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敦煌學

甲 莫高窟經卷的發現

莫高窟的地勢，南高而北低，現在的南首巖根處，别有寺院，名爲上寺。上寺之北爲中寺(上、中兩寺原爲一寺，後分爲二)。在北頭將盡的佛洞處，又一寺院，名爲下寺。上寺、中寺均爲喇嘛住處，下寺爲道士住處。〔九〕

據莫高窟所發現的材料推知，宋時西夏之亂，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亂他鄉，便把經卷佛像雜書等，藏在下寺旁石窟主群北頭相近處的一個大洞，就是張大千氏的編號一五一洞。這個大洞原是唐大中五年沙門洪所建的〔一〇〕。現在後面有三層樓閣，洞本身作狀，爲莫高窟常見形式。甬道口寬一丈二尺七寸，長二丈二尺八寸，高約二丈。入内大洞長五丈二尺，寬四丈九尺，高約三丈。由洞口至内二丈二尺，爲平地，係燒香禮佛跪拜周旋之地。其後三丈爲神龕，龕高一尺三寸，長二丈六尺，寬二丈。臺左右前後有五尺寬走道，可以左右出入。

在此大洞甬道之北，距地三尺處，有一寬二尺五寸、高約四尺之甬道，後即一複洞，洞長寬均爲九尺五寸，邊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洞内四壁皆畫，一幅畫男女像各一，其衣飾極爲别致，爲千佛洞中極罕見之作品。由色彩形狀，知爲唐畫。從前裝滿的經卷、佛像等，現在是空無所有了。大概在宋時下寺僧衆將經卷藏入後，用土基將複洞門塞閉，外以泥塗，再加粉畫，就現存殘形觀之，是宋畫無疑。

自宋時封閉後，逃避的僧人，大概一去不復回，後人也不復知有此複洞，更不知複洞中有這樣多而且精的不世之寶。一直留到光緒二十五年的四月，讓一個庸俗不堪的王道士來打開。

王道士名元籙，是湖北麻城人，初在肅州巡防軍爲卒，退伍後無事可做，遂做了道士。來到敦煌，窮無所藏，投宿於一百四十三窟。此時的莫高窟寺院，多爲紅教喇嘛，誦的是番經，獨王元籙能誦道經，作中原語，以是人多求他禮懺，生涯漸漸好起來，因僱一楊某寫經。楊某就一百五十一窟甬道間置一案，背壁坐。抄經之暇，吸旱煙，以芨芨草燃火，常以燃餘之草插壁間裂鏠中。一日吸煙餘草稍長，仍插其處，乃深入不可止。以手擊壁，其聲中空，疑有他因，告王道士。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其壁，則内有一門，高不足容人，用泥塊封塞，把泥塊去掉，則爲一小甬道，入内爲一複洞〔一一〕，較外大洞爲小，約一丈左右(實爲九尺)，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幡綉像等，則平鋪於白布包下。光緒三十三年《重修三層樓功德碑》(其實是木牌)云：“二十六年掘得複洞，内藏釋典充宇，銅像盈座。側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門洪立。”所記藏物，尚有銅像盈座，現在我們已不能知道這些銅像的去處了(據《王道士墓誌》，是二十五年事，似較可信)。

窟藏發現後，王道士延城中官紳來觀，紳士們不知其可貴，都説這些佛經流傅在外，是造孽有罪的，囑咐他仍還置窟内。

當時的敦煌縣長名汪宗瀚，字栗庵，是湖北人。他對古物有相當認識，因從王道士處，取去若干寫經及畫像。後三年，光緒二十八年，蘇州葉昌熾作甘肅學台，葉對古物有特好，託汪宗瀚搜求，汪遂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像，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送給昌熾(見《語石》卷一第二十九頁)。昌熾遂建議甘肅的藩台衙門，將此古物運省垣保存，但估計運費要五六千兩銀子，無由籌得，乃於光緒三十年三月，令敦煌縣長汪宗瀚“檢點經卷畫像，仍爲封存”。王道士用磚來砌斷了這座寶庫。

乙 經卷的盜劫與清政府的拾遺

王道士人頗有機智，自敦煌士紳對此寳物不加重視後，他曾載着一箱經卷，到酒泉去獻給安肅道道台滿洲人廷棟，廷棟以爲這種經卷的書法，還不如他自己的字，頗爲輕視，王道士又碰壁而歸。

