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盲目扩张导致产业巅峰跌落
一、10多年持续的高速扩张期
1.20世纪60～70年代
兴办缫丝、织绸企业门槛低、投资小、见效快，有些甚至可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为了发展地方工业经济，许多有蚕桑生产的地方，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把发展方向定位在兴办缫丝、织绸企业上。根据《新中国丝绸史记》记载：四川省轻工业厅在1968年初派员去江、浙两省学习，于4～7月试办乐山双江公社（苏稽）丝厂（称社办丝厂），并以此模式，至1970年全省兴办24家社办丝厂，共计9012绪。1968～1970年间，还在三台、潼南、蓬溪、资中等地新建国营丝厂10家。至1973年底全省有缫丝厂57家，缫丝能力12.08万绪。1975年浙江轻工业局在发展国营丝厂的同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发展公社丝厂和县办大集体丝厂。当年新建12家社办丝厂，每家有立缫机40台；新建县办集体丝厂4家，每家有立缫机60台。年底全省拥有缫丝机9332台，其中社办丝厂缫丝机3166台，占总缫丝机台的34%。1975年江苏的社办和集体办的缫丝厂也开始增多，这些丝厂规模小，一般每厂只有立缫机40台，日产（两班）生丝仅64公斤左右，只够1件丝的产量，按当时一张生丝检验单要求的5件丝，就需要工厂连续生产5天。这些小缫丝厂除了起点低、技术落后的先天不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下，同时要发展壮大也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严格制约，除了蚕茧原料供应受地方保护外，产品销售等其他条件受到多重限制。因此，一部分丝厂存活下来，一部分则淘汰关门了。
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七八年的探索实践，为继续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积累了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步伐明显加快。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激发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乡镇办的丝绸厂和集体办的丝绸厂的生产经营活动松了绑。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概括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时指出，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改革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经济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决定》对丝绸行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决定》精神，全国茧丝绸主产省（除山东实行实体化经营）的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省市丝绸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把蚕茧经营权下放给县市丝绸公司，取消了对县市的派购任务；缩小指令性计划，对计划外产品放开经营。对茧丝出口经营规定了基数比例，基数内由省级丝绸公司经营，超基数部分由各县、市自主安排，可以委托省丝绸公司代理出口，也可以自找口岸代理出口。这个时期是茧丝绸行业经营管理体制变化较大的时期，通过管理权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进一步调动了县市以及乡镇发展茧丝绸产业的积极性，也为丝绸企业自主发展扩展了空间，全国的蚕桑生产、丝绸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3.20世纪80～90年代前半期
20世纪80～90年代前半期，中国尚处于外汇短缺或比较短缺状态，这成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关键技术装备及短缺物资、扩大对外开放的制约因素。国家为了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加大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强化扶植鼓励扩大出口的政策措施。丝绸外贸出口体制也不断调整，丝绸产品出口也受惠于国家政策措施。