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套装共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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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 缘起

我的朋友陈思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这才使我放了心。为什么这样的“怕”写自叙传的呢?理由很是简单,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第二是自叙传没有材料。一年一年的活了这多少年岁,到得如今不但已经称得“古来稀”了,而且又是到了日本人所谓“喜寿”,(喜字草书有如“七十七”三字所合成,)那么这许多年里的事情尽够多了,怎么说是没有呢?其实年纪虽是古稀了,而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从古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毫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况且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很可感谢的。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药堂谈往”,也就是一种感旧录,本来旧事也究竟没甚可感,只是五六十年前的往事,虽是日常琐碎事迹,于今想来也多奇奇怪怪,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

时光如流水,平常五十年一百年倏忽的流过去,真是如同朝暮一般,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谈谈往事,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迥不相同了。社会情形改变得太多了,有些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如同隔世,所谓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想这就因为中间缺少连络的缘故。老年人讲故事多偏于过去,又兼讲话唠叨,有地方又生怕年青的人不懂,更要多说几句,因此不免近于烦琐,近代有教养的青年恐不满意,特在此说明,特别要请原谅为幸。

二 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照旧例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蒲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有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信用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的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三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故典,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故典,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上密圈。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当天花初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急忙的去请天花专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一九一九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溇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将两只手紧紧的捆住了,不让它动一动,当时虽然很窘,大约哭得很凶吧,然而也因此得免于脸上雕花,这与我的出天花而幸得不死,都是很可庆幸的。

我在十岁以前,生过的病很多,已经都记不得,而且中医的说法都很奇怪,所以更说不清是食裹火或火裹痰了。不过其中顶利害的是因为没有奶吃,所以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奶的,为的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可是好像是害了馋痨病似的,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的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这是法定的养病的唯一的副食物。这在馋痨病的小孩一定是很苦痛的,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这是很可感谢的。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

“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有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三 风暴的前后-上

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于曾祖母的去世。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迹,据说有一天他钻到床底下去安排花盆,当时祖父的保姆吴妈妈误当是一只狗,唆唆的吆喝想赶他出去,这话流传下来,可以为例。但是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其时她已年将望八了,——她去世时年七十九,恰在除夕了,其实算是八十也无不可,——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得很。我们小孩却不顾什么,偏要加以戏弄,记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记得的事了)同了鲁迅走到她的旁边,故意假作跌倒,睡在地上,那么她必定说道:

“阿呀,阿宝(这是她对曾孙辈的总称),这地下很脏呢。”那时已是她的晚年,火气全然没有了,在壮年时代她的脾气实在怪僻得很哩。据我的一个堂叔“观鱼”所著《三台门的遗闻轶事》所记,大抵流传于本家老辈口中,虽系传闻,未必全属子虚吧。现在抄录在这里:

“九老太太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彭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

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她平常就是这种意见,做官如不能赚钱便要赔钱,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平常介孚公在做京官,每有同乡回去的时候,多托带些食品去孝敬母亲,有一回记得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只麻袋里,可是曾祖母见了怫然不悦道:

“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她这意思是前后相符,可以贯穿得起来的。

我们小孩暂时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时期,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只在有时候和老太太们开点小玩笑,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上面说过的“兰花间”及其毗连的一部分,已经分给共高祖的“诚房”,——我们是“兴房”居长,第二是“立房”,至于“诚房”这是智字派下的第三房了,——租给一家姓李的,是李越缦的本家,主人名为李楚材。我所记得的恰巧也是对于老人的小玩笑,这是很有意思的偶合了。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里记有一节,现在就借了过来应用吧。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这里所谓“我们”,当然一个是我了,至于另外一件事乃是我单独干的,也是对于李家的一位房客。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很高大的人,却长着很是细小的辫子,顶上戴着方顶的瓜皮帽,样子颇为滑稽。有一天在门外看见许多人围着,是在看新嫁娘,这位高个子小辫子的人也在那里。我便忍不住偷偷的走近前去,将他的辫子向上一拉,那顶帽子就立刻砰的飞掉了。为什么辫子一扯帽子就会掉呢,这是因为辫子太细小了,深压在帽子里面,所以一掣动它,帽子便向前翻掉了。可是那人却并不发怒,只回过头来说道:

“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么?”小孩虽然淘气,只因他的态度应对得很好,所以第二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四 风暴的前后-中

曾祖母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的除夕去世,她于两三日以前,从她照例坐的那把紫檀椅子想站起来时,把身体略为矬了一矬,立即经旁人扶住了,此后随即病倒,人家说是中风,其实不是,大约只是老衰罢了。

她是阖台门六房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中间的“大堂前”要让出来给她使用,本来是死人要大过活人,何况又是长辈呢。恰巧这年我家正是“佩公祭”(是智仁勇三派九房人家的祖先)值年,照例应当在堂前悬挂祖像,这也只好让出来,移挂外边大厅西南的大书房里,可是陈设的祭器很值钱,恐防被人偷去,须要雇人看守才行,乃去找用人章福庆的儿子来担任这件事。他名叫运水,这便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闰土,是十四五岁的乡下少年,正是我们的好伴侣,所以小孩们忙着同他玩耍,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丧事虽然热闹,也没有心思来管了。

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了,那时海路从天津到上海已有轮船,所以在一个月之内,便已到了家里。他同了他小女儿同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轻车减从的走回来,大约原是预备服满再进京去的,却不料演成那大风暴。这风暴计算起来是两面的,其一方面是家庭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其第二乃是社会的,它的发生实在乃是出于预料之外的了。

祖父回家来,最初感到的乃是住屋有了变更的事,当初父母住的两间西边的屋腾了出来,让给祖父,搬到东偏的屋里来,从前曾祖母的房子则由祖母和我同住。祖父初到觉得陌生,又感觉威严难以接近,但潘姨太太虽然言语不通,到底年轻和蔼一点,所以时常到那里去玩。这样胡里胡涂过了几天,大约不很长久吧,突然在曾祖母五七这一天,这距离她的死只有三十五天,祖父到家也还不到半个月,祖父忽尔大发雷霆,发生了第一个风暴。大约是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敬谨将事,当时父亲因为是吃洋烟的,或者也不能很早就起床,因此迁怒一切,连无辜的小孩子也遭波及了。那天早上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赶紧睁眼来看,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的在捶打那床呢!他看见我已是捶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的响,喃喃咒骂着那一班“速死豸”吧。我其时也并不哭,大概由祖母安排我着好衣服,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也没有听清祖母的说话,仿佛是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这便是第一次风暴所得到的结果了。

五 风暴的前后-下

不久以后,大约过了曾祖母的“百日”之后,他渐作外游的打算,到七八月的时候,就前往苏州去了。不知道的或者以为是去打官场的秋风,却不料他乃是去找本年乡试的主考,于是第二次风暴就爆发了。现在借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我所写的一节,说明这件事情: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了死刑,有时要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

“跼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六 避难

第二次风暴已经到来了,小孩们却还什么都不知道,仍然游嬉着。直到得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里,母亲把我们叫去说,现今到外婆家住几时,便即动身,好在时间不会很长,到那时候就会叫回到家里来的。这样便开始了避难的生活了。

外婆家原来在安桥头,大概自从外祖父鲁晴轩公中举人之后,嫌它太狭窄,便迁居皇甫庄,典了范姓的半所房屋,这个范姓便是有名的《越谚》的著者范啸风,名寅,别号扁舟子的便是。那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只剩外祖母在,此外是母亲的一兄一弟,大舅父号怡堂,小舅父字继香,都是秀才,住在家里。大舅父生有子女各一,小舅父却只有四个女儿,因此我们两个人都只好交给大舅父,但因为没有地方歇宿,所以又把我送给小舅父处的老仆妇,通称塘港妈妈,(妈妈者犹上海称娘姨,)叫她带领我睡觉。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所以至今还是记得。我大约向来是够浑浑噩噩的,什么事都记不清,十岁以前的事情至今记忆的很是有限,只是有一件事却还记的很是清楚。这便是到了那时候还要“溺床”,(见刘侗著《帝京景物略》,)在夏天的早朝起来,席子有一两回都溺得很湿的,主客各不说破,便自麻糊过去了。

这阁楼上只是晚间才来,在白天里是在大舅父那边,怎么样的混过一天,回想起来什么都不记得,这也可见浑噩之一般了。但是也有零星的记忆可以一说的事。大舅父是吸雅片烟的,终日在床上,帐子放了下来,经常很少见他的面,但见帐内点着烟灯,知道他醒着,便隔着帐子叫他一声算了。我只记得在他那里,有很希奇的一只烧茶的炉子,大抵也只是黄铜所做的,但奇怪是用纸煤烧的。这是一种用“煤头纸”折成的长条,据说烧十几根纸煤,一小壶水就开了。这不晓得叫做什么炉,(不是神仙炉吧,)我时常看表姊珠姊姊在那里折这种细长条的纸煤。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影写《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他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

七 关于娱园

小皋埠秦氏是大舅父的先妻的母家,先世叫作秦树铦,字秋伊,也是个举人,善于诗画,是皋社主要诗人之一,家里造有娱园,也算是名胜之地。大舅父寄居在厅堂西偏的厢房里,我们便很有机会到这园里玩耍。秋伊的儿子字少伊,家传的也善于画梅花,我们叫他做友舅舅,常跑去他那里玩,鲁迅尤其同他谈得来,只是雅片烟大瘾,上午总是高卧,所以只有午后才找得他着。他好看小说,凡是那时通行的小说在他那里都有,不过都是铅印石印者,尽量的借给人看,鲁迅便不再画人像,却看本文了,我那时读书才读到《大学》,所以如入宝山却是空手而回了。

讲到娱园,那里直到庚子那年,有七八年我还时常前去,所以约略记得,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我从头就不了解这种花园的好处在哪里,我所觉得好的只是似“百草园”的那样菜园或是类似的地方罢了。李越缦有一篇《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饮秦氏娱园诗序》,我最初在父亲伯宜公的遗书《娱园诗存》中看到它,随后又在《越缦堂骈体文》里见到,对于这个园颇有点感情,不过感情是一回事,而兴趣又是别一回事,就园说园,实在说不出他的好处来。大抵在一个四周造有围墙内,又是一块块的区划开来设计建造起来,要做成好园林是很艰难的。在那里一座微云楼,就我所记得的来说,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又有一所留鹤庵,名字倒是顶好,却在园门之外,事实是一间侧屋,前面是石板铺的“明堂”即是院子,不见得留得鹤住。后来曾经游过观音桥赵氏的省园废址,和偏门外的快阁,所得到的也是同一的印象。苏州多有名园,其中我只见过刘园,比较的还是整齐,可是总觉得是工笔画的样子,很少潇洒之致,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八 书房

我们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于第二年甲午(一八九四)的上半年回家里来了。鲁迅一回来,就往三味书屋寿家上学去了,这大约是在端午节吧,他是在这以前就已在那里读书了,记得初去的时候,还特地花了两块钱,买了一顶两只抽屉的书桌,这个我还记得很是清楚。后来关于这书桌流传有许多神话,说这桌子是楠木的啰,又说鲁迅因为要立志不迟到,在桌面刻有一个“早”字啰,这些话我却是不知道的了。至于我自己,到三味书屋去大概是第二年乙未的正月,不过这却不能确定了。我在癸巳年避难以前,曾经在“厅房”——大厅西偏的小书房里,同了庶出的叔父伯升,读过半年的书。伯升是跟着祖父从北京回来的,本来应当叫作“仲升”,但是因为北京音读“仲升”与“众生”相同,这两个字本来自从佛经用起头,只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讲,别无什么恶意,但是后来用称牲畜,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用,硬要改号伯升。这本来也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小孩们的看法却是不同,以为他行第二而要称伯,未免有僭越之感,因此背地里故意叫他做仲升。不过这位伯升先生事实上乃是极和气的人,虽然是庶出却不是姨太太的一党,对于祖母特别恭而有礼,待我们年纪比他小的侄儿也平易亲近,癸巳上半年我便同他两个人在厅房里读书,以后在南京学堂里同学,可以用了亲历的事实保证的。在厅房里就只请了一个同族的叔辈做先生,他本身只是个文童,始终没有考进“秀才”,没有什么本事,可喜也并不严厉,因此也少来管束我们,我至今记不起在他手里读了些什么,事实上我那时《中庸》还未读了呢。因此我所记得的便是在厅房的一间小花园玩耍的事情,那里有一株月桂,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继续开花,一株罗汉松,一株茶花,其余有木瓜枇杷,树阴底下还有秋海棠之类,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所注意的,我最记得的乃是罗汉松树根下所埋着的两只“荫缸”。这乃是不大不小的缸,埋在土里,缸里盛着水,这水不是清澈的雨水,却是不知经历几多年的青黑色的水,里边积存腐烂的树叶大半缸,这是我们亲手淘过,所以知道的。说也奇怪,我们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边,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将里边的树叶瓦砾清理出来,居然没有中什么毒,连在预料中的蜈蚣毒蛇癞虾蟆之属,也一只都没有碰见过,真是奇事。那位文童先生平常也就只是早晚来到一遍,虚应故事罢了,我们并不怕他,虽然后来出外就馆,说是出外也就只是在本县的乡下,却忽然暴虐起来,据说曾经用竹枝抽打学生之后,再拿擦牙齿的盐来擦上,用了做腊鸭的法子整治学生,学生当然是受不了的,结果是被辞了馆完事。又有一个塾师,将学生的耳朵夹在门缝里,用力的夹,这是用轧胡桃的方法引申出来的,却不能确说是否他的故事了。我们在厅房里游嬉,那时亏得他还没有变得这样严厉,但是祖父知道了怎么样呢?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乃是伯升叔,有他在里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不要紧的了。

九 三味书屋

旧日书房有各种不同的式样,现今想约略加以说明。这可以分作家塾和私塾,其设在公共地方,如寺庙祠堂,所谓“庙头馆”者,不算在里边。上文所述的书房,即是家塾之一种,——我说一种,因为这只是具体而微,设在主人家里,请先生来走教,不供膳宿,而这先生又是特别的麻胡,所以是那么情形。李越缦有一篇《城西老屋赋》,写家塾情状的有一段很好,其词曰:

“维西之偏,实为书屋。榜曰水香,逸民所目。窗低迫檐,地窄疑。庭广倍之,半割池渌。隔以小桥,杂莳花竹。高柳一株,倚池而覆。予之童,踞觚而读。先生言归,兄弟相速。探巢上树,捕鱼入洑。拾砖拟山,激流为瀑。编木叶以作舟,揉筱枝而当轴。寻蟋蟀而墙,捉流萤以照牍。候邻灶之饭香,共抱书而出塾。”这里先生也是走教的,若是住宿在塾里,那么学生就得受点苦,因为是要读夜书的。洪北江有《外家纪闻》中有一则云:

“外家课子弟极严,自五经四子书及制举业外,不令旁及,自成童入塾后晓夕有程,寒暑不辍,夏月别置大瓮五六,令读书者足贯其中,以避蚊蚋。”鲁迅在第一次试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中描写恶劣的塾师“秃先生”,也假设是这样的一种家塾,因为有一节说道:

“初亦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而秃先生必继至,作厉声曰,孺子勿恶作剧,食事既耶,盍归就尔夜课矣!稍忤,次日即以界尺击吾首,曰,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我秃先生盖以书斋为报仇地者,遂渐弗去。”

第二种是私塾,设在先生家里,招集学生前往走读,三味书屋便是这一类的书房。这是坐东朝西的三间侧屋,因为西边的墙特别的高,所以并不见得西晒,夏天也还过得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明道: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从这里所说的看来,这书房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仿佛把小孩子当作偷儿看待似的。譬如用戒尺打手心,这也罢了,有的塾师便要把手掌拗弯来,放在桌子角上,着实的打,有如捕快拷打小偷的样子。在我们往三味书屋的途中,相隔才五六家的模样,有一家王广思堂,这里边的私塾便是以苛刻著名的。塾师当然是姓王,因为形状特别,以绰号“矮癞胡”出名,真的名字反而不传了,他打学生便是那么打的,他又没收学生带去的烧饼糕干等点心,归他自己享用。他设有什么“撒尿签”的制度,学生有要小便的,须得领他这样的签,才可以出去。这种情形大约在私塾中间,也是极普通的,但是我们在三味书屋的学生得知了,却很是骇异,因为这里是完全自由,大小便时径自往园里走去,不必要告诉先生的。有一天中午放学,我们便由鲁迅和章翔耀的率领下,前去惩罚这不合理的私塾。我们到得那里,师生放学都已经散了,大家便攫取笔筒里插着的“撒尿签”撅折,将朱墨砚覆在地下,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矮癞胡虽然未必改变作风,但在我们却觉得这股气已经出了。

下面这件事与私塾不相干,但也是在三味书屋时发生的事,所以连带说及。听见有人报告,小学生走过绸缎衖的贺家门口,被武秀才所骂或者打了,这学生大概也不是三味书屋的,大家一听到武秀才,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觉得讨厌,他的欺侮人是一定不会错的,决定要打倒他才快意。这回计划当然更大而且周密了,约定某一天分作几批在绸缎衖集合,这些人好像是《水浒》的好汉似的,分散着在武秀才门前守候,却总不见他出来,可能他偶尔不在,也可能他事先得到消息,怕同小孩们起冲突,但在这边认为他不敢出头,算是屈服了,由首领下令解散,各自回家。这些虽是琐屑的事情,但即此以观,也就可以想见三味书屋的自由的空气了。

一〇 父亲的病(上)

我于甲午年往三味书屋读书,但细想起来,又似乎是正月上的学,那么是乙未年了,不过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所还记得的是初上学时的情形。我因为没有书桌,就是有抽屉的半桌,所以从家里叫用人背了一张八仙桌去,很是不像样,所读的书是《中庸》上半本,普通叫作“上中”,第一天所上的“生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问政”这一节,因为里边有“夫政也者蒲芦也”这一句,觉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记。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成绩实在是差得很,那时我已是十二岁,在本家的书房里也混过了好几年,但是所读的书总计起来,才只得《大学》一卷和《中庸》半卷罢了。本来这两种书是著名的难读的,小时候所熟知的儿歌有一首说得好:

“大学大学,

屁股打得烂落!

中庸中庸,

屁股打得好种葱!”

本来大学者“大人之学”,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不是小学生所能懂得的事情,我刚才拿出《中庸》来看,那上边的两句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还不能晓得这里讲的是什么,觉得那时的读不进去是深可同情的。现今的小学生从书房里解放了出来,再不必愁因为读书不记得,屁股会得打的稀烂,可以种葱的那样,这实在是很可庆幸的。

现在话分两头,一边是我在三味书屋读书,由“上中”读到《论语》《孟子》,随后《诗经》刚读完了“国风”,就停止了。一边是父亲也生了病,拖延了一年半的光景,于丙申(一八九六)年的九月弃世了。

父亲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头的,这总不会是甲午,因为这里有几件事可以作为反证。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当时乡下没有新闻,时事不能及时报道,但是战争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黄海战败之后,消息传到绍兴,我记得他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兄弟谈论时事,表示忧虑,可见他在那时候还是健康的。在同一年的八月中,嫁在东关金家的小姑母之丧,也是他自己去吊的,而且由他亲自为死者穿衣服,这是一件极其不易的工作,须得很细心谨慎,敏捷而又亲切的人,才能胜任。小姑母是在产后因为“产褥热”而死的,所以母家的人照例要求做法事“超度”,这有两种办法,简单一点的叫道士们来做“炼度”,凡继续三天,其一种是和尚们的“水陆道场”,前后时间共要七天。金家是当地的富家,所以就答应“打水陆”,而这道场便设在长庆寺,离我们的家只有一箭之路,来去非常方便,但那时的事情已都忘记了。小姑母是八月初十日去世的,法事的举行当在“五七”,计时为九月十五日左右,这也足以证明他那时还没有生病。有一天从长庆寺回来,伯宜公在卧室的前房的小榻上,躺着抽烟,鲁迅便说那佛像有好许多手,都拿着种种东西,里边也有枯髅,当时我不懂枯髅的意义,经鲁迅说明了就是死人头骨之后,我感到非常的恐怖,以后到寺里去对那佛像不敢正眼相看了。关于水陆道场,我所记得的就只是这一点事,但这佛像是什么佛呢,我至今还未了然,因为“大佛”就是释迦牟尼的像不曾见有这个样子的,但是他那丈六金身坐在大殿上,倒的确是伟大得很呢。

一一 父亲的病(中)

伯宜公生病的开端我推定在乙未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不过很难确说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其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的存在眼前。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之意,不过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注定要给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父亲的病虽然起初来势凶猛,可是吐血随即停止了,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父亲说道:

“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用,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是“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盖舌头红色,像是一根苗从心里长出来,仿佛是“独立一枝枪”一样,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它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这时伯宜公的病还不显得怎么严重,他请那位姓冯的医生来看的时候,还亲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饭时有时还要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馔的。我们在那时便去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水果的好吃后来是不记得,但故事却并不完全的忘记,特别是那些可怕的鬼怪的故事。至今还鲜明的记得的,是《聊斋志异》里所讲的“野狗猪”,一种人身兽头的怪物,兵乱后来死人堆中,专吃人的脑髓,当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惊呼道:

“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实在觉得阴惨得可怕,至今虽然现在已是六十年后,回想起来与佛像手中的枯髅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不过这病情的小康,并不是可以长久的事,不久因了时节的转变,大概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病势逐渐的进于严重的段落了。

一二 父亲的病(下)

