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概論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子，拼拼凑凑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却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爲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一個人理解力很强，他就適於搞哲學或自然科學。所以，一個人生理上的特點，與他的前途、成就，有很大的關係。在此，我想講講自己生理上的優劣。老師、親友往往説我的天賦是比較强硬的，但是，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遲鈍的人。也因爲遲鈍，纔引出幾件事情來。其一是我一輩子不做欺騙人的事情，一輩子讀書都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的。也就是説自己知道廉恥。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因此，我在學術研究道路上，就有一種毫不爲人所難的脾氣。三十年代，在很艱難的條件下，靠教書積攢起來的幾個錢，到歐洲去。假如没有這個戆脾氣，我自然也不會鑽進敦煌學，因爲那個時候，我没有地位和經濟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過幾十個博物館以後，纔下决心把我國文物搞回來。爲此，我連從巴黎大學得博士學位的機會也放棄了，聽從王重民先生的話，加入他們的行列。這個行列，當時在歐洲衹有三個人：王重民、向達和我。他倆是以公費到歐洲去的，我却是自費的。因此，我奮鬥的範圍是比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漢語音韻，我自己稍微擴大了一點，也搞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戆頭戆腦的話，哪個不想得個博士學位歸國呢！生性使我這樣。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師的教育。我父親是雲南東部昭通十二州縣光復時的領導人之一，年輕時，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愛國的人。他平常教我愛國思想，從小就要我讀格致教科書等科學知識的書。總結父親給我的影響，主要是這兩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紅樓夢》，被父親發現了。他啟發我：孩兒，你要看《紅樓夢》，是怎麼看的？講給我聽聽。我怎麽講得出來，不過是看故事嘛！父親就説：裏邊的人仔細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給我找出分别來。我得了這個題目，《紅樓夢》是仔仔細細地看過的。所以，現在還稍稍有點《紅樓夢》的知識，雖然，從那以後，我不看了，從中學畢業到考上大學，再也没有看過。我想我的情況對大家會有所啟發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己，首先了解自己應該走甚麽路。譬如搞敦煌學罷，有的人對搞佛教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對搞儒家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可能有興趣搞歷史，也有的人想搞藝術，等等，因人而異。你們對於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氣有個了解以後，走起路來是輕快的，是能够堅持到底的。不然的話，見異思遷就完了。我父親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他喜歡文天祥的《正氣歌》，幾乎每年都要寫一次，並且都寫成大的條屏，可以在墙上掛的。所以，我八歲時就把它背熟，父親給我講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思想，恐怕要數父親的影響來得大。
