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众所周知，王阳明心学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简易明快的哲学之一。无论是它的思想，还是表达思想的语句都让人一目了然。王阳明心学又是一门实用的哲学，它告诉了我们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同时也为我们每个人规划出了一张完美的、直观的人生路线图。王阳明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答案已不言自明。
它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人人平等。”
有一天，那个个性极强的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以一副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我们应该注意，王艮这句话别有深意。王艮来拜王阳明为师前就是狂傲不羁的人，拜王阳明为师后，也未改变“傲”的气质，王阳明多次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艮不相信。他始终认为圣人是遥不可及的，所以他说的“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这句话，是在讥笑王阳明的言论：“你瞧，那些在大街上的凡夫俗子都是圣人，我怎么就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多圣人啊。”
王阳明大概是猜透了王艮的心意，于是就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地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他的另外一名弟子叫董萝石的也出游归来，同样兴奋地对王阳明说：“今日见一怪事。”
王阳明问：“什么事？”
董萝石兴奋地说：“见满大街都是圣人。”董萝石和王艮不同，他是真的悟透了王阳明“人皆可成圣”的思想，所以王阳明只是淡淡地回道：“这算什么怪事，常事罢了。”
无论是对不怀好意的王艮，还是发自肺腑的董萝石，王阳明的训导只有一条：人人确实都是圣人。
那么王阳明凭什么说“人人都是圣人”呢？
在他的文章《书魏师孟卷·乙酉》中，他给出了答案。魏师孟是王阳明弟子魏良辅的弟弟魏良贵，他的几个哥哥都拜到王阳明门下，学习心学，对于王阳明“人人都是圣人”的论点，他觉得不可思议。1525年，他来请教王阳明：您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可尧舜是如此伟大，凡夫俗子怎么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圣人呢？
王阳明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知，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是非”属于智慧，“善恶”属于道德，圣人也不过是既有智慧又有无懈可击道德的凡人，而你一出生就具备这两种素质，所以你就是个潜在的圣人。只要你按良知的指引去思考做事（致良知），那就是圣人了。自然而然致良知的，是圣人；勉强自己而致良知的，是贤人；不肯去致良知的说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那就是愚人。虽然愚人的良知被遮蔽了，但他的良知却仍然存在。如果能致良知，那和圣贤就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圣愚的良知是一样的，只要肯“致”，那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重点指出，良知在人，永远不可能消失，即使是盗贼，你喊他贼，他也不爱听，这就是良知永远存在的体现。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只是良知被物欲所遮蔽，并不是说他没有良知了。正如乌云遮蔽了太阳，你能说太阳消失了吗？
关于“盗贼也有良知”这个论点，王阳明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据说他在庐陵担任县令时，抓到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这个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王阳明亲自审问他，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于是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大盗说：“脱就脱！”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大盗仍然是不以为然的样子：“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又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大盗这回一点都不“豪爽”了，慌忙摆手说：“不方便，不方便！”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这就是良知中的羞耻心，连无恶不作的大盗都有，何况普通人！
为什么王阳明要不厌其烦和矢志不移地倡导“人人都是圣人”的观点，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这个真理其实就是人人平等。王阳明是想告诉我们，良知可致圣贤，无所不能。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充当别人的上帝，任何人也就不可能有资格控制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才有权力控制和支配你，那就是你自己；只有一个人能主导你的人生，那也只能是你自己。
“人人平等”思想的背后其实就是主张人的“自尊”。王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有“骄傲”的成分，既然我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既然我是圣人，那我就是自信的，我就是独尊的。
有弟子问王阳明：“老师您说过，人心与物同体，我不太明白。固然，我的身体里血气畅通，所以能称同体。可我和别人，那就是异体了，至于您说的与禽兽草木同体，简直就是儿戏啊。”
王阳明回答：“岂止禽兽草木，就是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岂止是天地，如果世界上有鬼神，那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这名弟子大惑不解。
王阳明问他：“你看看在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弟子回答：“圣人说，人是天地的心。”
王阳明又问：“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弟子回答：“恐怕是那个良知吧。”
王阳明见已把弟子带进了门里，就满意地笑了笑，解释说：“这就很明白了，充盈天地之间的，唯有这个良知。人只是具有形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都隔离开了。我的良知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他的弟子急忙打断他：“等等，老师，您说人能主宰天地鬼神？”
王阳明很吃惊的反问：“难道不是吗？”
弟子也吃惊：“怎么可能啊。”
王阳明说：“那我问你，天高不高？”
“高！”
“地厚不厚？”
“厚！”
“你是怎么知道天高地厚的？”
弟子回答：“天高是我看到的，地厚是我感觉到的。”
王阳明追问：“你是用什么感觉到的？”
“当然是用良知啊。”
王阳明更为满意了：“好。天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看它的高？地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感觉它的厚？天高地厚，只是因为你用良知去看它感觉它了。我们可以继续发挥，鬼神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即使是石头，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感觉它的坚硬？如果这一切离开了我的良知，你认为它们还存在吗？”
弟子正在琢磨，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王阳明已接着说了下去：“但是我的良知如果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是说，我的良知不工作了，那么，良知也就不存在了。”
弟子琢磨出了哪里不对劲，他以高尚的唯物主义的身份质问：“天地鬼神万物是客观存在的，为何认为没有我的良知它们就不存在了？”
王阳明：“你去问问那些死人，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何在？”
实际上这段话和唯心唯物思想没有一毛钱关系，它是王阳明强烈主张人“自尊”的终极演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而不应该成为他们的奴隶，这种情况是终我们一生的。
