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帝国:印度洋及其入侵者的历史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5 去往中国的丝绸之路

君主的君主名称忽必烈的大汗之体貌如下: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编者

——《马可波罗行纪》


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二个千年到来之际,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仍然自由地从西地中海游历到中国海;西方基督徒的视野却变得比以往更加狭窄。在十字军东征引起的敌意与隔阂背后是欧洲人对更广阔世界地理的完全无知。

甚至对于周边的国家,他们对其形状和大小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在制作地图时不考虑比例,以耗费的时间而不是行进的距离衡量旅程,而且整个地理学科完全受困于神学理论,它认为世界像盘子一样,是平坦的,而耶路撒冷就在其中央。

至于遥远土地上的居民,他们觉得任何想象都是可信的。中世纪许多作品摘录了罗马帝国晚期盖乌斯·尤利乌斯·索利努斯的著述,这使得欧洲人对于怪异事物的偏好保留了下来。而索利努斯抄袭了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将许多关于人和怪兽的古代神话组合在一起,又以他自己的想象为它们添枝加叶。另一个偏好奇异幻想的人是奥索里乌斯,他是5世纪西班牙的一位教士。他写作“世界百科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贬低所有的非基督教徒。这些书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所有非洲地区描写成遍布“穴居者”的地方,那里的人住在地下,“像蝙蝠一样吵吵闹闹”,发出无法辨识的声音。这些书还写道,那里也有长得像土狼的半人生物,长有四只眼睛的人,以及只有半个头、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却能跳到令人吃惊的高度的奇怪生物。

所有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物在欧洲都没有遭到怀疑,因为实际上,欧洲没有对于埃及和巴勒斯坦之外的世界的见证资料。尽管像医学教科书之类的阿拉伯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但是阿拉伯地理学家似乎还是很不受重视。能够跨越两种主要宗教的界限、旅行不太受到阻碍的人无疑是某些犹太商人,他们的贸易网络从亚历山大里亚和黎凡特的城市延伸到东方。但是,他们对于去过哪里、见过什么都相当保密。

一个鲜有的例外是图德拉一个叫作本哈明的拉比1543年在君士坦丁堡,拉比本哈明的回忆录第一次被印刷。他对于伊斯兰教的热情说明了“先知的”宗教之间的关系从他的时代起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在12世纪,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从西班牙北部出发,游历了巴格达、巴士拉、波斯的城市,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本哈明在书写基督教徒时笔触刻薄,但是在写穆斯林的时候则带着显著的温情:称赞巴格达的哈里发是“一个杰出的人,值得信任,以善良之心对待每个人”,并且“对待犹太人也极其友好”。拉比本哈明的主要目的是编辑他所能接触到的、尽可能多的亚洲城市里的犹太人社群的名簿(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因为他发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犹太人社群,而且都欣欣向荣)。

波斯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生动的印象,之后他详细地解释了那些到达南印度大港口奎隆的商人们是如何由当地的统治者确保安全的。他还描述了奎隆附近乡村的胡椒和其他香料生长和加工的情况。尽管拉比没有到过锡兰那么远的地方,他将锡兰称为康提,以岛上的其中一个王国为名,但是他证实了甚至在那里,也有2.3万名犹太定居者。他补充道:“从那里通往中国需要40天。”这是已知的中世纪欧洲作家使用“中国(China)”这个名称来称呼东方最强大政权的最早记录。本哈明在写作时头脑是清醒的,他的书中除了无处不在的巨鹰之外,不存在其他奇怪的生物。根据他的记述,巨鹰从天空俯冲下来,用爪子抓起前往中国、但遇到海难的船只上的水手,然后飞走,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再吃掉他们;然而,一些水手足够聪明,他们在被巨鹰丢到干燥的陆地上之后,会奋起反抗,用利刃刺死它。

在返乡的路上,本哈明搭乘了一艘跨越印度洋前往也门的船。在船上,他听说了一些关于尼罗河源头的信息,“尼罗河从黑人之地发源,向北流淌”。每年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洪水泄入,尼罗河的河水都要上涨:


这个国家由一个叫作哈巴什的苏丹统治。在这个国家,一些居民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像野兽一样。他们吃生长在尼罗河岸边的草,在田野里赤身裸体,没有其他人都有的观念,例如他们和他们的姐妹以及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人同居。这个国家极其炎热。当阿斯旺人入侵他们国家的时候,阿斯旺人会随身携带小麦、葡萄干和无花果,像丢诱饵一样沿路抛撒,从而诱惑当地人。他们成为俘虏,在埃及和毗邻国家被售卖,在那些国家,人们认为他们是黑人奴隶,是含(Ham)的后代。本哈明关于用糖果诱惑并俘虏非洲人的记录还有很多其他资料来源,例如可以参见谢拉夫·扎曼·塔希尔·马尔维兹(Sharaf al-Zaman Tahir Marvizi)的作品。


