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1962年5月5日)
中央书记处并
总理：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从去年4月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结束以后开始，迄今已有一年。现将这一阶段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 文科教材编选计划经多次修订增删，除共同政治理论教科书的编写已另有安排外，现在确定编选的有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政治教育、外语等方面14个专业所需要的教材，共273种。其中教科书130种，参考教材143种。按专业分，中文34种，历史34种，哲学35种，经济25种，教育29种，政治教育16种，外语(包括俄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印地语、阿拉伯语)100种(请参看附件)。教科书一般都是新编选的；参考教材则包括译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参考价值的课本和学术著作，以及选辑的一些反面资料(主要是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和修正主义的资料)，其目的在使学生扩大眼界，增长知识，知己知彼，有所借鉴和比较。
这些教科书和参考教材，多数是委托有关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负责组织人力编选；有20多种教科书，则从各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关抽调了近300人，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集中编选。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在教科书中，全书或分册已出版和已付印的有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历代文论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史稿、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形式逻辑、外国教育史和各不同专业用的俄语、英语教科书等共15种，预计8月前可以完稿的18种，今年年底可以完稿的22种，三项合计共55种，占计划编选的教科书总数的42%；其余的将在今后两三年内陆续完成。参考教材的编选计划布置较晚，故大都未定完稿期限，但是由于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翻译外国著作以及选辑资料，比自己编写究竟容易一些，估计在两三年内也可大体完成。艺术院校计划编选的教材约190种，编选工作也在进行中，当另报告。
去年工作开始时，我们曾提出文科的教材建设既是一个限期完成的任务，又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这一阶段工作看来，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的确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旧中国的高等学校，许多教材是搬用或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解放以后，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教材(有不少是来华专家编的)，自己编写的很少。1958年以后，教育革命，解放思想，青年人集体编了不少教材，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这一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的。我们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文科各专业的教学方案，集合新老力量，重新编选教材。目前，有些专业(例如政治、法律、部门经济等)因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案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教材编选工作尚未开始。已经编出的教材许多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之后，收集意见，加以修改，使之逐步完善，才能成为比较稳定的教科书。要建设一整套既符合教学实际需要又具有较高水平的文科教材，不是短短几年之内所能完全解决的，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文科教材建设同整个学术建设是密切联系的。教材的水平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水平，同时通过教材的编选和讨论，又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多花一些时间和力量在这上面，是需要的。
(二) 已经编出的各类教材，虽然质量高低不一，但一般比过去各校自编的都有所提高：材料比较充实了，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在观点和资料的结合上也有了一些进步。但编选过程中问题不少，主要是：掌握资料还很不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简单化和贴标签的现象还不能完全避免。我们在编选工作过程中，对教材质量，反复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文科的许多学科有很强的阶级性，其中的不少内容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密切联系，有些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编写文科教材时，必须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占有资料，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充分利用中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反对修正主义，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在教材中，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表现在正确的论断上，而且要表现在知识的正确选择和介绍上。论断必须有材料作依据。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不但不能起教科书应有的传授知识的作用，而且首先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有关文化知识，做出科学的论断，不是容易的事，需要长期的刻苦钻研。鉴于我国目前学术界的状况，还不能要求每一本教材都具有完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勉强要求只能助长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教材质量只能要求逐步提高。只要挑选的资料是适宜的、可靠的、有用的，观点是比较正确、比较进步的，就可以说达到初步要求了。由于各类教材的性质不同，具体要求还应该有所区别。如对理论性强的教材与对技术性强的教材，要求就不应该一样。但不论哪一种教材，都必须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力求观点和资料统一。
第二，注重中外古今，不可偏废。研究现实问题，研究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研究当前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问题，在文科教学中应占一个特殊的重要地位。但是，教材中所介绍的，应当是比较成熟的经验总结和比较肯定的研究成果。时事问题和当前政策问题，应向学生作专题报告，或结合有关课程讲解，不要轻易写进教材。教材的任务，一般来说，只是阐明已有的经验总结和已经探索清楚的规律，不要把一些还不成熟的、还不肯定的经验和意见当作定论、当作规律来介绍给学生。同时，为了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知识，既要介绍中国的今天，也要介绍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既要介绍中国，也要介绍外国。对于外国知识的介绍，我们过去做得不够，今后应大大加强。在这次教材编选工作中，我们强调了关于外国的语文、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知识的介绍，特别注意到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知识的介绍。
