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月如梭，我进入《红楼梦》研讨领域，不觉已过了30个年头。前3年，我未写一篇文章，只在慢读深读原著，广泛阅读有关文献，同时谨慎思考选题问题。选定《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艺术形象为研讨选题，有四方面原因：
一、曹雪芹期求推翻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大案——“男尊女卑”。这位文学大师的科学思想、科学勇气，极大地震撼了我。在文字狱最严酷的历史时期中，他竟敢于开宗明义，在小说的开端，公然对男权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在小说的第1回中（含甲戌本《凡例》），他明明白白、言辞恳切地向读者交代了他的写作动机、目的、方法：
此书只着意于闺中。
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裙钗？
……闺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
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
我半生亲闻亲睹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解闷。
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
……
如此反复申述、恳切说明他的这部书是要借几个“异样女子”故事，拨乱反正，把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归于正道。就是说，他是要以几个“异样女子”作为他的理想人物之代表，通过她们，表达他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的。
已经说得够明白、清楚了，但曹公似乎还嫌不够深、透，于是在小说的第2回，便让小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出来代他立言，作深度表态了。贾宝玉说：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接着，又让与贾宝玉相对应的甄宝玉说出了他的“女儿论”：
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一北一南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不约而同、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们的女性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男权制取代母权制之后，一切权力落入男子手中，女性开始沦为奴隶、工具（种种工具）、物（种种物品）。在中国，这一女性失败史已经延续得太久太惨烈了，是结束这一历史公案的时候了。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开始历史大转型时，作为一个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文化巨人，曹雪芹站出来说话了。
为了拨乱反正，曹公像一切伟大启蒙者一样，动用了每个历史大转型时期必用的辩证法法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便不足以矫枉”。他太希望撼动男权中心主义的大山了！
第13回，曹公又借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塑造了两个“脂粉队里的英雄”——秦可卿与王熙凤的女强人形象。秦氏是指出贾府大厦将倾之第一人，她临终时托梦给凤姐，提醒她贾府将“树倒猢狲散”。凤姐协理秦氏丧事，首先抓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然后断然采取措施加以整顿，立见成效。曹公在这一回回末，写下了对这两个少妇的点赞：“金紫万千谁治国？一二裙钗可齐家。”男权主义的当权者尸居余气，已经完全腐朽了，只能败家败国，但是天不会坍下来，因为闺中历历有人，她们在修身、齐家、治国中均堪称女杰。对此点赞，岂能等闲视之？1964年，毛主席在与王海容、孟锦云的谈话中，说：“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并认为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称赞她有战略头脑。
继而，曹公写了贾宝玉对女儿的认识的深化过程。宝玉自小是在贾母和女儿丛中长大的，通过长期相处，他对女儿是不断有新体认、新感悟的。约7年之后（第20回），他看到女儿们与贾环玩耍之间浊清反差如同云泥，他想：
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也是7年之后（第36回），宝钗等劝宝玉认真读书，为走仕途经济之路作准备。宝玉对此感慨甚深：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秀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独有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显然，此时贾宝玉的男浊女清之论，与他儿时的“女儿论”相较已有所深化。