1988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发〔1988〕12号），确定了“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实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改革方向。对外贸易承包经营制全面推行，省市外贸公司与中央外贸公司脱钩，打破了中央财政统负盈亏的“大锅饭”。国家把出口收汇基数、上缴中央外汇基数、出口收汇基数内人民币补贴基数切块落实到中央外贸公司和省市政府。而省、市主管部门也依样把三项基数切块落实到市、县政府。把外贸的盈亏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和外贸公司，与同级财政挂钩。丝绸行业贯彻国家的改革部署，使丝绸外贸体制向着放开搞活迈出重要一步。按照改革的方向，从1988年开始，一些条件具备的县市一级丝绸公司和丝绸生产企业逐步获得了出口经营权，如浙江省丝绸行业中，杭州丝绸进出口公司、嘉兴丝绸进出口公司、湖州丝绸集团公司、嘉兴丝绸集团公司、杭州丝绸印染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丝绸练染厂、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第二丝绸服装厂、杭州天成丝织厂、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嘉兴丝针织联合厂、湖州丝绸印染厂、绍兴丝绸印花厂14家企业先后获得外贸经营权。为了鼓励地方和企业扩大出口创汇，国家实行了出口退税政策、外汇留成政策、人民币奖励政策等。出口退税政策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不属于补贴性质的海关制度规定，就是把企业出口产品交纳的间接税（增值税）退还给企业；外汇留成政策就是企业出口收汇按75%的比例留成外汇额度，企业可以自主使用外汇额度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人民币奖励政策就是企业每出口1美元奖励几分钱人民币。这些具体政策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也增强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丝绸产品原本换汇成本就比较低，这些政策更加使丝绸出口有利可图。
经济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享受出口奖励政策，使茧丝绸产业和丝绸出口保持了10多年的快速增长（表1-7）。
表1-7 1980～1997年全国桑蚕茧、桑蚕丝及丝绸出口统计表
续表
分析表1-7，1980～1985年，全国桑蚕茧产量、桑蚕丝产量、丝绸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09%、6.9%、5.19%；1985～1990年全国桑蚕茧产量、桑蚕丝产量、丝绸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42%、5.56%、15.3%；1990～1994年，全国桑蚕茧产量、桑蚕丝产量、丝绸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78%、19.55%、17.78%。如图1-1～图1-3所示。
图1-1 1980～1997年全国桑蚕茧产量走势曲线
资料来源：王庄穆编《新中国丝绸史记》
图1-2 1980～1997年全国桑蚕丝产量走势曲线
资料来源：王庄穆编《新中国丝绸史记》
图1-3 1980～1997年全国丝绸产品出口额走势曲线
资料来源：王庄穆编《新中国丝绸史记》
二、巅峰跌落的复杂因素
这些复杂因素包括：在改革开放探索中的工作失当甚至失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破”与“立”的失衡；在机制、体制、政策改革中缺乏全面、全局、系统设计；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缺乏清醒、主动、有效应对等。
1985年以后，在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逐渐演变为冲动，盲目扩张带来的隐患也在孕育和积累。中国茧丝绸产业长期以来是出口导向型产业，而中国丝绸产品出口面向的是一个消费稳定增长的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在中国茧丝产量已占世界80%、贸易量占75%左右的情况下，1985～1994年丝绸出口年均增长16.4%，这种超常规的、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危机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调整的转型期，地方和企业发展茧丝绸产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演变成盲目冲动式的扩张，暴露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矛盾冲突。