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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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1049年,时年47岁的阿尔萨斯人(Alsatian艾吉斯海姆的布鲁诺(Bruno of Egisheim)长途跋涉900多公里,从沃尔姆斯(Worms)赶赴罗马朝圣。在那里,他将成为教皇利奥九世(Leo IX),并在此后的1087年获封圣徒。当时与他同行的,是一批为人诚挚、行事坚定的伙伴,克吕尼修道院长休(Abbot Hugh of Cluny)便是其中一员,彼时尚不出名的托斯卡纳(Tuscan)修士伊尔德布兰(Hildebrand)亦位列其中。教会应当是普世的,基督教社会应该是大一统的基督的王国——这是布鲁诺一行人以及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信念。他们将践行这一信念,哪怕效果不尽完美,也要一步步地严格执行。他们的举动也会对笃信天主教地区的君主与主教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新任教皇利奥九世践行这一理念的主要行动便是根除圣职买卖(simony)的陋习,就是用金钱换取教会职务的行为。这种行为令那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得以控制地方教会,当时的贵族也趁机把本地教会当成摇钱树,榨干其资产,还拿教会当贵族斗争的棋子。

法国人克吕尼的休的贡献在于建立起了超越本地纽带的效忠关系网络。他将自己负责的勃艮第克吕尼大修道院发展成西方最重要的修会机构。出自克吕尼的修士们建立了数不胜数的子会,而另有大量年代久远的教会机构,要么因克吕尼修士的到来而接受改革,要么被克吕尼修道院的模范作用激励,在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己的革新。“圣徒休”(休也将获得封圣的待遇)在克吕尼建造了壮丽的教堂,在基督教世界中,其规模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后来者超越。在这座教堂里,休参与的规划影响了从不列颠到西班牙的诸多修士的命运。彼时,他威望甚高,在天主教欧洲的世界中,无论是王公贵胄还是教会信徒,都会前去聆听他的忠告与教诲。

之前提到的教会三巨头中,最有争议的是伊尔德布兰,即后来的教皇与圣徒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1073—1085年在位)。在教皇任上,他向“神权俗授”(lay investiture)的行事方式发难。这样的习俗允许君主将象征属灵权柄的戒指和权杖授予主教。授予戒指或授权(investiture)象征主教与他的教区结合在了一起,因而他也将像丈夫爱妻子那样爱属下的人民。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婚姻一样,这样的结合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开的,只有在得到上帝或其在人间的代理人——教皇——的允许后,才能做出改动。权杖则象征主教的权利与义务:保护天主教信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教导信仰,击退“野狗”,就是分裂主义者、异教徒和不信者,他们想要引诱虔信之人背离正确的信仰。在权杖所代表的责任当中,将信徒处以绝罚(excommunication)只是主教拥有的权力之一,却十分重要。开除出教,意味着将一名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正式驱逐出基督信徒的团契。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看来,神权俗授的做法使非神职人员获得了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权柄,这是不合适的。由此造成的对教会自由的侵犯,甚至不亚于买卖圣职的恶果。

如今,已经没有学者主张布鲁诺、休、伊尔德布兰的改革理念是他们自己首先提出的了。但是,这群在1049年一同前往罗马的人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却意志坚决的团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将有许多教士与平信徒加入他们。我们在本书中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描述产生这个改革团体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