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时刻:如何应对下一场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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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明斯基一生的主要贡献

我从保罗·道格拉斯那里了解到,所有正统刻板的分析工具,譬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程度非常小。为了提高有效性,分析工具应植根于对金融市场中的机构、惯例以及法理的理解。

——明斯基,1988,p.174Hyman P. Minsky, “Beginnings,” in Recollections of Eminent Economists,Volume 1, Jan A. Kregel, e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88):169–7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No. 154,September 1985, 172.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解释为一系列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是指按要求付款、应急支付或者在特定日期的付款承诺。

——明斯基,1992Minsky, 1992a, “Reconstituting.”

尽管这本书不是明斯基的自传,但是我们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明斯基的生平。Two good—albeit brief—references are Minsky, “Beginnings,” in Kregel,1988, and Dimitri B. Papadimitriou, “Minsky on Himself,” in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Essays in Honor of Hyman P.Minsky, Steven Fazzari and Dimitri B. Papadimitriou, ed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The discussion in this section draws on those references,plus my own memories.

海曼·明斯基(1919—1996),本科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主修数学,辅修经济学,1941年本科毕业。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留校并继续攻读经济学研究生。然而,明斯基只读了一学期就前往哈佛大学,参加后战争计划(postwar planning)的一个研究小组,与瓦西里·里昂惕夫教授共事。他原本计划返回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学业,但是哈佛大学提供了更丰厚的奖学金。在哈佛大学的求学时光很短暂,一学期后,明斯基被美军征召入伍,1946年他从柏林退伍,参加了美国军方管理部门的一项为期六个月的民用项目。后来,明斯基称他非常感谢这个项目,让他熟悉了具体机构以及历史背景。

明斯基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但是他选择了哈佛大学,因为他渴望与之共事的几位老师当时均离开了芝加哥大学。1949年,他在布朗大学获得了第一份长期教学职位。与很多博士生一样,他需要一边教学一边完成论文。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对于熊彼特教授,明斯基曾开玩笑地称“他的去世是身为论文指导老师的头条罪”。此后,里昂惕夫自愿接替熊彼特成为明斯基的第二任指导老师,尽管论文课题并不属于他自身的研究兴趣。明斯基于195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布朗大学期间,明斯基与埃丝特·帕尔多(Esther Pardo)于1955年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一个后来成了艺术史教授,另一个成了进步广播节目的制片人。

明斯基曾短暂离开布朗大学,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随后在1957年正式调入该大学任教。1960年,他曾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短暂工作,但此后直至1965年仍留在伯克利任职。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期间,他在多个顶尖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研究内容包括乘数–加速数模型、中央银行和货币市场、就业和增长以及金融危机等。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生运动兴起。明斯基是左派经济学家,支持学生运动,但是并不认同其方式。他常说自己离开伯克利,前往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找回平静。实际上,他的离开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丰厚的薪酬以及有机会在圣路易斯的马克·吐温银行工作。在马克·吐温银行工作的那段经历,进一步提高了明斯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实践的认识与理解。

1969—1970年,明斯基休假一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与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琼·罗宾逊和弗兰克·哈恩一起共事,并与简·克雷格尔(当时与罗宾逊共同撰写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克雷格尔帮助创立了的里雅斯特高级经济学暑期班,每年夏末在意大利北海岸举办。明斯基曾在暑期班授课,并在那儿与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和皮耶兰杰罗·加雷尼亚尼展开讨论。他通常在其他人做报告时,坐在听众中间翻报纸,似乎漫不经心,但在随后讨论中却常常抛出尖锐的问题。

1990年明斯基不再任教后,以知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前往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在那儿授课直至1996年辞世。在利维经济研究所,他建立了两个时至今日学院仍在不断推进的研究项目,一个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结构,另一个是美国与世界经济。他也是利维经济研究所中影响整个美国政策制定的中坚力量。例如,他建议在全美组建社区发展银行,而其中的部分理念被时任总统克林顿采纳并列入相关议案,为一些(小型)项目筹措资金。

1996年,明斯基获得由发展经济学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Veblen-Commons Award),以表彰其杰出的学术成就、教学能力、公共服务意识以及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明斯基通常被看作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但他更乐意称自己是“金融凯恩斯主义学者”,这种称谓与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更为接近。

明斯基的政治主张属于极端左派。一方面,学生年代的他是左派政治活动中极为活跃的人物,自称狂热极端主义者。他的父母是俄罗斯难民,是孟什维克(Mensheviks),他们在美国社会党资助的一次庆祝马克思100周年诞辰的聚会上相识。明斯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期间,曾参加左翼民主党的政治团体。他的政治信仰促使他最终选择离开布朗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当时他触怒了两所大学的高层管理者,前途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明斯基与保罗·道格拉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构建者之一,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成为好友。明斯基结交了很多银行家以及华尔街交易员,包括利昂·利维和亨利·考夫曼。在学术界,明斯基的许多好友是主流经济学家而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界定),他并不认同将市场划分成“我们”与“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明斯基曾希望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加入主流经济学派,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改变秩序”的时候了,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

明斯基抨击福利制度,这触动了很多左翼学生,他的观点有时听上去与里根总统的观点接近(他对福利制度的抨击将在第5章展开讨论)。

明斯基很少教授或谈及马克思理论,在写作中也很少涉及。他对于很多左翼经济学家的著作也予以严厉批判,随后我们会讨论到。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深受亨利·西蒙斯和奥斯卡·兰格的影响。这使明斯基对政治信仰产生困惑,因为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将西蒙斯归为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而将兰格归为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在明斯基看来,这些观点只是提供了让市场“发挥作用”的不同渠道。明斯基后来称,当兰格离开芝加哥大学为波兰新共产党政府效力时自己极度伤心。尽管明斯基声称兰格对自己影响很大,但20世纪40年代,当兰格来到纽约时,明斯基却回避见面,这可能是因为兰格与共产党政府交往过密。可以很肯定地说,虽然明斯基有时自称极端,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很少将他归为极端政治派经济学家。

