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艺术素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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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积淀:我们的百年艺术教育传统

一、艺术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

杭州师范大学小学教师培养,直承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严格来说,杭州师范大学的公共艺术教育传统可以追溯到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因艺术教育理念的形成和艺术教育实践的兴盛主要集中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为了叙述方便,本书不再进行详细区分,而均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指称。时期的师范教育传统,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非为专门培养小学教师而设,在百年办学期间学校曾经历数次校名更迭、校址变迁,但培养小学教师的传统在学校的办学历史中逐渐形成并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当代杭州师范大学小学教师培养实践的珍贵资源。源于开拓者们对于艺术教育在学生艺术素养和人格品性形成中重要价值的认识和实践。他们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开师范教育人格养成教育的风气之先,时至今日,这一传统仍然在杭州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教育实践开始之日起,“成完全之人物”即是其培养人的最终追求,实施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也于陶冶情操,砥砺德行,培养全面发展的教育人才,而不以培养专门的艺术人才为己任,学校要培养的是普通中小学教师而不是艺术学科教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办学史上,只有一届学生(1912—1915)是专门为中学培养图画、手工教师的艺术专业教育,1915年后停招艺术专业学生,成为一所纯粹的中等师范学校。陈星:《近代浙江学校艺术教育的发轫》,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15页。但艺术教育始终是其教育教学实践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形成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上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品行卓著、成就超群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朽业绩的各行业人才,成为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发展典范。

成“完全之人物”的教育理想出自王国维,在他看来,“完全之人物”必须智力、情感、意志三方面都得到发展,而情感的发展有赖于美育,因此他倡导以艺术教育培养人的美好情操和优美情感,他说:“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何者?吾人对宗教之兴味,存于未来,而对于美术之兴味,存于现在。固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编校,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9页。为了实现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目标,王国维首次提出教育要做到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之后,担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正式将美育与德智体并列而成为国家的教育方针,并继之进一步提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深受蔡元培影响的经亨颐、李叔同李叔同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期所教的特班生中的高才生,参见蔡元培:《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8页。在浙江省立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把“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变成了对学生人格陶冶的艺术教育实践。

二、艺术教育实践:“先器识而后文艺”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艺术教育先行者们,都有着高深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力,这一点可以从艺术教师诸如李叔同、经亨颐、姜丹书、堵申甫等的后世作品中得到反映,也可以从他们培养出的具有卓越艺术功力的学生诸如吴梦非、丰子恺、潘天寿等人的艺术成就中得到印证。但教师并没有把艺术教育仅仅作为传授艺术技巧与能力的平台,学生们更多的是在接受艺术熏染与人格陶冶的过程中获得艺术能力。这一艺术教育实践犄角与“人格为先”“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理念相契合。

经亨颐把人格教育看作是对师范生而言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是培养师范生师生和品德的重要载体。他认为师范学校即人格专修学校,要培养的是一个国家的“柱石之材”,因此“教育者须有高尚之品性”,师范生如果不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便不配为人之表率。如何培养师范生良好的品行和人格?在他看来,艺术教育是人格教育的利器,他说:“图画、国文两种可为代表,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 “艺术教育仅美育上之问题,已与人格主义之教育较为接近。若以艺术教育作艺术主义之教育解,则艺术与教育之交涉,不视为美育范围内之事,即教育事业之新解释,教育为一艺术,教育家为一艺术家,此所谓美非术之美,乃为美的人格之陶冶。对于从来之教育根本的改善,反对形式耳。凡主知之教育,废除科学主义而为艺术主义,则艺术教育全与人格教育相一致。又可自教育事业之新解释转出美感之新解释。艺术教育之所谓美,非狭义之美,与人格有密切关系者也。”经亨颐:《最近教育思潮》(在浙江省教育会夏期讲演会上的讲演稿),收张彬编《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在经亨颐看来,“勤、慎、诚、恕”的师范生为人之德,需要通过艺术教育这一途径获得:“人之精神,不但自知力而成,有较深之感情意志作用为根据,以之内省直觉;又有自由活动之萌芽,而含有开辟新生活新价值之创造力”; “教材不可偏重科学,须重艺术;而为情之修养,又当一变宗教教授,而改正意志锻炼之方法”经亨颐:《最近教育思潮》(在浙江省教育会夏期讲演会上的讲演稿),收张彬编《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非先去社会心理上腐烂之秽膜不可。其法为何?莫如提倡美育……倘能稍知美意,即可脱离恶俗之污秽,一如栽植草木,已除其蔓芜,去其污秽矣。”经亨颐:《全浙教育私议》, 《教育周报》1913年第3、5期。