在放开搞活经济的同时，需要加强手段和方法能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宏观管理，与当时整个经济环境相协调，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结合起来。如果沿着老思维、老套路管理，就会出现一放就乱，一统就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茧丝绸行业计划性不可谓不高，行业运行管理不可谓不严，从蚕种管理、蚕茧收购和调配储运管理、工业生产计划和销售管理、外贸出口管理都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管理，但依然出现了非理性的盲目扩张。各方面都说明，在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财政分灶”吃饭的大环境下，利益驱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饿症。大门洞开了，小门也就成不了障碍。
对茧丝绸产业盲目扩张的乱象，各方面认为贸工农脱节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主流看法认为，贸工农结合的本质含义应是从事农业生产（蚕种、蚕桑生产）、工业生产、贸易（内贸外贸）的企业、经济单元之间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结合，而不完全是不同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结合。农业管理部门、工业管理部门、贸易管理部门都是政府管理部门，以往出现以农业管理部门、工业管理部门、贸易管理部门分管业务职责权力的合并与拆分，应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农、工、贸的结合或脱节，管理部门的合并与拆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82年成立的中国丝绸公司是全国性的丝绸行业的行政性公司，国家赋予其管理茧丝绸行业的职能，掌握并运用国家授权的资金和资源，集中了全行业的优质资产，实现了农工贸、产供销、人财物的一体化。在中国丝绸公司运行的5年期间，如同一艘巨轮，领航中国茧丝绸产业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茧丝绸产业在那段时间里持续协调发展的稳定器。但是由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全国经济大环境不断发生重大变化，这艘巨轮没有抵挡住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以及同地方利益冲突而形成的冲击，1996年解体了，结束了它的航程。中国丝绸公司解体后，其所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又分别回到农业部、纺织部、外经贸部以及供销合作总社。中国丝绸公司具体经营业务按性质拆分归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前身是中国丝绸实业公司），分别由外经贸部和纺织部归口管理。
中国丝绸公司撤销后，由于蚕茧供应和需求失衡，蚕茧供不应求；又由于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省（市）、地（市）、县（市）都是利益主体，于是连续多年爆发“蚕茧大战”。具体地说，种桑养蚕是由地（市）、县（市）政府实施生产计划、组织技术服务、制定政策扶持。在市场需求旺盛、蚕茧供不应求时，蚕茧价格不断攀升，有蚕茧就能赚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把蚕茧视为本土资源，采取措施防止资源流失。这样一来，每到蚕茧收购季节，在一些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就会发生买茧缫丝和买茧赚钱的工厂、蚕茧经营单位抬价收购、高价诱购，争抢收购蚕茧资源的事件发生。这种抢购蚕茧事件，表面上看是蚕茧收购者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实力的抗衡。政府主管部门联合地方工商、公安部门都会出动人员阻截蚕茧外流。这种抢购蚕茧和保护资源的行为激烈时会酿成群殴、械斗的混战，这就是“蚕茧大战”。“蚕茧大战”传递着错误的市场信息，导致了蚕茧价格暴涨，诱导了种桑养蚕的盲目扩张；同时导致了蚕茧和生丝质量下降。其后遗症的危害非常严重。
在经济体制转型期，缺少科学的、贸工农紧密结合的、体现市场需求导向的产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使产业协调稳定发展失去导航。在政府管理层面上，茧丝绸产业涉及的农、工、贸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部门之间很难做到相互密切协调，这本身就埋下了难以平衡的隐患。从制定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上分析，传统的生产导向、僵化的平衡指导思想，仍决定着产业规划的制定。根据桑园面积确定蚕种生产，根据蚕种生产确定养蚕规模，根据蚕茧产量确定制丝生产计划，根据制丝产量确定内销和出口。这种贸工农脱节、背离市场需求导向的规划和计划，无法应对多变的国际市场需求。在总结“蚕茧大战”原因时，有的政府及研究单位认为，“蚕茧大战”的原因是加工能力大，蚕茧供应不足。解决原料缺口，保证蚕茧供应，就能避免“蚕茧大战”。按照这种思路，在实现茧丝绸产业的消极平衡的同时，严重供过于求引发的潜藏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和聚积。
