居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