當時嘉峪關的税務司是個比利時籍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將回國，來向廷棟辭行，廷棟把經卷一部分贈送了他。這個比利時人，到新疆後，又將所得卷子，分贈給在新疆的長庚將軍(亦滿人)及道台潘某，並且説出得自敦煌的情形。這時新疆的帝國主義分子，已在傳説敦煌的藝術品了。

當時受英帝國主義印度政府之命，潛入新疆勘察，名義上是“考古”的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正是第二次到新疆之時，聽見了敦煌發現寫得有古外國文字的寫本書籍，於是他決定來敦煌。

斯坦因對敦煌一地，本來不陌生。原本他有個同鄉朋友，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齊(Professor de Loczy)曾潛入甘肅作地質學探險的間諜活動，他在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曾到過敦煌，參觀過千佛洞，曾把石室中的美麗的壁畫與塑像，同斯坦因講過，斯坦因受了這些鼓動，在一九〇七年的二月，——即是石室藏經發現後的第八年——向敦煌出發，先到長城一帶，搜求了一些木簡(詳後)。到五月二十一日，在那荒涼寂寞的郊野，紥下了他的帳篷，準備作長時期的耽擱。他開始打聽這古代寫本的消息，先由一小和尚借一長卷給他看，他訪求到藏經的石洞，已被磚封斷。也見到發現古寫本的王道士，但他發現他的對手“極其機警，不可捉摸”。這個帝國主義的文化間諜於是用金錢來利誘王道士，但勝不過王道士對宗教的情感，與激於衆怒的畏懼。

後來這個狡猾的帝國主義分子又耍出一種手段來，他利用玄奘到印度取經的故事，及他如何循着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横越過峻嶺高山，荒漠大野，才來到此的經過，再加上些半神性的話，欺騙着了王道士。又經過他那從新疆帶來的師爺，標準奴才的蔣某的折衝，花了一大筆錢，於是他的詭計得售，結果是王道士把門打開了，這個文化間諜從道士所掌的微暗的油燈中，發現了高達十呎的亂堆約有五百方呎這樣多的寶藏，再從洞中起出幾捆，到新建的佛堂中，用簾幕遮着，以防外人。有高達一呎，長至二十碼以上，全部保存甚佳，大概與初入藏時無甚差異。紙質堅韌的卷子，一捆一捆的由王道士抱了出來，於是有用梵文寫的，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來翻譯佛經的各種方言寫的佛經，也有印度波羅謎字寫的，中亞細亞各種文字寫的，及各種方言寫的其他宗教經典與文書雜件之屬。又有一大捆用無色堅韌的畫布包着的古畫(畫在絹上或布上、紙上的)，印有美麗花卉的許多絹綢(裝飾用的)，畫有美麗佛像、稀薄透光的絹幡。顔色調和，鮮艷如新。又有紙畫，同雕版印刷品、人物畫絹、印花織物、地氊、絲織物，綉的佛像，以及各種裝飾用的絲織品，大批中國字寫的佛經、儒家經典、字書、韻書、《老子》、咸通九年的印本、摩尼等宗教經典及各種宗教有關的紙片。還有大概是西藏人佔領中國西北時帶來的藏文佛經。到了半夜，由這位蔣師爺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送到了帳篷。如是者連運了七夜之久。三個人都保守秘密，不讓别人知道。運來的東西，愈來愈重，至於不能用車輛載運。由於反動的封建政權昏矇顢頇，以及王道士的貪財盜賣，這個帝國主義强盜竟滿掠了我們的國寳，揚長而去。

十六個月後，所有滿裝寫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還有五口内裏仔細裝滿了畫綉品以及其他同樣美術上的遺物箱籠，全都運到倫敦放入不列顛博物院裏。當我於一九三七年春天參觀不列顛博物院時，這批寶物，被揚揚得意地在院中高高掛着〔一二〕，不能不令人忿忿於這個人類不光明的劫奪！斯坦因是第一個劫走敦煌寳藏的人，我們在本書裏，選刊了他所劫去的各種藝術品與寫本書若干幅，願讀者深深認識這些帝國主義强盜們的劫奪行爲。這一次他的盜竊行爲的供狀，是他寫的《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一書，書畫詳目，皆見此書，更附上一部標本選刊的《千佛洞圖録》(The Thousand Buddhas)。

