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为帝都
北京曾有过蓟、幽州、析津等名字，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辽代以之为陪都，名南京，又名燕京；金代正式在此建都，称为金中都，但这都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元朝亦在此建都，名大都，北京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写起，而不再往前追溯了呢？
这是因为只有从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始，北京才正式确定了京师的地位，也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带动了周边城市群的兴起。元代以大都为都城，存在的时间较短。元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定大都为元朝的都城，但直到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宫阙才建造告竣，忽必烈才始御正殿。等迁旧城居民住居京城，已在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间。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这期间，大都作为元朝的都城仅仅一百年，而大都完全建成为城市尚只有八十年的时间。如此短暂的时间，很难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元朝还有一个上都，位置在内蒙古草原的南缘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二十千米闪电河北岸）。每年夏天，皇帝都要到上都处理政务，上都也就成为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这就在无形中减弱了大都的地位。终元一代，两个政治中心并存的状况一直存在，尽管上都的地位远没有大都重要。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大都未能带动周边城市的规模化兴起。因而，我们将京津冀城市群兴起的原始起点定在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这个时间节点上，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呢？这需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以北京史研究知名的历史学者王玲曾指出，历史的都城应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它应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它应处于能够号令全国，控制全局的枢纽位置，必须有十分便利的交通；第三，在军事上应有险可恃，有比较有利的地理形势；第四，要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全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要求、经济发展、民族斗争情况等。[11]但是，北京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偏北，经济上也远不能满足自给的要求。
然而，北京也有自身的优势，它三面环山，南向平原，关隘险要，高山耸立，攻守有据，具有军事防御上的天然条件；从交通条件上看，它是由中原与西北草原和东北地区相沟通的枢纽之地，从隋朝直到元朝屡次开凿的大运河，又给南北货物流通创造了后发优势。虽然有着如此多样的有利条件，北京被选定为帝都，却主要还是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一、明成祖朱棣的个人感情因素占据了上风
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后，选定的都城是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称为京师。为了确保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明太祖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具体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宗室25人（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藩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皇室。皇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就在北平（明太祖灭元后改大都为北平）。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崩，以皇太孙朱允炆承继帝位，是为建文帝。
明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叛，战争持续了三年。明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攻下帝都应天，建文帝不知所踪。燕王朱棣随即登上帝位，是为明成祖，改元永乐。这段历史被称为“靖难之役”，是明朝初期的一个大事件。明成祖是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燕王的，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以北平为基地节制沿边诸军，实力大张。北平实为他的大本营，发动“靖难之役”也是从北平出发的，北平或可说是“龙兴之地”。因而，明成祖对北平的感情非同一般，即帝位后马上将北平升格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以象征成祖的统治乃顺应天命。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北京城的营建也接近完成，明成祖便决定迁都北京。他在迁都北京的诏书中说：
你看，他给出的理由多么充分，其重点在于“天意之所属”，强调迁都北京是顺从天意的安排。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改京师为南京，改北京为京师。有明一代，除去短暂几十年的时间以外，北京一直作为中国的首都发挥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但明代的京师并非单指北京城，也是对畿辅地区的称谓，也叫北直隶，以与南京所在的南直隶相对应。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明成祖迁都北京有很强的个人因素在内，“这里是其个人权威最先确立的地方”[13]。对中国边疆史素有研究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对明成祖迁都北京的个人因素也有过精辟的分析：“作为一位军事家，永乐帝知道他无法从一个南部的都城去有效攻击快速运动的游牧力量。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来说，北京成了一座执行扰乱游牧力量的长期政策的完美堡垒。”[14]
明成祖迁都北京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将明太祖分封在北方边地的其他五位藩王迁往内地。与他同被封为边地藩王的还有谷王，封地在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宁王，封地在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辽王，封地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韩王，封地在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区）；沈王，封地在沈阳（今辽宁省沈阳市）。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评论说：“成祖以燕藩起兵，以后唯恐强藩在边，兵力难制，尽徙五王于内地，以北平为京师而己填之。”[15]这一做法尽管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削弱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为满族政权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退往塞外的蒙古族人仍然威胁着明帝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现实考量