严格科学的产业政策缺位，使茧丝绸产业稳定发展失去规范和章法，包括对拟上马企业应具备的生产规模、设备条件、职工队伍、技术人员、管理基础等硬性条件和标准的明确规定，无法从起始阶段遏制盲目扩张。由于产业政策缺位，在盲目扩张时期上马的小缫丝、小绢纺厂、小丝织厂生产规模不经济、技术设备落后、产品缺乏严格的检验，但蚕茧供应却能依靠地方支持，吃的精料，产的劣质产品，以致浪费了优质蚕茧资源。技术设备先进的企业因原料缺口，开工不足，生产能力放空，造成另类浪费。
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忽视市场需求变化是导致盲目扩张的直接原因。政府部门对市场需求信息缺乏预见性的权威发布，企业对市场需求走势预测麻木滞后，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全国茧丝绸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当泡沫越吹越大的时候，国际市场需求已出现许多异常变化的迹象，需求量已开始出现隐性萎缩，丝绸产品的库存已在悄然增加。然而，国内的丝绸生产和出口热情却没有及时得到调整降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根稻草都有可能压垮中国的茧丝绸产业。当以砂洗丝绸以及丝绸针织品为代表的丝绸服装摆在外国的“地摊”上时，五光十色的茧丝绸泡沫也就破灭了。中国茧丝绸产业盛极衰来巅峰跌落，成为无力挽回的残酷结局，留下来的是国家、地方、企业的巨大损失。
1994年，全国茧丝绸产业的各项经济数据达到巅峰，蚕茧产量达到776910万吨，桑蚕丝产量达到87767吨，丝绸出口37.53万美元；1995年蚕茧产量为759835万吨，桑蚕丝产量77900吨，丝绸出口31.8万美元，分别较1994年下降2.2%、11.2%、18%；1996年蚕茧产量470942万吨，桑蚕丝产量66316吨，丝绸出口24.86万美元，分别较1995年降低38% 14.9%、20%；1997年蚕茧产量422976万吨，桑蚕丝产量55107吨，丝绸出口30.50万美元蚕茧产量和桑蚕丝产量分别比1996年降低10.2%、16.9%，丝绸出口比1996年增长23%。由于在国外无序竞争，竞相压价，丝绸出口价格大幅下跌，1994年同1990年相比，厂丝、坯绸和服装出口价分别下降52%、20%和40%。粗略统计，当年出口收汇损失16.7亿美元1997年后，中国茧丝绸产业开始从谷底攀爬，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开始了发展的新征程。
短暂的“砂洗绸盛宴”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美国纽约等城市的街头上，许多黑人环卫工人身穿红、黄紫、蓝各色砂洗丝绸夹克衫上班，一些路旁以擦车赚小钱谋生计的穷人，也穿着同样的砂洗丝绸服装干活，为这些城市五彩斑斓的街景平添了几分点缀。何以美国穷人朋友穿起了高收入阶层才能穿得起的真丝绸服装？是他们的薪酬有了大幅度提高？不是！这是中国企业为美国市场生产并提供了只卖几美元，在跳蚤市场、地摊上都能方便买到的砂洗丝绸服装。这对美国穷人朋友来说，的确是个“被扶贫”的好事，但对中国茧丝绸产业来说，显然是个不祥的兆头。
1985年，意大利利用砂洗技术的概念，开发了适用于丝绸的砂洗工艺技术。该技术能使丝绸织物表面产生均匀而细密的桃皮绒效果，并能使织物蓬松、厚度增加，织物的缩水率大幅度降低，悬垂性、抗皱性及色牢度大大提高，洗涤后不用熨烫。由于砂洗丝绸不仅克服了传统丝绸的缺陷，加上丝绸通过砂洗还能产生特殊的陈旧感，迎合了那个年代复古风的潮流。让人耳目一新的实用效果、外观特质、手感风格以及仿旧艺术效果，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和推崇。一时间，砂洗丝绸服装变成了高档丝绸和时尚丝绸的代名词。意大利推出丝绸服装砂洗技术，除了通常的女装外，还在西欧上层男士服装市场得到成功推广。经过一年多的宣传推广和促销，砂洗丝绸服装得到了区域性的认可，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由于意大利自身加工能力有限，同时砂洗时要排放大量污水，因此，1987年，意大利将丝绸砂洗技术传授给了当时丝绸服装较为集中的香港丝绸制衣业。此时，砂洗丝绸服装开始进入美国上流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由于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也由于污水排放的承载能力受限，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国香港丝绸制衣就把砂洗丝绸技术转移到了临近的深圳及珠三角地区。之后，砂洗丝绸技术又在长三角地区得到发展。砂洗丝绸生产起源于意大利，在香港发展成熟，却在中国内地得到大面积推广。