這個帝國主義强盜，在一九一四年又來我國作第三次的罪惡活動，再一次到了敦煌。他在新疆沿途已收到了不少的石室散出的卷子。到敦煌後，又施用他利誘的故技，從王道士手中弄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經〔一三〕。

斯坦因在一九〇九年回到倫敦後，在許多專家的幫助下，整理了這一批材料，小翟理斯L.Giles爲之編目——到一九一四年先編成，名曰“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manuscripts, and other Archeological Object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K. C. L. E.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其中大部分的佛經，據日本學者矢吹慶輝禅師(Rev. K. Yabuki)的研究，其中很多爲前人載籍所未著録，及佚失的著作(這個目録，羅福萇曾譯過一部分，載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向達氏有《倫敦所藏敦煌卷子往眼目録》，載《圖書季刊》復刊一號、四號，亦可參考)。他在整理了這批材料後，得了如下的結論：

一 關於寫本内容的豐富，是解釋自漢以來敦煌一隅之所以能成爲各區域各民族以及各種信仰很重要的交流地方的重要資料。這許多經卷，又足以證明千佛洞以及曾爲聖地的敦煌沙漠田的宗教生活，大都由中國僧侣主持。

二 關於歷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國學問的殘篇，爲以前所不知道的，也還不少。有好幾百篇文書，對於當地的生活狀態、寺院組織之類，可以顯示若干光明。這些記録，自古以來未留給我們。

又在這些文書中，曾發現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刻本的一卷經卷，是現知雕版書最古的一個標本。從其扉頁上的畫面所表現的完美的技術看來，可見印刷術在這以前已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

此外還有關於各種宗教，在中古時期，在中國流行的情形。各種中亞細亞許多古代文書的發現，西藏文書的發現，及印度文書的發現，從這些文書中，對史地學、語言學上的重要。他説他對此事的簡單敍述，也就足以爲從黄海到亞得里亞海的一種民族和語言的奇異遺物作一個結束。“東方、南方、西方這三方的奇異的連鎖，在亞洲的交匯點，即是敦煌。”……其他我們將分别在下面去詳述。

關於斯坦因所劫去的經卷，現全部藏不列顛博物院，全數當不下七千卷。至於所得敦煌壁畫畫幡之屬，則絶大部分存於印度新德里中亞細亞古代文物博物院(New-Delhi Central Asia Antiquities Museum)。安德魯士(F. H. Andrews)所編之Catalog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istan及韋來氏(A. Waley)所編之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 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 in the B. M. and in the M. 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二書敍述甚詳，可參考。

當斯坦因所劫這一批贓物到達倫敦後，他在皇家地理學會作了一次報告，立刻震撼了整個歐洲的學術界。這時法國的漢學家，劫奪的野心，也不後於英帝國主義者。正在向遠東進行中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以後，趕到了敦煌，住在中寺。一方面和王道士打交道，行賄購買經卷，大部時間是到下寺來選擇經卷；其餘的時間，便和探險隊中的圑員Charles Nouette把全部莫高窟石洞中的塑像與壁畫偷照了像，這便是他後來編輯，陸續刊行，到一九二四年，纔在巴黎出齊的《敦煌圖録》(Les Grottes de Touen-Hauang)共有三百七十五個照片，共分六集，用珂羅版印成，這要算目前所有關於敦煌壁畫塑像保存最早而又最完齊的畫録了。有許多我們現在已見不到了，因爲又遭到了攝影以後人爲的毁損。〔一四〕

伯希和對漢學很有修養，所知極多，他誘賄王道士在剩餘的混亂堆中，選拔了一些中文寫本，還有一些他認爲在語言學上、考古學上，以及其他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寫本，以價一個元寶(重約五十兩)一捆，選購了一千五百多卷，掠運巴黎，藏入國民圖書館寫本部。我在一九三五年，曾去翻閲過近千卷，也攝制了些儒家經典、韻書、字書、《老子》卷子，並抄録了些有關文學、史地的卷子，校録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經典，真是美不勝收的祖國文化的寶庫呵！連在倫敦所抄得的，輯爲《瀛涯敦煌韻輯》、《敦煌經籍校録》與《雜録》諸書。又伯希和所得的繪畫之屬，則另庋藏於巴黎之Musée Guimet(佛畫佛像)及Musée Louvre(版畫綉帛工藝品繪畫之類)兩博物館。〔一五〕

