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尽管林伟在刚开始编写唐弢年谱时就跟我说起过，但当我打开他发来的书稿文档时，还是有惊喜交加的感觉：2012年12月他写作完成并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诗歌注析》，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又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唐弢年谱新编》。即使是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更不要说他还领导着一个单位，是在业余时间内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可见林伟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艰苦努力和坚强意志，确实令人钦佩，而这部《唐弢年谱新编》因为具有扎扎实实的学术质量值得充分肯定。
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充分掌握准确的资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理解人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行为动机，才能合理阐释他的言行对于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才能科学评价这个人物的社会贡献、时代意义和人格特质。因此，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爬梳剔抉，可以说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步。林伟从编写年谱着手切入唐弢研究，这种坚持从科学实证出发的研究方法，虽然非常辛苦，但确实是做学问的基础，这样的学术路径值得肯定和赞许。当然，搜集资料来不得半点的主观推测和虚构想象，需要的倒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寻，虽然他自己说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料搜集工作，但从目前完成的年谱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林伟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当然，由于以往的长期积累和随时关注，大量的前期工作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但要全面地掌握唐弢在文学创作、鲁迅研究、社会活动和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的资料并非易事，尤其是把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实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从目前成稿的情况来看，虽然不能说林伟的资料搜集工作已经不再有补苴罅漏的空间，但他所达到的水平应该在目前的唐弢研究中走在最前沿了，唐弢的杂文写作、诗词创作和有关鲁迅的著述，林伟在年谱中作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记录，唐弢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通过他的作品和社会活动予以最深刻地反映。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显示出来。
在林伟之前，傅小北、杨幼生编写的《唐弢年谱》已经问世，这部年谱虽经唐弢本人审阅，是开唐弢研究之先河的早期成果，但无论在资料的搜集，还是在历史事件的表述上，都还有很多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林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表现在资料搜集方面，而且在内容的安排上同样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对于当年发生的那些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及对于唐弢的人生轨迹产生现实影响的文坛要事，林伟都加以简明扼要的表述，通过提纲挈领式的介绍，使处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唐弢的各种行为，有了一种“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揭示了传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展开行动的深层依据。这就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把握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思想境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物对于人民、国家和时代的贡献。而在完成人物每一年的人生经历的介绍之后，还对这一年传主的活动进行简单的归纳，这不但在写作的体例上形成了每一年的“始”与“终”的呼应，而且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历史行进的步伐和生命的节奏感的展示，这样的安排正是林伟匠心独运的成功之处。
年谱的编写并非人物生命历程的被动记录，也不是人物所作所为的简单罗列，而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的方法去考察、去辨析，有些内容即使是传主本人的回忆也会出现有违客观事实的差错，至于其他人的记述更有出现误差的可能。所以，年谱的编写者就需要通过自己的考证，对现存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比较，尤其是那些只依据孤证就得出来的结论，更有必要加以深入的研究。林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那些明显不符合史实的材料就加以明确的否定，对于那些几个方面的材料互相矛盾的问题，就把相关的说法都录以备考，暂时的存疑就是为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弄清真相创造条件，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正是通过深入的考证，林伟对唐弢生平的各个方面的系统把握，使这本年谱较为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了唐弢作为作家、学者、导师和革命者的光辉一生，应该说能够为唐弢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唐弢原籍浙江镇海，这里的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着光荣的传统，同时还涌现出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他们以炽热至诚的家国情怀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林伟，自然热爱家乡、崇敬先贤。因此，他对唐弢这样的先辈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之心。这也就是他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研究课题的内在动力。可见，林伟在唐弢年谱的编写中，是带着对传主很强的肯定性情感开展研究和写作的。正如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谈到史学家的情感时所说：
任何人写他笔下的历史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因为司马迁爱恨分明，所以《史记》才写得那么好。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了对希腊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的民族精神的高度热爱，才那么打动人。反而是那些冷冰冰地罗列一些事实、数据的文字，让人读起来很乏味。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林伟怀着对先贤的崇敬之心编写唐弢年谱，正是这样一种心情使他对传主的平生业绩和杰出贡献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作为历史人物来说，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特殊的人生道路又总是在历史大潮中展开的，谁都无法超越时代螺旋形前进的客观规律，那些在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甚至荒唐的历史事件，在进行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加以抵制的。因此，个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错事，在人生道路上出现一些弱点、缺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今天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人物，却不能因为情感上的亲近和崇敬，忽略甚至有意掩盖那些缺点和错误，那就会违反历史研究“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原则。林伟在唐弢年谱的编写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例如，没有因为对于乡贤的热爱而掩盖他在反胡风运动中所发表的那些随波逐流的批判文章。正是抱着真实记录历史事实的理念，林伟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把还原历史真实作为自己的坐标，这样的观念和方法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也只有这样，这本《唐弢年谱新编》才有可能为唐弢研究提供准确、全面和客观的历史参照系。
林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鲁迅诗歌注析》出版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读后感，文中对林伟在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加以充分的肯定。这里，我要重申这一点：一个基层单位的党务工作者，每天需要处理的工作该有多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又有多少家务事要操劳，今年他的女儿参加高考，需要操心的事情也就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写作的时间也就显得格外宝贵。就是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余，林伟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自觉做一个学习型干部，去“挤”出时间钻研学问，大学毕业20多年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地前行，确实让我在肃然起敬和倍感钦佩之外，更为他的成才成功感到欣慰与骄傲。
1988年9月到1992年7月，林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这是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前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不是现在由杭大中文系组建的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我正在浙大中文系任教。因为我们都是从原来的镇海县分出来的北仑人，更重要的是他那质朴踏实的人品，勤勉刻苦的学风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和他有较多的交往。1993年我南下广东，虽然每年都回宁波老家探亲，但来去匆匆，没有机会再与他联系。在分别二十多年之后，我从广州退休到浙江万里学院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林伟的电话，说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回来的消息，找了好几个相关人士才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且专门过来看我，令我既兴奋又感动。尤其是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绩，更是令我刮目相看。现在，他的第二部著作即将问世，希望我写篇序言，虽然现代文学不是我的专业，对于唐弢先生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为了表示我的祝贺与鼓励，还是拉拉杂杂写了上面这些文字，其中不准确、不深刻的地方在所难免，只好请林伟和读者们批评指正了。
期待着林伟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期待着早日读到他的《唐弢评传》。
2015年6月28日于宁波北仑江星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