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三宝太监的无敌舰队

您的中国主人问候您，并且建议您恰当行事。

——中国使节向亚丁苏丹的致辞，1420年

中国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次海军力量的展示得益于一个非凡的人物，他就是明朝下西洋总兵正使郑和。他的同时代人说他英俊高大、身体健壮、眼神锐利、耳垂宽大、“声如洪钟”，而且郑和还是一个太监，他们称他为三保太监（或者更正式地讲是三宝太监，这个称号来源于佛教，意为“佛教徒虔诚皈依的对象”）。

1371年，他出生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昆阳州。昆阳距离海洋很遥远，但是据说他的家族原来居于更遥远的地方——长城之外的中亚地区，他们是随蒙古人来到了云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穆斯林，他们都去过麦加朝圣，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壮举。他的家族姓氏是马，这在中国的穆斯林中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他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妹。他出生的时候，蒙古人还控制着云南，但是在1382年，他们最终被明朝洪武皇帝的军队赶了出去。

马氏家族这个11岁男孩的人生转折点也由此而来。一个拜访云南的将军因为他相貌堂堂又很聪明而选了他，将他带到之后成为中国首都的南京。一到南京，他就被派给燕王做男侍从，而燕王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他被赐姓郑，并且被阉割。

中国的统治者将太监作为私人随从是一种传统，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的帝国。起初，只有罪犯被阉割，然后他们被派到宫廷去当差，这叫作宫刑，是宫廷中的一种惩罚。渐渐地，这种惩罚的耻辱性质消失不见了。人们发现宦官极其忠诚，从来没有密谋建立自己王朝的嫌疑，他们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完成安排给他们的任务。地位卑微的太监最平常的工作就是充当“闺房守卫者”。有时候，地位更高的朝臣和皇帝的亲信也要被阉割，以排除他们与后宫嫔妃有染的可能性。

在永乐皇帝的统治时期，宦官的权势最盛，在1403年帮助皇帝密谋夺取皇位的过程中，宦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要比传统的地下党派和儒家官员在宫廷里更能说上话。而在这些宦官中，没有人比郑和更有影响力。他在35岁左右的时候，由于成功镇压了家乡省份的一次反叛，而成为长江边南京卫戍部队的高级长官。

当永乐皇帝决定实施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去印度洋进行一次海上冒险的计划时，他想到了郑和，郑和的宗教信仰使他成为一个天然人选，因为许多环印度洋的“野蛮人的”国家，普遍遵从“天房”（即麦加的克尔白）的仪式。起初，郑和只是假装被派去寻找被废黜的惠帝，但是很快他就不那么做了。中国人主要是为了给他们的大工场生产的剩余产品寻找市场。

在郑和被指任为第一次远航的头领之前，对于他是否曾经做过海军指挥官，我们并不清楚。也许他见识过中国海军与重创中国商船的日本海盗的海战。沿海防御舰队的船只装载着受过训练的战士，他们登上海盗的船只，将海盗杀死。即便郑和不是航海家，他也必定了解海军的活动，因为南京离海很近。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建造起中国的舰队。

之前明太祖曾下令在南京靠内陆多山的一面种植几百万棵树，以供给造船所需。到了永乐皇帝统治的时候，帝国海军包括400艘停泊在南京的船只，2800艘沿海防御船，一支由3000艘船只构成的强大运输舰队，以及250艘“宝船”，它们是中国科技的展示品。尽管蒙古统治者能够集合4400艘船只，在一个世纪之前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也聚集了1000艘船只，对爪哇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但是如果将这些船只放在此时排列整齐的三宝太监的船队旁边，它们中的大多数会显得微不足道。

带着皇帝的法令，郑和大胆尝试，开始为他的第一次远航（总共有7次远航）做准备，这将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大特点。1405年，船队在长江入口附近的龙江关（之后在刘家港正式起航）集合，在接下来的25年里，这成为远航的固定模式。重达500多吨的雄伟“宝船”，每艘可载数百人，它们扬起12张船帆，在风的吹动下向前航行。这些船有“纯和”“永安”“安渡”之类的名字。它们满帆前行，如同“游龙”。这些船只是浮动的要塞，它们的船员配备有装满火药的“火箭”，他们还带着发射石头用的大口径短枪。1350年，中国人也已经发明了射石炮，即“一种不可思议的长程武器、令人畏惧的加农炮”，尽管海军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些武器。