我也有缺點，一生脾氣很戆的，到處和人家不合。解放初，我没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因爲拿出去，人家不歡迎，發表以後要受批評的，所以，就不發表，這是我的缺點。我不大聯繋群衆，但是，我一生職業是教書，所以，我對青年是熱愛的。爲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這也是我的脾氣。
我從事敦煌學，也同這脾氣有關。早年在四川讀書，一位老師教我讀詩詞，告訴我朱彊村的《彊村叢書》收的第一種詞集是敦煌發現的，即《雲謡集曲子詞》。從此，我開始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還不懂。後來到北京讀書，王國維先生經常告訴我們：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裏邊有，你們去看看罷！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裏邊也有，你們去看看罷！因此，我經常去清華圖書館找敦煌的東西看，從此，産生興趣。及到後來，見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韻卷子，我同意了。抄了許多卷子，拍了許多照片，又看了許多壁畫。伯希和的《敦煌圖録》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這本書裏，我發現我們整個文化史裏許許多多的東西，突然愛好敦煌藝術了。抗戰期間，我又在四川，他們組織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請了三個人：向達、常書鴻和我，要我們到敦煌去設計一下。向達和常書鴻去了，我没有去。向達回來告訴我：敦煌藝術的體系是怎麽樣子的，又給我看了許多照片，更激發我對敦煌藝術的愛好。當時，我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由於找不着材料，身邊衹有從巴黎拍攝回來的幾百張敦煌卷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藝術，就研究敦煌卷子罷！但是，時刻想念着敦煌藝術。這個時候我在讀五代人的詞，看到許多同敦煌藝術有關係的材料。記得有個學生來問我：《木蘭詞》的“對鏡貼花黄”怎麽個講法？他説：我們看了若干書，都講不出來。我説我從《敦煌圖録》裏看出來了。原來唐末五代的婦女喜歡剪些花鳥貼在臉上，譬如剪個蝴鲽、牡丹花，甚麽蟲鳥之類，貼在臉上。後來我又在温庭筠的十八首《菩薩蠻》詞(專講婦女裝飾的)中下功夫，拿敦煌文物來證明温庭筠的詞，得到了説明。不過，我這個説法多少還是一種感性認識，還没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之後，才從感性轉到理性。這裏不單單是讀讀詩詞而已，而是整個敦煌文物都在説明與中國全部文化有關係。因此，我轉而搞歷史，搞音韻學。這個時候，我完成了幾個東西，一個是《瀛涯敦煌韻輯》，一個是敦煌傳記，譬如關於敦煌王的傳記，那時稱陀西王，有兩家：張家和曹家。我給他們作了很詳細的註解，補了《唐書》和《五代史》。還寫了一篇關於敦煌科學家的傳。以上是我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兩個階段，從藝術品慢慢地轉入遺書。到現在爲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爲基礎，到底有些甚麽結果，很難説。我也不敢説我取得的一些結果就完全成熟了，現在也還想加深，修訂。
把五十年來的成果，一樣一樣地説一説，可能對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同志有些幫助。我的成果大體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校録，即將敦煌卷子拿出來校對並抄録，有次序有系統地搞；一類是研究。校録工作往往爲研究工作做基礎，根據校録好的材料進行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工作追不上校録工作，因此，現在還有不少校録的東西衹能成爲校録，没有法子進行研究。當然這也是直接與敦煌學有關係的東西。