如果世界上真有上帝，那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必求神拜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佛。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不要做任何人和事物的奴隶，只俯首于自己那颗拥有良知的心，就可以了。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要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崇尚独立人格，这是王阳明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大人生真理。
王阳明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所以不需外求。既然所有的真理都在我心中，那外在的说教，无论它有多么权威，只要和我心中的真理不相符，就是错的。程颐曾说，“天理”这两个字可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王阳明也说，“良知”二字也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这两位超级思想家这样说并非炫耀，而是想告诉人们，无论是学问还是人生的道理，都要“自得于心”。只有“自得于心”的才是最适合你的，对你而言，也是最有用的。
在和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谈话时，王阳明举例子说：“孔子有两个高徒，子夏和曾子，前者笃信圣人经典，后者读完圣人经典后，反躬自省。假设圣人说的全是对的，那子夏只是个复读机，而曾子则是榨汁机。被人像喂鸭子一样灌输的正确学问远不如自己从内心深处感悟出来的学问真切。”
所以王阳明说，“至圣先师”孔子说的话，如果它不能和我的心相符，那就是错的，就不是真理；而贩夫走卒说的话，如果它能和我的心符合，那就是对的，就是真理。所以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我们只需俯首于自己的心，因为世界上唯一的权威只在我心中。
于是，“自得于心”肯定会蔑视权威。我们都知道，权威普遍存在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它们是大人物为了控制普通人的行为和思想而苦心孤诣构想出来的。既然是出于“控制”的目的，显然就违反了王阳明“我是自己上帝”的思想，而王阳明对权威发起挑战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诸如生存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做自己的心的奴隶。让你的心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云亦云，吠声吠影，更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逆来顺受，甘心做“权威”的牺牲品。当然，王阳明所谓的独立自主的人，是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不是要你胡作非为。所以当我的良知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就要勇于抗争。
孔夫子曾说：“真可以称之为人的（志士仁人），向来是杀身以成仁，从来不求生以害仁。”王阳明的一位弟子问王阳明，这话该如何理解？
王阳明叹息道：“志士仁人何其少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就是因为世人将性命看得太重，所以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良知明明告诉他不要忍受，他却非委屈地以求保全性命，这就是丧失了天理的表现。一个人如果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就和禽兽无异了。即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过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兽。”他举出两个没有伤害天理的人来：“比干、龙逢，只因他们看得清楚，因此，他们能成就他们的仁。”
比干是商纣王的大臣，因规劝商纣王改邪归正而被挖心，关龙逢则是夏桀的大臣，因让夏桀注意到了自己暴虐的政治而被炮烙，两人都是儒家阵营中被交口称赞的圣人。王阳明说两人遇到“不公”时会奋起反抗，杀身成仁。当然，这种“不公”是宽泛的，圣人以百姓心为心，商纣和夏桀对百姓不好，所以他们为百姓争取权益就是在反抗不公。
王阳明的这段话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如果不争，就是伤天害理。这话乍一听简直莫名其妙，我当鸵鸟和乌龟是我自己的事，怎么就伤天害理了呢？
其实，读懂王阳明心学就能明白这个逻辑。王阳明说，因为我有可以分清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理就在我心中。而当我遇到不公时，良知是知道的。良知是个直性子，对于不公，它给出的答案就是：马上反抗。可很多人却违背了良知的指引，做了缩头乌龟。他本人违背良知时他是知道的，因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未反抗时心里会很难受，心里受到了伤害。由于“心即理”，心里受到伤害，天理也就受到了伤害，所以说，你没有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是没有致良知，没有致良知，就是伤害了天理。
中国人经常说，一忍百忍，百忍成金。问题是，这句话不是规律，而只是某些人信口开河的格言而已。勾践忍辱负重甚至吃屎而咸鱼翻身，毕竟是少数，而且忍耐过后心理扭曲，成了一个良知被蒙蔽的人。如果人人都在面对不公时采取忍受的态度，那后果可想而知。
王阳明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你对不公正的忍让和你杀人放火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在伤天害理。一个拥有良知的人应该是在遇到压迫时，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即使屠刀架脖，即使不能成功，也要奋勇向前。这是为你的道、你的信仰、你的责任和你的良知必须付出的牺牲，这就是“杀身以成仁”和“无求生以害仁”。
由于天地万物和我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在替自己抗争时，同时也是在为别人抗争，而有时候为别人抗争时，其实就是在为自己抗争。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有这一段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不能致良知的恶果：“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王阳明说人反抗不公就是致良知，这里还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不公正未反抗时，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煎熬，实际上这是良知给你的惩罚，因为你没有听它的命令。这种代价是高昂的，远比你听从良知的命令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要高得多。所以，权衡之后，你应该选择后一种，而不应该选择做乌龟。
这就是王阳明告诉我们的真理：人人平等，自己是自己的上帝，要做一个独立自主、勇于反抗的致良知的人。
去心中贼之私情
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心中的贼有很多，不过不出七情六欲（七种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六种欲望：色、声、香、味、触、法）。在心学家们看来，王阳明心学的目标就是祛除心中贼的学说，所以虽然难，但王阳明还是给出了很多心法。
在七情中，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哀伤忧愁。因为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不如意时，很少有人能保持平衡的心态。《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是王阳明为哀伤忧愁开出的药方。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有一天收到一封家信，信上说，他的儿子病危。由于鞭长莫及，所以陆澄很哀愁。
王阳明发现了这一情况，问明原因后，问陆澄：“你这样忧愁，对你儿子的病有什么帮助吗？”
陆澄惨然一笑：“当然没有帮助。”
王阳明于是说：“那你应该快乐一点。”
陆澄几乎要跳起来，儿子病危，不哭也就罢了，居然还叫我快乐，这不是狼心狗肺吗？
王阳明看出了陆澄的心理，说：“我经常要你们在事上练心，这正是个好机会，你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平时把心学思想说得头头是道只能算穷嚼烂谷子！”
陆澄愕然，问：“那我此时该如何练心？”
王阳明就讲解道：“父亲爱儿子，这是良知的意思，良知认为对的就是天理。不过，‘天理’之所以称为‘天理’就是因为它有个中和处，一旦过了就是私心，就不符合天理了。”
陆澄说：“我的良知就是要求我现在应该哀伤啊，我觉得我没有‘过’。”
