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两重性片论
一
近代西方思想在18、19世纪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以至于人们真诚地相信思辨理性和科学正在把人类带入一个地上的天堂。从孔多塞到斯宾塞都深信不疑并且期待着人类正在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渐入佳境。但是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的美妙梦想。恰好在这个关头问世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推论，不如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一曲感伤的挽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去了一趟欧洲，归来写了一篇《欧游心影录》，慨叹西欧科学万能之迷梦的破产，是一篇对当时西方心态的写照。梁老先生不失为思想界一位感受敏锐的先行者。然而由于当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落后了一步，当时所需要的仍然是上一个世纪的思辨理性、民主和科学。于是，在随之而来的科玄论战中，宣扬生命哲学的张君劢就成了人人喊打的玄学鬼，诚可谓是良有以也。
人类历史就是在二律背反之中前进的，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只不过中国比西方的调子慢了一拍而已。当时对西方来说，基督死去了，19世纪天真而乐观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死去了。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传统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日益褪色和淡出，似乎正让位于某些新的激情。自从现代化思潮步近代化思潮的后尘而来，在哲学领域里分析学派、语言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各种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但又往往各领风骚三五年。它们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有的早已不过是昙花一现，有的也尚待时间的考验，迄今似乎还没有一种近代思潮能够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而深入人心的。在这个从近代化到现代化转型期的思想状态中，有哪些是西方思想史所特有的现象，又有哪些是对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这是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历史哲学的问题，即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果人类历史的行程也遵循一条自然而又必然的规律，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人类历史的行程是人类自己所选择、所决定的，即人类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人，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无法回答也无法预见的。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妨同意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作为自然人，人对自己历史的所作所为不负任何责任，但同时作为自己历史的主人，人却要对自己的历史负全部的责任。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要自己作出抉择的。历史哲学家或历史科学家是无法越俎代庖，事先做出预言的。就前一方面而言，思辨理性（科学）就是必要的，是须臾不可离弃的。一些现代思想家们企图彻底否定科学思维，表面上极端激进，而实际上却使自己陷入极端保守主义，事实上倒退到前近代化乃至史前的原始思维状态。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单靠思辨理性还是远远不够的：全部已往的历史和当代的历史都可以表明，人类并没有仅仅因为科学的进步，就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更美满、更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历史前景，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必须是“能人”，还更加有赖于我们必须是“智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知识就是力量。但力量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好和幸福，它也可以意味着邪恶和灾难，人类掌握核能就是一例。理想主义者不顾现实，每每流于空想和幻想，有时候直如梦呓；而现实主义者又每每缺乏理想，苟且度日，缺少为任何真正的美好和幸福所必需付出的崇高精神。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衡量一家思想时，重要之点是要看它能否找到这二者之间最佳的结合。
前不见古人，历史学不能复活古人；后不见来者，历史学也不能预示来者。但无论如何，前人的思想和行为、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不失为一种启迪，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可以有更深的体会乃至智慧。也许这不失为思想史的功用之所在。
二
据福音书记载，耶稣说他的天国不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颇有契于希腊的思想，从柏拉图起，希腊人就明确划定了两个世界：完美的理念世界并不是，也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的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观念似乎从不曾为中国的哲人所认可。中国哲人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唯一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理想国只能落实到这个现实世界，而不是在任何的彼岸或彼岸的任何地方——哪怕那是一个最能体现道体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国。当然，这个区分也不可绝对化。理想国在此岸迟迟不能实现，难免令人失望；但是仅仅对彼岸的憧憬又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于是我们就在历史上随时随地都看到有二者的交叉：即使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也仍然看到了伟大的精神上的执着和追求；即使在无限崇拜与信仰的时代，也仍然看到了有极端的不平等和人欲横流。这是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切的体会。18世纪的“哲学家”们以他们理性主义的思维构筑了一座天城，他们的天城正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和观念一样，对人类的文化史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他们的局限也应该使今人引以为戒。一种理想被强调到极端、被绝对化，就要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博大转化为褊狭，自由变成专制，等等。我们今天应该警惕不要再犯历来思想家所轻易犯的那种错误，即以一种古波斯拜火教式的思维方式，要求思想做到非此即彼、有或全无的清一色。我们应该学会正视人的缺点和弱点，这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和境界，也是一切时代健全的精神文明之所必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怎样保持一种最佳状态的和谐与平衡——这应该成为衡量一切思想体系的一条准则。
