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应对全球经济深度调整，适应区域合作新趋势

目前，世界经济面临持续低水平增长局面，全球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形势严峻。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各国都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性变革压力，经济增长预期和市场信心普遍下降。全球货物贸易连续四年负增长，预计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推动全球贸易迅猛增长的情景，即被有些学者称为世界贸易发展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指国际贸易以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时代。全球跨国投资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14年比危机前降低近40%，2015年虽因跨国并购超预期增长，但绿地投资没有明显起色（仅增0.9%）。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分化趋势明显，仍面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需求持续疲软和地缘政治风险等诸多不确定因素。

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热点。随着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融合不断加深，协同合作成为恢复信心、应对危机和解决全球性议题的关键出路。多边谈判长期受阻，区域合作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内容和新趋势，进一步增强合作的意愿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持续快速增长。据世贸组织统计，到2016年2月世贸组织累计收到625个区域贸易协定（RTA）通报（将货物贸易、服务与市场准入分开统计），形成454个区域贸易实体（将货物贸易、服务新签协定与接纳新成员合并统计），其中267个已经实施。与此同时，各个领域、多种方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应运而生。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通过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创和共享发展机遇，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沿线各国、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繁荣发展。

（二）推动沿线地区经济稳定和贸易投资发展，为中国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与贸易投资发展已成为亮点。金融危机后，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网络，“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作用日趋显现。一是沿线国家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经济增长指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丝路区域整体GDP年均增速达5.1%，相当于同期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2014年高于全球（2.49%）约2.3个百分点；丝路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2010—2013年高达41.2%，2014年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到45.1%。二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增长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据世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8%和9.7%，同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3.1%和16.5%。2014年，受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影响，丝路地区货物贸易仅取得不足1%的增长，但仍高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水平。三是这一地区具有吸引外国跨境投资的较强优势，互联互通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1990年，丝路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相对于GDP的比例是1.5%，低于1.8%的全球平均水平；2010年以后，这一地区的引进跨境直接投资能力指数不仅大幅提高，也开始超过全球平均值。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增长对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加强。根据《2015世界投资报告》，亚洲一些区域合作倡议加强了有关国家在高速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上的联通及经济一体化程度，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2014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逆势增长9%，再创新高。沿线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特别是贸易投资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为中国结构升级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重大机遇。按现有“一带一路”沿线涵盖65个国家的口径，沿线人口多达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29%。长期以来，中国十分重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往来与合作，相互之间保持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并且发展日益深入。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过去10年中国对沿线其他国家的跨境贸易年均增速达19%，高于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水平；2014年增长7%左右，是中国进出口总体增速的三倍；在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分别达到24.2%和27.3%（见图2-1）。

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相互投资也取得较快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额增长23.8%，远高于全球对华投资6.8%的增速；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高于中国对全球投资14.7%的增速。

过去1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增长6.9倍，明显快于在全球范围5.4倍的增速。2014年，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总营业额中的占比也从2005年的37.7%提高到45.3%（见图2-2）。

随着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驱动将成为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构建新的区域生产网络，关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战略大局。未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推动沿线地区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为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拓展新的空间，为中国结构升级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重大机遇。首先，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总体处于中低端位置，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具有相对较强的价值链领先优势。特别是，相比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沿线多数国家，中国具有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和较强的价值链获益能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和面向沿线地区的投资布局，可以利用市场、技术、资金等优势，构建由中国掌握核心环节的价值链，依托区域生产网络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其次，中国将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转出部分国内传统产业，在土地、资源和人才等要素稀缺、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为发展高端产业腾出空间，促进国内生产制造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移动，这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三）满足中国新常态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采取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开放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增长放缓、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发展中取得了积极进展，有时增长速度甚至高于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在中国GDP增长、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中仍占据80%以上的份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双向开放”的目标是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谋求与世界经济的互利共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了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发展需要。即，在进一步深化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模式创新的同时，通过发挥关键节点的作用，加大力度推进中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例如，将云南、广西、新疆等地打造成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加速推进沿边地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通过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打造区域开放发展的新高地，带动周边省份和地区开放发展，满足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构建全面开放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

（四）破解国际贸易投资体系重塑带来的压力

近年来，发达国家加快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美国力推的TPP谈判完成，美欧之间的TTIP、日欧FTA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出现大型化趋势。发达经济体将自由化重点转向投资和服务市场开放。例如，美国制定2012年投资协定模本，部分国家以设立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新规则为目标，发起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rade-In-Services Agreement，简称TISA）谈判；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出现高水平、高标准的自由化趋势。TPP、TTIP和TISA等欧美主导的区域贸易投资制度性安排或国际协定谈判，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排他性增强，并将涉及成员国经济管理体制与监管协调的“新议题”，纳入多双边FTA或国际经贸规则谈判；跨境投资领域竞争合作日益活跃，各国也在积极商签或修订涉及投资的国际协定。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的资料，国际投资体系中双边、区域以及诸边投资协定（IIA）已达3271个，2014年至少有50个国家或地区在重审或修订其国际投资协定范本。

新形势下，中国市场开放和经济管理制度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加快实施FTA战略是中国改善经贸关系、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自贸区战略取得了较大实际进展。目前，中国已对外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贸易覆盖率达到38%。

当然，FTA是区域一体化重要而非唯一的驱动力，应促进多种方式协调发展双边经济合作，如产业合作、研发与创新合作、投资与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等功能性合作领域，都能够在提升发展水平、密切经贸关系、凝聚区域共识等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能够促进区域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一体化进程。包容开放的区域合作，有利于破解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带来的压力（见图2-3）。

（五）适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新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两个方面新的变化。一方面，全球化深度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全球性议题明显增加。深化合作共同抵御风险的意愿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希望改革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全球治理的呼声不断提高。但从发展现状看，全球治理呈现碎片化趋势，全球性议题增多，治理主体多元化，各方矛盾利益交织复杂，政策目标不一致，全球治理的难度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各方对中国所起作用和承担责任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中国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同时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期待显著增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希望中国引领其获得与实力提升相匹配的话语权等期盼增加。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相应地承担更大、更多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倡议是引领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特别是亚欧国家之间搭建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平台，既有助于解决区域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也有助于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添活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也将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的理念和合作模式。此外，在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合作机制的背景下，中国通过着力完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机制，将为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治理能力提供试验平台，是中国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有益尝试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