对明斯基影响最大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亨利·西蒙斯、保罗·道格拉斯,但是明斯基也跟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一起共事,包括兰格、雅各布·维纳和弗兰克·奈特)以及约瑟夫·熊彼特。明斯基认为“相比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斯大林,兰格的社会主义观点与西蒙斯的资本主义观点共同点更多;类似地,相比于希特勒的资本主义观点,西蒙斯的资本主义观点与兰格的社会主义观点也具有更多共同点”。Minsky, “Beginnings,” in Kregel, 1988, 178.他还注意到在芝加哥的高级教员中,只有兰格,或许还有道格拉斯,对凯恩斯的观点表示赞同和支持。

明斯基留下了大量跟随兰格以及奈特学习时的课堂笔记,这些笔记更使得他坚称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是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而经济学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均是整体教学中的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现代社会”。明斯基称:“这与传统单独教授经济学相比,是更出色的教学理念。如果我能选择,美国经济学的学习应该放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大框架中。现在美国教授经济学的方式,教出的是受过良好训练但整体教育匮乏的经济学家。”Minsky, “Beginnings,” in Kregel, 1988, 172.

尽管明斯基在哈佛大学担任过阿尔文·汉森的助教,他却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主流凯恩斯经济学家的“机械化”教学方式。凯恩斯对明斯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明斯基却对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学者,如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詹姆士·托宾明斯基认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包括萨缪尔森、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托宾、罗伯特·索洛、肯尼斯·阿罗等。遗憾的是,他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因为他是非主流经济学家,而且不再为著名学术杂志投稿。尽管在早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在许多高级学术刊物也发表过文章,但他很快就对这类杂志要求的那类简单数学模型感到厌恶。他发现自己能更好地用语言而非数学模型来解释更为复杂的经济学理念。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克鲁格曼在阅读了1986年明斯基的著作后抱怨其“文风晦涩、文章冗长”。大部分经济学理论比较简单,因此便于建模。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数学建模限制了理论发展。与凯恩斯一样,明斯基放弃了数学(两人均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因此能充分开发更复杂的理论。不幸的是,现代的经济学家习惯于“晦涩文风”,而克鲁格曼坦率地评论称:“我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的观点。”并不太认同。这些经济学家被琼·罗宾逊戏称为“假冒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曾打比方说,如果说这些经济学观点一方师承于新古典经济学,那么另一方我们并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凯恩斯)。

哈佛大学当时一直被视为“凯恩斯学派”阵地,而芝加哥大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诞生地,但令人惊奇的是,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对明斯基影响非常深远。然而,正如他所坚称的,明斯基时期的芝加哥大学与现在作为自由市场思想堡垒的芝加哥大学完全不一样。芝加哥大学教给他的是要进一步提高对现实世界中各类机构、行为以及经济史的深刻理解。他的课堂笔记显示出,当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学理念与现在教授给学生的各类晦涩难懂的数学模型迥然不同。

分析明斯基的早期著作,可以看出他热衷于研究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具有制度约束的经济现象。事实上,他的首批论文中就有一篇借鉴了保罗·萨缪尔森著名的线性加速模型,并增加了制度“上限与下限”约束。后面我们会更详尽地分析这篇论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天生是不稳定的,这导致其由繁荣走向衰败。

这是明斯基从萨缪尔森的模型中所获得的启发。但是,他认为各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如部分是国有机构,部分是私有机构,这种差异性有效冲销了不稳定性。这是他从芝加哥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中领悟到的观点。将萨缪尔森和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观点综合,明斯基较好地解释了,尽管现代经济本身存在周期趋势,但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大萧条却很罕见,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约束、抑制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斯基对银行业的分析主要受到杰克·格利以及爱德华·肖参见:John G. Gurley and Edward S. Shaw, 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0)。明斯基认可格利和肖所坚持的,不明显划分商业银行和明斯基所称的“非银行的银行”(后来被保罗·麦考利称为影子银行)的理念。明斯基深受格利和肖的影响,认为非银行的银行所发行的债务与银行存款展开竞争。正如明斯基后期所称的,任何人均能创造货币。的影响,并且借鉴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来分析金融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明斯基参加了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银行监管的重要研究课题,为美联储理事会和加州银行委员会建言献策。后来,他担任了密苏里州银行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借此更加触摸到金融的脉搏。他还成为马丁·迈耶的密友,而马丁·迈耶是美国战后金融历史中的机敏人物。

所有这些经历让明斯基更深刻地理解认识了现实机构以及操作实践,这些均影响了他的著作和思考。在他前往利维经济研究所后,他运用华尔街的人脉资源开展了一项名为“金融体系的重构”(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的长期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后期发展扩大为每年4月召开的“明斯基研讨会”(Minsky Conference)Last year’s version was held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n Washington, DC,on April 11 and 12, 2014.。近年来,明斯基对于失业和贫穷的研究受到重视,政府将直接创造就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以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兴趣再次提高。此领域的著作多在其去世后才出版。Minsky, Ending Poverty: Jobs,Not Welfare,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2013). http://www.amazon.com/Ending-Poverty-Jobs-Not-Welfare/dp/1936192314/ref=sr_1_1?ie=UTF8&qid=1366125357&sr=8-1&keywor ds=ending+poverty+jobs+not+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