王阳明笑笑：“你和很多人的认识是一样的，以为面对不幸时就应该忧愁哀伤，而且还认为这就是良知的意思。可你不知道，此时你的良知已被你过分的情感所遮蔽，没有完全展现，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错的。一般而言，人们在七种情感中表露‘过’的多，‘不及’的少。我刚才要你快乐，这不是真话，如果你真的快乐，那就是‘不及’，同样不符合‘天理’，可你太‘过’就更不好了。不过，人人都这样，父母去世，做儿女的都哭得死去活来，口吐鲜血。但《孝经》上说：‘不能过分悲伤而失去本性’，‘本性’就是天理。”
陆澄恍然：“其实只是要掌握个度。”
王阳明点头。
陆澄问：“这个度该如何掌握呢？”
王阳明想了一下，然后说：“理论上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感悟。有一个掌握度的方法是这样的，哀伤忧愁是心理的病痛，如果它不能影响到你的健康，那就是掌握了度。人不能因为哀伤忧愁而病倒。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所以这个度的把握也不同。”
陆澄懊恼道：“人为什么要有七情啊，做个无情的人该多好，就不必因遇到不幸的事而哀伤忧愁了。”
王阳明正色道：“话可不是这样说。那群朱熹门徒就是你这种心态，希望能把七情从我们的心灵中驱赶出去。可是，七情是人心与生俱来的，所以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只是你应该用你的良知来清醒地认识它们，不要被它们控制。如果良知是太阳，那么七情就是浮云。太阳是移动的，不可能总停留在一处，无论何处，只要有一线光明，就全是阳光所在。天空即使布满乌云，可你还是能看得清，这就是良知的妙用。而这妙用无非是掌握一个度罢了。按你所说的，因为云能遮日，就要抹去天生的浮云了么？”
陆澄沉默。
王阳明接着说，其实在伤痛的情绪上掌握好一个度，无非是要你在这上面不要太认真，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不执”。有些事必须认真，而有些事绝对不能认真，哭完了就拉倒，不要时刻都把哀伤、忧愁放在心上。你要是真这样做了，那就是太认真了。认真就会“过”，就不符合天理。
除了那些有事没事就喜欢寻愁觅恨的矫情之人外，绝大多数人的悲伤都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有人生计无着会忧愁，有人被恋人甩了会哀伤，有人损失了一大笔钱会难过，有人则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但这些哀愁必须要有个度，生计无着而忧愁可以，可你不能一直忧愁下去，要去奋斗；失恋了哀伤也可以，可你不能每天都萎靡不振，这是作践自己；失去亲人当然要伤心，可死者已矣，你的心不要随死者而去。
王阳明说，七情只是浮云不是太阳，谁如果在浮云上较真，不但傻而且还伤天害理。
人在情感上的措置最傻的还不是过度忧愁哀伤，而是愤怒。
有人可以不哀伤过度，但从来没有人不会愤怒。它在人类的七种情感中排在第二位，说明了它地位的举足轻重（婴儿三个月时就懂得愤怒），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挑衅而愤怒，会因为对某些事物不满而愤怒，会因为愿望不能达成而愤怒，会因为行动受挫而愤怒。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引起我们的愤怒。
有一种论调说，愤怒，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种惩罚是相当残酷的。生物学家曾通过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生气十分钟所耗费的精力不亚于进行了一次3000米长跑，而且人在愤怒时的生理反应非常剧烈，同时会分泌出许多有毒性的物质，这些毒素甚至可以毒死一只小白鼠。也就是说，愤怒和慢性自杀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王阳明认为，愤怒在我们心中不可能没有，但却是我们最不应该有的。因为“一个人在忿怒时，就会感情用事，有时会怒得过分，就失去了心的本体。因此，有所忿怒，心必然不会中正”。
既然愤怒是我们心中固有的，当我们愤怒时该如何不失去心的本体呢？
王阳明的理论是：“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出门看见有人打架，对于错误的一方，我心中当然很愤怒。不过虽然愤怒，因为这事和我无关，所以我不会怒火攻心。如果你对别人有怒气时，你可以这样想，这件事和我无关，虽然我生气，但不会因怒火丧失理智。”
这种方法乍一看上去大有阿Q的神韵，其实不是这样。王阳明提倡的这种消除愤怒的方法不是逃避，而是规避，把当事人巧妙地变成旁观者。不过很多人无法知行合一：虽然明白这一点，却无法做到。毕竟我们和别人起冲突时，为了面子、利益难免要愤怒，很多人不可能放弃面子和利益而抽身退开变成旁观者。
可如果你认真思考后就会看清王阳明对待愤怒的理论源泉：我们愤怒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别人挑战了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诸如身份、地位、名利、面子。这些外在的东西在王阳明心学中是不值一提的，王阳明真正关注的是内心的良知，每个人只有在面对良知时才是当事人，面对其他一切外物时，就是个旁观者。
愤怒来袭时，我们可以是旁观者，那么，恐惧呢？
人人都会恐惧，人类最基本的恐惧就是怕鬼。
还是那位曾因儿子病危陷入忧愁中的陆澄问王阳明：“有人晚上怕鬼，如何是好？”
王阳明回答：“这种人，平时不肯行善积德，内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时依良知做事不违神灵，坦荡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旁边一个叫马子莘的弟子摇头道：“您说的那些是正直的鬼，谁做了坏事，它们自然会去找当事人。可世界上有种可恶的鬼，不分青红皂白，找到谁算谁，这种鬼，肯定要怕的。”
王阳明坚定地说：“我从未听邪恶的鬼能被致良知的人撞上。如果真有人怕这种鬼，那就是心邪，还是没有完全致良知。”
两个弟子都无话可说，因为王阳明这种回答，实在让人无可反驳。正如你虔诚信佛，可总遇到倒霉事，你问佛祖，佛祖说：“你呀，还是信得不坚定。”
致良知“致”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完全”，本来就没有标尺。
不过王阳明下面的话却说明了人恐惧的根源：“比如你好色，就会撞到色鬼；你贪财，就会撞到财鬼；你总发怒，就会撞到怒鬼；你不能发挥良知的力量而总处于恐惧之中，那就会撞到惧鬼。”
也就是说，我们怕的鬼不在外而在内，是我们的心养出来的鬼。我们怕的是“鬼”这个概念，而不是鬼本身。同样，我们恐惧，也是如此。恐惧不是真实的，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自我暗示，是我们心灵的产物。虽然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恐惧与否是你的选择。面对危机时，你可以选择恐惧，也可以不选择，这是你的自由。
遗憾的是，很多人都不曾拥有这种自由。原因正如王阳明所说，你经常去追寻外在的声色货利，这些声色货利占据了你的头脑，遮蔽了你的良知，当它们一旦出现异常情况时，你就会做贼心虚，马上恐惧起来。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没有选择是否恐惧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时刻致良知的缘故。
通过违背良知而得到的名利权势，会时刻牵引着你的心，你总会担心失去它们，恐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人必须在良知的指引下去争取你应得的东西，才有可能拥有选择是否恐惧的自由。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告诉我们的破除心中贼的一个道理。
去心中贼之私欲
什么是私欲，过了的基本欲望就是私欲。或者说，良知认为错的欲望就是私欲。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那和僵尸差不多。问题是，我们的欲望应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而不能让它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
先来看人们最容易也是最严重的“私欲”——好名（爱慕虚名）。
人人都喜欢追逐虚名，这是“表现欲”的极端。王阳明有个叫孟源的弟子就有这种毛病，王阳明曾多次让他改正，他也总是说会改，可一旦有机会表现，他总是奋不顾身地抓住。
有一天，王阳明刚教训完他，有个弟子谈起了近来学习心学的心得，说还有不明处。孟源把身子向后一仰，大笑道：“你这毛病可是我当年犯过的，哈哈。”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语气冰冷：“你坐正了吧！”
孟源发现自己的确坐没坐相，赶紧坐正了。王阳明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孟源很无辜的样子，要争辩。王阳明马上止住他，开导道：“好表现的人必是自以为是的人，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谷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阳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那棵大树就是“好名”之病，一旦有了这棵大树，其他一切优良谷物（品德和能力）都无法生长。原因很简单：一个“好名”的人，非常喜欢和人争辩，而且他一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的。当他确认这一点时，那么他就把自己看成是君子，对方是小人。于是，所有和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成了小人，自然，那些意见，他也就不会入耳了。没有任何意见可以进来，良知就会被这种妄自尊大遮蔽，后果可想而知。