另外，是爲敦煌學而做的工具性的東西，譬如我把敦煌所出的佛教經典做了個統計，得了一個結果，對我們將來研究敦煌學可能有用處。
我還做了一些敦煌卷子的摘録。這些東西没有法子考證，而是爲以後研究提供一種方便的。譬如説敦煌卷子有一個尺度：卷子多大、多長，每行多少字等，有一定規矩。這個卷子寫完以後，最後寫甚麽人寫的，誰翻譯的，也有一定規矩。我就把敦煌大德、敦煌寫僧、敦煌寺觀全部摘録下來，讓研究敦煌的人，根據我的摘録，推測其他没有著録的卷子的時代。從哪個經生寫的，可以知道這是哪個時代的卷子；從某個經典有這個人名字，可以知道它是甚麽時候寫的；這個經典是哪個廟宇的，衹要看看這個廟宇的相同經典，就知道了等等。所以，現在研究卷子的人，都可以利用我這個摘録做工作。這種校録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工具性的東西，要稍稍多講幾句。編工具書這件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學人不大看得起工具書和編工具書的工作。回憶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編成了《宋代金文著録表》和《國朝金文著録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講金文的書全部著録了。他研究宋元戲曲，先做了個《曲録》，把宋元所有的戲曲抄録下來，編成一書。所以，他研究起來，就曉得宋元戲曲有些甚麽東西，哪個戲最早，哪個戲最後，哪個戲同哪個戲的關係怎樣，歷史關係怎樣，地理關係怎樣，人物關係怎樣等等，都清清楚楚。他的《宋元戲曲史》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是，至今已成爲不可磨滅的著作。因爲他的東西點點滴滴都是有詳細根據的。所以，我也喜歡做工具書，我不怕人家笑話我：你這個專家爲甚麽編工具書，做一個編工具書的人呢？我並不以此爲恥，反而認爲做工具書是我們每個學人應當負起的責任。如果我們每個學人都負起責任來做一些工具書的話，那麽，好些工具書都可以及早做出來了。舉一二個例子，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教書，領着許多年輕同志做“引得”。這些《引得》，把某書的某個問題完完整整地顯示了出來，我們現在都深得這八十一種《引得》的方便。我研究《楚辭》，也做了一個引得，因此，《楚辭》的每一個字共出現過幾次，也是清清楚楚的。研究起來，把有關的全部很方便地找齊，《楚辭》裏邊的這個字，總共有幾個意思，哪個是本義，哪些是後來變義，都可以辨得清清楚楚。所以，工具書是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做的，直到現在，我做工具書的興趣也不减弱，甚至有許多東西，我干脆就抄録人家現成的。譬如我有一份劉師培先生著作的書目，就是把他做的書、文章，一條一條地抄録下來的。我要是做起文章來，就把劉師培先生這個東西翻開一看，材料都在一起，就拿下來了。所以，工具書是一定要做的，現在的情況，是太少了。在我們研究所裏，要提倡這種風氣，每人都要争取做一、二本工具書。你是研究《周禮》的，就做《周禮》的工具書；你是研究《尚書》的，就做《尚書》的工具書。這些東西也是我研究敦煌學的基礎，是我研究整個學問的一個極好的基礎。我的書桌上，書目一大堆，大概有一尺多高，都是我自己抄的，雖然它不是真正的敦煌學研究，但是，我研究敦煌學是確確實實這樣做的。譬如《瀛涯敦煌韻輯》這本書，寫好以後，我把它分類摘抄，反切抄一個，小韻抄一個，大韻抄一個……抄了五六種。不久前來了一個進修生，要讀《廣韻》，我就把這一套東西給他利用，結果把《廣韻》讀通了，也是靠工具書。
我的關於敦煌卷子的校録，大概有如下幾種：一種是對經典的校録，以《詩經》、《尚書》爲最多。關於《詩經》和《尚書》的校録，我差不多完整了，所有敦煌卷子都收在裏頭了。我的《詩經》校録，武漢大學有位教授要，我就抄給他了。他根攄這個寫了一本書，叫《鄭康成毛詩箋》，所以説，這個東西是有用處的。《尚書》校録，我仍在做，要努力做成的。除了《詩經》、《尚書》而外，我還有《春秋左氏傳》、《周禮》、《禮記》等校録，看來不能再繼續了，没有這份精力了。
