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埃哈伯

离开南塔克特后好几天中，甲板上仍然见不到埃哈伯的身影。大、二、三副三人定时轮流值班，看不到有什么异常现象；似乎这条船的指挥官只是他们三个；只不过有时他们从房舱出来时，发出的命令是如此突如其来，如此专横，叫人不能不感到：他们分明不过是代人传令。不错，他们的最高主子和独裁者就在那儿，虽然在不准进入房舱去一窥那神圣隐秘场所的人中至今还没有谁见过他。

每回我在下面值完班走到甲板上来，我总是立刻往船艄瞧上一眼，看有没有我不相识的脸；因为我最初有关这个未谋一面的船长的隐约的不安心情此刻在封闭的大海中，变成了近乎精神上的躁动。有时，衣衫褴褛的以利亚的那些可恶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不请自来地以一种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微妙力量在我耳边回响，这更是奇怪地加强了这种躁动感觉。在别样心情下，我对码头上那位粗鲁笨拙的预言家的那些一本正经道来却是异想天开的话几乎可以一笑置之，现在我却难以招架。不过说我的感觉是恐惧也好，不安也好（姑且这么说吧），反正只要我四下里看看船上的一切，便不由得要想自己的这种感觉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因为尽管镖枪手们以及船上的人要比我以前经历中所熟识的商船上的温顺的伙计们要更野蛮、更有异教色彩、人种更混杂得多，我仍然把这点归之于，并且正确地归之于那种斯堪的纳维亚的职业^[1]的独特到了极点的本性，而我全身心投入的正是这个职业。再说，尤其是船上大、二、三副三位长官的表现起了特别有力的消除我的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担心的作用，使我产生了对航行的每一方面的信心和欢快。你想找三个比他们更好、更合适、每人各有一套的船上长官和人手可不大容易，而他们每一个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一个南塔克特人，一个马撒葡萄园岛上人，一个科德角人。由于船冲出海港的时候正是圣诞节，有一段时间我们遇到的是寒冷彻骨的北极气候，虽说我们一直是在朝南航行，逃离这种气候。船每驶过纬度的一度一分，我们就离这冷酷无情的冬天远一度一分，把这受不了的气候的一切抛在后面。一天早晨，天气虽不那么压抑，但仍是灰蒙蒙的阴暗的乍暖还寒时节，船遇上了顺风，像撒气似的在水面一蹦一跳，以快得叫人揪心的速度行进。我听到值午前班的讯号，登上甲板。当我眼光对着船尾栏杆一瞄，身上顿时掠过一阵预兆似的寒战。眼前的现实越过心中的恐惧，埃哈伯船长就站在后甲板上。

他看来身体并没有通常疾病的迹象，也不见有从什么病复原的迹象。他活像一个从火刑柱上放下来的人，火焰虽说烧伤了所有他的四肢，却没有毁了它们，也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的久经风霜的结实程度。他的整个高大魁伟的形象像是用实实在在的青铜在一个无可更改的模子里铸成，犹如切利尼雕刻的《帕尔修斯》像^[2]，从他的花白头发里钻出来一条细长棍子般的青白色印痕，它自上而下穿过他的干枯的茶色的半边脸和脖子，最后消失在衣服之中。它像闪电有时破空而出，在一棵大树的高大挺拔的树干上劈出的一道垂直的缝；这电击没有伤及一根枝丫，只是剥去了树冠和没入泥土前的根部之间的一道树皮，划出了一条细沟，树仍然生意盎然，翠绿如旧，只是遭了电殛。这道印痕究竟是生来就有还是受了重伤留下的伤痕，谁也说不清。在这次航行中，大家似乎有某种默契，自始至终对此绝口不提，也极少有任何暗示，大、二、三副更是如此。然而有一次，水手中一个盖海德的印第安老头儿，塔希特戈的一个长辈，出于迷信一口咬定在满四十岁之前埃哈伯并没有这道伤痕，而他不是在一次激烈的生死搏斗中，而是在海上与暴风雨抗争中受的伤。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似乎被一个曼克斯的老头儿用推断间接否定了。这个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人在此之前从没有从南塔克特坐船出海过，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埃哈伯这狂人。但是古老的海上传说，远古的迷信使大家都认为这老头儿有异乎常人的眼光。因此当他说如果埃哈伯有朝一日寿终正寝（可他又咕哝说：这事儿不大可能发生）的话，谁给他做法事送终，谁就会发现他有一道从头到脚的胎记，白人水手们听了他的话没有一个出来认真反驳过他。