人为什么会有表现欲？就是为了贪图虚名，而贪图虚名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利。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把“名利”放在一起谈的缘由。人贪图名利，眼睛直盯着名利，必然会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所以王阳明说：“人生在世，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他的弟子薛侃接口说：“是啊，闻誉而喜，闻毁忧郁，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但是该怎么治疗这种病呢？”
王阳明给出了方法：“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的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还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好名？”他接着说道，“过度追求‘名’就会把‘实’忽视，名和实不相符，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弥补，如果死了那就真来不及了。”
“好名”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把抱怨和指责别人当成是一种生活。王阳明有位弟子就是这样的人。王阳明和他谈话，认为必须改掉这种毛病：“真正的修行之道应该经常反省自己。如果一味地去指责别人，就只会看到别人的错误，而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如果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当你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缺点时，你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吗？”
这位弟子听了这番话，露出惭愧的样子来。王阳明知道他虽然有认识，可未必能实践，所以又叮嘱道：“你今后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在要责备别人的时候，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制才行。”
批评、指责、抱怨，都是我们疯狂生长的表达欲和表现欲在联合作怪。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批评、指责、抱怨他人时，就会把自己的缺点和成见掩盖起来，我们如同在玻璃后面辨认犯罪嫌疑人，只看到别人的罪过，却看不到自己。
况且，抱怨和毫无理性地批评、指责别人，是毫无效果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当一个人遭受批评时，心跳会加速，然后防卫本能就会出现。为了维护面子，他必然会采取反攻的手段。这样看来，批评和指责只能造成更多的冲突，冲突就意味着可能到来的风险。所以说，当你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时，就是在冒一种风险。一个基本的人性常识是：即使你的批评和指责是出于善意，但对方因为自尊受到伤害，明知道错了，也要为自己辩护，死不认错，情绪激烈时，他必会和你针锋相对。
在《书王嘉秀请益卷·甲戌》这篇文章中，王阳明说，人人都喜欢凤凰麒麟，人人都厌恶毒蛇猛兽。所以，你不能把毒蛇猛兽放到别人怀里，也不能要求别人厌恶凤凰麒麟。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让别人喜欢。这是良知的要求，良知所以能辨别是非，就是因为好恶。你不喜欢吃狗屎，就不能强让别人吃。你特别喜欢获得金钱，你就不能让别人破财。有一天，你发现很多人都讨厌你，也许并非你具备了毒蛇猛兽的心，但肯定是具备了毒蛇猛兽的形。这种形就是“己所不欲，强施于人”。你明明不喜欢痛苦，可听说了别人痛苦的往事后，却当成笑料，毫无悲悯之心，这就是自己不想要的，却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在社会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最好敬而远之，如果你本人就是这样的人，最好马上改正。
人的私欲看似有六种，实际上只有两种，那就是名利之欲和生存之欲。关于“名”，王阳明论述得很多，而关于“利”，王阳明只有一段论述。
有弟子叹息说：“既然我们要祛除私欲，那对于财富的追求肯定是不对的了。因为古人说了，小人才经常谈利。”
王阳明正色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争取富贵？只是你争取富贵的时候要凭良知的指引，不能违背良知。你只有好好光明你的良知，才能在富贵逼人时坦然面对，不被它控制，而是要控制它。只要你做到用良知去发家致富，那就符合天理，谁说君子不能谈利？！”
王阳明又说：“要祛除声色货利的私欲，就要在静坐时把那些好色好名好利的祸根都搜寻出来，然后祛除。”
有位弟子灵光一闪，摇头晃脑地问王阳明：“老师，那些祸根是疮，你剜了它们是好事，可剜掉的地方不是又有了新疮，这不是剜肉成疮吗？”
王阳明险些被噎了个跟头，因为这个弟子的问话太厉害了。厚黑教主李宗吾扬扬得意地说：“王阳明的意思是，我们见了一星之火，就要把他扑灭，虽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
王阳明的那位弟子和李宗吾的看法一样，实际上，这是不懂王阳明。王阳明的意思是，那些私欲正如我们身上的疮，它是有害的，必须要除去。剜肉补疮，不是剜肉，而是剜有病的疮。而新长出来的肉看上去是疮，但没有危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王阳明对这位自作聪明的弟子训斥道：“这是我为人治病的药方，能完全铲除人的病根。即使他的本领再大，十几年之后，依然用得上。如果你不用，就收起来，不要败坏我的药方。”这位弟子发现王老师发怒了，急忙道歉。
实际上，学习心学，本身就是自己领悟的问题，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很多弟子都向王阳明请教如何铲除私欲的具体方法。王阳明被问得很烦，于是说：“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讲。从前有位禅师，别人向他请教佛法，他只把拂尘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尘藏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禅师因不能找到拂尘，只好空手做出提拂尘的样子。我要你们祛除私欲的讲解就是启发人的拂尘，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可提的？”
过了一会儿，有位弟子小心翼翼地问祛除私欲的关键。
王阳明幽默了一把，侧过头去，看着旁边问：“我的拂尘在哪儿？”
众人恍然，都笑起来。
私欲在王阳明看来，是人不能充分发挥良知的一个根由，良知被种种私欲遮蔽，虽然有是非善恶之心，但因为受私欲的诱惑而无法去致良知。长久以往，我们的智慧和道德渐渐销声匿迹，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腐烂的躯壳。
而关于生存的欲望，王阳明说得很沉重：“人生在世，可能对一切声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摆脱殆尽。但如果仍有一种贪生怕死的念头存留在心，就不能和整个本体融合。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因此不能轻易去掉。如果在此处能识得破、看得透，这个心的全体才是畅通无阻的，这才是符合天理的表现。”
人可以没有名利之心，但不可能没有生存的欲望，蝼蚁尚且惜命。所以谁能真的看淡生死，谁就真的成为圣人了。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有段时间，王阳明的弟子陈九川表现出了抑郁的气质。他对王阳明诉苦：“自从跟了老师后就开始厌恶泛览博观，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闲思杂虑。可让人恼火的是，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我这是怎么了？”
王阳明笑道：“你这是痴心妄想啊，闲思杂虑怎么可能祛除？只能让它归入正轨。”
陈九川又惊又喜：“您的意思是，人不可能没有闲思杂虑的时候？”
王阳明点了点头。
陈九川起了疑惑：“既然如此，为什么圣人们要说‘静’呢？”
王阳明回答：“‘静’不是让你一动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陈九川又问：“那为什么周敦颐说，没有私欲就能静。按这种说法，您说不能静，看来我们还有私欲？”
王阳明回答：“没有欲望当然能静，但这个静是‘定’的意思，定的是什么？不是心，而是‘意’。戒慎恐惧是在你心里流动，是活泼泼的，这就是所谓‘上天赋予人的命运，悠远深邃，永不停歇’。你说上天动了什么？可它一直在动。如果你的心真不动了，那就是死人。如果你的心乱动，而不是为了戒慎恐惧，那就是私念，就是不静了。”