第二種是諸子的校録，集中力量搞《老子道德經》。所有敦煌《老子道德經》的卷子都抄録完整了，並且已經寫成一篇二萬字的論文，題爲《‹老子道德經›的研究》。關於《道德經》，下面還要講，這裏先提兩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是關於書名，《道德經》是現在的稱名，幾年前在山東銀雀山發現漢初寫本，不叫《道德經》，而叫《德道經》，倒轉過來説的。這是一個大寶，我的一個朋友得知以後，高興得很，寫信告訴我。我説在敦煌卷子裏已經發現了同樣的情況。第二件是關於字數。據《史記》説，《道德經》是五千言。不少敦煌的《道德經》卷子，每章標有字數，合起來爲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僅差一字。有人説應當是五千零幾十個字，那麽，太史公講五千言的可靠成分到底在哪裏呢？我認爲靠得住的成分是百分之九十五，靠不住是五千多兩字還是少兩字。可見，敦煌卷子可以證明史書的記載，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東西，研究古籍的人遇到這樣的問題高興得很，所以，我做校録是比較用力的。第三種是《道德經》以外的道家經書。佛教有個《大藏經》，是把佛教經典匯集起來的大書，故叫“大藏”。杭州大學有過一部《嘉興藏》，是在嘉興刻的，這是最了不起的《大藏經》，兩三年前被中國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走了。這部書，據我所知，在全國衹有三個完整的本子，其他都殘了。這部書是明末人刻的，先在南京刻，後來在蘇州刻，最後在浙江完成，所以，取名叫《嘉興藏》，本名叫《徑山藏》，俗稱《嘉興藏》，其雕版大概早就毁掉了。道教也有類似的書，宋代開寶年間刻過一部道家的藏經，稱《道藏》。《道藏》收的藏經，當然分量也很多，但是，我在敦煌卷子裏邊，細細地找，發現有《道藏》還没有刻過的道經，就此做了一篇文章，叫《敦煌本道教佚經考》，引起國内學術界的重視。校録工作衹是初步的，我對道教並没有研究，衹是校録，校出了這篇文章，成爲大家重視的東西，也是我做校録工作中自己比較滿意的東西。此外，還有韻書的校録，我用了四個本子：一本是拍攝的照片，一本是抄録的内容，一本是寫的提要，一本是做了匡格。韻書校録是我最早完成的敦煌學研究工作，彙集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這部大書。校録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如韻書卷子中有一卷，就是王仁昫那一卷，一個地方有一點胭脂，我很奇怪：爲甚麽卷子上會有胭脂呢？問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看過的卷子大概有六千多卷，没有發現第二個有胭脂的卷子。那時我在四川三台，和我愛人是兩張桌子兩塊硯，她講：這個東西是否有道理，從此我就注意了。翻了唐宋以來許多人的書，發現唐代、宋代、明代都有一個傳説，説唐代長安有位女仙人，叫做吴彩鸞，每天晚上都要抄一部韻書，拿去賣給赴考的讀書人，所以，吴彩鸞抄過若干部韻書。這番話假若是一個人寫的，也不足爲奇，但是，唐、宋兩代人都寫，就連一生説話忠厚老實的歐陽修，在他的《歸田録》裏也説了這件事，就是説，他也相信這一傳説。我認爲有些道理，然後回想到這個卷子可能就是吴彩鸞抄的。於是，我着手研究爲甚麽會有這個故事，我研究了唐代讀書人的風氣、唐代婦女的風俗習慣、唐代的考試制度等等，寫成一篇論文，就叫《吴彩鸞書切韻事辯》。大意是這樣：唐代婦女的性格不像宋以後婦女那樣軟弱，倒是很精明强幹的，肯定有這樣一部分人，幫助丈夫出去考試，寫一部韻書給他帶去。唐代人考試一定要做詩，做詩一定要做長律，做長律背不了那麽多的韻，要家裏人幫他寫一部韻書，帶着進考場。所以，並不是説她每天晚上寫一部韻書，每天晚上寫一部韻書是文人好奇，故意擴充的，而是説有一個女人。這個卷子的字像女人筆跡，非常秀麗，不是男人手筆。唐代寫經人很多，三萬卷都是男人寫的，都是和尚、道士寫的，衹有這個卷子是女人筆調。所以，我就肯定這件事情是有的，不過，唐代人喜歡吹牛，所以，唐代傳奇把稀奇古怪的故事傳給大家，那時風氣如此。確實有一個婦女寫了這樣一部韻書，給了丈夫去考試，流傳下來就成爲“女仙”。這件事情可以説明：我們每研究一樣東西，一定會牽涉到若干問題。