一九〇九年，伯希和把這千五百卷的寶物，運着從北京回巴黎，北京已傳遍他帶去許多重要的中文寫本，當時羅振玉等人，都得看見一部分。清政府纔正式爲此消息所撼動，然後纔動公事追查。

大概在伯希和走後，王道士把許多他認爲可貴的經，裝成了兩木桶，名爲“轉經桶”，其餘仍堆集洞中。至此清學部纔正式撥款庫平六千兩，命令敦煌縣知縣陳澤，盡其所有，一律搜買，護解省垣，其經桶原封未動，陳澤去點查一次，共計經六千卷，解省送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入録之本，計八千六百七十九號。民國十八年，移交北平圖書館，整理編目，又增殘葉一千一百九十二號，共九千八百七十一號，佛經凡四百四十餘種，古佚經疏約數十卷，皆罕覯之籍。又有晉、魏寫本百數十卷，書法古拙，紙質堅韌，尤爲可寶。其他經典與現在刊本頗多出入，可資校勘考證。即卷頭紙背所書之日常賬目，交易契約，鄙俚歌詞之屬，在昔視爲無足輕重，今皆矜爲有關掌故者亦不少(陳垣《敦煌劫餘録》序)。到民國十八年春，陳垣氏應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將八千六百七十九卷編爲《敦煌劫餘録》，義寧陳寅恪先生爲之序，中國藏經既匯於一所，而也有了完具的目録，是研究敦煌學的一大工具。但這一批劫餘的卷子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經，原因是圖像器物之屬，及中亞古代語言，及其他古文寫經，已大半爲斯、伯兩個帝國主義分子劫去，以及捷足者所先得。其遺留者，又因當時甘肅運京途中，爲黯者所巧取。故最後所餘，是被中外一切巧取豪奪分子劫竊之餘的殘品。然而就是這一點點殘品，它所保留給學術界的遺産，已有如上所陳的可貴。民國十三年夏，北京人士，曾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設，登報征求目録，欲彙編成一個總目，迄未見成，這是很可惜的。〔一六〕

這一次的運省送京，並未搬完，大概是王道士的花樣。所以到斯坦因一九一四年第二次重到敦煌，又由王道士手中買去五六百卷，可以推知。大概此時王道士所弄的玄虚，即所謂“轉經桶”，已被人識破。所以從宣統三年，民國元年、三年、八年，都查詢過這一事的下落，然而始終不明不白，敷衍了事。不過洞中仍有餘經的事，也漸爲人所知，而且新疆一帶，也不時還有人向外國人兜售這種物品。其中還有一大批藏文佛經。所以到了民國八年，甘肅省政府教育廳令敦煌知縣，“將該項番字經卷，悉數運送來省，交由省圖書館保存”。並派人到敦煌察看，將洞門挖開，餘存番字佛經卷子，點驗封存於該寺三層樓南面二層石洞中，計成捆者竟九十四捆，共四百〇五斤；夾板成打者，共十一打，連板共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仍存石窟九十捆，計共四百四十一斤半。其餘四捆，及夾板十一打，移置勸學所“除由察看人帶省一捆四斤夾板一打六十六斤，保存甘肅圖書館外，其餘三捆十五斤四兩，十打一千五百八十四斤，永久保存於該處勸學所。這算是一次比較詳細的察看。從此算是掃數移存國家機關，王道士不能再賣，也再無人盜買了。這是敦煌經卷在國内入藏的情形(但民國三十幾年，有人到敦煌去，又在原藏一洞的大木櫃中，還有藏文寫經數十卷，不知是從前所遺，抑封存被掘，不得而知)。

當英、法帝國主義者掠奪了敦煌寳藏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文化間諜也插手進來肆行盜劫。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日本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橘瑞超，第三次在塔里木盆地、吐魯番及敦煌沿阿拉善山脈東行入戈壁，得有佛教經典、史料、西域語文書、繪畫、雕刻、染織物、古錢等。佛典中之晉元康六年之《諸佛要集經》，西涼初之《法華經》，及善導大師《阿彌陀經》，共掠去四百多卷，寫有目録，詳記其卷第，尾題印記。其印記有報恩寺、净土寺、三界寺。其經文已印入《二樂叢書》。這批書以佛經爲最多。羅振玉氏曾借録其目而印行之。大谷著有《西域考古圖譜》，亦可助參考。