这段问答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思虑是人固有的。王阳明说，除非是死人，否则人人都有思虑。但要看你胡思乱想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内容是色、利、名，那就是私欲。
对于这个问题，陆澄很不明白。他问王阳明：“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可闲思杂虑，怎么也称为私欲？”
王阳明回答：“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想法，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哪里有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闲思杂虑”并非是闲的、杂的，而是有所指的。人在胡思乱想时可能会想好的，也可能会想坏的。人人都会想自己发财，人人也会想自己可能会碰上倒霉事。这些胡思乱想的背后，其实都是我们对名利的奢望和怕失去的担忧，它们都属于非分之想。如果你真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你就不可能在平时胡思乱想。
当然，王阳明所以说闲思杂念也属于私欲，还因为闲思杂虑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被实现。所以我们思虑的善恶、是非，并非如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我们以为正在对未来憧憬，实际上却是贪欲。我们以为正在勾勒当一个伟大的人，实际上却是好名的私欲。在这些真假难辨的闲思杂虑中，很容易会让良知无法判断，最终会遮蔽良知。
所以王阳明说，一定要根除闲思杂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影响闲思杂虑的私欲给克掉。但这又是个难题，谁不喜欢名利，谁不垂涎美女，谁不爱听靡靡之音，谁不对生猛海鲜大吞口水？
正如王阳明的另一位弟子萧惠所担忧的：“想念私欲的心真是难以克除啊。”
萧惠说这句话时，仰面朝天，一副看透宇宙玄机的样子。王阳明让他坐正了，向他伸出手掌做要东西状。
萧惠茫然：“您要什么？”
“把你想念私欲的心拿来，我替你克！”
萧惠很尴尬，扭捏起来。
王阳明接着说：“人必须要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方才能克除想念私欲的心（克己），能够克除想念私欲的心，才能成就自己。”
萧惠马上接口：“为自己着想的心我有啊，可就是不知为什么不能克己？”
王阳明笑道：“你说说你那颗为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萧惠沉思起来，沉思了好久叹息道：“我也一心要做好人，便自我感觉很有一些为自己的心。如今想来，也只是一个空有躯壳的我，并非真实的自我。”
王阳明摇头：“你这是玩和尚那一套，没意思。真正的我怎能离开身体？你所说的‘空有躯壳的我’，岂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吗？”
萧惠连连点头说：“正是为了这些。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美声，嘴巴爱吃美味，四肢爱享受安逸。因此便不能克己。”
王阳明语重心长地解说道：“老子说过，美色使人目盲，美声使人耳聋，美味使人口伤，放纵令人发狂。所有这些对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损害，怎么会有益于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虑耳朵当听什么，眼睛当看什么，嘴巴当说什么，四肢当做什么。只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实现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这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动不看、不听、不说、不动，这必须是你的心在起作用。你心的视、听、言、动通过你的眼、耳、口、四肢来实现。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没有你的耳目口鼻。”
“所谓的心，并非专指那一团血肉。所谓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视、听、言、动的‘性’，有了这个它，才有了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显现在眼时便能看，显现在耳时便能听，显现在口时便能说，显现在四肢便能动，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为天理主宰着人的身体，所以又叫心。这心的本体，本来只是一个天理，原本无非礼存在。这就是你真实的自我。它是人的肉体的主宰。如果没有真我，也就没有肉体。你若真为了那个肉体的自我，必须依靠这个真我。做到戒慎于不视，恐惧于不闻，害怕对这个真我的本体有一丝损伤。稍有丝毫的非礼萌生，有如刀剜针刺，不堪忍受，必须扔了刀、拔掉针。如此方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现在正是认贼为子，反而说什么有为自己的心，但为何不能克己呢？”
这通大道理让萧惠俯首。
它是王阳明心学传授给我们铲除私欲的指导思想，也是做“真我”的大方针。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王阳明的弟子黄省曾向王阳明请教说：“《论语》上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出于私利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世间的每件事都要这样吗？”
王阳明回答：“当然，不过需要一个‘主宰’才可。‘义’，也就是良知，是适宜的意思。明白了良知是主宰，才不会拘泥固执。例如，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今天应该接受，而改天不该接受的情况，也有今天不该接受而改天应该接受的情况。你若固执地认为今天该接受的就统统接受，或者今天不该接受的就统统拒之门外，又岂能称作‘义’呢？”
孟子也说，真正的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和王阳明的意思相差无几，都是告诉人们：千万别被一些传统和常规所束缚，你要与时俱进，随时而变，大丈夫不能被诺言、世间的规矩所控制。只要是良知认为“适宜”的事，大胆去做，勇敢地去打破常规。
王阳明非常赞赏《周易》，他说，“易”就是变，随时随地而变化、变通，如此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件事，曾让活在常规窠臼里的人大为头疼。第一件事是舜没有通知家长，就娶了老婆；另一件事是周武王未处理完老爹的丧礼就去攻击商纣王。
这些人不无懊恼地指出，舜和周武王都是圣人，怎么可以不遵守当时的规矩呢。又有些人对孟子也颇有微词，因为孟子认为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对的。
有弟子就问王阳明，孟子说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对的，那两人肯定遵循了当时的规矩吧。
王阳明摇头说，那时哪里有常规可供他们遵循？舜娶老婆前，根本就没有“不告而娶”的规定。周武王出征前，根本就没有“不葬而兴师”的规定。可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圣人地位，原因就在于，他们遵守了内心的成规。这个成规当然就是良知。舜娶老婆前，他的良知就告诉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娶妻生子了；周武王正在处理老爹的丧事时，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商纣王统治下的百姓正倒悬于水火中，你还有时间在这里哭丧？还不去解救百姓！
两人都认为这是适宜的，所以就去做了。你如果非要说世界上有成规，那这个成规就是你的良知。
不拘泥常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行事的参照物，这些参照物有时是传统道德，有时则是法律法规，我们不可能不遵守这些。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就向王阳明请教说：“您提到必须要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这里恐怕要有些规则吧？”王阳明回答：“当然有规则啊，那就是‘致中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符合我心中良知所知道的准则。如果一个规则你调节来调节去都不被你的良知认可，那就是错的，你为何要遵守？如果一个规则你调节后被你的良知认可，那就是对的，你必须要遵守。不过一定要注意，这个被你调节后的规则并非外在的，因为是你良知认可的，所以它是内在的。”
人生在世，准备遵循任何外在规则和违反任何外在规则前，首先要问自己的良知是否合适，因为常规不在外，就在你内心中。
我们该追求什么
人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人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有人说是功名利禄，有人说是安居乐业，也有人说是用无限的知识充实自己。不论是哪种追求，都需要用心。专心做事才有可能实现追求。
那么，王阳明认为一个完美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呢？