伯宜公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后来腿肿了,便当作臌胀治疗,也究竟不知道是哪里的病。到得病症严重起来了,请教的是当代的名医,第一名是姚芝仙,第二名是他所荐的,叫做何廉臣,鲁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颠倒过来写作“陈莲河”,姚大夫则因为在篇首讲他一件赔钱的故事,所以故隐其名了。这两位名医自有他特别的地方,开方用药外行人不懂得,只是用的“药引”,便自新鲜古怪,他们决不用那些陈腐的什么生姜一片,红枣两颗,也不学叶天士的梧桐叶,他们的药引起码是鲜芦根一尺。这在冬天固然不易得,但只要到河边挖掘总可到手,此外是经霜三年的甘蔗或萝卜菜,几年陈的陈仓米,那搜求起来就煞费苦心了。前两种不记得是怎么找到的,至于陈仓米则是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亲自送来,我还记得背了一只“钱搭”(装铜钱的搭连),里边大约装了一升多的老米,其实医方里需用的才是一两钱,多余的米不晓得是如何处分了。还有一件特别的,那是何先生的事,便是药里边外加有一种丸药,而这丸药又是不易购求的,要配合又不值得,因为所需要的不过是几钱罢了。普通要购求药材,最好往大街的震元堂去,那里的药材最是道地可靠,但是这种丸药偏又没有,后来打听得在轩亭口有天保堂药店,与医生有些关系,到那里去买,果然便顺利的得到了。名医出诊的医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钱是诊资,四百文是给那三班的轿夫的。这一笔看资,照例是隔日一诊,在家里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家里有这书,说明这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珠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在山中的时候结子至多一株树不过三颗,家里种的往往可以多到五六颗。用作药引,拔来就是了,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只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转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

一三 炼度

伯宜公去世,照例有些俗礼,举行殓葬事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说,但在五七的时候,叫道士来做“炼度”的法事,这是很难得遇见的一桩事情。本来这种特别法事,只有妇女产难这才适用,因为世俗相信《刘香宝卷》里的话,“生男育女秽天地”,倘若因此死了,就要落血污池,不得超生,这便需要他力济度,在佛教是水陆道场,道教则为炼度是也。伯宜公因为病的起头是吐血,所以牵强附会的也有人主张用炼度法事,我们小孩不懂得什么,只觉热闹得很好玩,虽然价值也很不便宜,凡三昼夜,计共须银洋四十几元,比起水陆道场来却又少得多了。

我们周家所用的道士,俗名阿金,法号不详,住在城庙里,乃是道士的正宗,与普通所谓野道士不同,虽然他平常因为和俗人一样的打扮,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说也奇怪,民国革命把和尚道士颠倒了一下。和尚以前是光头的,与俗人迥不相同,现在俗人多变成光头,和尚却留了五分长的头发,一眼看去毫无区别,道士则蓄发古装,仿佛国画里人物了。在那时候的阿金,还是拖辫子穿大衫的人,及至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便有一股道气,觉得全不像他本人了。但是阿金自己并不当那“大道士”,他去请别一个年老的来担任,他自己只充当那三个主要脚色之一罢了。

炼度的法事主要是在晚间,白天共念三天的道经,只知道他们对着三清的画像行礼,口里念“至心朝礼”什么什么天尊而已。到了夜里,炼度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天是“上表”,大道士率领孝子背着表文,大约是请求为死者赎罪的表文吧,俯伏在坛下,约莫在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去面圣去了。第二天晚上,是表演“破地狱”。这里前后的关系不大明白,似乎有点儿凌乱了,刚才上了表章,怎么不等等结果,却用自力去强暴的打开了地狱城呢?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去问阿金师父一声,只是看了那戏剧似的演出,仿佛是《闹天宫》里的一场,觉得很是痛快有趣。白天里先拿来了一座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城门城墙都画得很整齐,放在大厅当中,临时大道士走来作法,末了将手里的七星剑戳进城门去,把它撕得粉碎,这时节众多道士都扮成各色鬼魂,四散奔走,是观众们所最所欣赏的一幕。记得鬼里边有大头鬼和小头鬼,五伤鬼因为不祥所以或者没有,但的确记得有死在考场的“科场鬼”,以及赌鬼鸦片烟鬼,种种引人发笑的情状。众鬼仓皇奔走一通之后,又回到当作后台的厅房里去,这一幕精彩的表演就算完结了。末了的一天是“炼幡”,便是炼度的正文。其法系将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藏在里边,外边层层包裹,用耐火的包装,据说是多用盐卤,每一层里藏着一种纸糊物件,约有十层光景,扎缚得像一个莲蓬或是胡蜂窠相似。还有左右两副,是金童玉女,也是如法泡制。这三个包好的东西,放在三堆劈柴的火里烧炼,在适宜的时间抖去外壳,将里边的彩物挥舞一会儿,复又烧却,等候第二重的彩物出现,直至最后将主幡烧炼出来,象征从火中将死者超度出了。这做幡与烧幡的工作很是烦难,却要真实的本领才行,因为万一炼不出来,道士便要受罚得从新做过一场的。因此这主要的幡乃是由阿金自己来烧,也不复怎么打扮,只是穿着斜领的短袄,头戴普通的道士冠而已。到得烧到最后的一层,即是主幡将要出来的时候,不但道士们非常紧张,有的走到太上老君像的前面,捧拳礼拜,祈祷求祐,就是观众也无不替他们捏一把汗呢。幸而诸事顺遂的结束,便把烧出来的三道幡送往灵前供了起来,于是这一场法事遂完全了结了。

一四 杭州

伯宜公的出丧大约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间所谓“断七”,未必是“百日”吧,因为照例出丧是在这两个日子,但是百日该是十二月中旬,已经接近年关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殡的地方是在南门外的龟山头,在这里有周氏的殡屋,但是不凑巧我家殡屋的空位借给别房用了,所以这回倒不能不出了租钱,去借远房本家的来使用。还记得前几天,鲁迅还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后方写一个篆文的“寿”字做记号,在那里还殡着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轩,也就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提起兰星的父亲。伯宜公得年三十七岁,可殡在龟山,自光绪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国己未(一九一九),也经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这才因为移家北京,始安葬于逍遥溇坟地。乙巳岁暮,独自留在南京学堂里,偶作旧诗,记得有一联云,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龟山,其实山很低小,就只是一个高坡罢了,在乡下这种山叫作龟山或蛇山,平常是颇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过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于癸巳年入狱,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随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前去的,但在长庆寺“打水陆”,似乎已经不曾见伯升的面,那么可能总在甲午年间吧。后来因为伯升决计进南京水师学堂去,所以叫我去补他的空缺,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记忆,现在所还约略记得的,不过那时一点生活的情形罢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楼,大概离清波门头不很远,那是清朝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并无什么牌楼,只是普通的一条小巷,走一点路是“塔儿头”,多少有些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它的大烟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见的。这地点的好处是离开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显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他的发起怒来咬手指甲,和畜生虫豸的咒骂,还是仍旧,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等到辛丑年遇赦回家,却又那么的苛刻执拗起来,逼得我只好也逃往南京,寻找生路。当时他的日课,是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于论人,自从呆皇帝昏太后(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但是他对那些禁子犯人,却绝少听见贬词,这也是很特别的。他那里备有图书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还有一册铅印的《徐灵胎四种》,这些我都可以自由阅读的。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课,便是关于读经作文的,不过这由我自己去读,书房里没有读完的《诗经》以及《书经》,但这成绩是可以想见的了。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别的没有什么进步,但抄过《诗韵》两三遍,这步工夫总算是实在的,虽然后来也并无什么实在的用处。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这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情。

我的写日记,开始于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后断断续续的记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三年了。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是太惨淡了。只记得在新年时候(大概是戊戌,但当时还没有记日记)同了仆人阮标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游,四月初八那天游过西湖,日记里有记载,也只是左公祠和岳坟这两处,别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楼塔儿头以外,便只是这么一些而已。

一五 花牌楼(上)

花牌楼的房屋,是杭州那时候标准的市房的格式。临街一道墙门,里边是狭长的一个两家公用的院子,随后双扇的宅门,平常有两扇向外开的半截板门关着。里边一间算是堂屋,后面一间稍小,北头装着楼梯,这底下有一副板床,是仆人晚上来住宿的床位,右首北向有两扇板窗,对窗一顶板桌,我白天便在这里用功,到晚上就让给仆人用了。后面三分之二是厨房,其三分之一乃是一个小院子,与东邻隔篱相对。走上楼梯去,半间屋子是女仆的宿所,前边一间则是主妇的,我便寄宿在那里东边南窗。一天的饭食,是早上吃汤泡饭,这是浙西一带的习惯,因为早上起来得晚,只将隔日的剩饭开水泡了来吃,若是在绍兴则一日三餐,必须从头来煮的。寓中只煮两顿饭,菜则由仆人做了送来,供中午及晚餐之用。在家里住惯了,虽是个破落的“台门”,到底房屋是不少,况且更有“百草园”的园地,十足有地方够玩耍,如今拘在小楼里边,这生活是够单调气闷的了。然而不久也就习惯了。前楼的窗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无法利用,后窗却可以望得很远,偶然有一二行人走过去。这地方有一个小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山看,叫做“狗儿山”,不过日夕相望,看来看去也还只是一个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花牌楼寓居的景色,所可描写的大约不过如此。

初到杭州,第一觉得苦恼的是给臭虫咬的事。有些人被它咬了,要大块的肿痛,好几天不能消,有的甚至变成疮毒,我虽然当初也很觉得痛痒,但是幸亏体质特殊,据说这是“免疫”了,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虽是如此,但是被白吃了血去,也不甘心,所以还是要捉。在帐子的四角,以及两扇的合缝处,只要一两天没有看,便生聚了一大堆,底下用一个脸盆盛上冷水,往下一拨,就都浮在水面,只消撩出来把它消灭好了。这实在是一件很讨厌的工作。但是那时更觉得苦恼的,乃是饥饿。其实吃饭倒并不限制,可是那时才十二三岁,正是生长的时期,这一顿稀饭和两餐干饭的定时食,实在不够,说到点心也不是没有,定例每天下午,一回一条糕干,这也是不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所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可是这事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主妇看出冷饭减少,心里猜想一定是我偷吃了,却不说穿,故意对女仆宋妈说道:

“这也是奇怪的,怎么饭篮悬挂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的呢?”她这俏皮的挖苦话反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在必要的时候我就决心偷吃下去,不管你说什么。但是平心的说来,这潘姨太太人还并不是坏的,有些事情也只是她的地位所造成的,不好怪得本人。在行为上她还有些稚气,例如她本是北京人,爱好京戏,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两册戏本,记得其二是《二进宫》,心想抄存,却又不会徒手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而原本乃是石印小册,大约只有二寸多长,便依照那么的细字抄了,我也被要求帮她描了一本。我在杭州的日记中,没有说过她的坏话,而且在三月廿一日的项下还记着是她的生日,她盖是与祖父的小女儿同岁,生于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是年刚三十一岁。

因饥饿而想了起来的,乃是当时所吃到的“六谷糊”的味道。这是女仆宋妈所吃的自己故乡里的食品,就是北京的玉米面,里边加上白薯块,这本是乡下穷人的吃食,但我在那时讨了来吃,乃是觉得十分香甜的,便是现在也还是爱喝。宋妈是浙东的台州人,很有点侠气,她大概因为我孤露无依,所以特意加以照顾的吧,这是我所不能不对她表示感谢的。

一六 花牌楼(中)

我写日记始于戊戌正月,开头的一天便记着鲁迅来杭州的事。今将头几天的日记照抄于下:

“正月廿八日,阴。去。(案即去看祖父的略语。)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兄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着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至闰三月初九日,记着接越中初七日来信,云拟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隔了两日即于十二日来杭州作别,盖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已决定前去了。本来伯升已在那里,也并无不许可的理由,但总之即此可见鲁迅离家的心的坚决了。我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的,不觉得怎么样,还是按期作文诗,至四月廿六日这才“窗课完篇”,便是试作八股文是整篇的了,有了文童应考的资格了。五月初七日仆人阮标告假回越,叫他顺便往家里取几部书来,但是十二日归来,书并没有拿,却说母亲有病,叫我暂时回去,我遂于十七日离杭,从此与花牌楼永别了。当天的日记云:

“十七日,晴。黎明与阮元甫收拾行李动身,时方夜半,残月尚在屋角,行至候潮门,门尚未开,坐等许久始启,行至江边,日方衔山而上,光映水中,颇觉可观。乘渡船过江,步至西兴,时方清晨,在饭馆饭毕,下四摇头,(一种快航船,用四人摇橹故名,)过钱清柯亭诸处,下午至西郭门育婴堂门口上岸,唤小舟至大云桥,步行至家,祖母母亲均各安健,三四弟亦安,不禁欢然。”原来母亲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挂念我,所以托词叫我回来,我写的杭州日记也就至此为止,不再写下去了。

戊戌这年,是中国政治上新旧两派势力作殊死斗的那一年,关系很大,可是在那日记上看不到什么,这原因是日记写到五月为止,没有八月十三的那一场。祖父平常租看《申报》,我的日记里也一鳞半爪的记有时事,如三月十七日项下,“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又关于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事,再三的记载,最后于互相送礼一节说道:

“亨利送上礼物四抬,中有珊瑚长八尺余,上送以十六抬,中珍珠朝珠一串,每粒重钱余云,吁!”虽然祖父骂呆皇帝昏太后,推想起来,对于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总之不一定反对变法,那是大抵可信的。五月十三日记初五日奉上谕,科举改策论,十四日往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的了。

一七 花牌楼(下)

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因为在那一排三数间房屋内,有几个妇女,值得来说她们一说。其中的一个自然是那主妇,就是潘姨太太,据伯升告诉我们,说是名叫大凤,乃是北京人氏,因为身份是妾,自然有些举动要为人所误解,特别是主人无端憎恶本妻所出的儿孙的时候。及至祖父于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是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的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这里第二个人,便是女仆宋妈,她是台州的黄岩县人,却在杭州做工,她的生活大概是普通的穷苦妇人一样,也经过好些事情,那时她大约四十几岁,嫁了一个轿夫,也是穷得可以的绍兴乡下人。但她似乎很是乐观,对丈夫照料得很是周到,还拿些家乡土产的六谷粉来吃,这个在上边已经说及,我常是分得一杯羹的。

门外是东边的邻居,已经不在一个墙门之内,住着一家姓石的,男人名叫石泉新,是在塔儿头开羊肉店的,他的妻子余氏是绍兴人,和潘姨太太是好朋友,时常过来谈心。那余氏人颇聪明,学的杭州话很不错,但是据她自述,她的半生也是够悲惨的。起初她是正式嫁在山乡,照例是母家要得一笔“财礼”,这有时要的太多了,便似乎是变相的“身价”,结果就不很好了。过去之后不中那老姑之意,生生的把他们分离了,夫家因为要收回那一笔钱,遂将她转卖给人,便是那羊肉“店倌”。幸而羊肉店倌是独身的,没有父母兄弟,而且夫妻感情很好,但是“活切头”的境遇到底不是很好受的。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尤其不是出于合意离婚,不免有“藕断丝连”之恨,我们看陆放翁沈园的故事,虽然男女关系不同,但也约略的可以了解了。

花牌楼的东邻贴隔壁是一家姚姓的,姚老太太年约五十余岁,看去也还和善,却不知道什么缘故与潘姨太太处得不很好,到后来几乎见面也不打招呼了。姚家有一个干女儿,她本姓杨,家住清波门头,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老太太便叫作“阿三”。她不管大人们的纠葛,常来这边串门,大抵先到楼上去,同潘姨太太搭赸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看我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在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性生活上总是第一个人,使我对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有一天晚上,潘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消费过了。到了夏天因为母亲生病,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元甫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听了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丙戌(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感念旧事,作《往昔》诗三十首,以后稍续数章,有《花牌楼》三首,即写当时情事者,今将末章抄录于后,算作有诗为证吧。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一八 四弟

我从五月十七日回到家以后,就不写日记,一直到戊戌十一月,这才又从廿六日写起,到己亥年的六月,成为日记第二卷。在这没有写的期间,却不是没有事情可记,而且还是颇为重大的,至少在家族里这影响很是不少。这便是四弟的病殁,和鲁迅的回家来考“县考”。

日记虽然不写,然而大事情还有记录,十一月中记有初六日县试,予与大哥均去,初七日记四弟病甚重,初八日记四弟以患喘逝世,时方辰时。前一天的初七日,我还独坐小船,赶到小皋埠的大舅父家里去,请他来看四弟的病,因为他是懂得中医的,但是他来看了之后,并不开方,却自回去了,他不是行时的“名医”,知道这无可救,所以不肯用了鲜芦根之类来骗人的。四弟的病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当时的病象只是气喘,这在现时是可以有救的,有青霉素等药存在,但是在六十余年前这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像得来的,住房无可掉换,她把板壁移动,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桌椅摆设也都变更了位置。她叫我去找那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特征只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感谢那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像。这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一棵树底下有一块圆扁的大石头,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头上有三仙发,穿着藕色斜领的衣服,手里拈着一朵兰花,如不说明是小影,当作画看也无不可,只是没有一点题记和署名。这小照的事是我一手包办的,在己亥年日记的二月里,记有下列三项:

“十一日,雨。同方叔访叶雨香画师,不值。

十二日,雨。重访叶雨香,适在,托画四弟小影。

十三日,晴。往狮子街取小影,所画‘头子’尚可用,使绘秋景。”其后装裱,也是我在大庆桥文聚斋所办的,可是在日记却找不到了。母亲拿这画挂在她的卧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她老人家八十七岁时撒手西归之后,我把这幅画卷起,连同她所常常玩耍,也还是祖母所传下来的一副骨牌,拿了回来,一直放在箱子里,不曾打开来过。这画是我亲手去托画裱好了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为流传下去它也已没有什么意义,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转侧一想,它却有最适当的一个地方,便由我的儿子拿去献给了文化部,现在它又挂在鲁老太太的卧房门口了。

四弟名椿寿,因为他的小名是“春”,在祖父接到家信的那天,又不晓得遇着了姓春的京官,或者也是一个满人,这也是说不定的吧。

一九 县考

县考是件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讲的,这在清朝还举行科举的时代,每年在各县都有一次,并不是希罕的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是重大。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这有如彩票,人只要有几毛钱就可以去买,也有人居然得中了头二彩,顷刻发了大财,但有人而且这是大多数,连末尾也没有份。这样可以一年年的考下去,到得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外号被不客气的称作“场楦”,言其长在考场里混过日子,正如鞋匠用以楦大鞋子的“鞋楦”相似。这考试的本钱是什么呢?买彩票还得要几个银角子,这却更是省事,只要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烂时文就成了。说起时文来,现在的人大半要不懂得了,或者要误会是时髦文章上去也说不定吧。换句话说,时文便是八股文章,四书读熟会得背诵了,学做“破题”以及“起讲”,一直加到“后股”,共成八股,算是“完篇”了,这便有进考场的资格,够得上“文童”或童生的称号。这时文里的奥妙没有穷尽,我们这里只能姑就“破题”一件事,略为谈谈吧。八股文是题目都是出在四书上面,所以说这是“代圣贤立言”,是非常可尊贵的。破题是开头的两句话,须将题目的意思讲说清楚,这便叫作“破”。俗语说初次遇着的事情,是破题儿第一回,也就是借用这个意思。因为八股文里出来的尽是圣贤,所以破题上也有一个规则,便是“破”孔子时务必称“圣人”,孟子等人则称大贤或先贤,此外无名之辈一律号为“时人”。我现在引用一个故事,来说明破题是怎么一回事,这虽然是用诙谐的说法,当不得真,但是它把题意破得极妙,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了。题目是“三十而立”,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所以“破题”说道:

“圣人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此外还有一个正经的例,是八股名家章日价所作“父母惟其疾之忧”的文中的两股,发挥尽致,并且音韵铿锵,读起来兼有音乐之美。其文曰:

“罔极之深恩未报,而又徒遗留不肖之肢体,贻父母以半生莫殚之忧。

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不过光是这么样子,还没有多少意思,据说有一个名流的儿子不思上进,流留荒亡,父亲将这上半股的文章,写在儿子的书房墙壁上,儿子看见了无话可说。可是那个做父亲的也不大规矩,有一天宿妓回来,给他儿子知道了,于是乃高吟下半股,这里边的意义字字针锋相对,尤为妙绝人工,我想父亲听了更是说不出话,只有苦笑了吧。

文章居然“完篇”了,凑足有三四百字,试帖诗也勉强可以做成六韵,这样便可去“观场”了,这是一句“术语”,也是说得颇为谦虚的。天下的文风未必真是在“敝邑”,但是应考的人却实在不少,在当时山阴会稽还未合并为绍兴县的时候,会稽一县的考生总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若在邻县诸暨恐怕还要多些。而每年“进学”就是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所以如考在第十图里,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在十多年以后了。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那么哪里去了呢?他们如不是改变计画,别寻出路,便将“场楦”进而为“街楦”,——在街上游荡的人,落到孔乙己的地位里去了。

二〇 再是县考

上边所说是关于县考的一般情形,底下却要讲自己所经历的事了。考试既然是士人出身的正路,那么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得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那自然都是后话,如今且表过不提。日记里记戊戌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初六日,我同大哥往应县试,但是以后便不再记,而且也于廿四日回南京去,等我的第二册日记于戊戌十一月廿六日重写开头,县考的“招覆”悉已过去,均不及记,但于廿九日项下,记有往看“大案”一事而已。“大案”云者,县考初试及四次覆试之后,再将总应考的人数计算一遍,出一总榜,只要榜上有名的人,便可以去应府试,再经过院试,就决定名额,算是合格的秀才了。当时大案的情形如下:

“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这里须得说明,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仲翔伯文乃是我们的族叔,不过已经很疏远,只是和我们同太高祖,即是同五世祖而已。这里鲁迅着实考的不坏,只是考了一次,也不曾去覆试,还是已在三图里,所以一同去考的叔辈竭力怂恿母亲,府试的时候找一个人,去枪替一下子,明年可以去院试,这很有希望。因为请人当“枪手”,是要花钱的,其实也只两三块钱吧,所以母亲不愿意,后来撺掇再三,这才答应了,便请仲翔的妻弟莫与京去,这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十二月初二日府试,四更进场,会稽“已冠”的题目,首题是“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次题是“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诗题赋得既雨晴亦佳,得晴字。“未冠”的首题是“有事弟子”,次题是“能竭其力”,诗题同已冠。当时童生分已冠未冠两种,二十岁以上的人称作已冠,以下的则为未冠,题目略分难易,但是这未冠的也是“截搭题”,便是文句没有完全,只截取一半,搭在上面,原文是“有事弟子服其劳”,这里却把“服其劳”半句截去了,实也并不好做,但是比那已冠的好一点罢了。初七日去看榜,我在六图廿七名,那位枪手先生却不知在哪里,不曾记得,总之是没有考掉,廿四日大案出来,我在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廿二,仲翔叔二图第四。

次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初五日院试,周姓三人前去应考,鲁迅不曾回来,因为那时他已经考进了矿路学堂,总办是讲维新的俞明震,空气比较开明,他就安定了下来了。考试的首题是“四海之内”,注明是“皆举首而望之”的上边的,次题则是“则不如无书”,诗题赋得诗中定合爱陶潜,得潜字。初八日出榜,结果是仲翔以“周开山”的官名,考取了四十名即末名的秀才,也是清朝以八股文取士的最后的一次考试了。庚子年后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不过那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假如前者是土八股,那么这后者也无非是洋八股罢了。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路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

二一 县考的杂碎

关于县考已经写了两节,要说的话都已说过了,但是有些零碎的事情,至今还是记得,似乎也值得顺便记了下来。第一是“下考场”的情形。我们住在府城里的人,比起乡下或是外县的住民来,实在要方便的很多。他们前来应试,须得坐船进城,在船里过些日子,或者是到试院左近人家暂时租住,我们却只是走了去便成了。从我们所住的东昌坊口向西北走去,大约有十里以上的路,就是“大街”,也就是试院所在的地方。东昌坊口是个十字路,向北拐弯一直走过长庆寺和马梧桥,到大坊口再往西走,经过开元寺,到清道桥再北折,这就是“大街”,直到小江桥为止。不过往“新试前”(这即是试院的名称)去,不必走得那么远,过了水澄桥往西,不久就到了,或者在大街入口的清风里口就转了湾,走那仓桥直街,过了仓桥,在路北的就是。民国以前在科举既废之后,试院就改作了绍兴府中学堂,到了民国改称浙江第五中学校,我在那里教过英文有四五年,这条路几乎每天要走,也走熟了。大街上毂击肩摩,拥挤得不大好行走,所以那条后街倒还清爽的,不过是在那考试时候却也无所谓,因为那时是在后半夜,行人本来是稀少的了。这条路平常走起来,共总要花一个钟头的样子,但是夜间却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吧。只须步行这三刻钟的时候,就可以省去寄寓的麻烦,那岂不是很便宜的事情吗?

县考大抵在阴历十一月初,府试则在十二月中旬,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洗脸吃过什么油炒饭之后,便准备出发了。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枝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是一种呢制的风帽,普通多用红色呢,下连肩背,前面包住两颊下巴,仿佛古人画踏雪寻梅的高士所戴的那样。沿路阒寂无人,只有塔子桥马梧桥等地方,设有冬防民团,才有几个人半醒半睡的坐着,在一个铜鼓的旁边。走近新试前的时候,人就多起来了,反正都是与考试有关的。不是院试,考场的关防是照例不严密的,所以人们都可以进去,找适宜的位置坐定,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这是甬道两旁的东西两个大的厂子,里边又用短墙隔开,每一区域可以容得两三排长板桌,每排可坐一二十个人吧,这在院试时节才有坐号,现是不妨乱坐的。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色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了一块板上,由人伕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九十点钟光景,听见外边有人传呼道:“盖戳!”此盖是一种监察制度,凡考生作文到一个段落,便须经“学老师”在卷子上文句完处,盖上一个戳记,这在县府考时是由考生自由去盖,所以往往延长至中午,若在院试时乃由学老师亲自光临,挨名盖去,有的只做得“破题”,也就盖上了,虽然一般的情形是要盖在“起讲”的末尾,这才算是合格的。盖戳以后,便任你自由安排,将两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六韵诗做好誊正,就算完事了。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说到考场中的吃食,这一天的食粮原应由本人自备,有的只带些干粮就满足了,如松子糕枣子糕红绫饼等,也有半湿的茯苓糕,还有咸的茶叶鸡子,也有带些年糕薄片,到那里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吃了,水果则甘蔗桔子也可以多少带得。不过开水在考场就很是名贵,这其实也是难怪的,因为考场算是禁地,在里边做生意,当然要费用,自然“水涨船高”了。平常泡一壶茶,用水不过一二文,现在差不多要四十文,至少加了二十倍,所以如泡一碗年糕也要花不少的钱,此外茶摊上也有东西可吃,这便是粉丝煮汤,可以当面,但看去既不好吃,价钱也贵,始终没有请教过它。此外也有阔人去洗脸的,那自然要比沏茶更贵,一般的人也是不敢去领教的。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看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特别显得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但是过了这个时候,情形便又一变,忽然的现出活气,仿佛“考先生”的精神便又复活了。这是有些人文章已经做了,要求赶快出去的时候。这些人大抵多是少年,气盛好闹,把卷子交了,随来到甬道上高呼道,“放班来!”或者溜到大堂上去,把那里放着的铜鼓冬冬的敲上两三声,这时文章还没有做完的人便大声嚷道:“打!打!”这样的闹着,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遂悉出去了。

在县府考的时节,也有一种乐趣,便是买书和文房具,这仿佛与北京的厂甸有点相像,今略举数例于后。戊戌十二月初七日记项下云:

“往试前,购竹简一方,洋伍分,上面刻诗一绝曰,红粉溪边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烟水阔,何处浣春纱,下刻八大山人四字。小信纸一束四十张,洋二分,上印鸦柳,五色信纸廿张,洋一分六,上绘佛手柿二物,松鹤纸四张,四文,洋烛四支,洋一角一分。”十一日记项下云:

“在试前购信纸廿张,一种上印帘外牡丹一株,题曰一帘花影诗中画,十张,一种上印一人背后有泉作听状,题曰听泉,五张,一种上印竹一枝,题曰竹报平安,五张,共洋一分。”十三日记项下云:

“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木刻本,洋一角。”己亥九月廿七日记项下云:

“至试前文奎堂购《搜神记》二本,晋干宝撰,凡二十卷,石印本,洋二角。”廿八日又记云:

“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闻是俞荫甫所作,丁酉年石印,凡六十回,有绘图数页,亦七侠五义之流亚也。”这里爱读《七剑十三侠》的事也是颇有意思的,自从《剑侠传》以后,这类的书一向受人的欢迎,我也自然不是例外,回想当时的情形觉得深可记念。辛丑三月十九日记项下尚记有至试前看案,购《后七剑十三侠》一部,计洋一角八分,可见还是热心于此书,以后凡有续集刊行,必去购求得来,所以我当初所得是首尾完具的。

二三 义和拳

己亥的第二年,乃是光绪庚子,这不但是十九世纪的末年,而且也可说是清朝的末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闹过所谓拳匪事件,弄得不成样子,结果不出十年,这清朝的天下遂告终结了。所以这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可是它在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件事且等下节再来叙说,如今先来就日记里所说这一点儿,看我那时对于义和团是什样的态度吧。

头一次的记录是在庚子年五月十九日,日记原文云:

“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麸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至廿四日记云:

“接南京大哥十七日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系谣传也。”六月中记载尤多,初五日云:

“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决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初六日云:

“闻近处教堂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中国银六百兆两求和,义和拳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初八日云:

“晨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称洋鬼子均已逐出,此何为者,俱噪逐之,追者有五六十人。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闻之捧腹。”这几天日记的书眉上,有大字题曰:

“驱逐洋人,在此时矣!”又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最紧张的时候,却在这以后,今节录日记于后:

“廿二日,傍晚予正在廊下纳凉,忽闻总府点兵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嵇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称报父仇,并拆教堂,已在于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予闻之骇然,少顷惠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每只须洋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点钟始寝。闻城门船只放行,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

廿三日,谣言益夥,人心摇摇。谦婶家拟逃避城外,予家亦有逃避之意,后闻信息稍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米店)间壁张永兴(寿材铺)均已逃去矣。

廿四日,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人心稍定。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发噱。”

日记里关于义和拳的事只有这些,这却已经够了。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但是照眉批的话看来,它的根源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结果须得再从书本增加力量,这便是后来《民报》一派的革命宣传了。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我说小流氓,意思是说他地位的大小,并不专指年纪,虽然年龄的大小也自然包括在内,因为年轻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大脚色。在我们的乡下,方言称流氓为“破脚骨”,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了,但望文生义的看去,大约因为他们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吧。

一个人要做流氓,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的武士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流氓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大流氓与人争斗,并不打人,他只拔出尖刀来,自己指他的大腿道,“戳吧!”敌人或如命而戳一下,则再命令道,“再戳!”如戳至再至三而毫不呼痛,刺者却不敢照样奉陪,那便算大败,要吃亏赔偿,若是同行的流氓,也就从此失了名誉了。能禁得起殴打,术语曰“受路足”,乃是流氓修养的最要之一。此外官司的经验也很重要,他们往往大言于茶馆中云,“屁股也打过,大枷也戴过,”亦属流氓履历中很出色的项目。有些大家子弟转入流氓者,因门第的余荫,无被官刑之虑,这两项的修炼或可无须,唯挨打仍属必要。我有一个同族的长辈,通文,能写二尺见方的大字,做了流氓,一年的春分日在宗祠中听见他自伐其战功,“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这两句话实在足以代表“流氓道”之精义了。

法律上流氓的行为是违法的,在社会上也不见得有名誉,可是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是崇尚义气与勇气,颇有古代游侠的意思,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见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帮助保护。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做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他自称为姜太公的后人,因为姓姜所以名字便叫作“渭河”,不过他在社会上为人所知的名字乃是“阿九”。他的母亲是做“卖婆”的,这种职业是三姑六婆之一种,普通规矩的大家是不轻易让进门里来的,因为她们以卖买首饰为名,容易做些坏事,不过阿九的母亲乃是例外的一个,还是老实的人。她也做那所谓“贳花”的勾当,这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却更为凶恶,便是把珠花首饰租赁给人,按日收钱,租赁的人拿去典当,结果须得拿出当铺,贳主与经手人三方面的利钱,而且期间很短,催促得很凶,所以不是寻常妇女所能经手办理的。阿九和他的姉姉时常代表他们的母亲,来我们的同门居住的本家里来催促,可是他却不大以为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去到债主家里一转,说我母亲叫我催钱来了,说了就走到这边来和我们出去玩耍去了。

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游荡到了晚上,就到近地吃点东西。我们隔壁的张永兴是一家寿材店,可是他们在东昌坊口的南边都亭桥下开了一爿“荤粥店”,兼卖馄饨切面,都做得很好。荤粥乃是用肉骨头煮粥,外加好酱油和虾皮紫菜,每碗八文钱,真可以算得价廉物美。我们也就时常去光顾,有一回正在吃粥,阿九忽然正色问道:

“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慢慢的笑说道:

“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棺材店的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流氓的一点把戏了。这样的事是常见的,例如小流氓寻事,在街上与人相撞,那人如生了气,小流氓反诘问说:

“倒还碰患带者?”这里我们只好用方言来写,否则不能表现他的神气出来,意思则云“难道撞了倒反不好了么”,这是一种诡辩,便是无理取闹的表示。同样的事情,阿九也曾有过。其时我已经不在家,我的兄弟同母亲往南街看戏,那时还没有什么戏馆,只在庙台上演戏敬神,近地的人在两旁搭盖看台,租给人家使用,我们便也租了两个坐位。后来台主不知为何忽下逐客令,大约要租给阔人了,坐客大窘,恰巧阿九正在那里看戏,于是便去找来,他也并不怎么蛮来,只对台主说道:

“你这台不租了么?那么由我出租给他们了。”台主除收回成命之外,还对他赔了许多小心,这才了事。在他这种不讲道理的诡辩里边,实在含有很不少的诙谐与爱娇。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后来我离开绍兴,便和他断了联系,所以我的流氓修业也就此半途而废了。到了宣统元年(一九〇九),这位姜太公的后人把潘姨太太拐跑了,不过这件事情,或者也不好专怪他们的,现在就不再谈了。

二五 风暴的余波

上面关于风暴讲的很多,但是我个人只受到了一点,后来差不多就淡忘了。我在杭州的一年多,经常在祖父的身边,也并不觉得怎么严厉,生活过的还好,原想后来再去的。己亥年冬天,对于自己的游荡很不满意,十月三十日日记有“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的话,十一月十二日项下记云:

“忽作奇想,思明春往杭州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次年三月廿一日阮元甫来,云欲往杭,予以河水涨暂不去。至四月初二日发杭州信,使阮元甫初六来接,至期已收拾行李什物,而等候阮元甫不至,事遂中止。不料事情才隔半年,家中情形又复发生极大变化。介甫公自癸巳入狱,关在杭州八年,终于辛丑年(一九〇一)正月里奉旨准其释放,回到家里来了。这件事是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明,因拳匪闹事时,在刑部狱中的犯人都已逃了出来,可是到事平的时候又自去投首,刑部遂奏请悉予免罪,薛公乃援例推广,把在杭州的介甫公也拉了进去,请准一律释放,这里明系有人情关系,虽然介甫公不曾自去活动,或者薛公因为是秦人,性情厚道的缘故,顾念年谊,所以肯这样的援手的吧。虽然后来介甫公偶尔谈到薛允升,仍然说他乃是胡涂人,他平常总说“呆皇帝,昏太后”的,那么那种批评也是难怪的,不过薛公的“出力不讨好”的做事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吧。

正月廿七日得到杭州的信,知道释放的消息,二月十三日信里说,部文已到杭州府,即可回家,十九日云已定廿一晨动身,可雇舟至西兴来接。现在便把有关这事的几天日记抄录于后:

“二十日,晴。晚下舟放至西郭,已将初鼓,门闭不得出,予以钱二十,启焉。行里许,予始就寝,春雨潇潇,打篷甚厉,且行舟甚多,摩舷作声,久之不能成睡。披衣起阅汤氏《危言》一篇,坐少刻,就枕即入寐矣。少选,又为舟触岸惊醒,约已四下钟,遂不复睡,挑灯伏枕,作是日日记,书讫推篷一望,曙色朗然,见四岸菜花,色黄如金,纵观久之,怡然自得,问舟子已至何处,则已到迎龙闸左近矣。大雨。

廿一日,晴。晨过萧山,巳刻至西兴,停泊盛七房门首,见祖父已在,候少顷行李始至。午开船,晚至柯亭,就寝,二鼓至西郭门,夜深门已扃,至晨始得入。

廿二日,晴。晨至家。”

祖父在离家八年之后回来,当然是一件大可喜事,但是这中间只隔了十二三日,到了二月初五日家里的大风暴却又即开始了。是日记载道:

“初五日,雨。上午同伯文叔往舒家墺上坟,未刻归家。祖父信衍生谗言,怒詈。”

“初七日,雨。下午,祖父信衍谗,骂玉田叔祖母,大闹。”关于这事件,须得来说明一下缘因。自从戊戌冬四弟病故,母亲甚为悲伤,改变住房格式,绘画小影,上边已曾说及,其时本家妯娌中有一个人,特别关切,时常走来劝慰。这人便是玉田叔祖母的儿媳,也即是上文预备逃难的谦婶。其人系出观音桥赵氏,是很漂亮的善于交际的一位太太,她同鲁太夫人特别说得来,因此拉她到她那边去玩。凑巧的是鲁太夫人的住房和那里堂屋只隔着一个院子,虽然当初分家,在院子中央砌了一堵墙,将两边分开了,但是那边如高呼一声,这边还是听得见的。在晚饭后,常听见“请来玩吧”的呼声,这边也就点灯走了过去,因为中间墙壁隔着,所以须得由外边绕了过去,而这条路又一定要经过“衍太太”的门口,因此看在眼里,以为她们必然得到许多好处,得有机会焉能不施报复呢?其实那里也只是打马将消遣,没有什么输赢,只醵出几角钱来,作为吃炒面及供油火费之用,乃一经点染,遂为大闹的资料。谗人的手段便是那么高明的,后来衍生病死,祖母于无意中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可见他影响之多么深远了。

祖父对于儿媳,不好当面斥骂,便借我来做个过渡。他叫我出去教训,倒也不什么的疾言厉色,只是讲故事给我听,说某家子媳怎样不孝公婆,赌钱看戏,后来如何下场,流落成为乞丐,饥寒至死,或是遇见兵乱全家被难。这里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戛戛作响,仍是常有的事情。至于对了祖母,则是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了,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嫂嫂”,还含胡的说了一句房帏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很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那事,自此以后,我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

二六 脱逃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琐记》里,说他的想离开绍兴,乃是“衍太太”所逼成的,因为她最初劝导他偷家里的东西,后来又造他的谣言,使他觉得家里不能再蹲下去。但是我却是衍生所间接促成的。本来衍生和衍太太的不正当的结合,虽然由旷达的人看去,原算不得一回什么事,因为本家的房份远了,与路人相差无几,但到底是“有乖伦常”,至少也是可笑的。介甫公对于这事很是不满,不过因为事属暧昧,也只好用他暗喻的方法,加以讽刺,于是有在堂前讲《西游记》的事情,据族叔官五(别号观鱼)所记,所讲的是猪八戒游盘丝洞这一节,这故事如何活用,我因为没有听到过,无从确说,但总之是讽刺他们两个人的。虽然明知他们是怎样的人,而独深信他们的说话,这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一个矛盾。

但是我想从家里脱逃的原因,这还只是一半,其他一半乃是每天上街买菜,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每天早起,这在我并不难,就是换取了九十几文大小不一的铜钱,须得掺杂使用,讨价还价的买东西,什么四两虾,一块胖头鱼,一把茭白,两方豆腐,这个我也干得来,虽然不免吃亏,但是买了回来祖父看了,总还说是要比用人买的更是便易,所以在这些上面都没有什么困难。其最为难的是,上街去时一定要穿长衫。早市是在大云桥地方,离东昌坊口虽不很远,也大约有二里左右的路吧,时候又在夏天,这时上市的人都是短衣,只有我个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苗篮”,挤在鱼摊菜担中间,这是什么一种况味,是可想而知了。我想脱去长衫,只穿短衣也觉得凉快点,可是祖父坚决不许,这虽是无形的虐待,却也是忍受不下去的。

我想脱逃的意思是四月里发生的,在祖父回家后刚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写私信给大哥,“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这是四月初四日的事情。本来祖父是赞成各种职业,他认为读书不成,倒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见于他所著的《恒训》。他在己亥年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有过这样的话:

“杭省将有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童日一粥两饭,菜亦丰。得考列上等,每月有三四元之奖,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可见他对于学堂也是赞成的,他的爱子长孙都已在南京,而且认为考求是书院,亦是有志上进的表示呢。尽管如此,不过当时我如提出此种要求,倘或他觉察了我想脱逃的意思,那也可能不许可的,因此我不敢来直接请求,宁可转弯抹角的去想办法,叫南京方面替我说话,那就可以保险了。

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南京的消息来了,最初乃是伯升来的信。五月廿六日记项下云:

“廿六日,小雨。下午升叔来函云,已禀叔祖,使予往充当额外学生,又允代缴饭金,其意颇佳。”伯升已在水师学堂四年,现为二班学生,其三班则称额外生,最初一年须自备伙食,其时有同族叔祖在那里当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信中所说的便是这人。再过了半个月,得到大哥来信,事情更是具体化了。日记里说:

“十二日,晴。下午接大哥初六日函,云已禀明叔祖,使予往南京充额外生,并属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附叔祖致封君信,使予持函往直乐施(地名)一会,托其临行关会。”脱逃的计划既已成功,现在只等实行罢了。

二七 夜航船

有一个号叫作鸣山的,是我们同高祖的族叔,曾经在水师学堂当过一时的学生,记得几句“喝茶抽烟”的英语,与封燮臣或者还是同年,其时在宋家溇的北乡义塾改作学堂,请他去当教习,我便请他给我与封君连络。七月十八日下午同鸣山至昌安门外趁陶家埭埠船,傍晚至宋家溇,次日往直乐施会见封燮臣,约定廿九日一同启行。封君是水师学堂管轮班学生,于今年毕业,所以搬家前往南京,同去的有封君母亲,封君的两个兄弟,此外还有一位女客,仿佛说是表姉,大约是个寡妇,也随同前去。廿八日仍同鸣山至宋家溇,次日上午至直乐施封宅,下午趁姚家埭往西兴的航船,日记里记着傍晚至东浦,黄昏至柯桥,夜半至钱清看夜会,天气甚冷遂睡。