在我們文化史上要有一點發現是不容易的。抓住一個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輩子工作。我有一位年青朋友，讓我給他選一個卷子，他研究了三十年，還不敢肯定。這個卷子是説一個廟子裏的經濟，今天某佃户借了幾升米，若干年以後，這個人還了好多米；某人又借了多少銀子，後來又怎樣……就是這樣一批賬目。我叫他去研究唐代寺院經濟同整個社會經濟的關係，他寫成了一篇論文，比較草率，我説你很多東西還不了解：你了解唐代的僧祇律嗎？你了解唐代寺院裏的田地是不納税的嗎？他又從頭到尾翻兩《唐書》，花了二年半的功夫，文章作了修改。結果還有較大的欠缺，我説除此而外，你還没有比較，應該拿這篇文章同其他材料作比較，現在仍在修改中。所以，我們在文化史上做一件對我們文化有所幫助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真正要做好這樣一篇文章，要花一輩子的精力。假如把這篇文章做好了，唐代整個經濟制度裏邊最重要的經濟組織部門也研究清楚了，這就是對我們文化史的大貢獻。向達先生寫成《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這部書，我很贊賞。後來，給他提了個意見，他也回了信。我説：你的書好得不得了，但是，我希望你在這裏邊選兩個突破前人的問題，深入研究，使第二個人不能在你這上面添加一分材料，這樣文章寫上兩三篇就够了。他對我的意見非常贊同，他説：那麽，你看我這本書還是本通俗書。我説我不敢説是通俗書，但是，我們更需要你做更詳盡、更精深的一兩篇文章，我們没有第二個人能反駁你了，文章就算做到底了。
我研究敦煌學是如何開始的呢？七七事變的前兩天，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過僞滿洲國回到北京。我是逃出來的，那時候許多朋友勸我不要走這條路，和我同路的人有一個遇害了，我還好，總算冒險回來了。不過我帶回來的東西在滿洲里被日本人全部拿走了。幸而關於敦煌學的這部分材料以及許多考古學的材料没有帶在身邊，而是由一個公司給我寄回來的。到北京後，本來準備在北方教書，但是，情況不對，老朋友都勸我到南方來。就在我離京到天津的那天，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天津站的站長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趕快走，説這兩天天津也要發生事情。因此，我趕快到南方來，不幾天，果然盧溝橋事變又發展了，上海也開始抵抗了。於是，我帶着從法國運回來的書和照片，在蘇州一個小旅館裏，做起校書工作來。這與我搞敦煌學以及後來的發展很有關係，在當時條件下，這是我搞敦煌學的一個試驗。我用國外所得的敦煌材料，同國内已發表的校對，第一件工作是校對劉半農先生的《敦煌掇瑣》，對校的結果，使我無法繼續下去。劉先生這部書原是中央研究院刻的，錯誤很多，僅S.2011卷，即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一種，全卷共一千一百行字左右，可是，我校出來的錯誤竟有二千四百條之多。校完此書以後，我打定主意，將敦煌卷子裏的韻書部分進行全面整理，這是我研究敦煌學的第一件工作。東北大學從北京搬到西安，我跟到西安，後來又從西安搬到四川，我又跟到四川。《瀛涯敦煌韻輯》的稿子就是在那裏搞出來的，花了整整的三年功夫。全書分二十四卷，是鄭振鐸先生給我印的，他當時是上海出版公司的老板。我花了三年功夫，得到的收獲是甚麽呢？我發現近來所有研究中國古代韻書的人基本上都用《廣韻》這部書，原來《廣韻》以前的韻書都亡佚了。我這部書剛好填補這個空白。
與此同時，我又寫成一本《敦煌志》，由於分量太大，没法印出來。後來將總論部分改寫成白話，單獨出版，書名就叫《敦煌——偉大的文化寳藏》。這是我最早的成書，而《韻輯》是第二本。《敦煌志》除了總論以外，多已散失。爲甚麽呢？我在西安時，把文稿寄往成都，不久就得到郵局通知，説有一條船在漢口至重慶之間，被日本飛機炸了。我寄出的文稿也蒙受大難，喂了魚。後來我把留下來的零零碎碎的稿子彙集起來，收在《敦煌學論文集》中。《敦煌志》雖然早損了，可是，我至今戀戀不忘，因爲它收集了敦煌卷子中關於文學方面的卷子(包括詞、變文)以及歷史材料、社會材料，是很費了一點功夫的。抗戰勝利後，我到了上海，才看到日本大谷光瑞編的《敦煌文集》，覺得可補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更惋惜《敦煌志》的亡佚了。將來有機會，我可能再補，但是，看看現在的身體，恐怕不大可能了，因此，希望别的同志能把這個東西補起來。體例、規格，都存在於我的心裏，假使哪位同志願意做這個工作，我把我的規格告訴他，我的材料也可以提供出來。