他的弟子陆澄有一天问他：“什么才算是用心呢？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用心呢？”
王阳明反问：“迷恋美色就一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贪爱财物就一心在财物上用功夫，这能算是用心吗？”
陆澄吃了一惊，问：“那这算什么？”
王阳明回答：“这叫逐物。人最应该追求的是追求天理。天理在我心，说白了，还是追求良知的光明。”
什么是“逐物”呢？王阳明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比方。
第一个比方是这样的：我们的良知就是一位国君，他只需要端坐拱手，六卿各司其职，天下一定大治。而良知统领五官，也须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听时，心就去追求美声。这就如同君主要挑选官员，就亲自到吏部；要调遣军队，就亲自去军营一样。这样，不仅君王的身份荡然无存，六卿也不能尽职尽责。
第二个比方是来自佛家：一只小狗被主人耍得团团转。原因是，主人向远方扔东西，小笨狗只盯着东西，主人扔什么，扔多远，它虽然能叼回来，可累个半死。按王阳明的意思，小狗最应该盯着的是主人，即良知，而不是那些东西，即外物。
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光明良知，其实是一劳永逸的事。只要良知光明，我们就拥有了智慧和道德，那么，还有什么追求是不能到手的呢？
如何对付恶
人生在世，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各种各样的人中就有恶人。所谓恶人，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人。按王阳明心学的观点，凡是那些我们良知不肯承认的人都是恶人。如何与这样的“恶人”打交道呢？
王阳明曾以身说法过。在他晚年，某天有乡下父子二人诉讼，请王阳明判案。王阳明三两句话，父子二人抱头痛哭，和好离去了。王阳明的弟子大为惊讶，问王阳明是如何办到的。
王阳明神秘地笑道：“我对他们说，舜是世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他的父亲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亲。”
他的弟子已经出离了惊讶，变成惊骇了。
关于舜和他老爹瞽叟的故事，需要做简单介绍。舜的老爹是个瞎老头，老婆死后，他又续弦。这个女人后来又生了个儿子叫象，当时的社会传统可能是这样的：家产都要由长子继承，所以舜理所当然是瞎老头家产的继承人。但是他老婆和象不允许这样，瞎老头也不希望舜能继承，于是就和老婆还有最小的儿子象联合要置舜于死地。他们想出谋杀舜的方法很多，比如要舜挖井，当舜下到井中后，瞎老头团伙就把井口封死。舜死里逃生，因为他挖井时就知道父亲要谋害他，所以在井壁上挖了条通向地表的隧道。瞎老头又让舜去修理房顶，当舜登上房顶后，瞎老头就把火把扔到房顶，那上面都是茅草，舜要么被烧死，要么就跳下来摔死。但舜又死里逃生，因为他上房之前藏了一把梯子，所以安然无恙地落到地面。对于这两件事，舜都假装不知道，瞎老头见舜是个机灵鬼，又见舜没有责怪自己，所以从此再也不谋害他了，还和他恢复了父子亲情。
关于这个肥皂剧，像是三流编剧的作品。不过儒家门徒都硬着头皮说，这是事实，舜就是这样孝顺。所以王阳明的弟子才表现出了惊骇之情。
王阳明就解释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爱。瞽叟只记着舜是他养大的，而如今舜为什么不让他快乐？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后妻迷惑而改变了，还自以为能慈爱，因此他就更不能慈爱。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孝。舜每天想着自己不能尽孝之处，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爱的本体。所以，后世之人都称舜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大孝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这段解释正是王阳明心学思想赤裸裸的体现：凡事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并且修正，就能让对方也改邪归正，符合自己良知的要求。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王阳明心学中就是要自我克制。王阳明接着说：“像象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恶人，他们的常态是文过饰非。所以千万别去责备他们的过错，如果这样的话，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他的恶性。”
他的弟子们不明白。
王阳明说，象和瞎老头要三番五次地谋害舜，估计是舜责备了他们的过错，激起了他们的恶性。这就是舜要象向善的心太迫切了。可能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明白了功夫只在自己身上，不能去怪罪恶人，于是他开始默默地忍受陷害，最终换来了瞎老头和象的改邪归正。
在王阳明看来，和恶人打交道只要记得一条：试图改变他的恶性，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尽量不要揭发他的恶性。当然，王阳明也不主张“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观望态度。他主张进取，用你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智慧（舜的提前挖洞和架梯子）来不停地暗示他：不要以为我好欺负，我只是不跟你一般见识。
有恶人自然就有恶行，在我们遇到的恶行中，毁谤是最流行也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一种。有弟子疑惑地问王阳明：“《论语》中说，孔子也经常受到毁谤，孔子可是完美无缺的大圣人，怎么会受到毁谤？即使真有，难道圣人就不能避免吗？”
王阳明无可奈何地回答：“毁谤是从外来的，圣人也无法避免。我们虽然无法控制外来的毁谤进攻，但我们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消灭它。这个方法就是：注重自身修养，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降低情绪波动的干扰，也就是要情绪稳定）。若自己的确清白方正，纵然世人都毁谤他，又不能说倒他，能将他怎么样？这就如同浮云遮日，如何能损坏太阳的光辉？若自己是个外貌恭敬庄重，而内心空虚无德的人，纵然无人说他坏话，他隐藏的恶终有一天会暴露无遗。因此，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来自外界，岂能躲避？只要能加强自身修养，外来的毁誉算得了什么？”
在一篇《答友人·丙戌》的文章中，王阳明淋漓尽致地发挥道：面对外来评价，尤其是毁谤时，非但不要动怒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是磨炼强大内心的机遇。平时感觉不会被毁誉所动的人，在此时能不为所动，那才是真本领。即使现在要动心，也要强烈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要在情绪最激烈时控制住，一切都好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定力，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世上有无数人，听到对自己的赞誉，马上手舞足蹈。听到对自己的毁谤时，马上就气冲斗牛。这种闻誉则喜，闻毁而怒或是戚戚然的人，是不是像个被人控制的木偶？而外在的评价就是它的主人。主人要他笑，他就笑；要他怒，他就怒。可能要跳也可，要他爬也可；要他死，甚至都可能实现。
一个被外物所控制的人，他的自我在哪里呢？
不要被外来的毁谤所击倒，因为这不值得，也说明你太脆弱了。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自信的学问，自信自己，就不会受到外来毁谤的侵蚀。而做到自信，必须时刻光明你的良知，让它拥有道德和智慧。
对付恶人和一些恶行，终极的解决方案无非如此。
不要操心
王阳明对人生有别致的看法，他的弟子问他：“那些伟大人物能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是不是预先都有计划啊？”
王阳明回答：“怎么可能有计划。他们的良知光明，守株待兔而已。事情来了就做，事情不来也不去找事，不过是随感而应罢了。”
也就是说，王阳明相信人生是多变的，没有人可以预料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操心”的事，是愚蠢的人干的。你只要顺其自然就好。
冯友兰对那些经常“操心”人提出告诫说：“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全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常是对的。要于此外求对，是没有的。”
不要操心，并不是指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干。王阳明评价孔子时说：“孔子气魄大，只要是帝王的事业，他都能从心上一一加以体会。例如一棵大树，无论有多少枝叶，也只是从根本上用培养的功夫，因此枝繁叶茂，并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去培养根本。学者向孔子学习，若不在心上用功，只匆匆忙忙地学那气魄。如此，只是将功夫做颠倒了。”
