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代价与条件

中央国家获得的收益

分析今天美国的金融与货币霸权往往让中国学者们感慨万千：中央地位的第一大好处在于显著提高了其居民的人均财富拥有量。因为有了一个巨大的、稳定的财源——全球铸币权——中央国家可以用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得世界上巨量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或者市场的机制将这些平白得来的财富分配到其居民中去，使得其居民实际所享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前文已经提到过，体系在短期内可以让富者愈富，便是这个道理。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二大好处在于为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有了这种主导权，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桀骜不驯和不确定性，但是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甚至从中获益。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三大好处在于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能力。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者安全对抗时，它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对抗整体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

苏联之所以在冷战的长期消耗中最终失败，除了其国内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外，以苏联东欧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对抗美国操纵下的全球市场力量，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甚至苏联自己的国际财富储存都是以欧洲美元为手段，这意味着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地资助对手，这样的僵持局面进行下去，只要不诉诸核摊牌，苏联注定没有获胜的希望。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十多亿人口加入到这个全球市场体系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资源。十多年后苏联解体。

在美国霸权之前，英帝国也掌握了全球市场的中央地位。虽然当时的货币体制不像今天的浮动汇率制那么允许赤裸裸地通过中央国家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但是“腐蚀其货币的边缘”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欧洲君主们的一贯把戏。拿破仑法国与德意志霍亨佐仑王朝都曾试图挑战英帝国的全球地位，它们失败的根源，也同中央帝国的独特地位有关：通过货币关系和贸易关系，英国可以动员全球市场体系内的合力压到欧洲大陆的挑战者身上，而挑战者往往自己都在不自觉地给对手输血。

中央地位给中央国家带来的好处，其实远远不能用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差异来概括。财富优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优势、生活质量优越、吸引力，都带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包括语言、人才、政治自信和号召力等各个方面。

获取和保有中央地位的条件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地位，其最大特征是它的货币霸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资金—商品循环。有鉴于此，我们要分析中央地位条件就必须从中央国家的货币霸权入手。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央国家在体系中的角色是银行，大家把富余的资金输送到它那里，它把资金投射到体系外围需要资本的地方。所以，要想理解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就需要分析一下如何成功地开办和经营一家商业银行。

一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由此才能建立最初的信用；确保别的银行不能抢夺其市场份额，因此有必要确保大多数重要商业交易都通过它自己的结算平台来进行；一旦开始运转，它必须避免客户的挤兑，这就需要有几个大客户提供坚定支持；为储户提供便利优质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种风险偏好客户的金融需求；而长期财务状况的健康取决于存贷差额和流量。

与普通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类似，“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在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3/4），并以此为后盾，推出“存款担保”“优惠利率”等措施（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在培养出储户的“习惯”之后，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1971年与黄金脱钩）。

第二，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能源交易，确保这种战略性资产的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都是在自家开的银行里进行的。

第三，维系好几个重要储户（东亚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让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有求于自己，有了大储户的“忠诚”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

第四，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并开发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周期偏好，作为国际资产的储值地，“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好于欧洲”。

第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款资金同跨国公司的人才、技术、专利、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

最后这一点衍生出两大要求：一是自己的跨国公司拥有明显的经营优势，对技术、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维持较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二是全球市场开放性的推动和维持。

美元在全球（而不仅仅美国本土）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价格水平；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则美元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但是只要世界市场是基本开放的，那么美国的债权人拿着美元仍然可以换取想获得的东西，美元仍然值钱。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

中央国家承担的成本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体系中央地位也不例外。为保持其地位，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一是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二是为稳定或者说控制那些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长期的安全成本。

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美元输入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

当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它们除了输出资本外，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尽管美资跨国公司可以从海外获得大量的利润增量，但是这一过程会导致美国本土流失一些制造业岗位、技能乃至政府税收。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的衰落过程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看到英国的教训，美国在第二个路径上走得比较远：敞开大门吸纳世界各地的产品。当今世界，美国经济体在所有大中型国家中是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在全球扮演了一个最终消费者的角色，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不仅绝对金额高速增长，而且逆差占美国自身GDP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也是一降再降，直至变为负数，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整体上在借钱消费。

第二个路径（对外贸易逆差）相比第一个路径（对外资本输出）而言存在一些好处：美元的输出量更大，对各国的施压能力更强，也可以用对等开放的逻辑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选择向哪些国家开放市场、开放哪类市场以及开放到何种程度，美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围国家产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这比起英国政府当年对资本输出的流向缺乏控制力的无奈要好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一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实施长期控制。而且，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

美国的去工业化问题由来已久，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国的去工业化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倒闭，以及制造业职位持续的、不可逆的流失。

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大大高于其维持自身工业竞争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机制与所谓的荷兰病相似。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和不可外包的部门（non-tradable sector）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2008年美国汽车工业三巨头的财务困境，从微观看固然与其内部治理结构有关，但是从宏观层面和长周期看，它们是美元广义铸币税收入的挤出效应数十年累积之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第一项成本是隐性的、渐生暗长的，那么第二项成本则是非常显性的、引人注目的：美国必须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出来，四处建立军事基地，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威慑能力，为了各种非常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介入到各类国家内部的恩怨中去。帝国的对外战争所涉及的冷血和虚伪，让向来自我道德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民感到愤怒甚至理想幻灭（如越战勃发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国内运动），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武力干涉所激起的反美主义为美国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带来挑战（比如“9·11”事件），但这都挡不住美国在夸耀武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维持在若干战略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是美国金融霸权和体系中央地位的基本要求，丧失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与影响力，美元的独特地位将会被欧元或者其他货币所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央地位就会瓦解。

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武器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大大增加了维持帝国优势的难度。不对称作战模式的发展也抬高了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大国的遏制和威慑成本。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卷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冷战后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其军费预算占全球所有军费预算的比例一直维持在一半左右。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因而可以看作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

正是由于承担上述两种长期代价，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的60年间逐渐发生了器质性改变。它从一个财富创造者变为消费者，从一种食草动物变为食肉动物，并且由于这种器质性改变而对自己在体系内食物链上的新地位产生了依赖。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长期则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

把上述代价上升到关于财富的哲理层面来看，不难发现：财富的流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但是财富创造能力的流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中央国家主宰了整个全球市场体系，不如说是中央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祭坛上的神像：风光无限、享受香火，但是在漂亮的泥塑背后慢慢地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