《敦煌學論文集》又是一本甚麽樣的書呢？此書共收論文三十八篇，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就可以出版。集中收集了我所有關於敦煌學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專門研究，也有作爲工具書性質的文章。譬如《敦煌學私議》，就是關於研究敦煌學的詳細規劃。《三録》即敦煌高僧的《名字録》、敦煌抄卷子人的《名字録》和敦煌的《寺觀録》，根據《三録》，可以核對全部的敦煌材料。譬如根據人名可以斷定卷子的時代；根據廟子的名字，可以看出這個廟子在甚麽年代存在；看見寫僧的名字，也就知道這個寫僧是哪個時代的。所以，《三録》可以幫助我們給卷子斷時代。我們研究學問的第一件主要事情就是要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時代，不然的話，這個東西研究出來，還可能有問題。《正俗字譜》説明在唐以前的韻書就有正、俗字了。將來我們搞文字學，可以根據這個字譜來分辨正字和俗字。《敦煌學論文集》裏，至少有五分之一是這些工具書性質的文章，我可能還没有做完，因爲我當時得到的卷子衹有倫敦、巴黎和柏林這三個地方的收藏品，至於日本和蘇聯的卷子，我都没有見到。那麽，將來研究日本、蘇聯乃至其他别的地方的卷子，也可以參考我的這些文章。
這個集子裏專題性的研究文章約分兩種：一種是關於韻書的考證，另一種是關於歷史材料的研究。重要的文章有四篇，簡述於下：
第一篇是講敦煌王張議潮父子的事跡的。我根據唐代的資料及近代人的研究成果，替他們作了一個詳細的傳。
第二篇是關於敦煌王曹家幾代人事跡的。我也替他們作了一個詳細的傳，而且還列了一個世系表。
這兩個家族確實在我國歷史上起過一定的作用。他們在我國的西北地區，同周圍的兄弟民族接觸甚多，在唐五代，中原没有受到甚麽干擾，可能與張、曹兩家在敦煌那個地方看守大門有關。同我們的歷史文化有這樣大的關係的兩大家族，應該詳細給他們寫傳。
第三篇文章是《補‹五代史·方技傳›》。關於科學的史料，敦煌卷子裏極少，不過，也發現了幾個“曆”。敦煌這個地方原來是自己頒曆的，它有一個特殊的曆法，作者叫翟奉達。我認爲他是個了不得的人，於是就寫了這篇文章。寫成後，聽説向達先生也在寫這個人，於是，與他通信，問他是怎麽寫的。原來他是根據翟奉達的歷史，來考證敦煌這個地方同翟有關係的人士以及當時的社會情況的。關於曆書，雖然也説了一點，但是，没有我這樣完整，所以，我們兩人是可以互相補充的。我的文章，他想要，我就給他看了，結果佚失了。我很想恢復這篇文章，可是，老底子衹有一些卡片，“文革”中又幾乎損失殆盡。爲了寫成這篇文章，我曾翻閲了中國歷代的若干曆書、史書，從而，發現翟氏編著的曆書是很有特點的，以至宋代以後的曆書都吸收了它的成果，故而，在中國文化史上，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努力補寫了出來。
第四篇是關於文學的。在敦煌洞窟中發現了南朝宋代和尚智鶱的一個殘卷，他是用楚國的語音來讀《楚辭》的，因而，他的這個卷子在國内成了大家注意的東西。最早研究它的是王重民先生，不過他衹寫了敍録，没有怎麽深入。深入的是聞一多與周祖謨兩位先生，他們兩位的文章，當時我没有見到，到了解放以後，來到杭州，纔看到。不過以前我雖没有讀過聞先生的文章，但是，他給我講過。那時，他在西南聯大，我也在昆明。我的文章，他看過以後不大愉快，爲甚麽呢？因爲我的話同他的話許多是矛盾的，不過，他還是説：好罷！你説你的，我説我的。現在看來，聞一多先生的文章自有他的長處，他寫的東西有我没有説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是非，因此，這篇文章我保留下來了。四年前，《社會科學》雜誌創刊號登了我這篇文章，編輯加了按語，説我這篇文章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以爲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他們没有講到，那就是智鶱的這個東西，在唐以前被認爲是個了不得的東西，吹得太高了。