由此可见，我们最应该在根上操心，也就是光明良知，而光明良知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去事上磨炼。
有弟子向王阳明抱怨说：“平时无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修为很好，心境也不错，总想着遇到一件事后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好。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心乱导致手忙脚乱，什么事都做不成。”
王阳明说告诉他：“这是因为你只知道静养，而没有在实际事情上用‘克己’的功夫。只知道静养，就会养成好静的毛病，这样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心态就会乱，事情就会处理不好。所以呢，人必须通过做事来磨炼自己的心志，磨砺自己的心境，这样面临事情时心才不会乱，处理事情才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才能做到‘静时心也定，动时心也定’。”
我们之所以在平时端坐如圣人，说起话也头头是道，是因为我们未遇事时，情绪始终处在平静状态。但一遇事来时，情绪就会发生波动，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控制住情绪，让它恢复到你平时无事的状态，就能把事做好。王阳明要人到事上磨炼内心，实际上就是让每个人的内心都成为一块冰，而不是湖水。湖水在未受外物冲击时是平静的，可一受外物冲击就会起涟漪，而冰则不会。
王阳明告诉他的弟子们：平时无事时有多么从容的风度都是扯淡。人真正的风度应该是遇到变故遭遇屈辱时，在这个时候，平时愤怒时到此能不愤怒，惊慌失措者到此能不惊慌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不要操心你的人生，但要操心你的良知。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它高屋建瓴，直指终极密码。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所谓幸福，就是长久的快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获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保持乐观的心态，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决心并付诸实践。
理论上，这些方法不错，可真实践起来却很难。仅以知足为例，世上没有几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和很多哲学一样，王阳明心学的终极目标也是让人获得幸福，不过它的方法却是釜底抽薪的。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心学对获取幸福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园中除草时，大概是疲惫不堪，所以哀叹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就在花园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发现说教的机会已到，接口道：“你就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莫名其妙，因为他劳碌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经常浇灌花朵，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
王阳明发现了薛侃的疑惑，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这回如坠云里雾里，更不知王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王阳明马上解释说：“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草又是善的，草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这种‘善恶’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所以就是错误的。”
薛侃吃惊地问：“这不就是无善无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给它的。我问你，黄金是善还是恶？”
薛侃搓着手兴奋地说：“黄金这样的好东西，当然是善的。”
王阳明问：“这要看黄金在什么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里呢？”
薛侃摇头道：“那这就是恶的了。”
王阳明又问：“粪便是善的还是恶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儿肯定是恶的。”
王阳明笑了：“粪便可以让庄稼生长，在老农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哪里有善恶之分？都是人强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样是一座大山，旅游的人就认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会认为是恶的。同样一个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敌人心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会儿，说：“老师您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有趣，可没有实用性啊，这种观点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王阳明说：“当然有用，它能让你获得幸福。”
薛侃请教。
王阳明就解释说：“人为什么会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总受到束缚，精神也不能自主，我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所以和外物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当我们对外物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就是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干扰你。也就是说，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薛侃茫然。
王阳明就举例子说：“比如你刚才对野草发出的感叹，你就是给它贴上了‘恶’的标签，对于‘恶’的东西，人人都会动气，一动气，心情就受到干扰，你心情不好，还谈什么幸福！不仅仅是被你评价为‘恶’的事物会对你产生干扰，就是被你评价为‘善’的事物也会对你产生干扰。比如被你评价为‘善’的黄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欢它，你拥有它，实际上，当你喜欢上它时，它已经控制了你，时刻干扰你。它在你手里，你就过度兴奋，可当它遗失时，你必然过度地忧伤，你已经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隶，你如果被这样一个‘善’的东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那岂不成了不必奋斗就可衣食无忧的和尚？薛侃就问王阳明：“您说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当然有区别。佛教把‘无善无恶’看得太重，总拿出来讲，而且他说完‘无善无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如他说粪便没有善恶，哪怕床边就有一堆，他也不扫除。而我们心学说‘无善无恶’，是不要刻意为善，更不可刻意为恶。”
薛侃好像有所领悟，点头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我就不拔除了。”
王阳明吸了口气，说：“我才说完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么就来实践了？如果草有妨碍，你就应该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阳明弄得晕头转向说：“这样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说：“我说不刻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没有是非之心，那连和尚都不如，你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刻意’，就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无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对立。你现在是为了保持花园，花园里有草，这就妨碍你了，它妨碍你，你就该把它拔除。如果没有拔除干净，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还没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着草，一想草，就会想到它是恶的，如此，你就和草对立起来，它主导了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情绪，自然会被情绪所控制。”