在这里我须得来把埠船与航船的区别来讲一讲。绍兴和江浙一带都是水乡,交通以船为主,城乡各处水路四通八达,人们出门一步,就须靠仗它,而使船与坐船的本领也特别的高明,所谓南人使船如马这句话也正是极为确当的。乡下不分远近,都有公用的交通机关,这便是埠船,以白天开行者为限,若是夜里行船的则称为航船,虽不说夜航船而自包含夜航的意思。普通船只,船篷用竹编成梅花眼,中间夹以竹箬,长方的一片,屈两头在船舷定住,都用黑色油漆,所以通称为乌篷船,若是埠船则用白篷,航船自然也是事同一律。此外有戏班所用的“班船”,也是如此,因为戏班有行头家伙甚多,需要大量的输送地方,便把船舱做得特别的大,以便存放“班箱”,舱面铺板,上盖矮矮的船篷,高低只容得一人的坐卧,所以乘客在内非相当局促的,但若是夜航则正是高卧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绍兴主要的水路,西边自西郭门外到杭州去的西兴,东边自都泗门外到宁波去的曹娥,沿路都有石铺的塘路,可以供舟夫拉纤之用,因此夜里航行的船便都以塘路为标准,遇见对面的来船,辄高呼曰“靠塘来”,或“靠下去”,以相指挥,大抵以轻船让重船,小船让大船为原则。旅客的船钱,以那时的价格来说,由城内至西兴至多不过百钱,若要舒服一点,可以“开铺”,即摊开铺盖,要占两个人的地位,也就只要二百文好了。

航船中乘客众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而且夜长岑寂,大家便以谈天消遣,就是自己不曾插嘴,单是听听也是很有兴趣的。十多年前做过《往昔三十首》,里边有一篇《夜航船》,即是纪念当年的情形的,今抄录于后:

“往昔常行旅,吾爱夜航船。船身长丈许,白篷竹叶苫。旅客颠倒卧,开铺费百钱。来船靠塘下,呼声到枕边。火舱明残烛,邻坐各笑言。秀才与和尚,共语亦有缘。尧舜本一人,澹台乃二贤。小僧容伸脚,一觉得安眠。晨泊西陵渡,朝日未上檐。徐步出镇口,钱塘在眼前。”

我这里又来引一段古人的文章,来做注脚。这是出在张宗子的《瑯嬛文集》卷一的《夜航船序》里,文云:

“昔有僧人与士子同宿夜航船,士人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人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二八 西兴渡江

“七月三十日,晴。晨至西兴,落俞天德行。上午过江,午至斗富三桥沈宏远行,下午下驳船,至拱辰桥,下大东小火轮拖船。”日记上简单的记载如此,现在来说得稍为详细一点吧。

西兴是萧山县的一个市镇,也即是由绍兴西郭北海桥到杭州的第一个驿站,计程是水路九十里。这虽是一个小镇,可是因为是通达杭沪宁汉各大商埠,出入必由之路,所以着实繁盛,比那东路通达宁波的曹娥站,要热闹得多了。讲到市面来,也只是平常的一个市镇罢了,却自有一种驿站的特色,这便是有许多的“过塘行”,专门管理客货,上边所说的俞天德行就是其一,又在第二十五节里我提到盛七房,那也是一家过塘行,不过不称什么行而已。过塘行的隔壁或对门,照例是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店主兼伙计十分有礼貌,看见客人落行洗过了脸,便过来招呼,请在他那里吃便饭。客人反正是要吃饭的,而且盛情难却,也便欣然应命,自己命驾前去,或者懒得行动,要叫送过来吃,也无不可。店主人又很是殷勤的推荐“下饭”的小菜,总是些绍兴的家常菜蔬,无非那些煎鱼烤虾腌鸭子之类,吃得很是舒服而并不怎么耗费的。这里主客欢然作别,随后是过塘行了,要挑行李过江反正是有定价的,而且东西也一件都不会失落,若是要坐轿,也可以代雇,这要看潮水涨落移动,沙滩路程长短而定时价,但总也定得公道,不大会得超出一元钱的。你同过塘行的主人也欢然别过之后,便可以准备过那钱塘江了。

过钱塘江是一件危险的事,恐怕要比渡黄河更为危险,因为在钱塘江里特别有潮汛,在没有桥也没有轮渡的时候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工夫做别的事情了吗?但从积极的方面去想,那些渡船上的“老大”,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我们倚靠着他,是决不会出什么危险的。过渡虽是安全了,可是上船的这一幕,却仍不免有多少危险。那些坐轿的君子是可以不必愁的,只有徒步的人,看见那很长的许多“跳板”,难免要心惊肉跳了。特别是沙滩浅而远,渡船不能靠近的时候,需要跳板接出来,而这跳板长而且软,前面有人走着,两条板一高一低,后边走的着实困难,差不多要被下水去的样子。等到上了船,这才可以安心了,因为沙滩只在西兴这边才有,杭州那面的松毛场是渡船可以靠岸停泊的。

上了渡船之后,还得要看那天的风色,这并不是占卜天候如何,乃是这里是不是顺风,或虽是偏风而可以利用风篷的。如若可以利用,那么百事大吉,只消挂上布帆,便一直前去了。万一全然不能利用,则乘客就大倒其霉,要洗耳恭听船夫的各种恶骂了。一只渡船的船夫本来就只是三四个人,不使帆时须凭摇橹,是不够用的,所以须得由乘客义务的帮着去摇。据渡船不文律的规定,凡坐轿的和徒步而穿长衫的都照例得免,其抬轿挑脚,及一切短衣人等则均有帮摇的义务。有些乖觉的人看见风帆空悬着的时候,便自动的去摇橹,到了适当时节就可以退了下来,但懒人到底居多,船夫看摇橹的人不够,就开始说话,起初是一般的要请,其次则指名,如说那位戴凉帽的,那个抽旱烟的,最后则破口大骂了。绍兴船夫的善于骂人,是向来很著名的,似乎别处也是一样,辱及祖先,并及内外姻亲,很是恶毒难听,可是有一点很是奇怪,它决不侵犯对方的配偶方面的。因此我颇疑心,此乃是诅咒而非是骂詈,盖诅咒对方为是乱伦的事,若是牵涉其配偶,那么便是夫妇的“敦伦”,不成其为咒骂了。可是骂的虽是厉害,也有听的恬然毫不为意的,终于不去摇橹,这时候渡船也就快到埠头,大家不一会儿一哄而散了。

二九 拱辰桥

斗富三桥的沈宏远行也是与俞天德行同性质的一家过塘行,旅客借他的地方略为休息之后,便下驳船,往拱辰桥,船钱大约是一角吧。不知道有多少里路,坐在船上总要花费三四小时,这是在狭窄的内河里行走,须用竹篙来撑,所以花的时候很多。在将近拱辰桥的地方,须得过一个“坝”,这乃是一个土坡,介在内河外江的中间,船只经过这坡,须用绳索络在船首,用绞盘倒拖上去,普通总是外江水涨,所以出去很是费力,进来便只是顺流而下罢了。有些地方内外河距离颇远,所以过坝费事得很,须得把船抬着走一段路,像拱辰桥的要算是最便利的了。

拱辰桥是杭沪运河的尽头,在那里开辟商埠,设有租界,像上海似的,论理是应该很繁华热闹,但在那里设有租界的只有日本,诸事苟简,很不像个样子,可是既名夷场,总有些玩艺儿,足够使得乡下有几个钱的人迷魂失魄的了。我从南京回家,一共有过四五次,那么总也有八九回要走过拱辰桥,却不曾下去细细观察过,总只是从驳船跳到拖船上,所见到感到的只有那浑浊污黑的河水,烟雾昏沉的天空,和喧嚣杂乱的人声而已。有一回,我却终于上岸去了,这也不记得哪一年,总之是在夏天,平常小火轮要走上两夜一天才到,这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只走了一昼夜就到了。前天下午四时上海开的船,到第二天的傍晚已到了拱辰桥,想要进城已经来不及,而船到了埠便不让客人在船上过夜,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上陆去。这是我第一次瞻仰拱辰桥商埠,结果乃使我大大的吃惊,以后便不敢赐顾了。我住在一家客栈里,隔壁便是一个“野鸡”的住房,刚才要了一碗汤面来吃,茶房就来劝驾去“白相”,接着那“小姐”和她的“大姐”(大应照方音读若渡或陀)也亲自过来,苦口婆心的劝说。好容易总算打发走了,预备睡觉,则帐子里的臭虫实在厉害,走出外边则蚊虫又多得很,而且白相也似乎没有生意,隔壁的主仆喁喁的说闲话,虽是低声却也听了实在心烦。混过了半夜,到了天蒙亮的时候赶紧下楼去找茶房,搬行李下驳船进城去了。拱辰桥就只这一回上去过,以后没有再上去的勇气了。

由拱辰桥开往上海的小火轮,那时计有两家公司,即戴生昌与大东。戴生昌首先开始,大东是日本人开的,继之而起,又加以改良,戴生昌系是旧式,散舱用的是航船式的,舱下放行李,上面住人,大东则是各人一个床铺,好像是分散的房舱,所以旅客多喜欢乘坐大东。价钱则是一样的一元五角,另外还有一种便宜的,号称“烟篷”,系在船顶上面,搭盖帐幕而成,若遇风雨则四面遮住,殊为气闷,但价钱也便宜得多,只要八角钱就好了。普通在下午四时左右开船,次日走一天,经过嘉兴嘉善等处,至第三天早晨,那就一早到了上海码头了。

三〇 青莲阁

我们于辛丑(一九〇一)八月初二日到上海,在那里耽搁三天,初四日乘轮船出发,至初六日上午到南京。据日记上所载如下:

“初二日,晴。晨至上海,寓宝善街老椿记客栈。上午至青莲阁,啜茶一盏。夜至四马路春仙茶园看戏,演《天水关》《蝴蝶杯》二剧,归寝。

初三日,晴,在上海。

初四日,晴。下午,下江永轮船。夜沈子香失去包裹一个,陈文玲亦来。夜半开船,至吴淞口,已五更矣。舟行震动,甚觉不安。

初五日,晴,在舟中。

初六日,晨小雨,至江阴雨止,到镇江,上午至南京下关。”

当时上海洋场上所特有的东西,第一是洋房和红头巡捕。但这与过客无缘,住的客栈是中国旧式房子,平常出去只要不在马路边上小便,也不会碰见印度巡捕的麻烦,若是在小巷里那是照例可以的。其次多的便是“野鸡”。她们散居在各处衖堂里,但聚集最多的地方乃是四马路一带,而以青莲阁茶楼为总汇。所以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那里去,我们也不是例外。那里茶也本来颇好,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乃是看女人,你坐了下来,便见周围走着的全都是做生意的女人,只等你一句话或者示意,便兜搭着坐下了。楼上内部是售卖鸦片烟的,放着一张张的精巧的卧榻,可以容得两个人对抽,五光十色的尤其可观。青莲阁外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书摊,摆摊的姓徐,绰号叫作“野鸡大王”,除普通书报以外,还带卖各种革命刊物,那时还没有什么东西出版,后来我看见的那些《新广东》和《革命军》,便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这也可以说是青莲阁外的一个奇人吧。

上海的“茶园”那时由我们看来也是颇特别的。在绍兴还只有“社戏”,是地方上出份子,会首去招戏班来,在庙台上或是搭台开演,各人可以自由站立着看,不费一文。我上文讲的“杏花寺”演戏,便是那一种类,其在乡间把戏台搭在半河的,便于在船上观看,尤其方便。社戏的戏班不是“高调”,就是“乱弹”,后来有所谓“徽班”者出现,但演的仍旧是绍兴府下的人,总之不是京戏。上海的“茶园”,盖是仿北京的什么茶楼而起,以吃茶为名,附带的看戏,但也似乎不是京戏,因为记忆起来,虽是十分模胡了,不记得有嗳嗳嗳的力竭声嘶的叫唤模样。地方戏我都看得,就只是那京戏里老生的唱法,在一个字的母音上拉长了变把戏,这和中医的医理一样,我是至今不敢领教的。绍兴城内有新式戏园,可以买票去听的,还是始于布业会馆,是一个姓陶的卖布商人仿照上海开办,时间已经在民国初年了。那时演的是所谓坤伶,民间称髦儿戏,又称“的笃班”,乃是现今越剧的前身,一经蜕化,真是光辉万丈了。从前有个同乡的人曾经说笑话道:现今绍兴酒不好吃了,善酿酒尤其甜俗得可以,以后替绍兴扬名的恐怕要推越剧了吧。虽然说的是笑话,事情倒是实在的。

三一 长江轮船

这里所要说的是上海地方的流氓以及“扒手”,他们对于旅客的恶事计分明暗两种做法,暗的是偷窃行李,明的则是讹诈敲竹杠。他们并不全是本地人,乃系来自各处,以苏北一带为最多,因为接近淮河,地方十年九荒,流亡者多,以致“江北人”这一个名词,在江南人心目中,含有特别的一种意义。他们分布在长江一带,以沿江码头及轮船为其活动地区,而以上海和汉口为总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属于什么帮会,不过这些事情并非我们外人所能得知就是了。现在只就我个人所见所知,约略记述一二,以见一斑。

日记里说封君的同班毕业生沈子香失掉了包裹一个,这就是着了扒手的道儿了。沈君乃是上海本地人,尚且不能预防,从别处地方来的自然更是难免了。大抵在船停着还未开行,或者中途停泊,都是他们最为活动的时节,你就是熬夜睁着眼睛看着,它也会从你的鼻子底下拿走的。但是他们很有规矩,对于自家人是决不侵犯的。关于这件事,我有过一个经验,因为是亲身经历的,虽然事情并不关联我自己。

有一回我从上海往南京,坐在长江轮船里,可能是招商局的,也可能是太古或怡和公司的,因为长江里的这三家的船都差不多,通常称作“三公司”的船,碰着谁家就坐谁,虽然招商局是中国官督商办,而太古怡和乃是外国商人所办的。他们的船在各埠大抵都有“趸船”,读若“顿船”,这乃是一种浮着的码头,可以随着水位高下而升降,随后再用桥梁似的东西与陆地相联接,所以是颇为便利。此外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因为开办得迟,不但没有趸船,沿路要停泊在江心,用摆渡上岸,而且上海的码头又在对岸浦东,也须得过渡,更多有流氓活动的余地,因此旅客对于这一家的船特别怀有戒心,不敢轻易搭乘的。总之我趁的是三公司船,老早就已上去,虽然占不到十分好的位置,也还是适中的得到一个中层的散舱铺位,看看时间渐晚,来者愈多,后来不但是没有床位,连床位中间的空隙也有人打开铺盖来了。我的床位前面,却来了一位衣服华丽的旅客,穿的大概是宁绸吧,约在四十以上年纪,看情形也似乎是上等人,在摊开被铺之后,开始抽起鸦片烟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我便不去看他了,这时大约船已开行,我也朦胧的假寐一会儿,再睁眼看时已近半夜,那位阔客却还是不睡,点着烟灯,不知是在抽烟,还是干什么。那时忽然听见有人走来,口里一面骂着,一面四顾寻觅,好像要找一个人的样子,嘴里说着宁波话,意思是说“怎么对我也开起玩笑来了”。那人走到阔客面前,便停了下来,也不说别的话,径自屈身向他怀中掏摸,便叽哩咕噜的拉出一连串的东西来,乃是一只表和它的索子。拉出表来之后,看也不一看,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嘴里还是唠叨着,仍走原路回去,这边的阔客则不作一声,任他掏了表去,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了心里正自纳闷,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及至回头再来注意阔客时则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收拾了烟盘和铺盖,搬到别处去了。这时才了解这是他错拿了同帮的人的东西,所以弄得当众出丑,露出了马脚,只好偷偷的躲避过了。

另外一件事,乃是当事人告诉我的,所以也是的确可靠。此人我们姑且叫他小土,乃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得力的秘书,在张作霖进京做大元帅的时节,逃出北京,由天津南归,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当时他率领妻子,并且带有若干件行李,生怕在上海码头上遇着流氓要敲他的竹杠,所以他预先写信,通知北新书局的李老板,请求照顾一下。李小峰虽是他住同安公寓时节的老友,应当给他帮忙的,但李老板乃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恐怕没有什么力量,不过久在上海,总可以代找一个“场面上人”替他出一臂之力吧。及至轮船到了“金利源码头”,看不见救兵的来,只见黑压压儿站满了脚夫流氓,小土这才着了忙,眼看那些行李都被运到码头,东一件西两件的分散放着,这是流氓的照例的做法,教人不好照管,以便从中做些手脚。其时才见李老板到场了,仍然咧着嘴笑,随带着一个人,却是衣裳楚楚的白面书生,不像是个虬髯着短后衣保镳人的模样。小土这时心想百事休矣,行李准定要失少一半了,可是那书生不动声色,和主人招呼过后,便回转来对脚夫骂了一句,这是极普通的骂法,因为用的太广泛了,有点失去了原来恶意,犹如绍兴的“仰东硕杀”,——见于《杂纂四种》序中所引用的鲁迅书简中,算不得什么骂了。原语当然是句上海话,仿佛是什么“触倷娘”之类,可是这句话一说,恍如五雷真诀一样的有灵,听的人耸然震动,立刻把分散的行李归在一处,立在旁边听候吩咐。书生乃问明行李件数,再查问流氓头儿的姓名,叫留下几名挑夫,责成头子阿什么负责送到什么地方。吩咐既毕,便对主人说道:“我们走吧。”各自分路而去,小土到了地点,果然见行李随到,一件都不短少,挑夫各受应得的工资而去。小土随后告诉我这件经过,他说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句真言,后来遇着机会很想依样壶卢的来试它一试,可是也就害怕,生怕真如五雷真诀一样,万一念的不很准确,不但不见灵验,还会惹得雷火烧身,所以不敢照样的做。但是传到了我的手里,这句真言只存了大意,已经把原语也已失传了。

三二 路上的吃食

从前大凡旅行,路上的吃食概归自备,家里如有人出外,几天之前就得准备“路菜”。最重要的是所谓“汤料”,这都好吃的东西配合而成,如香菇,虾米,玉堂菜就是京冬菜,还有一种叫做“麻雀脚”的,乃是淡竹笋上嫩枝的笋干,晒干了好像鸟爪似的。它的用处是用开水冲汤,此外当然还有火腿家乡肉,这是特制的一种腌肉,酱鸡腊鸭之类,是足够丰美的。后来上海有了陆稿荐紫阳观,有肉松薰鱼,及各种小菜可买,那就可以不必那么预备了。

由杭州到上海的路上,船上供给旅客的饭食,而且菜蔬也相当的好。房舱二十个人一间,分作前后两截,上下两层床铺各占一人,饭时便五个一桌,第一天供应晚餐一顿,次日整天两顿,都在船价一元五角之内,这实在要算便宜的。沪宁道中船票也是一元五角,供应餐数大略相同,可是它只管三顿白饭,至于下饭的小菜,因为人数太多,也实在是照管不来了。这且不谈也罢,那轮船里茶房对客人的态度也比较的差,譬如送饭来的时候,将装饭的大木桶在地上一放,大声喊道:“来吃吧!”这句话意思是如此,可是口调还有不同,仿佛有古文里所谓“嗟,来食”之意,而且他用宁波话说,读作“来曲”,这自然更不好听了。不过那时候谁也计较不得这些,只等到“来曲”一声招呼,便蜂拥的奔过去,用了脸盆及各种合用的器具,尽量的盛饭,随后退回原处,静静的去享用。这是杭沪以及沪宁两条路上,不同的吃饭的情形。

路过各处码头,轮船必要停泊下来,上下客货,那时有各种商人携百货兜售,这也是很有趣味的事。不过所记得的大抵以食物为多,即如杭沪道上的糕团,实在顶不能忘记的了。这种糕团乃是一种湿点心,是用糯米或粳米粉蒸成,与用麦粉所做的馒头烧卖相对,似乎是南方特有的东西,我说南方还应修正,因为我在嘉兴和苏州看见过它,在南京便没有了,北京所谓饽饽,乃全是干点心而已。大概因为儿时吃惯了“炙糕担”上的东西,所以对于糕团觉得很有情分。鲁迅也是热爱糕团,因此在嘉兴曾闹过一个小小的笑话。他看见一种糕,块儿很不小,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几钱一块,卖糕的答说,“半钱。”他闻之大为惊异,心想怎么这样的便宜,便再问一遍,结果仍是“半钱”。他于是拿了四块糕,付给他两文制钱,不料卖糕的大不答应,吵了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说“八钱一块”,只因方言八半二音相近,以致造成这个误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此外在沪宁路上,觉得特别记得的,是在镇江码头停泊的时节,大约是以“下水”便是船向着长江下游走的时候居多,总在夜晚,而且因为货多,所以停船的时间也就很长。那时便有一种行贩,曼声的说,“晚米稀饭,阿要吃晚米稀饭。”说也奇怪,我没有一回吃过它,因此终于不知道这晚米稀饭是怎么一个味道,但想像它总不会得坏,而且也就永远的记住了它。怕得稀饭里会放进“迷子”这一类东西去,所以不敢去请教的么?这未必是为此,只是偶然失掉了这机会罢了。江湖上虽然尽多风险,但是长江上还没有像《水浒》上的山东道上一样,有这样的危难。可是后来有一年,我在礼拜天同伯升到城南去,在夫子庙得月台喝茶,遇着一位巡城的“总爷”。他穿着长衫马褂,头戴遮阳的大草帽,手里拿着一支藤条,虽是个老粗,却甚是健谈,与伯升很是说得来。据他说,骗子手里的迷药确是有的,他曾经抓住过这样的一个人,还从他问得配合迷药的药方。伯升没有请教他这个方子,想来他也未必肯告诉我们,那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而且或者他这番的话本来全是他编造的,拿来骗我们的也未可知呢。