聞、周二先生似乎也是這樣認爲的，而我不但没有這樣認爲，反而幾乎否定它。這不是甚麽創見，衹是這個東西在做書的體例上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同時又是我們後來研究《楚辭》的重要參考書。在這本書以前，人們都是以儒家的立場和觀點來讀《楚辭》的，到了智鶱，他採用不同的學説，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奇奇怪怪的書拉來證《楚辭》，從而，在《楚辭》研究上形成了一個流派。關於這一點，編輯同志没有講到。
關於韻書，我的《瀛涯敦煌韻輯》有一篇文章，叫《切韻系統》，現在把它抽出來，收進《敦煌學論文集》。這篇文章説明了一點：我國已經亡佚了的《切韻》，在敦煌卷子中發現了，而且有幾個卷子就是陸法言原書的抄本。這在研究聲韻上是很重要的歷史材料。不過，這部《韻輯》發表快三十年了，國内却很少響應，國外雖然有人響應，可是，也没有人像我這樣重視它。我寫好這部書以後，拿它同《廣韻》核對，得出一個結論：《廣韻》這部書是宋人雜採唐代諸家的學説凑成的，因此，其系統性和科學性都是不够的。説這個話是有點大膽的，因爲有人迷信《廣韻》這部書，可能會引出大的争論來。那很好嘛，要是我失敗了，那就肯定《廣韻》是了不得的書，要是我勝利了，那就説明我這部書是有用的。我有個脾氣，就是我的學説希望有人反對，不希望人們完全贊同。反對不了我，我就成立了；反對了，你成立，這樣學術上就有了一個定論。以上就是我的《敦煌學論文集》的簡介，它是我研究敦煌學的第三本書。
第四本書是《老子道德經卷子的研究》。關於《老子》的卷子，我看到的幾乎可以説完整了，日本和德國都没有這個卷子，衹有法國和英國有。頂好的卷子是伯希和拿走的，伯希和這個人對漢學的研究很深，所以，他拿去的卷子都是非常精致的。我對他很討厭，但是，又佩服他。爲甚麽呢？他治學很嚴謹，書也讀得很多。有一張他盜竊藏經洞的卷子時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裏，面對許多經卷，正在蠟燭光下一件件地翻檢……他告訴我，他拿去的卷子在所有敦煌卷子裏幾乎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們今天研究敦煌卷子應該以在巴黎的卷子爲基礎。過去説這話是要招大禍的。
敦煌卷子的紙質、墨色、寫的情況都有很大的差别，《道德經》卷子的紙幾乎都是非常講究的，特别加工過的，紙質硬實，至今一千多年了，拿出來還會發出吭喳吭喳的金石聲。並且，每一個字都寫得好，我們後來的一些字帖，就採用敦煌的《老子道德經》卷子的。佛教經典的卷子後面不一定有甚麽了不得寫僧的名字，而《道德經》卷後的寫僧都是有名的，甚至有幾個是高僧。這是件很特别的事情，和尚來寫《道德經》，而且是在唐代儒、釋、道三教鬬争很嚴重的時候。其實，也不足爲奇，因爲唐代帝王自稱是老子之後，關於這一問題，今天暫且不去論是非。但是，唐代帝王尊崇老子，會不會影響當時的寺廟呢？會不會引出一些捧場的和尚來抄《道德經》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因此，《道德經》的卷子抄得極好，校勘得非常認真，如果一個字有點小毛病，就用黄顔料把它塗掉並改正過來。除了儒經中有時有這個現象外，其餘的經卷都是没有的。《道德經》的卷子數量不多。在敦煌也發現了其他道家經典，就寫得馬虎了。譬如《莊子》在六朝以後，常與《道德經》一起，而被稱爲《南華經》，就没有《道德經》寫得好；紙差，字也差，校勘也差。《道德經》寫得最好，除了上面所講的外，大概還有以下的原因。唐太宗以後，道家的勢力慢慢地大起來了，佛教内部腐朽的東西也越來越多，許多廟子裏養起兵和娼妓來了。和尚驕横跋扈的情況，在唐代的文獻中屢見不鮮，而道家却少見。道家興起之後，絶對禁止這些東西，因此，民間對它的信仰還在，而對佛教的信仰則大大地减少了。這時，佛、道互相敵視，互相攻擊。其實道教有許多是抄佛經的，其目的是讓民間知道，佛教的那一套，我道教也有，從而勸大家不要相信佛教。到了五代末期，道教大興，因而，當時《道德經》寫得好，與佛、道自身的情況也是有關係的。