中国引进丝绸砂洗技术，是从电力纺开始的。砂洗后的电力纺，使用范围不再只局限于夏季高档裙衫用料，还可以广泛应用于男女外衣、衬衣、夹克衫、风衣、休闲套装、冬装及服饰品等方面。砂洗丝绸技术的特殊优点，逐渐从处理电力纺发展到用于处理双绉、桑波缎、绢纺绸、针织绸等多品种丝绸处理上。从最初开始的成衣砂洗逐步发展到坯绸砂洗，全真丝或多种原料交织的染色绸、印花绸砂洗技术也逐步得到成熟和完善。
砂洗技术可在丝绸产品以至许多其他非纺织品上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取决于工艺技术及设备简单，容易掌握操作，投入少，产出高，收益快。丝绸砂洗设备通常使用滚筒式工业洗衣机、离心脱水机和转笼式烘干机等，也有使用滚筒式洗涤脱水一体机，少数进口意大利白卡拉尼（Biancalani）公司Airo松式气流柔软整理机。除了进口设备投资较大外，国产设备投资不大。小型企业投资仅需几十万元即可投入生产。砂洗技术应用初期，生产出的砂洗丝绸价格很高，每米可以卖到12～15元，有些企业甚至可以做到当月投产，当月收回投资。由于大受消费者的青睐，砂洗丝绸市场需求激增，供不应求。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回报，极大地刺激了砂洗设备制造以及砂洗丝绸生产厂商的积极性，中国内地的砂洗丝绸产业快速发展。
自1989年第一家丝绸砂洗厂正式在杭州落户后，一些香港丝绸客商及江浙在广东从事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人员，借助江浙丝绸基地的天时地利，抓住商机，带着丝绸砂洗技术北上到江苏、浙江创办砂洗厂，一时间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砂洗厂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国有的、集体的、合资的、个体的，大大小小，遍布长江三角洲地带。稍后，又陆续延伸发展到山东、四川、辽宁等丝绸基地。到1992年，全国几乎每个丝绸印染厂都发展了砂洗车间，专业砂洗工厂也为数很多，无论砂洗车间还是砂洗专业工厂，适应市场需求，生产规模越搞越大。建设砂洗生产能力的热潮，推进了国产砂洗设备制造的发展。国内推广砂洗技术，开始阶段，砂洗设备主要从香港和台湾购买，随着国内砂洗丝绸热潮的兴起，开始采用一些国产的洗衣设备，如上海洗衣机厂的卧式洗衣机和立式烘干机。但是，由于砂洗需求发展迅猛，原有的一些生产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厂家，已经来不及供应砂洗设备，于是一些新兴的制造砂洗设备的工厂应运而生。先后在江苏泰州地区、无锡前州、浙江新昌出现一批砂洗设备制造厂建成并投产。从此，国内生产的砂洗设备垄断了内地市场，不需要再进口砂洗设备。
丝绸砂洗在中国的推广应用，推动了中国丝绸产品品种的发展和丝绸后整理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出口创汇的增加和中国茧丝绸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经济特区的特殊鼓励政策，深圳丝绸业的发展很迅猛。1993年与1988年相比，深圳丝绸服装企业从85家发展到379家，年均递增34.85%；丝绸服装产量从1168万件发展到9130万件，年均递增50.87%；丝绸服装产值从3.86亿元发展到44.98亿元，年均递增63.44%；丝绸服装出口量从1133万件发展到8360万件，年均递增63.44%；出口额从6823万美元发展到47392万美元（如果按1992年的出口额42500万美元计算，年均递增57.98%）。深圳丝绸服装产业如此迅猛发展，砂洗丝绸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全国茧丝绸产业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深圳丝绸服装出口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这种带有极大盲目性、冲动性的发展，成为1994年以后的中国茧丝绸产业巅峰跌落的重要因素。
在市场销售旺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萝卜拔了不洗泥”的急功近利经营方式慢慢滋生。丝绸砂洗技术刚进广东时，都是严格执行香港的工艺技术，使用专门的砂洗粉、柔软剂。时间、温度和工艺流程，均按香港的标准进行。当扩散到内地时，开始阶段也能遵循香港的工艺，所用的柔软剂全部采用CIBA公司的SAPAMINE OC（色必明OC）。随着砂洗工厂越建越多，市场竞争逐渐加剧，慢慢地就有工厂渗入一些比较便宜的青岛砂洗粉。更有甚者，有的慢慢地淘汰了砂洗粉用纯碱代替。CIBA公司的SAPAMINE OC（色必明OC）柔软剂，是业界公认最优良、专用的丝绸砂洗柔软剂，由于价格偏贵，就逐渐完全被质量不如进口，但价格略低的国产柔软剂所代替。这些替代，都是以牺牲砂洗质量为代价的。