历史上总是有些乐观主义者天真地认为人性中所潜存的理性成分终将会逐步充分地发展出来，最终能克服一切阻力步入人间天堂。果真如此的话，历史进入了近代和现代，就不应该有那么多惨痛的灾难了。人如果完全能听从思辨理性的引导，世界上大概根本就不会有战争。自古某些哲人们所相信的种种廉价的性善说和进化论，看来毫无理论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反的观点——人性是彻头彻尾的恶——就是正确的。18世纪对于启蒙和理性的天真信仰，今天已经成为往事了；19世纪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进步信念，今天也已经式微。继此而后在现代化的西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层出不穷、纷然并陈，它们之中的某些科学成分将不会失其持久的价值，但其中不科学的成分却可能只不过是对前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的一种短期的反弹或反拨而已。
人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自然属性，它大体上是不变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历史还太短，不足以使我们看出它有什么变化；（2）社会属性，它是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形成的，社会在变，人性的这部分也因之而变；（3）个性，这主要是个人自身努力或者有意识地造成的。在同样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之下，各人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体现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作风。前两种组成部分是不自由、不自主、被天赋或被环境所决定的；而个性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就、自我规范、自我决定或自律的，是人的创造性的用武之地。创造性当然也要在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上进行，不能一空依傍，但原有基础和条件只是外部制约，并不必然会产生出某种创造性。创造有恃于人为的、自觉而自律的努力，但机械式的决定论或进步观，却每每忽略了这一点。人的创造并不都是必然的，所以历史的面貌也并不都是必然的。创造性往往带有极大的个性，它是一场“思想的冒险”（怀特海语）。每个人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所创造的历史也各不相同。人性中的这部分创造性，乃是历史行程中最无法预料的部分。人性的全面发展曾经是近代许多哲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向往，但单纯的或知识或科学或善意或奉献或忠诚或热情等，都不足以语此。看来任何现代化的思想体系如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对此提出更高明的看法和更切实际的方案。
三
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实质上只经历了两大阶段：传统社会（前近代化社会）和近代化社会。
人生来是万有不齐的，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也没有两个集体完全一样。任何以某种抽象的道德概念（如勇敢与怯懦、勤劳与懒惰、大公无私与唯利是图，等等）来概括并两分各色人等，总会难免不确切。但在人们的千别万殊之中却又并不是完全没有某些普遍性可寻，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如若不然，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无法结合为一体了。当然，每个民族、每个集体、每个个人都必然有其特性，但那比起普遍性的规律和价值来，终究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脱离普遍规律与价值之外的特殊；任何特殊性必须服从普遍性，特殊性乃是普遍性之下的特殊，而不是普遍性之外或之上的特殊。普遍性是普遍的、必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殊性则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特定条件改变了，特殊性也就随之而变。总之，特殊性虽有其特殊的领域，却不能自外于普遍性的规律与价值。但是在有关近代化的进程问题上，这里也涉及一个比较难于解决的问题。
近代的西方思想文化领先于世界。西方在近代化过程中之领先于世界，是以它的近代化的思想文化为其前导的。然而其中有些具有普遍性，是任何其他民族由传统走入近代所必须采用和遵循的，又有另一些是特殊性的事例，可以各自走自己的道路，是先进的西方所不可能、也不应该强加于别的民族的。关于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大抵可以认为是带普遍性的，是所有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民族都必须遵守的，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说自己就是以其贫穷和落后而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化历程的，而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依靠科学和工业，所以科学化和工业化就是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要满足这些物质层次的需要，又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体制与之配套，因而某些社会体制也就是必要的，如法制，如“由身份到契约”的公民社会，如较为普及的教育和相应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但是这些最初产生于西方的体制，是不是对近代化全部都属必要呢？还是可以有所选择并加以改变呢？比如，宪法是规范一个近代化国家制度之所必需，然而是否一定要采用三权分立的体制、抑或一元化的领导也可以行得通呢？再进一步，则建立在近代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之上的种种思想体系、人文价值以及艺术观念，显然并不是全部都需要的，但或许也并不是全部都不需要的或要不得的，至少还需要它们作为参考和借鉴之用。有无这些参考和借鉴，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最初出现于西方的内燃机、无线电等是任何民族的近代化所必需的，但是莎士比亚的诗歌、贝多芬的音乐是否也是一切民族近代化之所必需呢？一个民族自然要受自己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要抛弃这个传统使自己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个人和民族永远都无法摆脱自己过去的历史。然而仍然要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则其结果便只会是永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连追随近代化的影子都谈不上。不学习先进，就永远要落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焦灼不安，实质上就是它在近代化进程中所引发的焦灼不安。究竟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中有哪些是应该吸收的、哪些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哪些又是需要拒斥的？