每一次远航的大船数量从40艘到100余艘不等，并且每艘大船都有好几艘补给船。这支下西洋的无敌舰队是那个时代的奇迹。这些船载有医生、会计、译员、学者、圣人、占星师、商人和各种工匠：在7次远航的大多数情况下，郑和统帅多达3万的人和300艘各式船只。他们使用旗帜、鼓、灯笼在船队中传递信息。为了弄清方位和路线，他们使用雕刻在黑檀木上的“星盘”研究星象，进行校准。

整支船队在护航船的保卫下航行，因而最慢的船只决定了航行速度，尽管在风速不足的情况下使用巨桨，但是整支船队的速度通常不超过1天50英里。由于担心“野蛮人”的国家缺少物资，船队携带的大米和其他食物数量充足，足以维持一年。船舱里的大坛子装满了洁净的饮用水。出于一种强烈的骄傲感，在国外，中国人从来不嫌麻烦，携带一切所需。

起初，三宝太监没有到比锡兰、马拉巴尔和印度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更远的地方冒险，他派他的大舰队进入卡利卡特和奎隆这样的港口，对于这些地方中国商人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已很熟悉。那个时候，印度南部的胡椒海港卡利卡特（中国人称之为古里）被认为是“西方海域”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当卡利卡特的大使在1405年去往南京的时候，它的统治者扎莫林被授予一个中国封号。郑和船队对这个繁荣城市的关注，证明了他远航背后的商业目的。

几乎没有什么世俗的理由去拜访当地的统治者。1409年，中国人入侵锡兰，直入它的首都山城康提，俘获了它的僧伽罗国王毗罗·阿罗吉湿婆罗、王后和宫廷里的其他一些人。这是对几年前锡兰国王拒绝向中国皇帝交出珍贵的佛陀佛牙舍利的惩罚。蒙古的忽必烈汗也曾试图取得那颗牙齿，但是没有成功。僧伽罗国王和其他俘虏被带回中国作为人质，他们在中国待了五年（尽管郑和从未找到过那颗神圣的牙齿）。提醒我们在这次航行中还存在这样一段暴力插曲的是一块遗留在加勒的石碑，上面刻着三种文字——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分别用于赞颂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劫持人质的消息必定很快就沿着印度洋的商路传开，以确保其他地方的统治者识时务地臣服并且上交贡物，而这么做本身就等于他们承认中国皇帝是这块地域的最高统治者。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从北京来的使臣有时难以掩饰他们自身的优越感。一位在亚丁登陆的中国使臣，在一开始面见苏丹时没有按照当地的习俗亲吻土地。阿拉伯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他们的侮辱；而在中国人看来，亚丁人“骄横傲慢”。

然而，对于外国君主而言，中国的回礼比他们给中国皇帝的贡物和对其优越地位的承认所要付出的一切丰厚得多。他们可能会被邀请派遣使者前往中国，这些使者会登上其中一艘大宝船；在适当的时候，这些使者会搭船回来，带着比从他们这里带走的东西珍贵得多的礼物返回，以便向他们的祖国传达中国国力强盛的真实信息。一道帝国法令如此解释：“他们出于对我们文明的敬意而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礼物被视作贡物，是归顺的一种证明。

但如果说这是帝国主义，它的非永久属性一定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尽管郑和有时候会派实施惩罚任务的队伍上岸，其中一次就是派人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登岸，去教训它的野蛮苏丹，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永久的驻防要塞。每次远航结束，整支船队就会掉头向东，通过马六甲海峡返回，然后向北航行，穿过东亚的熟悉水域，最终在南京的母港抛锚。