還有兩項研究成果，也簡要地説一説。一項是關於儒家經典的輯録與研究，我把重點放在《尚書》和《詩經》這兩部書上。《詩經》的研究在我的《敦煌學論文集》裏已有了一個提要。大體説來，現在所傳的《詩經》，同敦煌本的《詩經》有很大出入。現在傳世的本子收集了其他所有註家的註，使《詩經》好讀一點，而敦煌本在語法上似乎不大相同，文字也很有差别。傳世的《詩經》頂早可能是宋代的刻本，可能經過宋人修改過的，而敦煌本的《詩經》和《尚書》的許多字比我們現在傳世的本子好。但是，好儘管好，却不通俗。宋代人讀《詩經》和《尚書》，可能看到原先的刻本，以爲字太艱澀，便改爲通俗字。這樣一改就糟了。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敦煌卷子的《尚書》和《詩經》來校對我們現在所傳的本子，這當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尚書》、《詩經》的敦煌卷子，國内學術界要的人很多，我有工夫就抄一點給他們，《詩經》卷子抄給黄焯，《尚書》卷子抄給顧頡剛。但是，現在看到的顧先生關於《尚書》的論著，却没有引用，大概是篇幅所限的原因罷。將來我有精力，要填補這個空白的，假使精力不濟，也要指導一個學生替我做下去。
另一項是《莫高窟年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是七十萬字的稿子，前面還有兩百多幅圖片，都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圖片。底稿是用毛筆寫的，寫得規規矩矩，如果哪個規模大一點的圖書館要的話，我就送給他們作藏書，因爲我自己也没法子保存。這本書我原來打算把敦煌卷子裏有年代可考的，按年代編排。這樣一來就能很好地看出各個時代的風氣，看出各個時代對不同經典的重視情況。譬如在唐明皇時，《金剛經》、《金光明最勝王經》是特别重要的，而它們在别的時代就不大重要了。這是我寫這部書的目的之一。另一個目的是，把中國歷史上同宗教有關係的材料補進去。譬如唐明皇時，儒、釋、道三家是如何鬭争的？我把歷史上有關的材料找出來，附在唐明皇時代的敦煌卷子後面。如唐明皇自己給《金剛經》加註，給《孝經》加註，給《道德經》加註，顯然是想調和儒、釋、道三家，讓全國在他的調和思想下安定下來。這些歷史材料，我都附在有關的敦煌卷子後面。又如有一個卷子是王羲之那個時代的，於是，我就把王羲之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跡以及他寫的《蘭亭序》都抄録出來，附在這個卷子的後面。又如某個卷子説某一時代頒佈了僧祇律，就在它的後面把僧祇律的詳細内容附上。又如某一個卷子爲一個日本人詳細考證過，我就把這些考證文章翻譯過來，附在這些卷子的底下。這樣一來，所附的材料很多，我想對了解中國的文化史是很有幫助的。但後來出版社的同志認爲太複雜了，爲了簡便起見，於是就把這些附録全删掉了，衹剩下一些敦煌卷子。《莫高窟年表》也就衹有骨架，没血没肉了，書名也衹得改成《莫高窟資料編年》。那些被删掉的附録，全部毁掉了。“文革”中，幾次被抄家，連稿子也抄走了，看來恢復原樣已經不可能了。現在我把這個被删的殘本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即可出版。這本書現在衹有一個用處，即作爲工具書來用。不過用它時，要先查索引，看看有没有你要查的東西，然後再看看我的文字，這樣一來，這一缺陷就可以彌補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幫我印出來，我得感謝出版社對學術的關切。
總之，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這麽幾點，没有甚麽了不得的，比起我的同輩向達、王重民先生來，我不及，比起我的老師王國維、陳寅恪先生來，相差更遠了。我這一生最大的缺點就是東一榔頭西一棒，撒得太開，到現在，我已經不大可能收拾了。不過好在我們的國家現在事事都向前走，將來的敦煌學肯定是有希望的。我現在衹不過是一匹識途老馬，這匹老馬已經不能載重了，但是，這條路我曾經走過一段，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條路怎樣走，怎樣爬山、涉水啦……我力所能及的大概就這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