埃哈伯的整个瘆人的面目以及那道青白色的印记对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一开头我在短时间中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傲慢的凶狠神气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他下身那条煞风景的白色假腿。此前就有人告诉我，这象牙色的腿是在海上用抹香鲸的颚骨打磨成的。“嗳，他的腿是在日本海面上断的，”那个盖海德的印第安老头儿曾经说，“但是像他的断了桅杆的船一样，他当时换上了另一根桅，无须回家去取。他有大把的桅。”

他所保持的那种古怪的姿势，给我印象极深。披谷德号的后甲板两侧，靠近后帆的护桅索的地方，在船板上各钻有一个半吋的孔。埃哈伯船长的鲸骨腿就插在那孔里稳住。他举起一条胳膊抓住一根护桅索，站得直挺挺的，眼睛从颠簸个不停的船头笔直朝前望去。那眼光透露出一种固定的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其中自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刚毅果敢，一种矢志不移、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他一句话不说，他的属下也不对他说什么；虽说从他们的细微之极的姿势和神情中可以看得明白：他们惴惴不安地甚至痛苦地感觉到这位上司时时在注视着他们。不仅如此，不幸致残、喜怒无常的埃哈伯一站到他们面前，脸上自有一种甘为大家受难的神情；在遭受重大伤残之后，他依然保有王者的不可名状的傲视一切的尊严。

在初次居高临下的视察之后，他很快退回到他的房舱里。但在那个早晨以后，他每天都出现在大伙儿面前；不是站在钻孔里，便是坐在他自带的一只鲸骨凳子上，或是在甲板上艰难地行走。当天色变得不那么阴沉，甚至开始有点儿晴和的意味之后，他越来越抛弃了离群索居的习惯。看来只要船一离开家乡，使他如此与大家隔绝的仅仅是冬天海上的死寂荒凉。随着时光流逝，他几乎持续不断地待在舱外。尽管他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大家看在眼里的事，但他在终于是阳光普照的甲板上，看来就像一根多余桅杆那样不必要。不过披谷德号现在只是在赶路，而不是正规巡航；差不多所有需要督导的捕鲸准备工作，大、二、三副完全可以愉快胜任，因此现在除他自己的事之外，绝少有什么或竟没有什么要埃哈伯亲自处理或使他精神振奋的；从而他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驱散堆积在他的额头的一层又一层的阴云，正如凡是阴云都喜欢在最高峰上积聚，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然而不久，我们赶上的愉快的假日天气以一种温暖的如鸟啼般婉转的劝导力量，慢慢地诱得他跳出了他的阴郁心境。因为当四月五月这两位脸蛋红红、蹦蹦跳跳的姑娘回到了冬天愁云惨雾的树林老家时，哪怕是最光秃秃、硬邦邦、雷击过的老橡树也至少会抽出几枝嫩绿的新芽来欢迎如此满心欢悦的来访者。于是埃哈伯终于对姑娘般的逗人天气的引诱做出了一点儿反应。不止一次他的目光中微微露出一丝笑意，这换了别人早已化成粲然一笑。

[1] 想必是指八至十世纪的北欧海盗，但北欧尤其是挪威人以航海为业者甚多，“斯堪的纳维亚的职业”也可泛指一般航海。

[2] 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塑家。他的《帕尔修斯》雕像（1545—1554）也许是米开朗琪罗之后佛罗伦萨最出色的雕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