三三 南京下关

到了南京下关,再走一步路,便是江南水师学堂,是我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了。南京也是长江上一个大码头,照例有些流氓,旅客上下也是很有些不方便的。下关是学堂的大门口,不能眼看受人家的欺负,所以非想个法子来抵制不可。好在那时学堂还算是歪路,当学生的也是一种“吃粮”的朋友,借了那一套红青羽缎的操衣,一双马靴的装备,穿起来像个“丘八”的样子,也就可以混进去了。这是“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有一种是“他力”的,便是利用学堂里的“听差”,叫他去码头上接送。这些名叫王福徐贵的人,在学堂里当听差,伺候诸位“少爷”,但是他们却自有地位,多是什么帮会里的人物,那时最有势力的是青帮,其次是洪帮,(当初还以为是红帮,是颜色的区别呢,)和所谓“安清道友”。叫他随从着,不希望怎么帮忙,但已足够阻止他们的进攻,这就尽够好了。说起校役中多有帮会的人,真是周知的事情,谁也用不着怎么惊怪的。从前我在学堂里的时候,汉文讲堂有一个听差,名字也无非王福刘贵之类,只是模样很是奇异,所以特别记得。他的辫发异常粗大,而且编的很松,所以脑后至少有一尺头发,散拖着不曾编辫,这怪样子是足够惊人的。那时有革命思想的人,很讨厌这辫发,却不好公开反对,只好将头发的“顶搭”剃得很小,在头顶上梳起一根细小的辫子来,拖放在背后,当时看见徐锡麟,便是那个模样的。如今所说松编的大辫子,却正是相反,虽然未必含有反革命的意义,总之不失为奇装异服的一种,有些风厉的地方官,看见了就要惩办的。我们上汉文讲堂,因为暂时不曾看见那副怪相,有一天便问那后任的听差,说那人哪里去了,他的后任若无其事似的坦然回答道:“他么,被他们帮里做掉了。”我们知道他们帮里的“行话”,所谓做掉,就是说他违反帮规,依照最高的法律,将他消灭了,其执行办法,则据传说是办一桌酒,请他吃了,随后传达命令,请他自裁,若是不能办到,便装入一个口袋内,扔到长江里去了事。这是传说如此,究竟事实若何,那就不能知道,但总之那大辫子之被做掉,乃是确实的事情,而且众人皆知,毫无隐讳,在此活生生的事实前面,足证帮会势力在南京是如何的活跃了。

江南水师学堂靠近下关,下关乃是轮船码头,有相当的店铺市街,所以是颇为方便的。我们说是靠近,其实还隔着一座城,也有几里路,不过比往南走,到北门桥去要近得多,而且轮船开行时放汽的声音也听得见,所以感觉得很近就是了。江边因为洋船上下,所以特别设了几家“办馆”,这是一种简单的洋货店,但其重要职务则是在给洋人代办食物,所以有此名称,不过我们也可以买到些东西,如“摩尔登糖”和一种成听的普通方块饼干,价廉而物美,所以也是很方便的。再过来便是新开的邮政局,以上是在江干的一块地方,也就是惠民桥的那边,其普通市街则是在桥的这一边。惠民桥下因为要通船只,都是竖有很高的桅竿的,而桥上面又要通车马,所以桥是做得可以开关的,一不凑巧遇着开桥的时候,便须等候着,要花费个把时辰。桥的这边有一道横街,道路很狭,有各种街铺,最后至江天阁,可以吃茶远眺,顾名思义当是可以望见长江,其实也只是一句话而已。由惠民桥沿着马路进城,走上一个颇长的高坡,就是仪凤门,门的左手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但是没有上去过,那里驻守的官兵是不准闲人去看的,本来炮台哪里可以随便看得呢?可是那里洋人却可以上去“游览”的。过了仪凤门走不多远,就可以望得见机器厂的大烟通了,虽然是烟通终年到头不冒烟,但总之烟通是在那里,那即是我们的水师学堂了。

三四 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平常必须暂住客栈,而且时间久暂不能预定,花费也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寓在他那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了。我于八月初六日到来,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当日旧日记说是共有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记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

“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一日的项下说:

“下午闻叔祖说,予卷系朱颖叔先生延祺所看,批曰文气近顺,计二十本,予列第二,但未知总办如何安排耳。”朱颖叔系杭州人,亦是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其批语很有意思,文气只是“近”顺,可见也还不是真正顺了。但是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我颇怀疑我这列了备取第一,是很有情面关系的,论理恐怕还应名落孙山才是呢。十七日覆试,更是难了,因为题目乃是十足的八股题:

“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回的论题真是难的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几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样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覆试的结果虽是不曾发表,据说也是胡鼎的卷子做得最好,因为他在末后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做哲学,仿佛说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世以后的事情。在那时候国文教员听见了这个新名词,的确要大吃一惊的。——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如下:

“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这入学考试的两个题目乃是总办方硕辅自己所出,就只是难做而已,还可以从字面来敷衍,后来请来了一位桐城派大家,又是讲道学的,向我们讲话,首先提出须得每人备一部《古文词类纂》,及至考问“平时用功”,就叫做那条策问,这便是那题目的来源。那一次汉文分班考试我也混过去了,结果还考列头班的二十名,现在想起来还要出冷汗,不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胡说八道的,当时考卷如能找得到,倒的确想要看它一看呢。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日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遂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讲到学堂的大概情形,须得先把房屋来说明一下才行。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一条阔长的甬道,二门朝南,偏在西头,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乃是学生的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海军的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排着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是翻沙厂与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两面各独立四间,中为砖路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有十几间房屋,东邻是一所关帝庙。这里本来是一个水池,据说是给学生学游泳用的,因为曾经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所以不但填平了,而且还造了一所“伏魔大帝”的庙。庙里住着打更的老头子,他在清朝打过太平军,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我在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只是讲房屋,所以只能至此为止了。

三六 管轮堂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是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所以不能使用,空着不算,号舍共总算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里来,那里的一条长衖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子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须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可换用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里来用的人,那也就并不是那么寒酸的了。

宿舍南北两边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用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靠近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的大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只一小半,又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上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迁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投合,也会得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的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马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三七 上饭厅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早晨六点钟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年级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那时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哪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的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后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裕的,吃稀饭的人可以随便坐下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是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里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的桌上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没有组织,他们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顿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是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薄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餐素饭罢了。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作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课,它只分上下午两大段,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但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在《十五年前的回忆》(还是一九二二年所写,所以距今已经是五十五年前了)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种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这里用了一个雅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并无别的意思,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大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来就是两块,其实看它的做法也只是寻常的烧饼罢了,但是实在特别的好吃,这未必全是由于那时候饿极了的缘故吧?但是这做侉饼的人,却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很是要不得的,即是每逢落雨落雪,便即停工,在茅篷里打起纸牌来,因为茅篷狭小而打牌的人多,所以坐在门口的就把背脊露出在外边。这于吃惯辣酱蘸侉饼的人非常觉得不方便,去问他为什么今天不做侉饼,他就会反问道:“今天不是下雨么?”为什么下雨就做不成侉饼,这理由当初觉得不容易懂,但是查考下去,这也就明白了。下雨天没有柴火,因为卖芦柴的人不能来的缘故。后来我问南京的人,已经不知有侉饼的名称,似乎是没有这东西买了,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的所能及,使我至今不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〇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朝末年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三八 讲堂功课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清如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做的风扇,由绳子从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后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只是装个样子,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也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并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时要走间道,通过文书房到宿舍里去,不是新生所能够做到的罢了。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的举人,又两位是由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但两个是浙江的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吧,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那些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一个来为例:

“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不可枝蔓,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

“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哪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经是他们的后辈,所以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三九 打靶与出操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课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罢,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挥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总是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某人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军队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好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来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两三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袴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也不管草里泥里,随便躺倒,拿起枪来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青,言动上有些粗鲁的地方,但也很有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倒要算是顶好的。

午饭吹号召集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文汉文所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到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舞弄哑铃,随后改玩那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干等,翻跟斗,竖蜻蜓的把戏,虽然平日功课不大好,但在大考时节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的看重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平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乃是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喊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那种棍棒而已。后来更换来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不知道他的履历,仿佛听说也是陆军出身,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多是什么“船主”之类,那一天里他这才穿起他的公服来,水晶顶的大帽,身穿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四〇 点名以后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者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着提了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厨房里所养的两只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就是发出那做狼时代的叫声,数年来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以为记念,其词云:

“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目乃是“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所说打更的人,便是那位都司君,那时已有六十多岁的光景,一个人住在关帝庙里,养着几只母鸡,有时隔着窗门来兜售他的鸡蛋,我因为住在路东的第二十三号宿舍,所以多有机会,和他打这种交道的。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凡是家住城南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也上夫子庙去游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到下关去,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来,但也有少数的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星期六的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在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以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过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之后,迤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咸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白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两个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有个把人的。

四一 老师(一

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计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父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的是印度读本,不过发到第四集为止,无从领解那些“太阳去休息,蜜蜂离花丛”的诗句,文法还不是什么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处的,只是一册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本是英语用汉文注释,名字却叫作“华英”,意思是为国家争体面,华字不能居于英字的底下,我们所领到的大约还是初板所印,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非常的纯朴,一个极少见的字,用学堂的方言用语可以叫做“契弟”的,字典上却解作“卖屁股者”,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可是比我们低一级的人,后来所领来的书里已经没有这一项,书名也不久改正为“英华字典”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它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引起了对于外国文的兴趣,做了我的无言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是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的丢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辈,照例是没有书了,看见了我的这本《天方夜谈》,也都爱好起来,虽然这一册书被展转借看而终于遗失了,但这也是还是愉快的事情,因为它能够教给我们好些人读书的趣味。

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来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中间篇幅顶长的有水手辛八自讲的故事,其大蛇吞人,缠身树上,把人骨头绞碎,和那海边的怪老人,骑在颈项上,两手揢着脖子,说得很是怕人,中国最早有了译本,记得叫作“航海述奇”的便是。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虽说是译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第一是阿利巴巴死后,他的兄弟凯辛娶了他的寡妇,这本是古代传下来的闪姆族的习惯,却认为不合礼教,所以把它删除了,其次是那个女奴,本来凯辛将她作为儿媳,译文里却故意的改变得行踪奇异,说是“不知所终”。当时我的一个同班朋友陈作恭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将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分期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书名是“侠女奴”。译本虽然不成东西,但这乃是我最初的翻译的尝试,时为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初头,是很有意义的事,而这却是由于《天方夜谈》所引起,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在学堂里学了英文的成绩,这就很值得纪念的了。

四二 老师(二)

汉文老师我在学堂里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他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那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仁兄,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只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来看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做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

“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很短的论,起头云:

“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费,住在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

我说在学堂里不曾学到什么汉文,那么我所有的这一点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在书房里学的么?书房里的授业师,有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和洙邻先生父子两位,那是很好的先生,我相当的尊敬他们,但是实在也没有传授给我什么。老实说,我的对于汉文懂得一点,这乃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他是个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欢骂人,那种明比暗喻,指桑骂槐的说法,我至今还很是厌恶,但是他对于教育却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他时常同我讲《西游记》,说是小说中顶好的作品。猪八戒怎样的傻,孙行者怎样的调皮,有一次战败逃走,摇身一变,变做一座古庙,就只有一根尾巴无处安放,乃把它变成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哪里有光是一枝旗竿,而且竖在庙后面的呢,他又被人所识破了。讲这故事时似乎是很好笑的样子,他便自己呵呵的笑了起来了。不过在杭州寓里,他只有一部铅印的《儒林外史》,我们所常拿来看的。等到戊戌秋间回到家里,我就找各种小说来乱看,在母亲的大厨角落里,发见一部《绿野仙踪》,这就同《七剑十三侠》一起的看。及到南京时差不多大旨已经毕业,只有《野叟曝言》未曾寓目,但从同学借来石印的半部,没有看完,却还了他了。我的读书的经验即是这样的从看小说入门的,这个教会我读书的老师乃是祖父,虽然当初他所希望的“把思想弄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而且我的思想算不算通,在他看来或者也还是个疑问,不过我总觉得有如朱颖叔批的考卷,所谓“文气近顺”罢了。一九二六年我曾写过一篇《我学国文的经验》,叙说这一段情形,里边说道:

“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这便是继承了上边的经验,由旧小说转入新小说的一个段落了。

四三 风潮(一)

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的显现出来,在我们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得什么东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环境,来做这个运动。壬寅冬天总办换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两江总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张鹏,李昭文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了毕业生去,这计画也完全失败了。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想太高,官僚也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

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他在水师学堂过了几个月,觉得住不下去,说明理由道: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记的两件事作为说明,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时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了。可是这不但总办有这样威势,就是监督也是着实厉害,或者因为是本家的缘故,所以更加关心也说不定。《朝花夕拾》里记有一段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这位本家的老辈便是管轮堂的监督椒生公,他是道学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过稀饭之后要去净室里朗诵几遍《太上感应篇》的。他有一回看见我寄给鲁迅的信,外面只写着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说是“无君无父”,这就可以见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风潮的发现,并不是在方硕辅时代,而是在黎锦彝新接任的这一个月里,这虽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却是有时势的因缘在里面的。当时讲维新,还只有看报,而那时最为流行的是《苏报》,《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接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这时候新总办到来,两堂的监督都已换了人,驾驶堂的姓詹,管轮堂的姓唐,椒生公则退回去单做国文教习,虽然没有新气象,却也并不怎么样坏。我们四个人——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可是觉得水师学堂是太寂寞了,想响应《苏报》,办法是报告内情,写信给报馆去。内容无非说学生的不满意,也顺便报告些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如说管轮堂监督姓唐的绰号“糖菩萨”,驾驶堂的姓詹,绰号就叫“沾不得”,这些都没有什么恶意,其重要的大约还是说班级间的不平,这事深为老班学生所痛恨。这是四月中间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学堂遂迫令胡鼎退学,表面理由是因为他做“颖考叔茅焦论”,痛骂西太后,为大不敬,以禀制台相恫吓,未几胡君遂去水师,转到陆师去了。

四四 风潮(二)

汪仲贤先生在一九二二年所写的《十五年前的回忆》中,曾经说道:

“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属一堂的学生因了班次高低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受到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宗藩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某的好友戈乃存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其老拳。又有高先澍也附和着闹,撒泼骂街,大家知道这都是那桌子风潮的余波。查癸卯(一九〇三)年的旧日记,有好几处记着高先澍的骂街的事:

“三月初三日,礼拜二,晴。夜看《苏报》,隔巷寒犬,吠声如豹,闻之令人发指。”

“初五日,礼拜四,晴。夜看《夜雨秋灯录》,读将终卷,吠声忽作,蛙鸣聒耳,如置身青草池塘,陶子缜诗云,春蛙逞烦吠,呜呼,可憎也。古人双柑斗酒,听两部鼓吹,以为雅人深致,惜我身无雅骨,殊不耐也。一笑。”这因为是高某的宿舍适在我的贴夹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骂给我听的,日记里也就没有明写,只以隐喻出之,对于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适合的。

但是后来事情也并不闹大,只是这样的僵持下去,直到甲辰(一九〇四)年头班毕业离校为止。本来对于学生间的不平等,想要补救,空谈是无用的,只能用实行来对抗,剥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无理地谦逊,即如上文说过的上饭厅的时候,尽管老学生张开了螃蟹的臂膀在踱着方步,后边的人就不客气的越过去,他们的架子便只好摆给自己看了。这种事情积累起来,时常引起冲突,老班只有谩骂恫吓,使用无赖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次争闹,他们的威风也就减低一层,到后来再也抖不起来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往往为学校所查获,而我们却没有,这是于我们很有利的。如上边记高某谩骂的第二天,就记着道:

“初七日,礼拜六。点名后炒面一盆,沽白酒四两,招升叔同吃,微醉遂睡。少顷监督来,有恶少数人聚赌为所获,此辈平日怙恶不悛,赌博已二阅月矣,今已败露,必不免矣。”这里所谓恶少数人,盖有高某在内。

那时候我们做二班的只注意于反抗头班的压迫,打破不平等,这事总算终于成功了。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以后升了头班,决不再去对别班摆架子,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做,去同他们亲近交际,班次间的不平等是没有了,但还存在着一种间隔,可以说是疏远,这风气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有转变,——总不会因此而酿成那样的大械斗的吧?

四五 考先生

上边所说差不多全是客观的,集体的事情,没有多少是我个人的事,但是我原是在这个集体之中,那么这里也可以有我的一份行动在内。现在却要来说我个人的事情了。我在学校里前后六个年头,自光绪辛丑(一九〇一)九月至丙午(一九〇六)七月,十足也只是五年罢了,告假在家的时候要占了一年有余,有好几次几乎离脱学堂了,却不知以何种关系,终于得以维系住,想起来是极有意思的。现今就把这个来叙述它一下。

我到南京以后,第一次回家去,是在壬寅年的四月里,初一日接家信,知母亲患病,祖父谕令归视,遂于初三日同了头班的胡恩诰君离宁到沪,胡君原籍安徽,说到杭州分路,其实却是家住上海,所以到了上海就不动了。我乃独自旅行,于初七日到家,则母亲病已快好了,遂于十四日离家,十九日重返学堂了。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记项下有云:

“二十四日,礼拜,晴。下午接家信,促归考,即作答历陈利害,坚却不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为什么说是严重的呢?缘因是由于混过几回的考场,对八股的应付办法也相当的得到训练,所以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虽是在二三图里滚上滚下,最高也到过第二图的第五名,即是总数第五十五名,纵使距及格的四十名还差得远,但是比戊戌年的第十图三十四即四百八十四名看起来,实在已经进步不少了。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这事不记得这一年了,但总之这乃是方硕辅当总办的时候的事,那是无可疑的,那么这总当在癸卯以前吧。这样里外夹攻的诱惑可以说是很厉害了吧,但是它也干脆的被击退,因为这时我的反汉文的空气也很严重。如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

“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予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又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

“上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实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盖如此。”

癸卯年两江师范学堂成立,秋天仍举行乡试,夫子庙前人山人海的,算是绝后的热闹,因为甲辰年以后科举遂永远停止了。那年暑假适值鲁迅回来,我也回到家里,于七月十六日偕至上海,鲁迅往日本去,我则同了伍仲学坐长江轮船,一路与“考先生”为伍,直至南京。今抄录当时的日记两节于后:

“晚九下钟始至招商轮船码头,人已满无地可措足,寻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暂止其处。天热甚,如处甑中,二人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人至舱面少息。途中倦甚,蜷屈倚壁而睡,而间壁又适为机器房,壁热如炙,烦燥欲死,至夜半尚无凉气。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饶有酸气,如入火炎地狱,见牛首阿旁,至南京埠,始少凉爽。”

“江南考先生之情状,既于《金陵卖书记》中见之,及亲历其境,更信不谬。考先生在船上者,皆行李累累,遍贴乡试字样,大约一人总要带书百许斤,其余家居用具靡不俱备,堆积如山,饭时则盘辫捋袖,疾走抢饭,不顾性命。及船至埠,则另有一副面目,至入场时,又宽袍大袖,项挂卷袋,手提洋铁罐,而阔步夫子庙前矣。”其时对于“考先生”的印象既然十分恶劣,那么自己之得以幸免,当然很是可以喜庆的事了。

四六 生病前

癸卯暑假的日记改了体例,不再是按日填注,改为纪事体,有事情的时候写它一段,以详实为主,因此这半年——实在只有一个月半里的日记显得比较实在。起头是记鲁迅的从家出发,到上海上轮船的情形,第一节是七月十六日,题目为“冒雨之启行及珠岩之泊”:

“予与自树(鲁迅当时的别号)既决定启行,因于午后束装登舟。雨下不止,傍晚至望江楼少霁,舟人就岸市物,予亦登,买包子三十枚,回舟与自树大啖。少顷开舟,雨又大作。三更至珠岩寿拜耕家,往谈良久,啜茗而返,携得《国民日报》十数纸,爇烛读之,至四更始睡。雨益厉,打篷背作大声。次晨,至西兴埠。”这里且来让我作一点注解,是关于望江楼的包子的。所谓包子,实在用的乃是普通话,在绍兴是不论有馅无馅,统称馒头的,其无馅的则特别称为实心馒头。这是绍兴城内的名物,个子很小,只有核桃那么大,名为“候口馒头”,正好一口一个,分肉馅和糖馅两种,都是两文钱一个。望江楼照那名字看来,一定是座高大洞桥,上有楼阁,因为否则哪能够望得见江呢?岂知这地方是在大街正中,居水澄桥与江桥的中央,虽然是道桥,可是阶层只有一级,底下通着河流,但是走过去的人不容易发见,因为这桥上有屋顶,两面是有墙壁遮住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谁也不能知道,向来就是这样的嘛。而这馒头店又是特别得很,它只有一个摊,摆在桥上边,带着缸灶,锅镬蒸笼,一边做着一边蒸,生意十分兴隆,但是买的人随来随买,也不用排队,不晓得什么缘故。因为馒头个子很小,所以两人吃三十个是绰有余裕的,这也是值得说明的。

第二节是记十七日在杭州的事,题目是“白话报馆之寄宿”:

“大雨中雇轿渡江,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话报馆中,见汪素民诸君。自树已改装,路人见者皆甚为诧异。饭后自树往城头巷医疗齿疾,予着外套冒雨往清和坊,为李复九购白菊,苦甚,中道迷路问行人,答甚详,以予洋服故也。又得一老人,亦往清和坊者,同行始得达,途中彼问予是红毛国人否,予告以系越人,似不信。回来已晚,夜宿楼上。次日伍仲学来访,云今日往上海,因约定同行。下午予两人乘舟至拱辰桥,彼已先在,包一小舱同住,舟中纵谈甚欢。”伍仲学是鲁迅的路矿同班,当时也在东京留学,他是南京的人,回家去后随复往日本去了。我到了学堂里遇见许多的朋友,在城南聚会了一次,这就是日记的第七节纪事,题目是“三山街同人之谈话”,是七月二十九日的事:

“前一日得锷刚信,命予与复九至城南聚会,当日乃偕侠耕复九二人至承恩寺万城酒楼,为张伟如邀午餐,会者十六人。食毕至刘寿昆处,共拍一照以为纪念,名氏列后,张蓂臣,孙竹丹,赵伯先,濮仲厚,张伟如,李复九,胡侠耕,方楚乔,王伯秋,孙楚白,吴锷刚,张尊五,江彤侯,薛明甫,周起孟,刘寿昆。散后复至铁汤池,晤张伯纯,及回城北已晚。”

以后是“江干两次之话别”,系送张伟如往浙及李复九往日本去的,又一节是“明故宫之印象”,与王伯秋王毅轩钟佛汰刘寿昆共“往吊明故宫”,里边含有民族革命的意思,则已是八月十四日的事了。从这上边的事情看来,神气非常旺盛,可是才过了一星期却不意生了病,竟至缠绵四阅月之久,于是那日记也就中断了。

四七 生病后

我到了南京才得一个月,却不料就生起重病来。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正逢礼拜,患了近似时症的病,当初昏不知人,样子十分沉重。学堂里的医官照例是不高明的,所以医药毫无效验,朋友们劝去住医院,那时这只有外国教会所开的医院,穷学生怎么住得起呢,承蒙同班的柯采卿自动的借给我六七块钱,侠畊从陆师赶来,雇车送我进了美国医院。这所医院设在鼓楼,大概创办人的名字是啤勃(Beebe)吧,一般的人都称它作“啤啤医院”。我是下午进院的,办好手续,交了饭费,大约这所住的是免费的一种吧,所以不记得要收住院费用。但是因此待遇也就特别的糟,我被放在一大间里,住有十多个病人,那时我还发着高热,睡在众人中间,好像是在长江轮船的散舱里,觉得骚扰不堪,这中间有一个腰腿不便的病人,在地上爬着行走,却特别显得活泼,一忽儿到这边床前说些话,一忽儿又跑到那边去了。这很令人想起多年不见的“孔乙己”来,但是孔乙己盘着腿在地上拖,两只手全是乌黑的泥,他的样子又十分颓唐,所以叫人感到一种怜悯,但这个瘸子却只令人发生厌恶之感罢了。这一天的夜里真是不好过,况且进院以后医生也没有来看过,我便在第二天决心搬出去,办好退院交涉之后,又要等厨房算还饭钱,麻烦了好半天这才算清楚了。但是回学堂来病仍是没有好,亏得别的朋友帮忙,这回是刘寿昆君招我到他的店里去住。他的底细我不知道,只晓得他是湖南人,暗中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在贡院左近临时开了一家书店,收罗当时时务书以及禁书,以备来乡试的考先生们的愿者上钩,结果自然是像姜太公的一无所得。我的床便放在书架后面,有兴致时可以自己抽看,一面也听着买书人的说话,与站在柜台前无异。刘君应付着主顾,又隔日同我去找香山邓云溪看病,煎药煮稀饭,忙得要命,我也十分过意不去,一直住了十多天光景,病已渐见轻减,才回到学堂去,那时已是重阳前后了。这书架子后边的生活,我到后来还不能忘记,回想起来也很是有趣,但特别感到困难的,乃是大小便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临时小店中是没有便所的设备的。所以在那时候必须走出门去,而且走的相当的远,在一块空地里在人家的后墙下,找两块断砖来垫脚,构成急就的厕所,这在有病的人是相当吃力的。书店主人在医药饮食方面,都想得很周到,唯独对于这一件事觉得无能为力了。不过这种经验也是很难得的,我在南京这几年里头,在野地里拉屎,这也只是第一次哩。

我回到学堂里来,不意又生起病来了。这回却不是旧病重犯,乃是一种新的病,——我也不明白从前生的是什么病,这回的又是什么,这其间有没有因缘的关系,总之这回所患的病是两脚从膝盖以下都肿胀了,后来是连面部都显得浮肿起来。我因为不相信学堂的医官,所以也并不去请教他,只是由它拖着。这回好意的自动来给我帮助的,却不是我的朋友和同学,乃是学堂里的听差。他名叫刘贵,想来也是应付公家的姓名,是南京本地人,平日看他很是粗鲁,对我却相当关心,有一天午饭时他忽然拿来一个盘子,说这是乌鱼,用火煨熟,可以治水肿,只是要淡吃,一次吃完才好。我谢谢他的好意,如法的吃了,虽然病依然没有好,但他的意思总是很可感谢的。刘贵平时对头班的老爷们很不客气,如吃点心的时候问他要,他硬不肯给,说已经有人定下了,却拿来给我们。我和柯采卿同住在二十三号,离听差的房间不很远,但是我们不愿学头班那样,在自己房里大声叫嚷,所以总走到穿堂那里去叫,可是一叫就来了。他便是这样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回想到过去,自己受过人家的照顾很是不少,有的就此分散,连生死的消息也不知道,很觉得有点怅然,这两位刘君的事正是最早的一例了。

病既然没有好,赖在学堂里也不是办法,凑巧这时候椒生公被辞退了国文教习,正要回家去,就顺便带了我回绍兴了。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于十月初三日抵家,请包越湖诊治。包越湖是诸暨县人,在“诸暨册局”应诊,我坐轿子隔日一去,轿钱来回只要两角,比较的还不算贵。到了十一月腿肿已经消了,左侧项上在耳朵背后忽然生了一个大疽,这地位既已不好,况且疖子在冬天发生,更不是寻常的事。这是第三种的毛病,不但苦痛,也很觉得危险,据说这名为“发际”,因为生在头发边沿的关系,特别有了名称,便是不好医治的证据。幸亏得南街的外科医李介甫给我开刀,加上“润子”,——这是一种纸捻,加药插入疮口,防止它的愈合,与现代的纱布有同样的效用,经过了月余的治疗,这才逐渐的好起来了。李介甫是三味书屋的同学李孝谐的父亲,也是大舅父怡堂的亲家,本来也是大家子弟,因为自己喜欢搞这一门,所以做了外科,否则外科地位很低,多少与剃头修脚相像,平常人是不肯干的。他到了晚年,称呼却仍是“李大少爷”,这可见是他初做外科时人家这样叫他,表示尊重,就一直沿用下来了。癸卯年底我差不多已经复原了,可以到大街去蹓跶,甲辰(一九〇四)年二月遂决行回学堂去,乃于初五日启行,初十日到了南京了。

四八 祖父之丧

我于壬寅癸卯年间,曾经三次回到家里,却没有遇着祖父大发雷霆骂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气已经改过了,或者是对于跑出在外的孙子辈表示严厉,没有什么意思了吧。但是这时候没有了“挑剔风潮”的人,也是一个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

“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于十八日死矣,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据说在衍生死信传出的时候,祖母听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是笃信神佛,决不是幸灾乐祸的人,但这时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来了。话虽如此,祖父就只不再怒骂而已,平常怪话还是时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学堂考试得了个倒数第二,我则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评说:

“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魁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这样的话,听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这里只须说明一句,学堂榜上的末名称为“背榜”,或称“坐红椅子”,因为照例于末了的这一名加上朱笔的一钩。阿魁则是我的小名,因为当日接到家信的时候,有一个姓魁的京官去访他,所以就拿来做了小名,这是他给孙子们起名字的一个定例。

我于癸卯年在家里养病过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过了四个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里来了。不过这一回不凑巧,正赶上祖父的丧事,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祖父当时六十八岁,个子很是魁梧,身体向来似乎颇好的,却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总之是发高烧,没有几天便不行了。他辈分高,年纪老,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亲丁也不少,但是因为脾气乖张的关系,弄得很是尴尬,所以他的死是相当的寂寞的。讲到排场,当然有那一大套,甚至还弄什么“门讣”,以及大门口钉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说了。他的长子早死了,照例要长孙“承重”,但是鲁迅也在日本,于是叫我顶替,我迫于大义,自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不久在学堂里的伯升奔丧回来了,我以为可以卸责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顶替下去,我不知道这是礼教所规定的呢,还是只因为他是庶出的缘故,所以对他特别歧视的。倘若是后面的原因,那么我倒替伯升说一句话,这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平心的说,伯升的立场倒无宁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那时虽是多数,但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强者的那边,这或者是他的聪明处,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对蒋老太太恭而有礼,过于看领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闹别扭,他不肯叫一声“妈”,便不给他绵袴穿,害得他终于“拉稀”——这就是患肚泻,后来经蒋老太太的干涉,这才穿上了绵袴。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常有一句口头禅,是“伊拉话啦”,普通话就是说“他们说的”,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难以置信的话以后,必定添一句“伊拉话啦”,极有天真烂漫之趣。他因为生长在北京,故极爱京戏,在南京时极醉心于当时的旦角粉菊花,几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听戏。监督公想法羁縻他,特于前晚对他说道:

“你明天早上来我这里吃稀饭,有很可口的扬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只留帐子低垂着,床前摆着一双马靴,像是还高卧着的样子,及至监督觉察,这时人已走远,差不多已经过了鼓楼了。又有一回遇见非常的穷困,礼拜日无聊心想出去,问我借钱,适值我也没有,只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奋勇,说到城南买点心去,果然徒步来回走了三四十里路,从夫子庙近旁的稻香村买了好些很好吃的点心来,在宿舍里饱吃一顿,现在说了也觉难信,那时候的点心的确这样的价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时很是乐天,所以总是那么吊儿郎当的,有时又似乎世故很深,万事都不大计较的样子,所以他对于我的充当承重孙也别无什么不满意。其后祖母去世,家里没有他的长辈了,但他仍旧守着“长嫂如母”的古训,着实不敢放肆,就是母亲给他包办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虽然这事结果弄得很是不幸,却终不明白反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从绍兴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宁波停驻,就特地绕道前去相会,在率春楼吃了晚饭,是为最后的一次会见,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经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刚过了“本寿”,与伯宜公是一样的。身后遗留下来,一位傅氏太太,没有子女,要母亲留养她到百草园故家卖去,随后分了钱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并且还有遗腹儿未生,则不知行踪若何,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联鲸兵轮轮机正海军上尉周文治”,在公文书上是这样称呼的。我在记祖父的丧事这一节里,趁这机会讲他一番,聊作纪念。

四九 东湖学堂

椒生公在南京学堂的势力与地位开始渐渐的下降,由提调而监督,又由监督而国文教习,末了连教习也保不住了,便只好回家吃老米饭去。不过他在本地还是一时有声望的,因为一向在外边办学务多年,纵使不很高明,办学的经验总是有的。所以他回到绍兴,最初也得到相当的地位,便是请他去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这里名称虽是监督,实际乃是校长,权力很大,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这两个人共处一堂办起事来,其不能顺利进行,盖是必然的道理。一个是矮胖拥肿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绿绸的三分之二的长,——接衫者穿在马褂底下的衬袍,因为有马褂遮盖着的缘故,为节省绸料起见,用白布替代,古时马褂特别的长,故下边露出的绸料只有三分之一,——蹒跚行来,看来的人都不禁要喝一声彩,说好一个“荡湖船”的老爷出来也。又一个则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一件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阳地里晒着。这是两个人形象具体的描写,是我亲自看来的。后来监督公还自夸口,说他在三年前就知道他是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他既然有了职业,不成什么问题了,可是对于我在南京还是不放心,假如参加了乱党,这怎么办呢,不如叫回绍兴来,便可以不负当初介绍的责任了。这回凑巧我因祖父的丧事,在家里耽搁很久,他便劝我去教英文,地方在东湖,这也算是近时名胜之一,所以我就答应去试试看。幸而这事只试了两个月,我便仍旧回学堂里去,不然的话就会教书下去,于未来生活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了。

东湖的这个学堂,门前扁额上写着“东湖通艺学堂”,不知道是什么性质,是私立呢还是公立,只有问那创办人陶心云去才晓得。在一九三一年出版尹幼莲所编的《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说名胜古迹的地方,东湖底下注道:

“东湖在城东十里,有陶氏屋,面山带水,风景颇佳。”这话说得很含蓄而得要领,因为地是官地,用的是公款修造,但是房屋却为陶氏占为私有,为敷衍门面计,分定作三种办法。其一是所谓“稷庐”,即是东头的一部份纯粹是该观察公的私人住宅,游人不得阑入的,其二是中间也就是靠近西头的几间,作为“学堂”,这是要和学堂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出。其三是一片水面和几条堤防,说是“放生池”,是公开给大众的,但是东湖的建筑是在箬山即绕门山的脚下,和北岸隔着一条运河,运河上架有一座石桥,却在稷庐之东,从这桥绕道入湖,便要走过住宅部分,这是断乎不可,但游人既无翅膀,又不会水上行走,如要看看放生池的风景,势非用船不可,从学堂东边的“濠梁”桥进去,而这桥下却有铁门锁着,若要开时须出“酒钱”,请陶府的做工的人特别来开锁才行。因此之故,这个公开地方倒实在是很闲静的,平常管领着这大片土地的也就是稷庐陶家有关的几个人罢了。

我到东湖学堂去是教英文,学生记得是两班一共三个人,初级是陶望潮,是陶心云的本家,现今尚健在,高级是陶缉民,乃是心云的承继的孙子,那时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小孩,现在却已经故去了,还有一个忘记了名字,但总之不是姓陶的。每天上午是由我教英文,下午由两位教员分教国文和算学。教室便在一间大屋内,东湖的屋都建造在一道筑成的堤上面,所以进身都不能很深,这间要算顶大的了,面北两扇黑漆大门,上边红地黑字,大书道:“临渊无羡,大德曰生。”这对联以文句论,以笔画论,都要算是屋主人的最成功的杰作,东湖所有的大小扁额柱联无一不是他的手笔,实在绍兴人已经看的厌了,只这八个字似乎还没有那种呆板相。我的住房便在“临渊无羡”那一边的耳房里,那里又分为南北二间,南边的一间稍为大点,只是因为北墙临运河,只有一个很高的窗,西面又是房屋尽头,不好开窗门,所以很是黑暗,蚊子非常的多,但是因为临河的关系,回家去时在那里等候趁“埠船”,却是很方便的。当初口头说好,每月薪水是二十元,学堂供给食宿,但是到了下旬时节,有一个自称是观察公的表姪的会计走来找我,说什么经费困难,只能姑且奉送这么多,就送来英洋十六元。我也无意于较量多少,便同意收下了,到了第二个月也是如此,但是两个月快满,学堂方面通知椒生公说,因为学生们说英文口音不大准确,所以拟不再聘请了。南京同学碰巧也这时来信,说要冬季例考了,赶紧前来销假,我遂即回去,学校是十二月初一日起举行考试,大概是在十月中回到学堂里的。

东湖时代的学生虽然不多,可是与我却是有缘,长久保持着联络,如陶望潮君,关于他的事后来还要说及。陶缉民君于民国二十一二年时,来北京大学,见面多次,当时曾写了一幅字送他,现在便抄在这里,作为纪念。原文收在《夜读抄》的苦雨斋小文里边,题目是“书赠陶缉民君”:“绕门山在东郭门外十里,系石宕旧址,水石奇峭,与吼山仿佛。陶心云先生修治之,称曰东湖,设通艺学堂,民国前八年甲辰秋余承命教英文,寄居两阅月,得尽览诸胜,曾作小诗数首纪之,今稿悉不存,但记数语曰,岩鸽翻晚风,池鱼跃清响,又曰,潇潇数日雨,开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怀念陈迹,有如梦寐,书此数行以赠缉民兄,想当同有今昔之感也。

廿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平。”

五〇 东湖逸话

我在上边只是讲得东湖学堂,对于东湖本身还没有讲到,现在就来补说几句话。东湖在绍兴如以山水论,那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它的奇怪不及吼山的水石宕,若欲和西湖对峙,那简直是笑话了。但是它在近时却非常有名,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第一是因为它离城近,交通方便,往往可以顺路去一瞻仰,不比别的名胜多在偏僻地方,去走一趟要费一天的工夫。第二是因为这是近来新添出来的,看的觉得新鲜,不管这好看不好看。其实看它当初造成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它的特色来,这也就是缺点。我们这里姑且借用张宗子的《越山五佚记》中说曹山的话,来做个石宕的山水的说明。原文云:

“曹山,石宕也。凿石者数什百指,绝不作山水想,凿其坚者,瑕则置之,凿其整者,碎则置之,凿其厚者,薄则置之。日积月累,瑕者堕则块然阜也,碎者裂则岿然峰也,薄者穿则砑然门也。由是坚者日削,而峭壁生焉,整者日琢,而广厦出焉,厚者日磥,而危峦突焉,石则苔藓,土则薜荔,而蓊翳兴焉,深则重渊,浅则滩濑,而舟楫通焉,低则楼台,高则亭榭,而画图萃焉。”正因为这奇峭的山水是因为采取山石而成功的,故长处在于它的雕琢,而这雕琢也就是短处,张宗子记他的祖父张雨若的檄语云:

“谁云鬼刻神镂,竟是残山剩水”,为此种名胜最确切的评语,连吼山也在其内。李越缦在《七居》中第六说到吼山,也说道:

“其山劖削,其水浏疾,故其人罕寿,而性剽急。”还有一层,我是在那里住过两个月的,所以深知道夜景的可怕,为白天游湖的人所不曾见到的。我在室外南廊下站着,面对着壁立千仞的黝黑的石壁,在微细的月光下,恍然如见法国陀勒的有名的《神曲》中地狱篇的插画,别有一种阴森凄惨的可怖景象,觉得此地不宜长住,不仅是办学校和医院是非所宜,别的事情也办不来,——除非是图谋造反,这才是适合的背景。哪知事有凑巧,这恰成为革命计画的原始地,而是与徐锡麟有密切的关系的。

原来徐伯荪的革命计画是在东湖开始的,不,这还说不到什么革命,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乱”,便是预备“造反”,占据绍兴,即使“占据一天也好”,这是当日和他同谋的唯一的密友亲口告诉我说的。当初想到的是要招集豪杰来起义,第一要紧的是筹集经费,既然没有地方可抢劫,他们便计画来拦路劫夺钱店的送现款的船只。那时绍兴钱店一礼拜里有一次送款的船,由一个店伙押送,坐了脚踏的小船前去,因为往东走,大约是经过曹娥往宁波去的吧,也应该有往西到杭州去的,但因为西路太是热闹,所以不曾计画也说不定。而且,这与东湖的预谋地点也有关系,遂决定在东路实行了。

他们的计画是借东湖办什么事业,主要却是夜间,由徐伯荪和他的同谋陈君二人,在湖中练习划船,这时期大概也不很早,在我教书去的一二年前吧。学会了划船之后,便于“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出外实行路劫,钱店店伙和小船船夫由他们一人对付一个,请他们吃了“板刀面”,把洋钱抢了来,做“造反”的本钱。这个计画实在迂缓得很,但是他们竭力进行,正在这个时节却来了一位军师,一席话把这可笑的计画全盘推翻,他们同意这种小生意没有做头,决心来大干一番。这位军师即是陶成章号焕卿,乃是陶观察的一位本家,他主张联络浙东会党,招集各地豪杰,都“动”起来,然后大事可成,这是他的“光复会”的主张,民族革命的一张大纛。徐伯荪听从了他的话,便去运动人替他出钱捐候补道,到安徽省去候补,结果做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幕,却不料这事发端是在东湖,也是在那里定策的。和他同谋的陈君名字叫一个“濬”字,号曰子英,比较不大知名,他在安庆事发的当时逃到东京,时常到鲁迅所住的公寓里来,这是当时听他自己所讲,由我听着记了下来的。现在他也久已逝世,大约听过他讲这故事的人也只有我存在,今因说到东湖,就把它记录下来,且当作一则东湖的逸话讲讲吧。

五一 我的新书(一)

我们的英语读本《英文初阶》的第一课第一句说:“这里是我的一本新书,我想我将喜欢它。”我的第一本新书,使我喜欢看的,在上边已经说过,乃是英国纽恩斯(Newnes)公司的送礼用本《天方夜谈》,装订的颇精美,价值却只是三先令六便士。我有了这部书,有事情做了,就安定了下来,有如阿利巴巴听来的“胡麻开门”的一句咒语,得以进入四十个强盗的宝库,不再见异思迁了,同时也要感谢东湖学堂,假如要我在那里教书,那也就将耽误了我的工作,不及赶那笨驴去搬运山中的宝贝了。我回到学校,感谢功课教得那么麻胡,我也便赶上考试,而且考得及格,只是告假过多,要扣分数,结果考在前五名以外,这半年的赡银也多少要少得一两,这就算是我的损失了。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谈》,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我从皇甫庄看来的石印《毛诗品物图考》——后来引伸到木板原印,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的旧本,至今还宝存着,和《秘传花镜》,已经被引入了唐代丛书的《药谱》里,得了《酉阳杂俎》却更是集大成了。在旧的方面既然有这基础,这回又加上了新的,这便有势力了。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首打油诗,总括这个“段十六成式”所做的书,现在引了来可以做个有诗为证:

“往昔读说部,吾爱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数。不爱余诗文,但知有杂俎。最喜诺皋记,亦读肉攫部。金经出鸠异,黥梦并分组。旁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话与民谭,纪录此鼻祖。抱此一函书,乃忘读书苦。引人入胜地,功力比水浒。深入而不出,遂与蠹鱼伍。”