事实上，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抵要靠两种东西，一种是科学思想（思辨理性），一种是人文思想（非思辨理性）。前者是和人类物质文明的面貌紧密联系着的，后者则系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面貌，但两者间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一个综合体。物质需要决定了精神文明的面貌，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精神活动也在调节着物质生活的形态。例如一项政策的制定，可以有利于或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如18世纪西方所要求的只是政治的民主，19世纪的经济活动已由自由主义逐步趋向于社会计划，到了20世纪则经济民主的要求来得似乎比政治的民主更为迫切和重要。经济民主是政治社会民主的物质保证，没有经济上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上的民主就会落空。1941年《大西洋宪章》于政治自由之外，特别标举“免于匮缺的自由”，可以看作是反映这种思想演变的一项正式公告。
展望未来，或许有理由可以说，由于科学的进步，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结为一体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这个趋势看来是无可逆转的。然则是不是世界的思想文化也相应地必然要趋于一体化呢？答案是：也必然要趋于一体化，不过它绝不是以消灭各民族的各个不同的思想文化为其代价。恰好相反，一个一体化的世界恰好就在于其中的各个成员（个人、集体、民族）各以其独特的创造性而赋予它以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没有个体和个性的充分发展，集体就不会有生命力。一个美好的世界中的每个成员都应以自己的贡献来丰富它的内涵，同时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中每个成员也就反过来可以更多、更频繁而且更方便地汲取自身以外的营养。他们可以更好地互相影响、渗透、交融和促进，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那将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上一体化的世界，但在思想文化上却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因为统一不是齐一，而是多寓于一、一寓于多。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将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有别于传统世界中那种各个独立的单细胞式的文化，但它只能是通过其各个成员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的百花争妍来充实它自己。
任何清明的理智必须放弃思想上的片面化和绝对化，过分的理想化往往不切实际，乃至流为骗局，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加科学化。科学在近代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但是它还没能完全克服人们思想中的褊狭、愚昧和迷信，它还需更好地认识它自己的有效性的范围，承认在自己的领域之外的其他各种非科学思想的合法地位，包括道德、伦理、信念、理想、感情等在内。现代化的某些思想往往带有反科学的色彩和倾向，这毋宁可以看作是对科学主义专制的一种反抗。科学是不能反对的，也是无法反对的。科学思维方式是近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因素，并获得了最可贵的成绩，在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只能发扬它而绝不可反对它。然而，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有效性的范围，也应该属于科学和科学思想的任务。
仅仅有科学是不够的。科学只是人生和历史的构成成分之一，哪怕它是最重要而可珍贵的成分之一。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历史意义（假如历史有意义的话），并不是由科学所规定或给定的。人作为自由的主体乃是自行规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负道德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如果那是属于自然史的必然性之列，他就无需（而且也不应该）负任何的责任了。自然史属于必然性的领域，它的全过程（如日蚀、地震、山崩、海啸，等等）并没有任何的目的存于其间。我们通常问自然现象是“为什么？”那只是在问，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出现的，而不是问它是否“为着一个目的”。自然史本身没有目的。人文史则正好相反，它的全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彻着人的目的，人文史没有一桩事件是没有目的的。研究自然界不能采用任何目的论的观点，否则就会像伏尔泰所嘲笑的那样，老鼠天生就是为了给猫吃的，乃至于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了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目的而造就的。然而，研究人文历史却片刻都不能脱离目的论的观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思想、有目的的，或者说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有思虑、有计较、有计划的行动。离开目的论，我们就无从理解人文历史，正犹如有了目的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自然的历史。据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就有神学家出来反驳说，那些古老化石的遗迹就正是上帝创世纪时故意那么创造出来的。
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所谓历史是人制造的，亦即是由人的目的所驱动的。人通过物的手段，努力要达到人的目的，这就成其为历史。自然世界的物独立于人之外，而且与人无涉。而历史世界的物则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它不是独立于人之外，而是与人合为一体的。这样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共同体就突出地表现为近代的科学与工业。也可以说作为历史主人的人所追求的，乃是物（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与人文价值（目的）二者相结合的最佳值。一切人文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给定的事实和规律。但是没有这样最本质的一点，人就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文的历史而只有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的自然史了。因此要理解历史，我们就需要还有科学之外以至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
展望现代思想文化的前景，也许我们可以初步做这样两点设想：一、它将是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但并不是一个日益一元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统一性要求并且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二、除了科学的进步，它还必须努力保持人文学术的同步发展，没有人文学术的健全发展，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一旦失控，将不但不是造福于人类，反而很有可能危害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