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术语来说,拉比本哈明讲述的是从属于“中印度”的埃塞俄比亚,而“中印度”一直拓展到尼罗河东岸,非洲则从尼罗河西岸才开始。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印度这块突出于亚洲大陆的地域的形状和大小还不了解,但是“印度”这个词本身确实是指勾勒出以之为名的这片海洋边界的地域。“大印度”是指次大陆的南部和更东边的土地;“小印度”则位于北方;“中印度”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和埃塞俄比亚(一个源自希腊的称呼)。“第三印度”(India Tertia)包括东非,一直延伸到知道印度存在的地方,有时也包括被当时的人们认为地处南半球的埃塞俄比亚。

在拉比本哈明游历之后的那个世纪,欧洲的商人开始仔细思考不受阻碍、能够获取东方财富的路线。在十字军被出身库尔德人的领袖萨拉丁击败之后,所有通向红海的路线都严格禁止基督教商人通行。来自印度和中国的货物,可以从亚历山大里亚和东地中海的其他港口的阿拉伯商人那里购买到,但是价格很高,并且必须用黄金付款。而且,这类生意被威尼斯人控制,他们的共和国足够强大,可以无视教宗关于禁止与伊斯兰教徒进行贸易的命令。

因此,在1291年的春天,一支小舰队从威尼斯的头号对手热那亚驶离,向西航行,穿过地中海。这支舰队的船长是怀着大胆计划的乌戈利尼·维瓦尔第和瓦迪诺·维瓦尔第两兄弟。他们企图航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一条循非洲海岸南下的航道前行,直到最后在印度或者波斯的海岸登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欧洲人的地理知识贫乏,因此他们只能依靠直觉和不顾一切的勇气,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计划。然而,他们的目的却足够实际:如果能够开辟这样一条路线,他们就能打破威尼斯人的控制。

少数热那亚人已经居住在波斯,而波斯早在70年前就已经被成吉思汗统治之下的蒙古人征服。尽管这些同胞与一位叫作阿鲁浑的国王相处得很融洽,这位国王统治着蒙古帝国的广大西部地区,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找到不受阻碍就能将货物送回家乡的方法。

维瓦尔第兄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有人曾见过他们向南沿着摩洛哥海岸航行,在那之后便音信全无。就算他们由桨手推进的脆弱船只能够扛过地中海的天气,却怎么也不可能是大西洋洋流和风暴的对手。这些行将遭遇灭顶之灾的热那亚人怎么也不会猜到在尝试环航非洲的过程中会遭遇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无数的风险。

维瓦尔第兄弟比他们所处的时代领先了200年。在他们失踪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们的家人徒劳地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一度有谣言说他们成功环行了非洲,但是在红海入口遭遇了海难,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则谣言。

几年之后,一位成功的威尼斯商人带来了一些新的消息,于是热那亚人对于有关维瓦尔第兄弟失踪的诸多议论逐渐失去了兴趣。1296年,这位叫作马可·波罗的商人被关押进一座守护海港的城堡里。他在亚得里亚海的一次海战中被俘,在那之前,他在东方生活了20年。

威尼斯人有轻视他们的对手热那亚人的习惯,因此马可·波罗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对维瓦尔第兄弟企图通过海路到达波斯或者印度的主意嗤之以鼻,他认为这种想法极其荒谬。他和其他人一样,知道从欧洲到达那些地方的最直接的路线,即从特拉布宗的黑海港口经由陆路前往东方。他曾两次航行穿过印度洋的东半部海域(除了历史上那些无名的失败的航海事件之外,他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欧洲人),但是他从来不敢冒险进入非洲的“热带”。

在回忆录里他有些夸张地强调,船只不能航行到“比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更南方的地方,因为“流向南方的洋流势力十分强大,以致返航的机会微乎其微”。马可·波罗听说过有关印度洋南部海域危险的一些让人沮丧的故事,而人们对环非洲靠大西洋一侧的海域所知更少。为了探知那些神秘的海域,维瓦尔第兄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马可·波罗关于遥远国家的趣闻多得数不清,幸运的是,他在热那亚两年的囚徒生涯中有一个倾听他讲述的同伴。这个幸运地成为马可·波罗的抄写员和文学助手的人就是那个“比萨的鲁斯蒂恰诺”,他通过将亚瑟王的冒险故事译成古法语,建立了一个作家的微薄名声。关于鲁斯蒂恰诺,我们所知甚少,他因为什么入狱或者他是否活着出狱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可能早年去过巴勒斯坦,甚至去过英国,而且据说他在英国的保护人是后来成为爱德华一世的王子殿下。