旧书堆里没有怎么深入,这回却又钻进了新书里去,虽然也还是“半瓶醋”,可是这一回却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经说过,自己的那些“杂学”,十之七八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我的一个从前的朋友,曾说我是“横通”,这句褒贬各半的话,我却觉得实在恰如其分的。没有一种专门知识与技能,怎么能够做到“直通”呢?我弄杂学虽然有种种方面的师传,但这《天方夜谈》总要算是第一个了。我得到它之后,似乎满足一部份的欲望了,对于学堂功课的麻胡,学业的无成就,似乎也没有烦恼,一心只想把那夜谈里有趣的几篇故事翻译了出来。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会流行吧。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袋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况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时候看那变把戏的人,在开始以前说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说话未了只把头一摇,那条辫发便像活的蛇一样,已蟠在额上,辫梢头恰好塞在圈内。这怎能怪得画家,要利用作材料呢,但是在当时看了,也怪不得我得发生反感,不愿意来翻译它了。还有一层,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后来由《小说林》单行出版,卷头有说明道:

“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倘若是译出阿拉廷的故事为“神灯记”,当然就不能出这样的风头了。

五二 我的新书(二)

《侠女奴》单行本是在光绪乙巳,我所有的一册破书已是丙午(一九〇六)年三月再板,《玉虫缘》刊行在于《侠女奴》之后,初板的年月是乙巳年五月,这是书本的纪录。再查日记,可惜这不完全了,甲辰年只有十二月一个月,乙巳年至三月为止,但在这寥寥一百二十天的记载里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今抄录于后。甲辰十二月十五日条下云:

“终日译《侠女奴》,约得三千字。”这大概不是起头,可见这时正在翻译,十八日寄给丁初我,这是《女子世界》的主编,也是上海《小说林》的编者之一。乙巳正月初一日云:

“元旦也,人皆相贺,予早起译书,午饮于堂中。”至十四日,又记云:

“译美国坡原著小说《山羊图》竟,约一万八千言。”二十四日寄给丁初我,至二月初四日得到初我回信,允出版后以书五十部见酬。十四日条下云:

“译《侠女奴》竟,即抄好,约二千五百字,全文统一万余言,拟即寄去,此事已了,如释重负,快甚。”由是可知《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二十九日条下云:

“接初我廿六日函,云《山羊图》已付印,易名‘玉虫缘’。又云《侠女奴》将印单行,有所入即以补助女子世界社。下午作函允之,并声明一切,于次日寄出。”这里那两本小书的译述年月已经弄明白,即虚假的署名,一个是萍云,一个是碧罗,而且都是女士,也均已声明,虽然无此必要,因为这在编者原是一目了然的。

“玉虫缘”这名称是根据原名而定的,本名是“黄金甲虫”(The Gold-bug),因为当时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辞典》,甲虫称为玉虫,实际是吉丁虫,我们方言叫它做“金虫”,是一种美丽的带壳飞虫。这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著者的友人名莱格阑,避人住于苏利樊岛,偶然得到一个吉丁虫,形状甚为奇怪,颇像人的枯颅,为的要画出图来给著者看,在裹了吉丁虫来的偶从海边捡得的一幅羊皮纸上,画了图递给著者的时候,不料落在火炉旁边了,经著者拾起来看时,图却画得像是一个人的髑髅。莱格阑仔细检视,原来在画着甲虫的背面对角地方,真是髑髅的图,是经炉火烘烤出现的,而在下方则显出一只小山羊,再经洗刷烘烤,乃发见一大片的字迹,是一种用数字及符号组成的暗码。他的结论是这是海贼首领甲必丹渴特(Kidd)的遗物,因为英语小山羊的发音与渴特相同,而髑髅则为海贼的旗帜,所以苦心研究,终于将暗号密码翻译了出来,掘得海贼所埋藏的巨额的珍宝。这是安介亚伦坡(Edgar Allan Poe一八〇九—一八四九)所作中篇小说之一,坡少孤受育于亚伦氏,故兼二姓,性脱略耽酒,终于沉醉而死,诗文均极瑰异,人称鬼才,我后来在《域外小说集》里译有他的一篇寓言《默》,此外亦不能多译。这篇《玉虫缘》的原文系依据日本山县五十雄的译注本,系是他所编的《英文学研究》的一册,题目是“掘宝”。所以在译本后边,有译者的附识道:

“译者曰,我译此书,人勿疑为提倡发财主义也。虽然,亦大有术,曰有智慧,曰细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独致富,以之办事,天下事事皆可为,为无不成矣。何有于一百五十万弗之巨金。吾愿读吾书者知此意。乙巳上元,译竟识。”

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版,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因为敝帚自珍的关系,现在重阅,觉得在起首地方有些描写也还不错,不免引用在这里:

“此岛在南楷罗林那省查理士顿府之左近,形状甚奇特,全岛系砂砾所成,长约三英里,广不过四分之一,岛与大陆毗连之处,有一狭江隔之,江中茅苇之属甚茂盛,水流迂缓,白鹭水凫多栖息其处,时时出没于荻花芦叶间。岛中树木稀少,一望旷漠无际,岛西端尽处,墨而忒列炮台在焉。其旁有古朴小屋数椽,每当盛夏之交,查理士顿府士女之来避尘嚣与热病者,多僦居之。屋外棕榈数株,绿叶森森,一见立辨。全岛除西端及沿海一带砂石结成之堤岸外,其余地面皆为一种英国园艺家所最珍重之麦妥儿树浓阴所蔽,岛中此种灌木生长每达十五尺至二十尺之高,枝叶蓊郁,成一森密之矮林,花时游此,芬芳袭人,四围空气中,皆充满此香味。”

五三 我的笔名

我的别名实在也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了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觉得很可笑的,不值得再来讲述了。现在只就和写文章有关系的略为说明,这便是所谓“笔名”,和普通一般的别名不同,是专用作文章的署名的。

我的最早的名字是个“魁”字,这个我已经说明过,原来乃是一个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一天里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检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也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字,只有木旁的一个魁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与那有名的桐城派大家刘大櫆一样。他的大名为什么也弄得这样怪里怪气的呢?这个理由,我也还没有机会查得清楚。总之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有北斗星的关系的号——“星杓”,也不中意,还不如叫做槐寿的好,虽然木旁一个鬼字,但比较鬼在踢斗总要好得多了。后来因为应考,请求祖父改名,他命改为同音的“奎绶”,这仍旧不脱星宿的关系,而且“奎”又训作“两髀之间”,尤其是不大雅驯,但随后看见有名的坤伶,名字叫作“喜奎”,颇疑心是促狭的文人的作怪呢。奎绶云者,也不过是挂在前面的阔带子,即古代之所谓黻也。

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又起号曰朴士,不过因为叫起来不响亮,不曾使用,那时鲁迅因为小名曰“张”,所以别号“弧孟”,我就照他的样子自号曰“起孟”。这个号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后来章太炎先生于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写一封信来,招我们去共学梵文,写作“豫哉启明兄”,我便从此改写启明,随后《语丝》上面的岂明,开明以及难明,也就从这里引伸出来了。

如今说话且退回去,讲那萍云女士吧。这萍云的号也只是那时别号之一,如日记上见着的什么不柯,天欷,顽石一样,不久也就废弃了吧。但是因为给《女子世界》做文章的关系,所以加上女士字样,至于萍云的文字大抵也只取其漂泊无定的意思罢了。碧罗是怎么来的呢,那已经忘记是什么用意,或者是“秋云如罗”的典故吧,或者只是临时想起,以后随即放下了也未可知。萍云的名字在《女子世界》还是用着,记得有一回抄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给它写了一篇《女祸传》,给女性发过一大通牢骚呢。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自己有过这种经验,便不会对于后辈青年同样的行为感到诧异与非难了。

离开南京学堂以后,所常用的笔名是一个“独应”,故典出在《庄子》里,不过是怎么一句话,那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仲密”,这是听了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以后才制定的,因为《说文》里说,周字从用口,训作“密也”,仲字则是说的排行。前者用于刘申叔所办的《天义报》,后来在《河南》杂志上做文章也用的是这个笔名,后者则用于《民报》,我在上边登载过用“仲密”名义所译的两篇文字,其一是斯谛普虐克的宣传小说《一文钱》,现在收入《域外小说集》中,其二是克罗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不过这登在第二十四期上,被日本政府禁止了,其后国民党(那时还是同盟会)在巴黎复刊《民报》,却另外编印第二十四期,并未将东京《民报》重新翻印,所以这篇文章也就从此不见天日了。

其后翻译小说卖钱,觉得用笔名与真姓名都不大合适,于是又来用半真半假的名氏,这便是《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的周逴。当初只读半边字,认为从卓声,与“作”当是同音,却不晓得这读如“绰”,有点不合了,不过那也是无碍于事的。民国以来还有些别的笔名,不过那是另一段落的事了,现在这里姑且从略,——我只可惜不曾使用那“槐寿”的笔名,这其实是我所很喜欢的名字,很想把它来做真姓名用呢。

五四 秋瑾

乙巳(一九〇五)年里我在南京有一件很可纪念的事,因为见到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虽然当时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会得有那伟大的气魄。此人非别,即是秋瑾是也。日记里三月十六日条下云:

“十六日,封燮臣君函招,下午同朱浩如君至大功坊辛卓之君处,见沈翀,顾琪,孙铭及留日女生秋琼卿女士,夜至悦生公司会餐,同至辛处畅谈至十一下钟,往钟英中学宿,次晨回堂。”至二十一日项下,有记录云:

“前在城南夜,见唱歌有愿借百万头颅句,秋女士笑云,但未知肯借否?信然,可知作者亦妄想耳。”据当时印象,其一切言动亦悉如常人,未见有慷慨激昂之态,服装也只是日本女学生的普通装,和服夹衣,下着紫红的裙而已。这以前她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她其时到了上海,但没有立刻回绍兴去,却溯江而上来到南京,那天的谈话似乎也没有谈到,看她的态度似乎很是明朗,仿佛那一件事的成功失败,都没有多少关系的样子。第二年丙午初夏我因为决定派往日本留学,先回到家里一走,这时秋女士已经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来,招集越中绿林豪杰,实行东湖上预定的“大做”的计画,但是我那时不曾知道,所以没有到豫仓去访问。其时鲁迅回家来完婚,也在家里,谈起取缔规则风潮的始末,和那一班留学生们对于“鉴湖女侠”的恭顺的情形,也就把她那边的事情搁下了。及至安庆的枪声一举世震惊,秋女士只留下“秋雨秋风愁杀人”的口供,在古轩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杀。革命成功了六七年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夏瑜的名字这是很明显的,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国人不曾忘记了她。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秋瑾从日本归国后,据传略里说,“主讲浔溪学校,旋在上海主持同盟会通讯机关,尝与陈墨峰会同造炸弹,弹药爆炸创甚,几以此被捕,因无左证得免。寻办《中国女报》,以母丧返浙,居于徐伯荪所创办之大通体育会,往来江浙,连络会众,得数千人,编为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军,以徐为长,己副之,张恭等为分统。”这时候已经在徐伯荪进日本陆军学校不成,捐了候补道,到安徽去候补,陶成章则在芜湖的皖江中学教书,监督是张伯纯,名通典,是候补道中的开明人物。陈子英的行踪未明,大约仍住在绍兴东浦,与徐伯荪是同村的人,后来安庆事发,他便是直接从那里逃往日本去的。

大通体育会即是大通体育学堂,是徐伯荪等人所设,用以收罗绿林豪杰的机关,表面说是学堂,但是那些不三不四的赳赳武夫说是学什么好呢?只有体育还说得过去,所以这名字定得恰好,可以和东湖通艺学堂竞爽的。造反的计画始于东湖,而终于大通,这是绍兴闹革命的一幕。大通学堂设在豫仓,我没有到来那地方,但是那学堂却和我有过一番交涉。这一时期我没有写日记,所以月日无可考了,但总之是在乙巳(一九〇五)年的下半年吧。有一天接到封燮臣君的一封信,说大通学堂要找一名吹号的人,叫我给他们介绍一个。那时我们大家真是胡涂,大通学堂如有吹号,照例应当是陆军的,理应给他们去陆师学堂找一个德国式的号手才对,我们水师所用系是英国式的,当然不能适用。但是那时大家都是稀里胡涂一起,封君和我只是自己在水师里,听惯了英国的号声,以为这就是了。我于是找管轮堂的号手来一谈,托他介绍一位,他当然欣然承诺,不久便前去赴任去了。我的介绍就此完了,但事情还不完了,因为此后还有那包抄豫仓的大通学堂的这一件事呢。

我介绍号手在一九〇五年,第二年离开学堂往日本去了,就不曾知道那里的消息,大概这两年间总是平安无事的吧。包抄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牺牲了秋女士,其余的伤亡的人大约也有吧,范文澜君的回忆文中便说,有人中枪毙命,人家当作他的堂兄,混了过去,即此可以知道。但是我所介绍的号手呢,就此信息杳然,他本来是江北人,异言异服的很容易被人注意,可能就捉将官里去了。

事过十余年之后,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封燮臣君又在北京遇见,这才听到这位号手的消息。原来他倒是运气,仍然回到他的故乡去了,生性来得机警,又熟知号声的缘故,大概晓得来势不善,所以越墙而遁,亏他在“人生路弗熟”的地方,逃出了性命。这是他亲自告诉给他介绍的原经手人的。我很高兴,他能够逃出“豫仓”,——因为这个地方,经民国后改为“民团”总部,乃是风水很不好的地方,谁进去了就不容易出得来的。

上边说到“民团”,不免蛇足的来说明几句。民团这东西本是地主乡绅的武装势力,民国初年便由徐伯荪的兄弟仲荪来担任团长,这已经很是滑稽了,而徐团长却又做得不甚好看。听说有一回民团枪毙强盗,团长骑了高头大马,亲来监刑,在强盗已经中弹毙命之后,团长再亲手打他一手枪。这事就出在豫仓,我说豫仓风水不好,意思里就有这故事包含在内的。

五六 武人的总办

在学堂方面这时也有了一个变更,这事大约是在乙巳年三月以后,因为日记上没有记载。所谓变更乃是又换了总办,总办换人也是常事,但是这回换的不是候补道,不是文人而是武人,是一位水师的老军官。这或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因为无论军事或非军事的学堂,向来做总办的人总是候补道,似乎候补道乃是万能的人,怎么事都能够包办的。可是这回到来的却不是官样十足的道台,只是一介武弁,他的姓名是蒋超英,官衔是“前游击”。为什么不写现在的官衔的呢?因为他没有现在的官,只是从前做过游击,——这是前清的武官的名称,地位居参将之次,等于现在的中校,本是陆军的官名,但那时海军也是用的陆军的官制。他做着游击的时候,还是光绪甲申(一八八四)以前的事吧,据说他带领一只兵船,参加马江战役,后来兵败,船也沉掉了,有人说是他自己弄沉的,但是这或是谣言也说不定,总之是船没有了而人却存在,因此犯了失机的罪就把他革了职。听说凡是官革职,是革去现在的职务,他本身所有的官衔——诰封三代所留下的自己这一代,还是存在的,所以他还是“前游击”,而且可以用那前游击的“蓝顶子”的三四品顶戴。前头说过管轮堂监督椒生公有一个侄儿,最早进水师学堂,分在驾驶班,这位蒋超英其时担任驾驶堂监督,因为和椒生公有意见,便藉口功课不及格,把他开除了。这人便是曾在宋家溇北乡义塾教过英文的周鸣山,在学校的名字是周行芳,他本人和椒生公都这样说,归罪于监督的不公平,其实功课不行或者是真的,监督只是不留情面而已,说是由于什么恶意,恐怕未必如此,这是我从他来做总办以来观察所得,可以替他说明的。武人做总办,他与文人很有点不同。他第一是来得鲁莽些,也就率直些,不比文人们的虚假。方硕辅是一股假道学气,黎锦彝比较年轻漂亮,但是很滑头,总之是不脱候补道的习气。蒋总办的作法便很是不同,他在“下车伊始”,即开始拟订一种详细规则,大约总有几十条之多,指导学生的生活,写了两大张,贴在两堂宿舍的入口。条文都已忘记了,只是有一条因为成为问题,所以还记得。那一条的意思是说,宿舍内禁止两个人在一张床上共睡。学生们看了都是心照不宣,但是觉得这种所谓契弟的恶习虽然理应严禁,可是这样写着“堂而皇之”的贴在斋舍外面,究竟不大雅观,便推派代表去找学堂当局,请求适当处理。其时学堂里又新添了提调一职,由总办的一个同乡同事姓黄的充任,这人身体不很高大,又因姓黄的关系,所以学生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黄老鼠”,可是话虽如此,这却是别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也是很漂亮,与学生相处得很是不错。代表去找他一说,他随即了解,便叫人用了一细长条的白纸,把那禁令糊上,这样一来那满纸黑字的挂牌中间,留有一条空白,是这事件所遗留下的痕迹。还有一回,我们下操场出操,蒋总办亲临训话,也无非鼓励的话,但是措辞很妙,他说你们好好用功,毕业便是十八两,十六两,十四两,将来前程远大,像萨镇冰何心川那样的,都是红顶子,蓝顶子。这一篇训话虽然后来传为笑柄,但是他的直爽处却还是可取的。又如有一回我们同班的福建同学陈崇书,因事除名,我们几个人代表全班前去说情,结果是不成功,但总办的态度还不十分官僚的,这或者是由于他夹说英语的关系,他连说“埃姆索勒”,这虽是一句口头语,但因为意思可以解作“我很抱歉”,所以在听者也就少有反感了。

五七 京汉道上

甲辰(一九〇四)年冬天,上一班的头班学生已经毕业,我们升了头班,虽然功课还是那么麻胡,但留学转学都没有办法,大抵只好忍耐下去,混过三年再说了。想不到刚过了一个年头,忽然有了新的希望,北京练兵处(那时还没有什么海陆军部)要派学生出国去学海军,叫各省选送。我们便急起来运动,要求学堂里保送我们出去,一面又各自向本省当道上禀请求,浙省计有林秉镛柯樵和我三名,就联名上书,此外也代别省同学做过禀帖,可是都如石沉大海,一去没有消息,只有山东给了一个回电给学堂里,应允以在学的山东学生魏春泉补充,那时山东巡抚不知道是什么人,就这一件事看来,可以说是胜于东南各省的大官远甚了。学校里没有法子规定,为免得大家争吵起见,乃决定将头班学生都送往北京应考,由练兵处自己选择。手边留有一本《乙巳北行日记》,实在只有两叶,简单的记着事项,还可以知一个梗概。

“十一月十一日,晴。上午因北上应考事,谒见两江总督,又至督练公所。夜,赴总办饯行之宴。

十二日,晴。整理行李。上午六点钟至下关,宿于第一楼旅馆,同行者学友二十三人,提调黄暨听差二人。

十三日,晴。侵晨至顿船,候招商局江孚上水船,至下午不至,后知因机损不能来,复回至第一楼宿。

十四日,晴。晨两下钟下怡和公司瑞和船,上午九点到芜湖,下午六点到大通,十二点到安庆。

十五日,阴。晨到湖口,上午十点到九江,下午五点到蕲州,七点到黄石冈即赤壁,九点到黄州。

十六日,晴。晨四点到汉口,寓名利栈。”长江一路,无事可记,唯船泊九江的时候,曾登岸游览,偶过一瓷器店,见有一种茶盅,白地蓝边,上有暗花,以三角钱买得十个。今年在北京新街口的店中,见有饭碗亦是此种质地和花纹,心甚喜爱,亟买两个,价共九角四分。

十七日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上火车,八点开车。那时京汉铁路虽已通车,只是夜间是不走的,所以从汉口到北京要走上四天,若是有特别情形,还要加上一天的工夫。是日下午六点到驻马店,宿连元栈。

十八日上午六点开车,下午三点到黄河,即渡河,至八点始到达对岸河北,火车已开,宿三元栈。这时候黄河铁桥大概在修理吧,车到南岸,用船过渡,河北岸火车等着,九点可到新乡住宿。可是那一天过河特别困难,有桥的地方虽只有六里三分的路程,河中间却有一条沙埂,船须逆流上行,绕越过去,这一来便成了五倍多,到岸时已是八时了。河水流甚迅速,所以舟行十分困难,舟夫甚至赤体窜入河中背纤,那时已是阴历十一月冬至前后的天气,艰苦生涯可以想见,但中途勒索酒资,其势汹汹,也狠觉可怕。好容易船靠了岸,看见岸边的黄土大块的坼裂下来,整个儿的掉下河里去,这也显得黄河的可怕,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其时火车早已开走,我们只得在河边住下,侥幸那里也有客栈,或者是专为渡河误了车的人们开设的吧,墙壁只用芦柴编成,上面也不抹灰,床也是芦干所编的,同学魏春泉君站了上去想打开铺盖,刚一用力,两只脚踏断了芦柴,就陷了下去了。客栈里欢迎我们,特别杀鸡煮饭,饭米也不坏,煮饭的当然都是黄河里的水,所以饭吃起来却是有沙的。

“十九日,晴。下午四点上火车,七点开行,九点到新乡县,属卫辉府,寓源和栈。

二十日,阴。上午十点半钟开车,下午五点二十分到顺德府,寓聚丰栈。

廿一日,晴。上午八点开车,下午八点到北京,寓西河沿全安栈。因屋隘不能住下,予与柯樵林秉镛魏春泉三君分居新丰栈。”

