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敦煌學

在成都讀書時，先生講中國歷代的書厄，孔壁、汲冢是我們很注意的發現。敦煌也發現大批文物，雖然也第一次聽見了，然而不很在心，只在讀詞時，先生介紹過《彊村叢書》中的《雲謠集曲子詞》，説是敦煌出土的。到了清華，接觸漸多，尤其是静安先生，經常要介紹羅振玉印行的書，到圖書館借讀，也不過視爲一種難得的資料，在我寫《尚書新證》時，從《涵芬樓秘籍》中，借讀過《堯典釋文》殘卷，漸漸有些認識，此後在一切研究中，往往也借點這類印本來參照一下。

在巴黎遇舊友王重民，他正在國民圖書館繼續編伯希和的敦煌卷子目録。他同我説，有些關于韻學的卷子，邀我去看看，到我自己發現陸法言《切韻》諸卷，及《道德經》、《詩經》卷子，覺得極有價值，于是貪看下去，繼而攝片、抄録、影寫，都幹得起勁，每天去國民圖書館寫本部借卷子，早出晚歸，只有敦煌卷子，忘了一切。向覺民先生在倫敦知道了，也寫信要我去倫敦看英國博物館的卷子，同時我在一些博物館，也盡量攝影像片，于是這條繩子，愈拉益長益緊，我抛棄了學習考古學的計劃，如瘋似狂的抄、攝。等到歸國前，共得其他文物藝術製片千餘張，敦煌製片四百餘張。七七事變前三日，由西伯利亞從虎口逃到北京，悲感極多，而千餘張文物藝術製片，在八一三後逃難中，損失幾盡。曾寫出的一篇《歐洲訪古記》曾寄《國聞周報》而未發表也遺失了，僅僅剩得敦煌製片三百張不到一點，更加珍惜。這三百張製片，對我有種最大的壓力，在日寇侵華到處飛機轟炸，至爲兇殘的情况下，覺得整理這點點個人所得的遺産，成了我不容推諉的責任。在這個惶恐哀傷的時日，上戰場殺敵不可能，把殺敵精神，用在對敦煌經卷研究的拚搏上去，是我在抗戰中的“責任”。于是第一步把所得的卷子，分類寫成個總目，將按此總目作研究。于是預備了一些參考書，陳垣的北京圖書館所藏卷子總目，伯希和目，斯坦因目，大谷光瑞目，從頭一一檢看。最多的佛經，確是我最難的對手。于是先弄一下佛教經典目，尋了略近十種《大藏經》目，做一個總目，來與陳、伯、斯、大等目對勘，又把三種《高僧傳》也做了一份總檢目，前前後後，這等工具都弄好了，我才在三百餘種目中，選定先後整理計劃，因爲材料是語音部分比較全，所以從韻書入手，又把王静安先生與劉半農君所録切一、切二、切三及王仁昫《切韻》，與我的原卷，細細校對一番，使我打下了對卷子的是非得失認識的基礎，才開始作研究。而研究開始前，非得將卷子整理清楚不可，這是最最初步的工夫，所以用了一年半的工夫，親自抄寫了一份清稿。原來我在國民圖書館閲讀時，有幾種方法、方式：(一)是抄録全稿。(二)是攝影影片。在抄録中爲清正時着想，所以針對原卷情况，用了三套寫法：(一)是照抄原文。(二)是用透明紙影寫匡格、版心及其殘斷的痕跡，而在四邊配上大字。即主要字，而非註語、反語等等。(三)是詳細記録了每一紙的詳細情况。到這次清正時，先請兩個學生，將匡格一紙，先描繪于正式紙上，將我的抄片，點點滴滴配抄在上面，而要時時參證我的記録。我然後用這個學生抄片，細細與影片核對無誤，又把殘痕配入。然後用正式清寫的夾紅連士紙，影寫在這個抄片上，親自一筆一劃的描寫文字、殘痕。每一張清正本，至少花了八至九次的工力，花了八九張大紙。所以清正本，可能是第九張。我真是不惜代價——我的目力的代價。每天除授課外，平均八至十個小時，安排在這份清本上，大概是二天半至三天清寫出一張來。(在法、英抄寫時，有件至今以爲耿耿的事。是卷子上有塵灰糊滿的，用老人牌刀片，輕輕的刮，刮不了的，用口液一點點輕貼一下，看出來一個字，寫一個字，往往一天只能寫二三行，到全部摹印完畢後，我的近視增加了六百度。)我又繼續爲各卷作考證。主要是考定了陸法言《切韻》這個系統的各種應考事件，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韻部分合，把這二十多種韻書弄完，于是今本《廣韻》的母本，亡失了千餘年的陸詞《切韻》，算是恢復了，替文化史上復活了一種重要典籍，命名爲《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我也自取一個齋室名爲成均樓。隔了近二十年，在上海印行。但令人非常歉咎的是論部、譜部兩部分，由于我正在重病，出版時的清本，是由一位農村來的青年爲寫的，他文化水平不高，當時我病，未曾親校，所以多有錯誤，預備重版時，一一改正，以釋咎意。後來日本及我國臺灣、香港等地區，都曾把這個原本翻印過去，所以我們雖只印六百部，而這三處翻印的確在數萬部之多。

接着我把其餘部分，並加入了些莫高、榆林兩窟的藝術材料，編成一部《敦煌學志》，一面我把其中若干卷材料，凡友輩願爲之考證者，各爲之研究一二卷。其中已有成果者，有蒙文通的《老子研究》，金毓黼的《唐令品考》，徐仁甫的若干卷《切韻》考，而唐文播君于《老子》用功至勤，我更根據這些文章，重加整理，成了《道德經綜考》。我内子陶秋英，我也請她協助。她爲我整理了《諸韻書正俗字譜》及《釋氏》、《寫生、經生》、《寺觀》三録。這些文章，統統收入了我的《敦煌論文集》、《瀛涯敦煌韻輯》與《莫高窟年表》三書中。但《敦煌志》一書，一則分量不小，一則有些部分在昆明時被友人、學生借閲，頗有遺失，所以解放後，我把它分裂成爲《文化寶庫》及若干種待印稿本。

我自己細細審視我的這些業蹟，大抵成于教學餘暇之時，亂離逃竄之中，到現在，偶而翻到，很願能有餘力，一一爲之清寫，爲之核對，爲之改正，但同時又覺得手邊還有很多材料，也應一一交給人民才是。譬如我的古代史、近代學術史、漢語語言、文字學等，真正我心甘情願搞的“活路”，全部都還在睁着眼等着我。我又怎樣辦？因而自己原諒，只要勉强有七八成，勉强拿得出，姑且拿出，與國人共究之，所以有許多，只能説是種“工具”，也出籠了，對未來研究，也起些作用，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會偷懶，但求少些干擾，可能多點成就，如此而已。

我與敦煌學關涉的事還有不少，但平列一些事象，有什麽好處呢！我無做一個敦煌學專家的野心。我只是一個“但開風習不爲師”的人而已。所以謹就寫成《瀛涯敦煌韻輯》一書的編寫經過，用來作研究此學的一個方法方面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