多亏了这位无畏的小文人,他的威尼斯狱友的大名才得以流传。这两个人利用他们空闲的数月时间一起研究手稿,以意大利化了的法语写就了这部书,鲁斯蒂恰诺大胆地冠之以《对世界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之名被认可的马可·波罗的故事是几种不同语言相互矛盾的版本综合的结果。一种出版于1527年流行的英文版本由西班牙语版本翻译过来,而这个西班牙语版本又是从不精确的威尼斯译文转译而来,后者来自古法语手稿。。如果只靠马可·波罗一己之力,他可能永远也写不出这样一本书。他来自一个商人家庭,17岁开始和父亲一起做生意,他的兴趣决不是文学。可能是因为付了赎金,他被热那亚人释放了,离开鲁斯蒂恰诺之后,他又活了大概25年,但是他没有根据自己的旅程写出另一部游记。(必须要承认的是,他缺少创作动机;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作家几乎得不到直接的报酬。)

马可·波罗对他的书记员口述的关于中国的大部分内容,很自然地激起了其他欧洲商人的嫉妒,例如他这样描述泉州港:


我敢言亚历山大里亚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凡输入之商货,包括宝石、珍珠及细货在内,大汗课税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货值百取五十。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76页。——编者

我敢言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借住,主人一定极其高兴。他命令妻子做任何这个陌生人渴望的事情……这里的女子都非常美丽,性情温和且开放。


当描述他年轻时在中亚待过的一个地方,那儿的丈夫把他们的妻子提供给陌生客人的故事时,他将实际的信息有技巧地与幽默的轶闻放在一起讲述。他和鲁斯蒂恰诺将这种有滋有味的小故事插入《对世界的描述》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擅长讲故事的人本身毫无疑问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物。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因为尽管有许多成功且出身名门的威尼斯商人,但是马可·波罗总是明显地拥有某种特权。1270年,他还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欢迎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回到家乡,他们刚刚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之旅。他们带回来一块由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授予的金牌。从那时候起,这块金牌对于波罗家族意义重大,它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好处。

13世纪早期,欧洲一直害怕战无不胜的蒙古人(通常他们被叫作鞑靼人)1238年,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居民因为害怕遇到蒙古人而不敢前往英国购买鲱鱼,出自W.罗克希尔(W. Rockhill)翻译的卢布鲁克村(Rubrouck)威廉写的《旅行记》(Itinerarium,London,1900)中的说法。。欧洲人对于蒙古人的印象,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带着忽必烈汗给予的金牌,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时候,已经彻底改变了。蒙古人已被视为他们潜在的盟友,有了这个盟友,他们之前对十字军东征丧失的热诚可以重新被点燃。教皇英诺森四世在位的时候(1243—1253年)就希望通过教育使得蒙古人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尽管他们是异教徒,但是有一些蒙古人已经呈现出一些基督教倾向。对于欧洲统治者来说,大汗几乎是一个具有神秘象征意义的人物,而波罗兄弟是他所尊重和选择的使者,为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永久的联系,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国家。

在波罗兄弟从中国返回之前15年,佛兰德斯卢布鲁克村的一个修士被法国的路易九世派往中国,他叫威廉。这个修士的使命是向蒙古皇帝呈交一份与基督教世界的协定,而且他返回时还带着蒙古人在退回亚洲时横扫欧洲人的非凡故事。

在蒙古人传统的聚居地——遥远的喀喇昆仑山,威廉修士遇到了一个来自洛林梅茨的女人,她叫帕克特。这个女人之前在匈牙利被俘,但是此时非常开心地嫁给了乌克兰的一个木匠,并且生养了三个孩子:“她发现了我们,用她最好的食物款待了我们。”也是在喀喇昆仑山,一个出生在匈牙利、英国人的后裔,一个希腊医生,还有一个来自巴黎、叫比希耶的金匠,他们为大汗建造了一棵银树,树顶上是一个吹喇叭的天使,树底下是四头狮子,狮子嘴里可以喷出马奶——蒙古人的一种日常食物。