又繼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攜歸百餘卷，其目尚未見。但他們編的《大正大藏經》，已把這些佛經材料，連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擇要録入。

德國帝國主義分子勒攷克(A von Le Coq)也跟踪進行罪惡的盜竊活動，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術品爲最多。他的自供，寫成了《中亞美術及文化史圖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 1925)。

最可惡的劫奪者，要算美帝國主義者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Museum of Art)東方部主任華爾納(L.Warner)在一九二三年來華，盜走了唐代觀音塑像及壁畫。據常書鴻氏云：“據不完全的統計，一九二四年(按，一九二四應作一九二三)華爾納在千佛洞用膠布粘去與毁損的初盛唐石窟壁畫，據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畫二十六方，共計三萬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畫有漢武帝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迎金佛等，有關民族歷史與中國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晝多幅，及328窟通高120公分盛唐最優美的半跪式觀音彩塑等數尊。這批贓物，現藏美國劍橋費城伐格博物館。”(按應作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文物參考資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遜、傅振倫等三文，記述此事。

按華爾納還自己寫了一本等於自供狀的書，名《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丙 敦煌漢簡的發現

莫高窟經藏的發現，與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畫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極高價值。這些東西，都在敦煌的南或東的地帶，以三危山爲中心。但敦煌自漢以來，已是西北重鎮，從考古學上的材料來説，還應有其他文物。

現在我再來報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書，也要算在敦煌縣境内發現的，而發現的也正是那第一個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這是甚麽？就是名震世界的漢簡！

原來中國紙張的發明，雖則早在漢代，然而邊地的始用，是較遲一點的。紙發明以前的文書，都寫在竹簡、木牘之上，所以近世紀來在西北一帶的考古事業中，往往發現簡牘，有的是屬於漢的，有的是屬於晉以後的。但斯坦因這次在敦煌發現而劫去的，則是漢代遺留在邊牆上的簡牘，所以稱爲漢簡。

當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聽見敦煌有古物，從新疆由東向敦煌進行之時，進入了玉門關後，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終點河床旁邊三哩之遥，他發現了一座碉樓遺址，又發現了横過低地的一道城牆，從疏勒河向東，至少有十六哩之長，没有間斷。從這牆的遺址的外形、本質及附近的遺物，他斷定這是古長城。他在這個城闕牆頂葦秆捆中，發現了一塊小絹，又得到五綵畫絹殘片、殘木片，以及上書中國字“魯丁氏布一疋”的小木片。他斷定這許是漢代的東西。後來他調查這個斷續的牆，直抵額濟納河，全長達四百哩以上，正是與中國載記相合的長城。

他又在近碉樓的小屋遺址的垃圾堆裏，找出許多中國字的木簡，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許多是有年代的。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後第一世紀。這裏的邊牆遺址，在前漢時候便已爲人據有。這些寫本文書，是中國最古的寫本，是無疑的了！後來由他的蔣師爺，把這些木簡弄得更明白，其内容差别很大，有關軍事統治簡單的報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給養一類物件的呈報，私人的通信，還有學校字書，以及書法練習一類的殘片。

這些雜片，就文書的觀點來看，其年代很雜亂。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約有九吋半長，四分之一到半吋寬。每一行所寫中國字，常有三十個以上，可見當時流行書法之異常乾净。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細緻的木片或竹片外，並還有本地出産甚多而比較粗糙的紅柳樹，不大正式的通詢，便用此種材料，截成無定的形式，用來抄寫，當然是很好的。屯戍絶域的兵士，顯然以此消遣時日。

木簡上面有許多刮削的痕跡，可見其來源不易，價值昂貴，於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從圍繞着遠戍絶漠的那些衛士的狹道的垃圾堆裏，所找出的雜亂遺物中，及研讀木簡的結果，所示屯戍的將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遠役絶塞。

又在防守長城西頭的一座碉樓附近，得到一大塊有字木簡，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的年號。據簡上説，當地名爲大煎部。還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樓裏，他都得到遺物。但最多的要算長城綫後面二哩多，大概是個支部小驛站。在這室内得到的木簡，大概是官員們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年)五月十日。

