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新歌剧《白毛女》的民族化特点

《白毛女》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第一个大型的民族新歌剧，民族化是她最主要的特点。

这首先体现为刻画与展示本民族生活和具有本民族思想、性格的人物形象，以表现和高扬民族精神。

这部歌剧是作者自觉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认真地对生活进行观察、分析、体验，在此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曾流行过一个民间传说：一个佃农的女儿，父亲被恶霸地主逼死，她自己又遭到地主的蹂躏，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中苦熬了好几年。因为吃不到盐，见不到阳光，以至全身发白，被村人误传为“白毛仙姑”。后来干部群众把她救了出来，她走出山洞，过上了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延安鲁艺的师生就根据这个动人的故事进行歌剧创作。剧本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作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更没有将它写成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而是用鲜明的阶级观点对它加以深入发掘，从一个佃农女儿的悲惨身世，生动地展示了旧中国阶级压迫与斗争的图画，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罪恶的本质；同时，通过喜儿的新生，深入地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有力地歌颂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歌剧《白毛女》一经产生，就有了重大的影响，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紧密配合了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

这部歌剧不但反映了激变中的人民生活，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真正体现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剧本以满腔的热情，刻画了喜儿这个贫农女儿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喜儿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农村姑娘，她平日勤劳、活泼；她和大春相爱，怀着幸福的憧憬。然而，黄世仁逼得她的父亲服毒自杀，她自己也被强抢到黄家，受到百般虐待，黄母用鞭子抽打她，黄世仁又奸污了她。惨重的迫害，使她一度想要自杀；但受张二婶启示后她忍辱含泪，咬紧牙关，把血海深仇牢记在心。复仇的意志支持着她逃出虎口，跨进深山。“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的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她在山野中受尽非人生活的折磨，但是内心反抗、复仇的火苗永不泯灭。在奶奶庙前她追击黄世仁、穆仁智时奔跑的行动，表现了她郁结在心头的深仇大恨和同封建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喜儿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旧社会劳动妇女所遭受的苦难，也凝结着旧制度压榨下贫苦农民所积蓄的阶级怨仇。这是现代歌剧史以至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农村妇女的成功的艺术典型。

剧作者贺敬之在《<白毛女> 的创作与演出》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歌剧的理解：“歌剧，照字面的了解，可以说是音乐（歌曲）的戏剧。它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文学部分（剧本）则是诗的。诗、音乐、戏剧是它的三大因素。它表现生活、事件、细节、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的方法，除了要完成一般集中化典型化的任务之外，还必须更进一步地经过再选择、集中、提高、升华，使之成为诗的东西……过去，创作小型秧歌剧的经验已经不能全部解决这样大型歌剧的问题了。而对于外国及中国的这种遗产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且就他们所已经提供的经验，也不能全部搬来应用来创作表现我们新的人民的生活的歌剧。”歌剧《白毛女》是剧、诗、乐三者的完美结晶，是利用民间形式创造民族歌剧的典范。这个歌剧的作曲者马可、瞿维指出：“今天新歌剧的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熟悉他们的音乐语言，在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吸收民间形式的一切优点，同时，也需要参考（不是硬搬）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来创造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中国新歌剧。”（《<白毛女> 音乐的创作经验》）《白毛女》歌剧作者十分重视继承我国优良的艺术传统，创造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剧本既借鉴了西洋歌剧以音乐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又尽量采用民间音乐和传统戏曲曲调，编制适合人物性格与剧情的乐曲。如喜儿第一幕中的音乐《北风吹》即采用了陕北民歌《小白菜》及另一河北民歌《青阳传》；第二幕中在黄家受折磨时采用了原来在封建社会中受后娘压迫的儿童歌谣《小白菜》；第三幕逃出黄家爆发了强烈的阶级仇恨以及以后几幕，是根据河北梆子及山西梆子等创作或改编的。其他如杨白劳唱的调子是根据山西秧歌《拾麦根》改编的，显得苍老悲凉，地主婆唱的念经调是根据佛曲《目莲救母》及河北念经调改编的，也符合人物的身份。歌剧还糅合了西洋歌剧的领唱、齐唱、合唱、伴奏等优点，丰富了歌剧的内容和音乐效果。作品兼取了话剧的长处，恰当地处理了对话与歌唱间的转换，显得自然和谐。对白唱词通俗、生动，做到大众化和性格化。如赵大叔一段唱词：“官向官民向民，穷人向的是穷人，我找老杨过三十，四两水酒一片心。”鲜明地表现出赵大叔的阶级感情。黄母在第二幕说：“如今钱不值钱啦，一个丫头顶了几十年的租子，去年倒好，红绿丫头才是八块钱买来的，北院买来的那个坠儿，才是五块半钱，今年可什么东西都贵啦！”很贴切地表明地主婆是不把农家女儿当人看的。

总之，歌剧《白毛女》成功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正确方向，成为蓬勃发展的解放区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的代表作。同时，《白毛女》吸收民间形式的种种优点，又从民间形式转到了民族的新形式。如有同志评说的，在歌剧二字之前冠以“民族”二字，表明这是我们民族的，中国人民的，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剧，也不是意大利式的歌剧，而是着力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气魄，中国人民的心理状态的歌剧。由于它的成功带动了新歌剧的发展，出现了《赤叶河》《王秀鸾》《刘胡兰》等一批新歌剧。《白毛女》无愧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百题》，陈坚编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