由于砂洗工艺和原材料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了砂洗丝绸产品质量的下降。这样一来中国生产的砂洗丝绸盛极衰落，很快退出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市场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砂洗丝绸产品投放市场两三年就进入美国市场。砂洗丝绸产品的优良特性，尤其是在男装外衣上的成功应用，使该产品不仅得到了美国上流社会的认可，并逐渐扩散到中、上等收入者和白领阶层。悄然间，美国市场的丝绸消费量逐年快速增长，而这些丝绸大多都是中国生产的。美国海关从海关统计数据发现，近几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丝绸产品大幅增长，其增幅超过美国海关监管所规定的限度。尽管砂洗丝绸的进口，丰富和提高美国人特别是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而且美国并无丝绸生产企业，对美国其他产业也不可能构成损害或损害威胁，但美国海关依然按照美国的规定在1991～1992年对中国生产的丝绸产品因出现异常增长而启动了重点监管程序，于1992年做出了该产品有异动的警示性提示。然而，1993年我国丝绸产品对美国出口高烧未退，继续大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1993年年底做出了从1994年7月1日起对中国的丝绸服装实行配额限制的决定。
由于配额限制的决定提前了半年多的时间公告，许多丝绸贸易商和投机商，错误地判断了未来美国丝绸市场的需求变化趋势，以为美国市场对丝绸产品特别是砂洗丝绸产品需求潜力依然很大。在这种错误预判指导下，为了减少半年后配额限制对其丝绸产品出口的影响于是抓紧在配额实施前多进口季节性不强的砂洗丝绸产品。在中国处于举国经商热的年代里，许多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1994年学习期满结业后，计划留在美国创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他们把首选的进口商品锁定在了砂洗丝绸产品上。他们向那些担心实施配额限制后砂洗丝绸产品货源得不到充分供应的丝绸贸易商争取丝绸贸易订单。由于这些没有贸易经验却想大赚一笔的创业者，大多接受的是一些美国丝绸贸易商的口头承诺，而没有预支定金的订单，他们却凭着这些没有法律效力的订单，通过国内亲朋好友的关系，向国内丝绸生产厂下订单。这种盲目开出的订单，集中投向了中国的砂洗丝绸服装厂。为保证及时交货，国内丝绸服装厂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赶制从美国发来的订单。
7月1日开始实施丝绸产品配额限制后，由于之前砂洗丝绸服装集中大批量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市场充斥了大量的砂洗丝绸产品。不仅美国的丝绸仓库里丝绸产品爆满，中国国内的丝绸服装企业也因部分订单退货或取消，为美国市场生产而没有发出的丝绸产品积压在丝绸服装厂的仓库中。最为不幸的是那些留学生，拿着已进关的货物清单去找美国丝绸经销商却无人受理，没有法律效力的订单成了一张废纸，而国内亲朋好友及货源丝绸企业又在催交货款。留学生们不得已在美国的大街上摆起地摊，自主推销已经到手的砂洗丝绸产品。高档商品市场销售的产品在地摊上出现了，身价一落千丈。砂洗丝绸服装价格一降再降，过去几十美元以上一件的丝绸服装，在地摊上8美元就能买到。到后来卖1美元一件也没有人要。穿什么服装，穿什么价位的，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地摊上几美元就能轻易买到的砂洗丝绸服装，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大多不会买。即使是几十美元甚至几百美元买到的砂洗丝绸服装，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穿在身上了。在国内市场上，砂洗丝绸服装也很受青睐，怎奈丝绸主要是出口创汇的，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轻易买到。要想买件砂洗丝绸夹克或其他外衣，还要找厂里主管销售的领导批条子。然而砂洗丝绸在美国市场出现危机以后，加上后来生产的砂洗丝绸产品质量低劣，在国内市场上也销不出了。大量的砂洗绸积压在丝绸工厂仓库里，直到多年以后国内市场包括各类低层次展销会、个体商店、流动地摊上都能见到10元一件的砂洗丝绸服装，当时以电力纺为坯料制作的砂洗丝绸料子，一米甚至只能卖1元钱。砂洗丝绸服装在美国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产品质量又不断下降，卖价一跌再跌，美国的蓝领、黑人以至于收入低下的穷人、黑人环卫工也都穿起了丝绸服装。正如王庄穆先生所说的“纤维皇后变成了路边野鸡”。
短暂的“砂洗绸盛宴”对中国茧丝绸产业短期内盲目扩张，以致巅峰跌落的影响不可低估。“窥一斑而知全豹”，砂洗绸的命运对中国茧丝绸产业来讲不是一个好兆头，是在那段时间中国茧丝绸产业盲目发展导致盛极而衰的一个缩影。