薛侃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说：“看来，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当然。善恶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其实王阳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想要获得幸福，只要不和外物的对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外物，让外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发展。比如你被雨浇成了落汤鸡，不必恼火，因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这是它的规律；比如你被别人诽谤，也不必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规律慢慢消亡；大风起的时候，要顺风走，不要逆风行，你要遵守风的规律，这就是顺应万物，不要和万物对立。
财富、名声、地位自有它们的规律，你不要给它们加上标签，让它们来指挥你，你不必把它们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当我们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来衡量外物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安放，达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对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不能为了“出人头地”而丧失掉人本应具有的最宝贵，也是我们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幸福感。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拥有功名利禄。的确，功名利禄是可以让人产生幸福感，可问题是，人有一样东西是和别人无法平等的，这就是天赋。儒家把人分为三等：只需要稍加学习就能成为圣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过刻苦的学习可以成为圣人的人（学知利行者），最后一种是被动的刻苦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这里。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贵之家，而有人则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贫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要轻松百倍乃至万倍。那么，如果很倒霉，我们成为后一种人该怎么办？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阳明和他弟子的下面这段对话给出了我们答案。
他的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圣贤）、伊尹（夏朝末年的圣贤）和孔子（春秋时期的顶级圣人）相比，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却把他们同称为圣人，这是什么缘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灭商后他发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进深山而饿死；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帝王师级别的人物；而孔子，据儒家人士说，是圣贤中的圣贤，如同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依王阳明弟子的观点，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节操领域的大圣人，伊尹则是政治领域的大圣人，孔子是太阳系内的最大圣人。可孟子却把他们都称为圣人，难道圣人是雨后的狗尿苔，凡有点名气的就能称为圣人吗？
王阳明给出了解释：“这些人的确都可以称为圣人。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是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心到了纯是天理时就是圣人，金子纯到是百分之百时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说，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回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呢，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那样的圣人就如同一万两重的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两重的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两重的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两重的黄金。”
“才力虽然不同，可他们的良知却同，所以都可以称为圣人。正如黄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称为精金。把五千两重的一块金子放到一万两重的金子里，从成色上而言，没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的心也没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这就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学，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正如一两重的精金，和万两重的精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
“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须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地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这次谈话不久，有个很较真的弟子对王阳明说：“您把精金比作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些喻义很深刻。但我认为吧，您的话有点失衡，您说尧舜是一万两的黄金，孔子是九千两的黄金，我觉得孔子应该更沉一些。”
王阳明很恼火，训导他：“你这是从外形上着眼，是在为圣人争轻重。如果不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是一万两黄金不为多，孔子九千两黄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一万两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两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就没有区别。因为从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称他们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你这就是在给事物加标签，和事物对立了。”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个个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具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这段话使人振聋发聩。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王阳明的这位弟子一样，特别重视外在的东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简单：我们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来，我们就和它们产生了对立，而它们自然地会牵绊着我们。如果侥幸得到，那最好不过；如果得不到，我们会牵肠挂肚。一个情绪总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禄，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来获得它们，倒不如像王阳明的指示一样：专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获得幸福，成为心灵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