第三，教科书的叙述方法要力求简明生动，要有科学的论证、要有分析和比较，既能使学生发生兴趣，又让教师有补充发挥的余地。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说明，需要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古今中外的各种主要学派和观点，正反面的意见，先扼要地介绍给学生，然后再加以分析、评价和判断，说明为什么这个正确，那个不正确。不能只介绍一方面，就简单地说只有这个正确，其他都是不正确的。既要反对虚伪的客观主义，也要反对武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观点，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正确的判断。
总之，我们对教材的要求，是既要注意政治性和革命性，又要注意知识性和科学性，并使两方面较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提出以上要求是必要的，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三)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对如何组织编选教材的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则。过去几年组织青年集体编书，取得一些好的经验；缺点是对老专家否定过多，没有注意调动老专家的力量。实际上今天我国的学术界，掌握书本知识比较多的还是老一代的专家，因此，如何对待老专家，如何使青年和老专家团结合作，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学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术批判中发生了一些简单粗暴的现象，青年和老专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紧张的不正常的关系，要做到真正的团结合作，还需经过一段努力。在我们工作初期，曾经有些青年对老专家不够尊重，要求偏高，往往只看到他们思想立场、生活作风上的某些缺点，看不到他们知识和治学经验比较丰富的长处；有些老专家则只看到青年知识不足又不虚心的一面，看不到他们勇于进取的优点。因此，我们既注意调动老专家的积极性，同时也要继续发挥青年的作用；提倡青年要向老专家学其所长，老专家要关心青年，培养青年，彼此互相尊重，团结合作。
第二，在编书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由于学术见解不同，在集体编书过程中，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在学术问题上绝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为了既要完成编书任务又要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我们采取了以下的措施：(1)提倡由学术见解相同或接近的人合作编书，人选最好由主编挑选，这样效果较好。结合要根据自愿原则，不愿合作的人就不勉强组织在一起。同时也提倡个人写作，鼓励写一家之言。同一门课程，可以因学派不同和合作条件不同而同时组织编写几本教材。例如中国哲学史一课，我们既组织集体编写一本，又鼓励冯友兰教授个人写一本，冯的积极性很高。(2)已编出的教材初稿，印发有关专家，特别是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展开学术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适当的必要的修改。我们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但反对宗派、门户之见。(3)既统一组织编选教材，也提倡和鼓励各高等学校，研究机关和专家个人编选教材。不论采取什么方式编选的教材，经过审定，只要质量好，都可以选为通用教材。
第三，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度，以保证每本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自愿结合的集体编书，是一种好的写作方式，问题在于运用是否得当。过去几年，集体编书经验中有好的一面，缺点在于过分强调集体，强调所谓“大兵团作战”，强调短期突击，忽视个人作用，尤其是忽视主持者和骨干力量的作用。我们认为，精神劳动必须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必须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必要的集体协作，才能获得成效。为此，作了几项具体规定：(1)集体人数不能过多，一般3人、5人，至多10人、8人。(2)凡集体编选的书，都要有主编。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主编有最后决定之权。个人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必要时还可在书上适当说明。(3)主编和所有写作的人都在书内列名，以尊重编选人的劳动，明确责任。这段工作实践证明，要使主编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主编是否所托得人。因此，选定主编要格外审慎。
为了更好地保证教材质量，我们还规定了审阅办法，教科书付印前由一至二人负责审阅。审阅人可以由主编提出，也可以由他人推荐，经主编同意。审阅人也要在书内列名。
第四，必须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分别领导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这次编选的教材，数量很大，门类很多，为了便于具体贯彻学术政策，进行学术领导，我们建立了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政治教育、外语等八个专业组。每组由十几位党内外专家和部分优秀青年组成，并设组长一人，副组长若干人，负责经常的具体领导工作。专业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拟定本专业的教材编选计划；(二)对本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进行学术指导，解决编选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三)组织书稿的讨论、审查；(四)搜集教材使用中的意见，组织进一步修订的工作。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组织十分必要，但它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则在于组长。从这一段工作情况来看，各组在组长领导下，一般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现在，各组组长由下列同志担任：中文组——冯至，历史组——翦伯赞，哲学组——艾思奇，经济组——于光远，教育组——陈元晖，政治教育组——许立群，外语一组——李棣华，外语二组——季羡林。
第五，需要统一计划和调动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过去几年，由于没有总的领导和计划，各校自编一套，互不合作，又不调动研究机关的力量，花费力量很大，效果不好。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需要在统一的计划和领导下，调动全国的学有专长的专家和优秀的青年，进行教材的编选工作，有些书还要抽调人力集中编选。虽然，有些专业和学科，由于基础十分薄弱，甚至毫无基础，编选教材相当困难，势必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如不及早组织力量着手进行，就更难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集中一批人在一定时间内专门从事编选教材的工作，不免和学校当前的教学工作发生某些矛盾，但从长远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以上报告当否，请予指示。
周扬
(根据国家教委档案处提供的文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