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权力控制的游戏：李世民的帝王术

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如果从人与人之间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的一个组织领导，要想高效地运用权力，除了依靠明面上的制度和规则之外，更要有一些隐性的驭人手段。

在古代，这种隐性手段就是帝王术，称之为“恩威并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一边扮演“慈母”、一边挥舞“利剑”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我们或许就能略窥李世民的驭人之术。

（一）“慈母之手”与“钟馗利剑”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天，李靖一举平灭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凯旋回朝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却突然被人参了一本。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旧唐书·李靖传》）。

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

“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

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灭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

李靖摇头苦笑。

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李靖大感恐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正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

见到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

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旧唐书·李靖传》：“太宗大加责让，李靖顿首谢。”）

后来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

还好，谢天谢地！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

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与前共计）五百户。

又过了几天，李世民又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二千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现在居然频频获赏，并且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让他不胜唏嘘、无限感慨。

换言之，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深履薄的戒慎之心。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当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却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人。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证实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却从此“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李靖传》）。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饮酒赋诗，一派喜庆祥和之状。

但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

他就是尉迟敬德。

从一入席，尉迟敬德的怒火就腾腾地往上蹿了。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恶气！

他越想越是火大，于是借着酒劲发飙，对那个将领怒喝：“你有何功劳，座次居然在我之上？”

对方慑于尉迟敬德的气势，也怕破坏宴会的气氛，只好低下头不敢吱声。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不住地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怒目圆瞪，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

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

庆善宫的喜庆气氛在刹那间凝固。百官们目瞪口呆，搞不清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

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意识到接下来要听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

果然，尉迟敬德听见李世民说：“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身为人臣，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时节已近深秋，那一天他的全身还是被冷汗浸透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因为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和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学会自我克制！（《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

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君臣间又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李世民先是和尉迟敬德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后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人说你要造反，是怎么回事？”

尉迟敬德顿时一怔。

可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这是在对他念紧箍咒啊！

“是的，臣是要造反！”尉迟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门，悲愤莫名地说，“臣追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天剩下的这副躯壳，不过是刀锋箭头下的残余罢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

话音未落，尉迟敬德哗的一声解下上衣——遍身的箭伤和刀疤赫然裸露在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不无尴尬地看着这个一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将，眼前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仿佛都在述说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和艰辛以及君臣之间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谊……

李世民的眼眶湿润了。他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尉迟敬德说：“贤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才会跟你说这事，你还埋怨什么！”

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在二者之间维系一种动态平衡。

李世民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

经过这次敲打，尉迟敬德越发低调内敛，而李世民对他的表现也感到满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给出了一根足以让尉迟敬德受宠若惊的“胡萝卜”。

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

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

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五十五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才四十三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身份如何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差异来说，双方的悬殊也实在太大了，简直大得离谱！

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宠，叫尉迟敬德如何消受？

好在尉迟敬德仕途多年、经验丰富，闻言立刻跪地叩首，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臣的妻室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共贫贱、同患难已经几十年了；再者，臣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

李世民微笑颔首，没再说什么。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其实，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真想把女儿嫁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地唱这么一出，无非是想表明对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这种事千万不能真的答应，而应该婉言谢绝。

换句话说，皇帝的这种美意只能“心领”，绝不能“实受”！

假如尉迟不开窍，真的顺着杆儿往上爬，傻乎乎地应承下来，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归”的美妙结局，而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

尉迟敬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间就配合得相当默契。

当皇帝的，要善于表明自己的慷慨，不妨偶尔表示一下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要懂得恪守自己的本分，知道什么叫作器满则盈、知足不辱。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得漂亮一点，不该说的则一句也不说。许多事情点到为止，心照就好……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疏“乞骸骨”（请求退休），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

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地淡出现实政治、栖心于神仙道术了。史称“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去世，尉迟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和李靖晚年“阖门自守、杜绝宾客”的结局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不过，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们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致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

（二）“龙须汤”与贬谪令

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

这个人就是李世。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服药，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

可想而知，当李世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

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这服药引子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旧唐书·李传》）

史书没有记载李世是否因服用这服药而很快痊愈，但是我们不难想见，当李世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龙须汤”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无比滚烫的。换句话说，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的身体发挥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

这种神效就是——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

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术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

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

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才智过人，但是你于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起用他为仆射；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

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心中做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

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世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

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片刻思索，李世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世受诏，不至家而去。”）

听到李世当天就启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

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

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灭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

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能否对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常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灭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绝对是不可小觑的，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候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三）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

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

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性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

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房玄龄传》）。

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为信任、最为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

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

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

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说：“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同样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而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

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是会召他回来的。

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她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

比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禇遂良就连忙上疏，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然后禇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

禇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

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佬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却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却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龄“谴归”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谏，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

朝中政务烦冗，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

该怎么办？

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办法。

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知消息后，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子弟问其故，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

片刻之后，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最后又“顺带着”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

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

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

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

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对自己的绝对效忠。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把房玄龄“谴归私第”、晾在一边。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一、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权臣”架空；二、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三、提醒房玄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自大、忘乎所以。

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其次，对于房玄龄而言，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全盘领会了太宗试图传达给他的信息，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他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为官要尽职，做人要低调。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觉悟”。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不仅肩负国之重任，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房玄龄大为惶恐，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房玄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到了太子拜师那天，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房玄龄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只好躲在家里，始终不愿露面。

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旧唐书》称：“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又晋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旧唐书·房玄龄传》）

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词，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

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时候，他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

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

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

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刚开始颇为诧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所以李世民断定，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

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然后接见告密者，问他要告谁，那人回答说：“房玄龄。”

李世民冷笑一声：“果然！”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

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

作为房玄龄，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档子事，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

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

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最后还能够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他绝不会越俎代庖。

而作为李世民，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

总之，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