8年之后（第59回），因一个老妇人对藕官等女孩十分刻薄，贾宝玉申述了因恶浊的男权文化的浸染、毒害，成年女性的异化是严重的：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死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贾宝玉已经在观察、思考成年女子的变化原因。
约第9年（第77回），抄查大观园之后，女儿们遭遇大劫难，周瑞老婆等不容分说，便把司棋押出大观园。宝玉目睹惨状，恨道：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
这就回答了他一年前的追问。他看出男权社会和男子的恶浊对女性的浸染、毒害是深重的。那些丧失了女儿清洁初心的女子，演变、恶化、异化成男权的帮凶，是比男子更可恶的。
在宋明理学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中，曹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各个不同层面上，层层深入，揭开历史真相，明证男权中心主义已经彻底腐败、烂掉，它的僵尸的臭气在毒化原本清洁的女子。
能够有机会读到这样一部为人类文明史纠偏，把歪斜、失衡的历史扶直、纠正的惊天伟著，能够有机会欣赏曹公所赞颂的少女的纯真之美、飒爽英姿、超逸风调，少妇的卓异才智、奇崛胆识、革新能力，老人的世事明察、人情通达和博爱精神，能够对这些艺术形象进行细品、细析、鉴赏，真乃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至此，我的研讨选题，已经显现出来了。
二、曹公关于创作这部小说的宣言，是发人猛醒的。但作为小说，更重要的在于怎么写，创造了什么样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有多少新的广度、深度、历史向度。曹公是一位小说创作巨匠，他明示了他的理念之后，便挥动五色笔，尽情尽性，泼墨如水，如同钱塘江八月大潮汹涌而来，艺术法门五光十色，层出不穷，为众女儿们写真、造像了。在其笔下，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的女子，分为多种系列，腾挪跃跳于纸上，人人五官生动，五音俱发，五情活泼，五欲彰显，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闪烁锃亮，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互相交织，彼此辉映，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句“仙之人兮列如麻”, “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有哪一位小说家曾在一部篇幅并不特大的小说中，塑造出如此众多、奇崛、精彩的女性形象来？尤其是那些“脂粉队里的英雄”们的群像，谁曾见到过？从贾府3位小姐，到外来的众多女儿，以及她们和贾宝玉身边的丫鬟们，她们都是十五六七岁，她们都生活于同样的环境中，生活内容与方式亦大体相同，人生处境也大致相类，但是，曹公却能把她们的个性鲜明地区别开来、揭示出来。以怡红院为例，这里有大小丫鬟十三四人，一个个面目、心理，无不有独特标识。12个从苏州买来学戏的小女孩，她们在人生中亦各有独特行止、突兀故事，结局亦各不相同，龄官、藕官、芳官、菂官无不令读者难忘，感叹唏嘘。至于贾府的四大少妇、五大“首席大丫鬟”、四大奶娘、四大陪房嬷嬷，已成为红学界的热门论题。探索这些女性形象之壸奥，探索其美学价值，掘取其历史内蕴，揆度其哲学意涵，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虽愚蒙，但难以排拒其艺术魅力，终欲勉疾一试，对这些神灵般的女性形象进行一番品鉴。
三、男尊女卑，轻视、歧视女性的封建残余思想意识，依然以各种形态，顽固残留在某些国人的内心深处，并不时地冒出头来。这种残余思想，也侵入了红学领域，影响着对许多红楼女性的鉴识、评价。这也是我选题的原因之一。
男尊女卑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且不说孔夫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以及石崇让姬妾劝酒不成就杀人这类事情，只说说文学巨匠苏轼吧：他在被贬黄州时，仍步魏代曹彰以美妾换人“白鹘”马、唐代鲍生以四妾换人“紫叱拔”马、梁代綦公以妾换马之后尘，临行宴中，命侍姬春娘劝酒，有蒋公问苏轼：“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苏轼当即表示可以。蒋公遂作诗：“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吩咐赎峨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家人捧玉卮。”苏轼亦作诗回应。春娘上前说：“……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今时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遂下阶，触槐而死。苏东坡的这类以姬妾作交易的事，并不罕见，历代大文豪有几个不是姬妾成群的？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指出：宫体诗人只有色欲、肉欲，“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他们的诗是“没心肝”的。其实，何止宫体诗人，唐代、宋代著名诗人、词人“沉迷”女色、“没心肝”的难道只有十个八个？他们把女性作为淫乐工具，在作品中“作践”女性的色情之作何止千百。尤为卑劣者，不少著名诗人、词人的作品中，均出现过“十三余”（岁）的少女。他们竟玩弄未成年女孩子，并不以为耻，还在作品中加以炫耀。后人还把这类人这类作品当作佳话、佳作传播，有的迄今未得到应有鉴裁。