尽管修士威廉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使命,但是当波罗兄弟抵达欧洲的时候,东西方联盟的前景似乎更有希望了。此外,大汗让波罗兄弟带一百名博学的基督教徒陪同他返回。这似乎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极好的机会,但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教皇去世了,西方关于谁该继承教皇之位发生了一次争论。当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最终继位的时候,他也只是选了两位有学问的修士前往中国。甚至这两位修士也没有完成任务。修士与威尼斯商人一起出发,这回是在年轻的马可·波罗的陪同之下,但这两位修士仅仅行进到亚美尼亚就返回了,因为那时亚美尼亚正面临战争的威胁。

波罗家族的成员继续前行。他们仍想将教皇格里高利的良好意愿传递给忽必烈汗,但是就13世纪的局势而言,他们的情况并不乐观。他们决定穿越印度洋走水路,想着那样要比穿过中亚沙漠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漫长旅程快得多。而且,尼科洛和马费奥对于穿越沙漠的危险性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们首先前往巴格达(蒙古人几年前洗劫了那里,几乎屠杀了那里所有的穆斯林,但是宽恕了基督徒)。从那里他们进入波斯,然后骑马向南,到达波斯湾入海口的霍尔木兹大港。这是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印度洋,但是他对此印象不深。

霍尔木兹有一个非常好的海港,它接管了三个世纪以前尸罗夫控制的大部分贸易,尸罗夫是故事家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的出生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霍尔木兹交易来自马拉巴尔和锡兰的珍珠、布匹和干果,以及中国的陶器和非洲的象牙。阿拉伯马在此登船运往印度:战马按照强壮程度被挑选,它们必须足够强壮,以便负载全副武装的骑士。然而,正如马可·波罗多年之后的回忆一样,霍尔木兹的气候炎热,不利于健康。在夏天的某些时候,从沙漠吹来的风使任何地方都炎热不堪,那儿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人生存下去:当地人在夏天一般都居住在城外的湖边和水渠旁,这样一来如有热风吹来,他们就能够“跳进齐脖深的水里,逃避热浪”。

出于对中世纪恐怖故事的偏爱,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以阐明那个地方地狱般的高温:


由于霍尔木兹国王没有给克尔曼国王进献贡物,后者召集了16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派遣他们穿越瑞奥巴(Reobar)地区,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霍尔木兹人正在城外郊区躲避高温。某日,攻击者接受了错误的指令,没有到达指定地点过夜,他们在距离霍尔木兹不远的一片树林里驻扎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当他们正要再度出发的时候,一阵热风袭来,所有人都被闷死了……当霍尔木兹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就着手埋葬他们,以免尸体污染空气。但是尸体被高温烤熟了,以至当他们抓着手臂、想将尸体往坑里放的时候,手臂从尸体上松脱了下来。因此,他们必须紧邻尸体挖坑,以便将尸体扔进坑里。


波罗家族的成员在霍尔木兹待了一段时间。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那里的人是“黑人”,他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肤色比北边的波斯人深,而且,他们“崇拜穆罕默德”(他总是使用这个短语,这会激怒任何一个穆斯林)。他说霍尔木兹人主要以椰枣、鲔鱼和洋葱为食。他们酿造出一种极好的椰枣酒,这种酒可以清洗肠道。

他们来霍尔木兹的目的显然是要在这里乘船去印度的坎贝,然后沿着马拉巴尔海岸南下,到达那里的其中一个港口,在护航船的陪同下再从那儿前往中国。然而,实际上,他们返回了,最终还是选择了陆路。马可·波罗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原因,但是他们撤退的理由再明显不过了。印度洋传统的船只是“缝合船”,这种船看上去太危险:“他们的船太糟糕,很多已破损不堪,因为它们不是用铁钉固定的,而是用椰子皮做的绳子缝合起来的……这使得乘坐这类船充满了风险。你可以相信我,很多这种船都将会沉没,因为印度洋经常有很大的风暴。”尽管马可·波罗对于印度洋风格的造船工艺惊讶不已,但是早在6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就对此发表过评论,他说这些缝合船“是用一种绳索连接在一起的”。参见H.B.杜因(H.B.Dewing)翻译的《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 Cambridge, Mass., 1914)。

即便一艘船能够漂浮于海面上,这种海上航行也决不是惬意的:因为“这种船有一根桅杆、一张帆和一个舵,但是没有甲板。人们将货装上船之后,就要给货物盖一层遮布,并在盖了一层布的货物顶端安置要运往印度出售的马匹”。马可·波罗怀着沮丧的心情,回想起船缝防水用的不是沥青,而是“鱼油”。

在海上航行有各种想象不到的危险,然而,他们在经历了两年的陆路之旅后抵达了中国。在遇到许多灾祸之后,他们最终觐见了大汗,由于他们是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使者,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至此,由于没有理由急于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就开始收集材料,而这些信息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对欧洲人思考其他种族和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