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一）漫长的9000年
人类从乡村走到城市，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乡村的出现，最早大约在15000年以前。最早的城市的出现，要等待漫长的9000年，到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而且，此时还只是方圆600米左右的小城，和我们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大。据估计，这样的城市里有上千甚至更多的人口，可谓是小有规模。
或者是一种巧合，早期城市的出现，似乎伴随着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科学革命。马和骆驼的驯化、谷物栽培技术的进步、犁的发明使用、帆船的出现、青铜器的发明、纺织机、文字、抽象数学、天文历法的出现等等，大抵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相差不过几个世纪。
其实，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段时间，是人类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三百年的时间。无独有偶，最近的两三百年，也经历了城市和城市文化的极大繁荣，以及伴随着的极大的经济繁荣。看起来，人类的进步和繁荣总是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让人不得不问。其一，为何从乡村走到城市要花费漫长的9000年？其二，早期城市出现以后，在漫长的5000年里，城市经历了起起落落，规模时大时小，为何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有点神秘，在科学、可证伪意义上的回答估计很难，不妨做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谈。
先来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村庄无疑是城市最重要的来源。你看，城市在很多方面和村庄是很像的，都是人口的聚居，只不过规模、密度不同而已。而且，粮库、水库、沟渠、壕堑、银行、武器库、甚至图书馆，都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村庄。其实，仔细比较城市和村庄的话，你会发现城市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村庄中找到雏形。那么，到底是什么区分了城市和村庄？
从村庄到城市的变迁中，最难理解的，是村庄历经千年而不变，而城市却是瞬息万变的。从村庄到城市，从极静到极动，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催化？这极端之间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还需要其他的助推力。
考古学家认为，村庄并不是人类最早的聚集方式。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了集体性的宗教祭拜活动，或者求神灵保佑，或者求祖先赐福。成排的陵墓，或者庄严的圣祠，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聚集场所。而在此时，村庄还没有出现。
因为新的考古资料时常被发现，考古永远都在进行时。因此，我们对现有的考古发现，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不妨推断，远古的人类面对疯狂的大自然，当然是担惊受怕的，于是产生了神灵供人们膜拜。人类当然也对死亡产生恐惧和敬畏，于是开始祭拜祖先。倘若如此，人类最早的聚集，并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你看，人类不愧为万物灵长，很早就有了精神的需求。后来的村庄，实际上不但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也延续了以往的祭拜传统——即解决了精神需求。我们不禁要问：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之外，还缺什么？
经济分析当中，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商业。城市中商业交换活动占重要地位，而村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村庄和城市相比，就是缺少了商业交换。这个观察当然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个区别是怎么产生的？换一个问法的话：村庄里为什么不能演化出交换来？或者更准确地问：村庄里的交换规模为何不能自发扩大，进而变成都市？
这些问题并非想当然，更不是无病呻吟。即便在今天，落后地区的村庄，依然保留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交换很少。可以想象，这样的演化或者是在发生中的，只不过太慢了，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的侵扰，不时中断，很难修成正果。
（二）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好在古籍中有很多启发，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收集和解释了很多古籍。《左传·闵公元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看起来，聚居都是聚居，但是有没有统治者是个很大的区别。周朝的诸侯取得封地以后，筑城立国，在城中建置宗庙和殿堂，象征统治权威，曰“都”。没有这些设施的，曰“邑”。而且，为了确保统治中枢的安全，修筑城墙成为普遍现象。《吴氏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城和乡的分别，这时候就很清楚了。
在后来的历代王朝中，中国的重镇大多是军事要塞，由于有了官员和军队的驻扎，聚集了资源和财富，才吸引匠人和商贩，街市才慢慢形成。所以，看起来对于城市的兴起，王权是早于商业的，而不是相反。
历史上的反例当然也有，不过不多。比如，苏州因为交通便利、农业高产，因而商业发达，成为大城市，繁荣程度不亚于若干朝代的国都。因此，虽然不是军事要塞，苏州曾经有过建都的经历，在历朝也大多是重镇。再如景德镇，交通不便捷，也无军事价值，纯然靠着窑业而兴盛千余年。不过，相比苏州，景德镇更加草根，尽管商业繁华，连个县治都没有捞到。
不仅中国的记载是这样的，国外的研究也得到这样的结论。城市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从分散的乡村到高度聚集的城市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王权，而不是商业。专家们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天的中东地区。而在这一地区早期的文字当中，根本找不到“商人”这个词汇，直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出现，意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做生意的僧侣”。看起来，早期的商业是附属于王权或者神权的。
今人解释往事，不免有些想当然，难以懂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苦。不过，让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些茶余饭后的推测。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商业，可是商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及相应的交换秩序，否则只能产生村庄自发的、零星的交换。这种秩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产权、法治、定价规则等等。村庄里的交换，很难上规模，也就难以演化出支持规模交换的秩序。不过，王权，以及掌握着权利的僧侣，都是达到规模、形成秩序的有效捷径。他们不但掌握了相对大量的财富，可以派生出交换的需求；也掌握了一定的强制力，使得交换能够进行。
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的话，早期的城市其实未必一定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商业的地位可能是从属的、边缘的。商业是今天城市的重要特征，在历史上的大都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商业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甚至，在城市起源的时候，商业可能根本就不重要。
早期的城市，可能就是统治阶层（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权的）居住和接受朝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税收）的地方。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保护或者神灵庇佑，周边的居民把产品进献给国王或者僧侣。而国王或者僧侣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和保护自己的物品，修筑圣祠以及高墙。而且，圣祠和高墙如此巍峨、庄严，可能超出了战争防御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彰显这是神灵的象征。至此，并没有任何商业交换的因素。不过，城市里一旦聚集了人口，就需要工匠，人们就会有交换的需求，手工业和交换就会慢慢发展。
简言之，商业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征，不过在一开始，商业可能是王权派生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王权可能会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就是另一回事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2015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