载有印度洋国家使臣的宝船叫作“星槎”（Star Rafts），这个词语出自费信的一本记述远航的书——《星槎胜览》（Triumphant Sights from the Star Raft）。而这种说法又来自一个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传统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如果一只船航行的距离足够远，最终它会离开大地，进入银河，到达银河城，城中住着一位织布的少女（这是对于天琴座织女星的传统说法）。为了纪念郑和远航的壮举而在龙江关修筑了一根圆形石柱，上面镌刻的字句反映了人们对天上世界的想象。

尽管郑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是在他看来，这与在道教的一座天后宫里立纪念石柱并不矛盾。石柱上的题词夸赞“超越地平线与陆地末端的国家都向我们臣服”，并且感激天后娘娘的护佑。天后娘娘奇迹般的神力可以平息飓风，将船队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人们以最崇敬的方式在祭祀崇拜的活动中记录下她的功绩”。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她会伴随桅顶的闪电出现。

龙江关柱子上的铭文也反映出，授予宦官“贵族”的权力是多么彻底。呈给天后娘娘的贡物是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和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以及地位略低的太监张达的名义献上的。很有可能，所有郑和的高级船长都是宦官。

1412年12月，皇帝发布召令，郑和开始第四次远航，航行范围扩展到印度以西，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郑和本人只航行到霍尔木兹和波斯湾，但是船队的一部分在苏门答腊岛附近与主船队分开，直接穿越印度洋，到达东非（这是几个世纪之前佤克佤克人的航行路线）。

尽管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但是中国人对于非洲的了解还是要比同时代的欧洲人多得多，甚至在郑和远航之前亦是如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现在还保存在中国典籍中的两张地图。这两张地图准确地绘制出了非洲大陆倒三角的形状。一张地图是1320年绘制的，另一张是1402年，那个时候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唯一一块大陆中的“中央之国”，而非洲则是这块大陆延伸出去的部分。两张地图都描绘了河流向北穿过非洲，而且其中一张地图在非洲大陆的中央标明了一个大湖。在中国绘制这两张地图的时候，欧洲对于非洲的整体形状仍一无所知。

郑和第一次前往远至红海和辛吉海岸的地方，主要目的是使中国商人能与这些遥远的市场进行首次直接的接触。早在11世纪，东非的第一批使臣就已出现在中国，中国商人通过中间人购买非洲的商品。东非使臣被描述为来自辛吉之地的人，因为他们来自如此遥远的地方，所以宋朝皇帝赐予他们尤为丰盛的礼物，作为对他们贡物的回礼。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野蛮人”当时已铸造自己的货币，而辛吉的语言（早期的斯瓦希里语）被描述为“听起来像阿拉伯语”。在那样早的时期，从东非派来的使臣还不及之前从阿曼运到中国的商品让人吃惊，这些商品是象牙、龙涎香和犀牛角，而阿曼也向中国派出了一系列的贸易使团。

在12世纪晚期，周去非写过以东非近海岛屿为中心的奴隶贸易情况，他将这些岛屿称作“僧祗昆仑”（即黑人之地）。到13世纪早期，高级贸易官赵汝适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东非的进口贸易情况，他说许多船只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去那里，装载着白色和红色的棉布，以及诸如炊具、灯具和装饰品形制的瓷器和铜器。

中国人接触最多的东非城镇是马林迪，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之为“辛吉之地的首都”，它以巫师而闻名。（伊本·白图泰从来没有提到过马林迪，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宗教实践与波斯有莫大的渊源，而这是伊本·白图泰所不赞同的。）

这个港口在辛吉大陆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充分利用印度洋贸易机会的有利条件，因为它位于赤道以南几天行程的位置，从卡利卡特跨海而行也不到一个月的航程。在外海航行主要依靠星系估测纬度的时代，从卡利卡特出发前往非洲的船只可以在北纬10度停留，在非洲之角附近登陆，然后沿着西南海岸线到达第一个主要的辛吉贸易中心马林迪；或者，也可以向南航行到达赤道，然后掉头转向正西方向前往非洲海岸，到达南纬3度的马林迪。

马林迪的崛起反映了卡利卡特的发展。此时，它逐渐因拥有令人惊奇的预兆而闻名，而这些预兆会被乘坐宝船而来的三宝太监带回给中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