五八 在北京(一)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

“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因为我们虽然都还有辫子,却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着有铁锚模样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里边虽然也有山东河南的同学,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边,这便是一群异言异服的人,那样的盘问他,不知是何用意。何况在那时的形势之下,有谁不是反对“毛子”的人呢?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那时候,我第二次来北京,到西河沿去看过一趟,再也找不到客栈的一点痕迹,这其间虽然只隔着十整年,可是北京的变迁却很大,不但前门已经拆通,那比人行道洼下的道路也都不见了。我们的那客栈,想起来只是一个小四合房,临街的南屋是老板夫妇住房,本是旗人,都吸雅片烟,我们中间有林秉镛君也吸几口,所以他虽是满口黄岩口音,却主客很讲得来,常在他们房里闲坐。两间南向的上房,便分给我们客人居住,林柯二人住在东边,我和魏春泉君住在西边,此外似乎不曾见有别的住客,显得十分冷静。白天多在外面行走,吃饭也集中在全安栈,只是晚上回来睡觉,在那没有火气的房间里的冷炕上边,所以留下来的是一个暗淡阴冷的印象。在学堂里,我们穿的棉操衣袴,用红青羽毛纱做的,也并不寒伧,但是大家不满意,由学堂去代办了黑色粗呢的制服来,原来是供应新军用的吧,但只是单层呢,虽然是颇厚实,此外各人预备了一套棉织卫生衣袴,用了这服装就在北京过了一个寒冬。据那年的冬至算来,其时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气,我们那么的在冷屋里睡,寒风里走,当初大家都有一件拟毛织的“一口钟”大衣,经吕得元提议,毕瑟的披着走不大好看,以后便只穿了呢制服挺去,结果谁也不曾伤风,可以说是很难得的。我们于廿一日抵京之后,隔了一天由黄老师率领了往练兵处,先见了提调达寿,随后过了些时候徐世昌出来,他是那里的头儿吧,名称不记得是练兵处大臣或是什么了,照例慰劳几句之后,回过头去对那跟随的人说道:

“北京天气很冷,给他们做皮外套吧。”后边站着的达寿等人都齐声答应是是。我们听了这话,当时以为可以得到一件北京巡警穿的那种狗皮领子的大衣了。岂知到出发那天仍旧毫无消息,这才知道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究竟是说了话就不算,还是皮外套是报销了,不过这实物却并没有呢,那就终于不能知道罢了。

五九 在北京(二)

我们到了北京,第一要做的事,是去访问在北京学校里的同乡。次日是十一月廿二日,便同了林秉镛柯樵二君至医学馆去看俞榆荪君,俞君是台州黄岩人,又曾经在水师是同学,是从前相识的,此外又至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各处,却不曾去找人。至初六日又访榆荪,同柯采卿(樵)三人照相,并在煤市街饭馆吃饭,十六日同采卿访榆荪,见到温州永嘉的胡俨庄,因同至广德楼观剧,十八日晚,同了柯采卿徐公岐吴椒如至榆荪处告别。在初七那一天里,曾经到大学堂,访问绍兴同乡冯学壹,不料一见就是满口北京话,打破了同乡人的空气,不觉兴味索然,便匆匆别去,以后也就不再去找别的同乡了。榆荪因为是旧友,所以特别过往频繁,而且为人也很诚实,在医学馆毕业后在北京做事,逐渐升为医务处长。有一年东北闹鼠疫,情形很是猖獗,他前去视察,已是任务完毕了,临行因为往看一个病人,终于自己也染病而亡,这事问医学界的朋友,或者还有人知道的吧。

我们于十一月廿五日至练兵处报到后,廿八日起在军令司考试各项学科,至十二月初二日上午这才考毕。详细情形已经不记得了,大抵只是上午考一两门,下午是休息吧。由军学司长谭学衡来监考,他是广东人,也是水师出身,与黄老师谈得很投机,戴着蓝顶花翎说英语,很是特别的事。考试完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事又耽搁好久,至十九日才乘火车出京。据日记上说,火车是二等室,价二十九元,也实在贵得很,与民国后的京浦路二等车差不多了,不过那时所谓二等实际与头等也相差无几,四个人一间房,上下四个床位,但只是这样罢了,此外设备是什么也没有。火车仍旧要行走四天,便是第一天停在顺德,第二天渡过黄河,停在郑州,第三天停在驻马店,第四天到汉口的大智门。这一次却可以住宿车中,不要搬上搬下的住客栈了,所以方便得多,吃饭却仍要到各站时自办,其时卖东西的很多,不成什么问题。记得梨子特别好吃,一路上买了不少,虽然小贩因为我们是“外江佬”,多少要欺侮一点,仿佛是要一个“大子”(二分铜币)一个,但在我们看来却不算贵,便买了有半网篮,路上削了来吃,我当初不会旋转削梨法,一路学着削,走了半路梨将要吃完,整个削梨,梨皮一长条接连不断的削法也给我学会了。

说到北京的名物,那时我们这些穷学生实在谁也没有享受到什么。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但是我们没有敢于请教那鱼,而且以后来的经验而论,这鱼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那有名的广和居的“潘鱼”,在江浙人尝来,岂不也是平常得很么?至于烤鸭子,就是后来由于红毛人的赏识而驰名世界的“北京鸭子”,也无缘享受,因为那时是整只不能另售的。我们那时可以买得的北京名物,无非只是一两把王麻子的剪刀,两张王回回的狗皮膏,和一两几十小粒的同仁堂万应锭,俗称“耗子屎”的一种可吃可搽的药,回南京后狗皮膏的用处不得而知了,但这“耗子屎”却帮助我医好了腿上的疮,是于我大有好处的。

六〇 北京的戏

北京的戏是向来有名的,我在上文说过潘姨太太在影抄石印小本的《二进宫》,伯升的每星期往城南看粉菊花,这似乎含有双重意义,因为在这里有着对于北京的“乡愁”,是生长在北京的人所特别有的,此外则是对于那声调的迷恋,这却是很普遍的情形了。我们在北京这几天里,一总看了三回戏,据日记里说:

“十一月初九日下午,偕采卿公岐至中和园观剧,见小叫天演时,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广德楼观剧,朱素云演《黄鹤楼》,朱颇通文墨。”此外十六日还同了采卿榆荪至广德楼,和温州胡君看过一回戏。三回看的不算多,但我看到了京戏的精华,同时也看了糟粕,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京戏的精华是什么呢?简单的回答是:小叫天的演戏,这总是不大会错吧。谭鑫培别号“叫天”,大概是说他的唱声响彻云霄吧,他是清末的有名京剧演员,我居然能够听见他的唱戏,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了。鲁迅在他的《社戏》这一篇小说里,竭力表扬野外演出的地方戏,同时却对于戏园里做的京戏给予一个极不客气的批评。他说在近二十年中只看过两次京戏,但不是没有看成,便是看得极不愉快。第一次他的耳朵被戏场里的“冬冬喤喤”吓慌了,而且又忍受不住狭而高的凳子的优待,所以不看而出来了。第二次呢,因为决心听谭叫天,虽然也仍是“冬冬喤喤”,但是从九点钟忍耐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结果他也只得走了。那么他终于没有能够听见叫天的戏,而我却是看见了,虽然那时已是昏黑,看不清他的相貌,然而模样还是约略可辨的。那天因为演的是白天戏,照例不点灯,台上已是一片黑暗,望过去只见一个人黑须红袍,逛荡着唱着。唱的怎么样呢,这是外行是不能赞一辞的。老实说,我平常也很厌恶那京戏里的拿了一个字的子音拉长了唱,嗳嗳嗳或呜呜呜的纠缠不清,感到一种近于生理上的不愉快,但那谭老板的唱声却是总没有这样的反感的。

所谓糟粕一面乃是什么呢?这是戏剧上淫亵的做作。在小说戏剧上色情的描写是不可避免的,但作公开的表演的时候这似乎总应该有个斟酌才对。京戏里的,特别那时我所看到的那可真是太难了。我记不清是在中和园或广德楼的哪一处了,也记不得戏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浒》里的偷情戏吧,台上挂起帐子来,帐子乱动着,而且里面伸出一条白腿来,还有一场是丫环伴送小姐去会情人,自己在窗外窃听,一面实行着自慰。这些在我用文字表白,还在几费踌躇,酌量用字,真亏演员能在台上表现得出来。这一面与那时盛行的“像姑”制度也有关系,所以这种人材也不难找,若在后来恐怕就找不到肯演这样的戏的人了。说到底,这糟粕也只是一时的事,但是在我的印象上却仍是深刻,虽然知道这和京戏完全是分得开的事情,但是因为当初发生在一起,也就一时分拆不开了。我第二次来北京以后,已经有四十余年,不曾一次看过京戏,而且听见“嗳嗳嗳”那个唱声,便衷心发生厌恶之感,这便是那时候在北京看戏所种的病根,有如吃贝类中了毒,以后便是看见蛎黄也是要头痛了。

六一 鱼雷堂

我们北京考试的成绩都是及格的,那么就算是考取了,在派遣出国以前暂时仍旧在学堂里居住。这一群人中间差不多有一大半是本地人,他们乐得回家去,剩下来的也只有十一二人了,不过人数虽少,在学堂方面应付也颇有困难,因为他们虽是旧学生,却又大半算是已经脱离了,把他们放在宿舍里,和别的学生在一起,管理上不免有些不大方便。这大概是黄老师的计画吧,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是请这班仁兄们住到鱼雷堂里去。鱼雷班停办已经很久,几间宿舍本来空闲着,又远在校内西北角,与各处都有相当距离,在种种方面是再也适当不过的了。那是向东开门的一个狭长院子,我住在内院朝南靠西的一间里,东邻是谁已记不得了,对面朝北的两间中间打通,南边又有窗门,算是最好的房间,为徐公岐所得,与其他两人共住,但因为稍为宽畅,也被指定为吃饭的地方,一天三次难免有些烦扰。外院即迤东的院子里房屋大抵与内院相同,如何分配居住,不知怎的全不清楚了,只是由宿舍拨来的听差也即是徐公岐原来所用的王福住在那里,那总是确实的。这里与管轮堂等的宿舍不同,没有走廊,所以下雨时候稍感困难,不但是小便时要走一段湿路,而且檐溜直落到窗门前面来,也是很忧郁的。鱼雷堂在学堂西路的西北角,厨房则在于东路的中间靠东,冬天雨夹雪的时候从那边送饭菜过来,总是冷冰冰的,这多少是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则因为环境特别,好处很多,寄住在那里的两三个月的光阴可以说是很愉快的了。

住在鱼雷堂的几个人因为是学生,所以仍是学生待遇,照旧领取赡银,但一方面又有点不是了,没有功课,也没有监督,出入也不必告假,晚上也不点名了。可是他们也还能自肃,那种滥用自由,夜游不归的人始终没有,虽然或者打小牌是难免的。从前头班学生夜半在宿舍里打牌,窗上挂了被单,廊下布置巡风的事是有过的,这下一班的人是反对他们这样的行动,所以自己不肯再犯,但是搬到这幽僻的地域来了之后,不免似乎受了暗示,有点技痒起来,在徐公岐的房里便有时要打起麻将来,这差不多是半公开的了,所以也没有那些巡风等的勾当。好在当时有一种不文律,或者是有过这样的命令也未可知,在堂学生都不到鱼雷堂里来,所以也不至于有什么坏影响。丙午(一九〇六)新年过去不久之后,有几个同学缺少零用,走去找黄老师借支赡银,他听了微笑说道:

“以前发钱不久,输去了么?”大家也只一笑,仍旧借了两三元回来,其实他是在说玩笑话,这里是不曾有过什么输赢的。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只记得右边大腿上长了一个疮,这并不很深,但是椭圆形的有一寸来长,没有地方去找医生,便用土医方,将同仁堂的万应锭,用醋来磨了,摊在油纸上贴着,这样的弄了一两月才算好了,但是把一条衬袴都染了脓血,搞得不成样子了。此外一件事,是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为什么说“偷”的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我当初执笔,原想自己来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了之后,却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结果只好借用雨果——当时称为嚣俄,因为在梁任公的《新小说》上介绍以后,大大的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长篇巨著啃不动,便把他的一篇顶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贫苦,藏身土穴,乞讨为活,及长偶为窃盗,入狱作苦工,因为袒护同监的犯人,将看守长杀死,被处死刑,临死将所余的一点钱捐了出来,说道:“为彼孤儿。”这里明明是说的外国事情,因为其时还没有什么孤儿院的设备,不过那是只好不管,抄的乃是人家的“刊文”嘛。原本前一半却是苦心的做了,说到那土穴的确用了点描写的工夫,可惜原书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来抄录了,只是有蛇在草间蜿蜒自去,却拉扯到“天可见怜,蛇虫也不见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了。书名是“孤儿记”,有两万多字,卖给上海小说林书店,为“小本小说”的第一册,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除在南京买了一只帆布制的大提包以外,做了我后来回乡去的旅费,输给徐公岐他们的大概没有什么。

六二 吴一斋

我们进学堂的时候,只考了一篇汉文,虽然很难,但是只此一关,过了这关便没事了。到北京练兵处考试,没有这样简单了,学科繁多倒还没有多大关系,问题是在于体格检查,在这关上我们里边就有两个通不过,因为都是眼睛近视。一个是我,一个是驾驶堂的吴秉成。在练兵处和学堂两边都没有发表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墙上挂的那些字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明白,在视力这一项上总不能算是及格,那么这整个的留学考试岂不是完了么。可是不及格到底又不就是开除,所以结果仍是回来住在鱼雷堂里,和及格的同班一样待遇,至于下文如何,谁也不能知道。我与吴君虽是同班,就是同一年里进去的学生,但他是驾驶堂的学生,又是河南固始人,所以并无什么交际,这回因有同病之雅,关系便密切起来,特别是春风得意的同学走了之后,于是吴一斋——这是吴君的号——成为我唯一的座上客了。他们去了的时候,鱼雷堂又非关门不可,我们乃被请回驾驶堂和管轮堂去住,又不好放到宿舍里去,吴君的住处记不清了,我的房间是在管轮堂门内东口第一间,以前是二班的汤老师所住的,房内设备很是不错,但是门外有很深的走廊,那里又是拐角,廊是曲尺形的,显得房内更是阴暗。独住倒也不妨,反正并不怕鬼,只是每顿顿饭都是送进来独吃,觉得十分乏味,这样大概也住了有两个月,比起鱼雷堂来真是有天壤之殊了。

我同吴一斋成了学堂里的两个遗老之后,每天相见只有愁叹,瞻望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难道就是这样请学堂供养下去,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概是三四月时候,忽然听差来说,江督视察狮子山炮台,顺便来学堂里,要叫考取留学而未去的两个学生来一见,我们走到风雨操场,看见周玉山便服站在那里,像是一个老教书先生,他问我们学过哪些学科,随后回顾跟在后边的一群官说道:

“给他们两个局子办吧。”照例是一阵回答“是是”。我们却对他申明不想办“局子”,仍愿继续去求学,他想了一想说道:

“那么,去学造房子也好。”这会见的情形虽还不错,但是我们有过了那皮外套的经验,不敢相信这事就会成功,不过既然有了这一句话,我们总可以去请学堂去催询,或直接上书去请求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回周玉山所说的话,与水竹村人的迥不相同,大抵在一个月之后,就得到江南督练公所的消息,决定派遣吴一斋和我往日本去学建筑,于秋间出发。不过督练公所的官在这里小小的弄了一点手脚,便是于我们两人之外,另外加添了一个周某一同去学“造房子”,这人不知道是何等样人,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但是这于我们是毫无损害的,所以就不管他了。我得着消息之后,就先回家乡去一走,将来由上海上船,不再回到南京去,把一只木箱托付了吴君,连治装费代领了一并带到东京。那是一只笨重的木板箱,里边装有八册英文的雨果小说集,这是我的又一部新书,虽然不曾翻译应用,可是于我很有影响,一直珍藏着,到了民国二十年左右才卖给北大图书馆的。此外又有一把茶壶,用黄沙所做,壶嘴及把手等处都做成花生菱角百果模样,是孙竹丹君托带,交给在东京留学的吴弱男女士的,孙吴都是安徽巨族,大概他们还是亲族,还有一件羊皮背心,也托带去,那个只好收在我的帆布提包里,后来由鲁迅特地送了去,叫那宫崎寅藏就是那自称“白浪庵滔天”的代收转交的。这只箱子承他辛苦的送到下宿,连治装费一百元,却不知听了哪个老前辈的忠告,还给兑换了日本的金币,一块值二十日圆的五个,结果又赔钱换回纸币才能使用。幸亏他没有完全听了忠告,像鲁迅在《朝花夕拾》所说那样,买些中国的白布袜子来,那便是全然的废物,除了塞在箱子底下别无用处,在日本居住期间,那足趾分作两杈的日本布袜真是方便,只是在包过脚的男子,因为足指重叠,这才不能穿用罢了。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现在略举数例,如甲辰“日记甲”序云: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已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于此而尚欲借驹隙之光阴,涉笔于米盐之琐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记之,以当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不亦傎乎,然则吾之记亦可以不作也夫。甲辰十二月,天欷自序。”是岁除夕记云:

“岁又就阑,予之感情为何如乎,盖无非一乐生主义而已。除夕予有诗云:东风三月烟花好,秋意千山云树幽,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可以见之。

然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小除诗云: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可以见之。”这里的思想是很幼稚的,但却是很真挚,因为日记里一再的提及,如乙巳元旦便记着:

“是日也,贺者贺,吊者吊,贺者无知,吊者多事也。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又初七日记云:

“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地,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

那时候开始买佛经来看。最初是十二月初九日,至延龄巷金陵刻经处买得佛经两本,记得一本是《投身饲饿虎经》,还有一本是经指示说,初学最好看这个,乃是《起信论》的纂注。其实我根本是个“少信”的人,无从起信,所以始终看了“不入”,于我很有影响的乃是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件浪漫的本生故事一直在我的记忆上留一痕迹,我在一九四六年做《往昔三十首》,其第二首是咏菩提萨埵,便是说这件事的,前后已经相隔四十多年了。

丙午(一九〇六)年以后,因为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依据了,但是有一篇《秋草闲吟序》,是那年春天所作,诗稿已经散逸,这序却因鲁迅手抄的一本保存在那里,现在得以转录于下:

“予家会稽,入东门凡三四里,其处荒僻,距市辽远,先人敝庐数楹,聊足蔽风雨,屋后一圃,荒荒然无所有,枯桑衰柳,倚徙墙畔,每白露下,秋草满园而已。予心爱好之,因以园客自号,时作小诗,顾七八年来得辄弃去,虽裒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无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娱,仍名秋草,意不忘园也。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前因未昧,野花衰草,其迟我久矣。卜筑幽山,诏犹在耳,而纹竹徒存,吾何言者,虽有园又乌得而居之?借其声,发而为诗,哭欤歌欤,角鸱山鬼,对月而夜啸欤,抑悲风戚戚之振白杨也。龟山之松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苍黄,如入梦寐,春风虽至,绿意如何,过南郭之原,其能无惘惘而雪涕也。丙午春,秋草园客记。”在这里青年期的伤感的色彩还是很浓厚,但那些烂调的幼稚笔法却已逐渐减少了。上文说过的诗句,“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大抵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里显然含着怀旧的意味。乙巳二月中记云:“过朝天宫,见人于小池塘内捕鱼,劳而所获不多,大抵皆鳅鱼之属耳。忆故乡菱荡钓鲦,此乐宁可再得,令人不觉有故园之思。”这与辛丑鲁迅的《再和别诸弟原韵》第二首所云:“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差不多是同一样的意思。

六四 家里的改变

自从甲辰年的冬天回到学堂,一直到了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夏天再回家去,时间隔的很长,所以家里的情形也改变得不少了。第一是房屋的改变。以前我们“兴房”派下的房子乃是在本宅的西北角一带,这是宅内的第四五进,本来也有“立房”的一部分在内,后来“立房”的十二世子京身死无后,拟以伯升承继,所以并入这一边了。第四进计有前后五大间,南边对着桂花明堂(院子),尽西头的一间出典给了吴姓,隔壁即是祖父居住的地方,中间隔了一个堂屋,东边的两间原为祖母和母亲的住房。路北院子的对面即是第五进了,原来偏东的两间划归“仁房”,院子里对半分开,砌上了一个曲尺形的墙,西头的两间经了太平军的战乱已经残毁,只剩下南边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与中堂相对的一间作为女仆们的宿舍,后边朝北的一间则因楼板和窗户都已没有了,所以空着,只供存放谷米之用,东偏一间即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说的“橘子屋”,乃是子京所原住,他在这里教书,掘藏,也在这里发疯的地方。楼上也是空着,却比东边仓间的楼上更是荒废了,因为那边只是没有楼板,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奇怪,这边却仍是一间空着的房子,却是窗户全无,隔墙又是梁姓的竹园,所以有种种鸟兽前来借住,往往在夏天黄昏时候,阵雨将要到来,小孩向北窃窥,看见楼上窗口伸出猫脸似的,或狗头似的,不晓是什么鸟兽的脸孔来,觉得又是害怕又是爱看,着实很有兴趣。现在却把这一部分全都改造了,东边是一间南向的堂屋,后面朝北的一间作为母亲的住房,西边朝南的是祖母的住房,后边一间是通往第六进的厨房的通路,以及楼梯的所在。楼上也都修复了,共有两间,则作为鲁迅的住房。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然点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内阁中书,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得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当初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我在南京仿佛事前并不得知,那时或者也曾信里说及,不知怎的现在却全不记得了。总之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故全然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旧式的吧。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着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