在這遺址的斜坡上垃圾堆裏，僅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簡三百以上，應當是這位小官員的全部檔案，是屬於宣帝元康元年至五鳳二年(公元前六五—前五六年)間的東西。這些文書，有的衹是重録或稱引關於在敦煌地帶建立屯田區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牆以保邊的一些詔諭。此外是沿長城綫軍隊的組織，各各不同的隊名。也有關於長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報告同命令。有些文書説到“土官”名稱，證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國人的夷兵。還有一段作爲符節用的，上書古撒馬爾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窣利語的木簡。還有許多片上書元康三年(公元前六三年)、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年)、五鳳元年(公元前五七年)諸年的精美曆書及一段中國有名的小學書——《急就章》。

在古玉門關東五哩左右的一個遺址内，牆角處得了一堆木簡，簡上説到從敦煌沙漠田輸送糧食以及儲備衣服等物。

所有這幾百件木簡的解釋，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而每一片木簡上文句的解釋，及其有關史地的考證，據我所知，有法國漢學家沙畹博士的《考釋》一書，在一九一三年印行於倫敦(沙畹釋竹簡之作，先見於斯坦因第一次報告附録中“Ancient Khotan”, pp.521－547, 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iliq, Niya and Endera,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 Chavannes)。而王國維、羅振玉兩人，又爲之重行考訂，成《流沙墜簡》一書。

除了這些木簡外，同時同地斯坦因還得了些其他古物，此處也有附帶介紹的必要。

一、最早的紙。斯坦因在長城的一段烽燧塵封堆集的室中，發現了八封乾乾净净用古窣利文字體寫在紙上的書函，有些用絹包裹，有些用繩缠着，是一些中亞一帶商人到中國以後發回的私人通信。他們顯然喜歡用新發明的紙作書寫材料，而不喜用中國人所墨守的木簡。

二、絹。又在一座烽燧遺址上，他得到一段古代的絹，上書漢字，同婆羅謎文。這是古代絹繒貿易的孑遺，絹頭子上備具産地及每一疋的大小、重量。

三、雜軍用器。他在一個烽燧遺址中，找到一個束紥着的小盒，中置帶破幹殘羽的銅箭鏃一枚。用同近代軍事術語相合的當時公文語氣來説，是“破箭一支，歸庫，另易新者”。古長城所得文書中，記及换發新弩，歸還敝損者甚多。他又在城牆及烽燧附近，拾得許多青銅箭鏃。還有一個盒子上面有一塊木簡，寫明“玉門顯明燧蠻兵銅鏃百完”。還有一個小箱，箱蓋上寫明“顯明燧藥函”，這是軍用藥箱，可以見古代行軍及醫藥一斑。

四、雜器。還有他又得到一件量器，形同鞋匠足尺，上刻漢代尺度。又有一些木印盒，上有小槽排列的形式，可以用繩縛住。

其他的雜物還多，此處不盡載了。

所有這些木簡雜器物，論地點都屬於敦煌範圍以内。以時間説，又下接魏、晉、六朝，都是同一類型的文化所孕育。應當算入“敦煌學”一個課題之内去。然後漢以來的文化去路有所承受，六朝以來的文化來源有所承襲。所以在此特用專章詳述一番。

總結以上莫高窟、榆林、西千佛等的造型藝術，一五一洞的經典寫本，古長城一帶的古寫木竹簡，這些全部寶物，組成了“敦煌學”的内容。

這個内容是豐富而有光彩的。它包括了北中國兩千年的文化發展、民族興衰，也交織着一切與西北民族，乃至印度、歐洲民族的關係，説明中西交通的情形，文化傳播的大概。而其具體内容所表現的是我們祖先的輝煌的藝術文化的成就，吸收類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及其民族的一切偉大的發現、偉大的創作，藝術、宗教、哲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精金美玉，無處不表現我們民族的先進的事跡，不在一切民族之下。它的一切創作發現，幾無一件不影響全人類的幸福生活，正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也是我們值得發揚光大的一筆遺産。我們要踏着敦煌的基石，建設我們的光輝美滿的社會。從另一方面説，也要在了解和鑽研敦煌學的過程中，把過去百年中帝國主義侵入後我們民族所受到的自卑感的影響完全消除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敦煌古典文化的一切，正是值得我們深深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