明军攻入大都，元帝国覆亡，但逃到应昌（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来诺尔附近）的蒙古贵族还时刻想夺回北平，与明政权抗衡。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逐渐看出，如果以北平为首都，把北平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驻地，就可以更及时地掌握情况的变化，更及时地部署和调配军事力量。所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也有抵御外敌入侵的现实考量。
从历史上看，自南北朝（420—589年）以降，中国中央政府的主要外敌转移为在东北的蒙古族与满族。因此，从国防的需要考虑，由唐代开始，一直在北京驻有重兵。在这里设立国都，可对驻军加以有效的管辖，以及降低分别供给国都与驻屯大军的成本。连接江南与大都的大运河，亦提供了粮食供应的便利。[16]
从地理形势上看，由中国东北和蒙古草原进入北京平原主要经过三个山口。它们是南部的南口、北部的古北口和东部的山海关。因此，由华北进入中国这两个边区，北京便成为节点。自此，可以穿越西部和北部的山区。相反，由这两个边区经北京亦可进入华北，即中原，甚或南下南中国。因此当中国的经济重心东及南移时，北京在战略上不但更加重要，而其地理形势以及对这些关键通道之控制，更使它在外敌来自这两个边区时，成为全国的军事核心。[17]当然，明代北京城防御的主要对象是来自西北草原的蒙古人，后期才有东北边患的出现。
三、明太祖曾有建都北平的打算，明成祖迁都北京也是继承太祖先志
前引明成祖迁都北京的诏书中，有“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的词句，意思是说继承太祖的先志。明太祖究竟有没有建都北平的打算呢？已有研究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洪武初，明政府就曾经有过建都北平的打算。但是，由于北方在元末遭受了很大破坏，地旷人稀，经济凋残；运河也未及时修复，江南的粮食和物资无法大量北运，只得把首都建在南京。”[18]“洪武”是明太祖的年号。既然洪武初年就有建都北平的打算，明成祖迁都北京就有了道义上的依据。
我们考察过影响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各种因素，下一步就要分析北京成为帝都对周边城市发展的影响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我们的叙述先从经济方面开始，最后再看军事方面的影响。
经历了元朝末年的连年征战之后，北京的人口一度锐减。明成祖即位后，为充实北京人口，下令“发流罪垦北京田”。明永乐元年（1403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永乐二年，又“徙山西太原、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19]。经过不断的努力，到明成化五年（1469年）时，“京师居民，不下数十百万”[20]。
京师居民而外，北京城还驻有大量的军队。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族人，明政府在北方沿边一线设立了九个军事要塞，即所谓“九边”。“九边”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只建立了四个镇（“镇”是军事据点的名称），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跟着又增加了三个镇：宁夏、甘肃、蓟州。以后又加上太原、固原二镇。每一个军事中心都有很多军队。
明代九边图[21]
这些居民和军队吃什么呢？光依靠河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区的粮食是不够的，必须要从南边运粮食来。要运粮食，就要有一条运输线。当时没有公路、铁路，只能通过运河水运，把东南地区的粮食集中在南京，通过运河北上。运河在当时是一条经济命脉。这种运输方法，当时叫作漕运。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的安全，明政府专门建立一个机构，派了十几万军队保护运河沿线，运河沿线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城市。
另外，北京城里还有数量不菲的达官贵人，他们还要消耗大量的奢侈品，普通居民也会需要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的数量也是不小的。根据刘若愚的回忆，从明嘉靖到天启年间（1521—1627年），每年客商贩卖到宝和等皇店（皇店是指皇室开设的店铺）的货物，皮货中貂皮约1万张，狐皮约6万张，杂皮约3万张。布类中，平机布约80万疋，粗布约40万疋，夏布约20万疋，串布10万筒。油类中，定油、河油约4.5万篓，荆油约3.5万篓，草油约2000篓，四直河油5000篓。此外，棉花约6000包，烧酒约4万篓（京师自烧者，不在此数），芝麻4万石，南丝约500驮，榆皮（供各香铺做香之用）约3000驮，北丝约3万斤，江米约3.5万石，瓜子约1万石，腌肉约200车，绍兴茶1万箱，松萝茶约2000驮，玉约5000斤，猪50万口，羊约30万只，马、牛、驴还不计在内。[22]如此大数量的货物，必定需要相匹配的运输力量，这也会拉动京畿地区城镇的发展。
城市生活缺少不了手工业。明初，把匠户分成轮班、坐班两种。匠户们除去定期为皇家服务以外，还可以自由从事一些小手艺谋取营生，这一举措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
明成祖迁都北京，规定要有18万户轮班匠定期分批来北京服役，每隔三年或四年为一轮，每户出工匠一人，估计每年来京的工匠有4.5万人之多，每季有1.1万余人。此外，还有2.7万户住坐匠从南京搬来，这些人以后就附籍大兴、宛平两县，长期留住北京了。[23]全国各地的工匠来到北京，把全国各种各样的手工业技术也带到了北京，北京的手工工场和作坊遍布城内外。
北京城发达的手工业和匠户制度，不仅繁荣了北京经济，而且还产生了扩散效应。有些匠户搬到城郊或附近城镇从业，带动了周边地区手工业的发展，间接推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以保定“三宝”之一的铁球（另两宝是面酱和春不老）来说，它起源于元代，本是实心铁球。明代，有一位宫廷巧匠把实心球改装成有音响的空心球，拿在手中旋转，不仅可以活动经络，还会发出悦耳的声音，于是轰动宫室，皇帝便命他做铁球供宫内玩耍。后来，这位匠人告老还乡，落籍保定南郊西马池村，仍以造铁球为生，数年间生意大盛，保定铁球风靡全国。慢慢地，制造铁球的铁匠铺在保定多了起来，成为一种特色产业。[24]
有明一代，蒙古族人势力一直很强大，北京直接处于战争前沿，蒙古军队兵临城下的事经常发生。为了确保京师的安全，除了设立“九边”以外，在北京的周边又筑起一道坚强的防御体系，这就是大量卫所的设立。这样一来，在北京原有城市圈的外围，便又兴起一批新的重要军镇，其中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城市。关于明代设立卫所的情况，下一节专门进行讨论。
北京城频繁的战事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都城的文化中心作用经常遭到破坏。自隋唐以来，北京就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成为国都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但是，由于明代北京经常受到攻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遭到破坏，这就要求在周围城市中有一个文人的退避之所。
南距北京140千米的保定，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适宜扮演这样的角色。“保定虽也是一个重要军事城市，但不像北京那样首当其冲受到北方民族的干扰。”[25]明代，保定建有两座书院。明嘉靖十年（1531年），保定知府徐嵩创办了二程书院，当时举行过祭孔祀典之后，更名为“金台书院”（因保定府又称“金台郡”）。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另一位保定知府王国桢创建了上谷书院（保定古时曾隶上谷郡）。[26]书院不同于官办的府学、县学，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要延宿儒，集众生。因而，书院会聚集一批饱学之士，讲学兼著述。保定扮演文人退避之所这一角色，对于后来的城市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