把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学生人格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小学教师培养先行者们的共同追求,这一点在一代艺术和艺术教育大师李叔同身上得到了切实的践行,他的行为可以作为当时教师们教育精神追求的一个缩影。

李叔同认为艺术教育要“人格为先”,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即人格修养为先,其次才是艺术技艺,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这种注重人格修炼的艺术观,承先启后,不失为艺术教育界可资汲取的精神营养。行“不言之教”是李叔同人格教育的核心。首先是认真的教学态度。他总能够保证上课之前先在教室里的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好这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在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顽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学生们个个提前入室,从未有人敢迟到,学生也不会在课堂与课后练习上轻慢。其次是严格与严谨的教学品质。他能够用自己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技艺折服学生,并以高标准要求学生,但却不会催促和批评,用他的学生丰子恺的话说,那似乎不经意的“回头一望”便足以使人汗颜,他有爱的威严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已经成为培养和教育学生的重要资源丰子恺在《颜面》一文中写道:“我小时候从李叔同先生学习弹琴,每弹错了一处,李先生回头向我一看。我对于这一看比什么都害怕。当时也不自知其理由,只觉得有一种不可当力,使我难于消受。现在回想起来,方知他这一看的颜面表情中历历表出着对于音乐艺术的尊敬,对于教育使命的严重,和对于我的疏忽的惩戒,实在比校长先生的一番训话更可使我感动。古人有故意误拂琴弦,以求周郎的一顾的;我当时实在怕见李先生的一顾,总是预先练得很熟,然后到他面前去还琴。”

与李叔同同道的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大批师范教育的同仁,他们在艺术教学实践上,敢为人先、朴实求真,注重艺术创造精神的张扬;在教师的生活实践上,身体力行,言恭貌端,“先器识而后文艺”,行不言之教,充分彰显艺术教育在学生人格发展过程中的熏陶价值;在学生的艺术实践上,踏实、广博,发挥艺术实践在学生公共生活品性和艺术创造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三、艺术实践:搭建多元参与平台

艺术教育是重实践的教育,艺术实践是学生由外在知识理解向内在精神转化的重要方式。因此,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使学生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感受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是艺术教育获得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杭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先哲们给当代小学教师培养留下的经典传统。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首开师范教育的学校里,教学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如此,师范教育的先行者们仍然为学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从设备条件上看,当时的学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有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有可供学生日常教学与练习的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从时间条件上看,课内时间有保证,课外自修则预留更多的时间:艺术类课程与语文、数学同等看待,以二比一的比例安排课外自修,而其他学科则仅为四比一;从师资配置上看,拥有专门的教学团队,各门类艺术都有专任教师负责教学,且尽可能聘请当时在相关专业中的佼佼者为师,这在当时轻视艺术教育的情况下尤为可贵;从环境氛围上看,独立设置在花园中的音乐教室,一取其环境优美,二取其远离其他教室,以免歌、乐扰人,如此的环境设置体现出了艺术教育的美且善,美以养情,善以育德,充分体现了美育的渗透性。

在艺术教育实践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的艺术传统在以下方面可圈可点:

第一,课内课外相结合。课内教学的质量主要通过教师的艺术素养、对艺术教育的理解水平和严谨的教学方式来实现,课外则主要由自修和练习来提高学生的艺术实践水平,艺术教育课程的课外实践与课堂教学按二比一的比例安排,对自修的成效还要进行高标准的检查和指导,比如音乐课的回琴,美术与手工课的作业和指导等等。课外练习在当时的学校里形成蔚为壮观的景象:“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初载1957年5月14日《杭州日报》,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41页。一师之所以能走出那么多非艺术专业但却对艺术、美学有深刻理解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与这一传统不无关系。

第二,提供艺术实践平台。学校不但为学生的课外艺术实践提供在当时条件下难得的设备条件,同时还把艺术教育和艺术实践活动推向社会,一方面发挥学校艺术教育对社会的辐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学生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广阔平台。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作品展览与艺术作品。1913—1920年有记载的大型学生作品展览举办过两次,展出作品以学生的图画、手工作品为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举办艺术展览会的同时,学校还开办音乐会,主要由学校师生演奏和演唱经典音乐作品和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包括钢琴、风琴、独唱、合唱、重唱、外文歌曲等等;并且在之后的数年里,成绩展览会和音乐演奏会成了学校艺术教育的传统,博得了社会的好评,被认为是由学校艺术教育推广到社会艺术教育的一种措施。除此之外,学生还在教师的指导下创作和排练演出话剧。第二,出版文艺刊物,发表学生艺术作品。1917年由学生编印的名为《壬丁》的文艺刊物,即集中反映了该校学生的文艺成绩,其内容包括学生的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文学艺术作品等,折射出该校学生丰富的艺术生活。第三,课外艺术社团活动。艺术教师李叔同在课外指导研究篆刻理论和实践的乐石社、主要从事西洋画学习和交流的课外美术社团桐阴画会等艺术社团,并出版《木版画集》,开中国近代版画艺术之新风。

第三,敢为人先,鼓励创作与创新。第一师范期间,学校师生开创了诸多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丁东澜、戴丽敏、黄岳杰、袁德润:《人文学堂艺术校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页。近代中国第一份美育杂志《白阳》(1913年);首开中国美术教育中人体写生教学的先河(1914年);中国最早的现代版画集《木版画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合唱曲《春游》《春游》由李叔同创作,在师生中间广为传唱。1993年6月5日,《春游》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中国人自行编撰的第一部西洋美术史;中国第一本美术史教科书《美术史》;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1922年);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新诗社团之一“湖畔诗社”(1922年);举行了浙江最早的美术展览、音乐会(1913年);成立了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晨光社”(1921年),等等。敢为人先作为一种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小学教育专业的师生;注重创作与创新,今天仍然是小学教育专业的师生的传统。

第四,强化艺术教育在生活中的渗透。先器识而后文艺,以艺术教育为人格教育的载体,行无言之教,发挥榜样的人格力量等等,都使艺术成为渗透于学生生活生命中的气息,使艺术素养成为镌刻在学生身上的精、气、神,凝聚成为一代师生的文化气质,培育了丰子恺等一批学生的“艺术的心”:“故研究艺术,宜先开拓胸境,培植这‘艺术的心’。心广则眼自明,于是尘俗的世间,在你眼中常见为新鲜的现象;而一切大艺术,在你也能见其‘常新’的不朽性,而无所谓新艺术与旧艺术的分别了。”丰子恺:《新艺术》,曾载于1932年9月11日《艺术旬刊》第1卷第2期,收入《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二),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74页。

传统是使一个系统在长期的历史阶段中保持其稳定性和独特性,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融入新的因子,创造而成为当下的存在。艺术教育的思想、观念、实践和成果,是当代杭州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从前辈那里承接的最有价值的传统之一,也是我们必须在当代社会条件和小学教育专业发展需求前提下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传统,是我们构建基于艺术素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最为坚固的基础和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