古人有古人的时代、阶级的局限，那么今人又如何呢？在招聘员工时歧视女性，在生育中重男轻女的事，不是时有所闻吗？再看已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多数都有“二奶”“小三”，有的甚至有N个。他们显然依旧是把女性作为玩物和泄欲、生育工具的。在知识分子中，这种余毒就没有吗？时至2017年，还有一位女士到处宣讲“女德”，认为“女子不经媒而自嫁，是侮辱祖宗的大不敬行为”，并认为“女德乃齐家之要”，女人应“旺夫齐家”。这种封建主义女性观竟然在高校也有其讲席！
这种封建残余意识，在红学研究中，也是有所反映的。比如，把林黛玉判为“病态美的典型”，有才无德，“心地褊窄”“待人刻薄”的“刁女”；薛宝钗处处藏奸，为“奸毒之雄”；把王熙凤判为“美女蛇”“贾府的曹操”“养小叔子”“白昼宣淫”的荡妇，好出风头的女人；判探春为“对生母冷酷无情”“令人齿寒”的女子；把李纨视为谨守“三从四德”因而得以善终的“样板”；称平儿“有古名臣事君之风”；袭人被评为“救宝玉”的“高贵的灵魂”；把只有16岁的小红视为“奸淫狗盗之徒”“天生的野心家”；妙玉更因“俗欲未断”被骂得狗血喷头；对已届高龄的贾母，亦有人拾前人余唾，称她有婚外恋情。凡此种种，难道与研究者女性观尚残存着封建主义余毒无关吗？
四、师友的指教，学生的促进。徐朔方师、刘操南师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师、吕启祥研究员给我指导、给我赠书、推介我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更是关键性的。我的所有著作都是以蔡老师校注的《红楼梦》为主要依据的。还有其他师友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我在《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一书中已有所记述，这里不再复述。这里我很想说说的是学生对我的《红楼梦》研讨的有力促进。
我曾在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宁波大学中文系、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宁波高教园区南区6所高校联合举办的选修课程中开过“红楼梦研究”选修课，不但选修人数之多、热情之高使我吃惊，而且此门选修课的成果也使我深受鼓舞。有一届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个班级学生的毕业论文，竟有20多人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我的选修课是以“小论文”为考核方式的，同学们的小论文的许多见解之新锐，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曾把他们的小论文打印成册，除自己珍藏外，还向《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推荐。《学刊》编委会选择了6篇在《学刊》中发表，并在“编后记”中加以点赞。这在高校中尚属首次。在选修课中，我曾就红学界争议最大的王熙凤的形象向女同学作问卷调查，结果再次使我吃惊了：所有女同学都认为凤姐是女能人、女强人，是敢于冲击男权文化纲常的艺术典型；都认为凤姐是《红楼梦》所有人物中写得最鲜活、艺术魅力最强烈、最具美学阐发空间的人物。为此，我重新反省了我的女性观、历史观中，是否存在封建残余思想。这促使我多次改写我的凤姐论。
上述这些人与事，使我在到达退休年龄时，毅然决定接受“返聘”。当时，先后已有两所高校、一家出版社、一家文化研究所希望特聘我。从经济上说，“返聘”工资每月300多块大洋，而接受外聘工资则是其10多倍。我考虑的是，一旦离开，我的研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暂时中断的可能。我没有过多考虑，便作出了决定。我的《红楼梦》女性人物系列研究论文，有不少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我的10多本著作多数是退休之后，尤其是70岁之后完成的。所以，在我80岁生日时，我的学生、校友送给我的生日贺词为“霜叶红于二月花”。
当然，句号尚未画上。如果我还能活上八年十年，我无疑会将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红楼女性人物形象研讨中去。我将争取十年八年后拿出《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新版本来，还将力争写出它的续集，把原未单列的王夫人、尤氏、赵姨娘、香菱、夏金桂与宝蟾、尤二娘与尤老娘、周瑞老婆、林之孝老婆、藕官、秋纹、侍书、智能儿等都单列出来，量体裁衣，各写出一篇短文来。这些人，大致均属“正邪两赋”一路人，曹公均“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她们的形象均有其某些美学价值、认识价值和道德评说空间。还有马道婆、娇杏、彩云，乃至多姑娘、鲍二老婆等，她们各有自己的独特位置、灵魂辩证法，都是可以写一篇鉴赏小文的。
我想，如果我能完成这个新版《鉴赏》及其续篇，到某天在太虚幻境遇到曹公，我也许不至于过分愧对他了吧？
2017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